富权：韩国瑜访大陆？以王金平为鉴
韩国瑜是否会接任“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执行“国会外交”的职能，可能会对其今后的政治定位带来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不过，虽然按照《台湾民主基金会章程》规定，“立法院长”、“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是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成为董事亦即“当然董事”，但“章程”并无明文规定董事长一定要由“立法院长”出任，只是规定“由董事互选产生”，但在过去换届或新任“立法院长”就职后，董事会必会开会，互选董事长，而十七位董事，包括“政府代表”（三名），按照各党在“立法院”议席比例安排名额指派的“政党代表”（十人），“学界代表”、“财经界代表”、“非政府组织团体代表”（以上各一人），都必然会“自动”推选“立法院长”为董事长，即使是其政党背景是在野党。因此，韩国瑜为了避免“被迫”像游锡堃那样成为“顽固台独分子”，在互选董事长时可以“章程未有指定”为由“谦让”。但由于“政府代表”中的“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的敏感身份问题，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奉行“一国两制”原则之下，根本不可能执行“台湾民主基金会”最重要的职能“务实外交”。
其实，在游锡堃之前，还有王金平、苏嘉全出任过“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不过，曾经“盘踞”此位十多年的中国国民党籍的王金平，在执行“务实外交”及“国会外交”职能时，较为谨慎，鲜有“践踏红线”的行为。接任者苏嘉全，虽然是民进党人，而且还是蔡英文的“最爱”，但也基本上“王规苏随”，没有闹出多大的“乱子”。只是在出任民进党主席时，不顾党籍“总统”参选人谢长廷的强烈反对，及时任“总统”陈水扁的“技术性阻拦”，强行推出“台独党纲”具体化的《正常国家决议文》（陈水扁担心将会影响谢长廷的选情，在该提案付交民进党“全代会”表决前进行大幅修改）的游锡堃，才把“国会外交”和“务实外交”当作是那么一回事，疯狂地“践踏红线”，甚至还深度参与策划邀请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因而被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点名”为“顽固台独分子”，并对其实施必要的惩戒。
“国会外交”和“务实外交”不可行，那么，访问大陆又如何？昨日，香港《明报》就以《何时访问北京？韩国瑜掌『立院』后两岸关系的新想像空间》为题，提出了这个命题。这真是值得韩国瑜和国民党中央思考。
其实，韩国瑜曾经“在职”访问过大陆和港澳地区。那是二零一九年三月下旬他刚宣誓就职高雄市长不久。在访问行程中，韩国瑜受到高规格接待，分别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澳门特首崔世安，及分别走进香港中联办和澳门中联办大楼，受到王志民、傅自应两位主任的分别会见并共进晚餐。在深圳，韩国瑜还与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会面。韩国瑜此行是自蔡英文二零一六年执政以来，台海关系紧张之际，台湾地区民选官员和大陆进行最密切、最受瞩目的一次交流。
韩国瑜当然知道自己此行的敏感性，因而将之定位为“经济之旅”，不谈政治，而且在港澳三天的公开行程中，举办贸易洽谈会及签约仪式，与港澳丶北京丶上海等多家企业，共签下总计金额三十二亿元新台币的订单。在深圳和厦门，也签署了不少贸易协议。
韩国瑜在访问大陆和港澳之时，适逢蔡英文大肆抹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两岸关系极为紧张，两岸交流也处于停滞之际。因而随行采访的台湾媒体尤其是带有“特定颜色”的记者，不断地向他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九二共识”的问题。韩国瑜都巧妙回避，并强调这趟是来交朋友丶做生意。但民进党当局仍然不依不饶，声称北京安排韩国瑜进入中联办，就等于让他直接承认“一国两制”，进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正在南太平洋三岛国访问的蔡英文，也“不远万里”地跳出来，声称韩国瑜所至的香港、澳门中联办，是中国在港澳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机构。安排韩国瑜到访中联办，很难排除是制造“一国两制”氛围，“不清楚韩市长是否有这样的警觉”。
然而，韩国瑜还是充分利用《两岸关系条例》和《港澳关系条例》的法律空罅，成功地进行了这次访问，促使其当时高企的民望“更上层楼”。就连陆委会也“老鼠拉龟——不知如何下手”，在分别了一番“官样文章”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赴香港、澳门没有要求政治人物的行程需要被许可，但是就涉及到公权力或是政治议题协商，必须在一定期间内向“内政部”联审会提出，如果联审会决议需要市政府加以说明，市政府需要补充说明。
那么，面对《明报》“何时访问北京？”的探问，韩国瑜又如何思考？其实，在王金平出任“立法院长”期间，是曾经有过访问北京的念头的，并向掌政的陈水扁表示，他将与“立委”组团访大陆推动两岸两会交流复谈的目标与功能。但是，他却又矫情地提出“四要件”，即“国家”需要、民意支持、“立法院”同意及对等尊重，但何时机会成熟成行仍难预料，希社会对“立法院”小组不必忧心及怀疑。
据笔者所知，当时确实是有多拨热心人士在“穿针引线”，其中一个方案是由全国政协常委会发出邀请，王金平率领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团访问大陆。但问题“卡”在王金平，非要以“立法院长”的名义，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口”发出邀请不可。由于这个无理要求悖离“一个中国”原则，因而无法踏出这极为重要的一步。
倘韩国瑜有心与“务实外交”和“国会外交”背向而行，那么，就应以王金平为戒鉴，务实地考虑由全国政协常委会作为邀请单位，率领“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团”访问大陆的议题。倘此，韩国瑜的政治人生就将增添一道浓厚的光彩。
韩国瑜是否会接任“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执行“国会外交”的职能，可能会对其今后的政治定位带来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不过，虽然按照《台湾民主基金会章程》规定，“立法院长”、“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是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成为董事亦即“当然董事”，但“章程”并无明文规定董事长一定要由“立法院长”出任，只是规定“由董事互选产生”，但在过去换届或新任“立法院长”就职后，董事会必会开会，互选董事长，而十七位董事，包括“政府代表”（三名），按照各党在“立法院”议席比例安排名额指派的“政党代表”（十人），“学界代表”、“财经界代表”、“非政府组织团体代表”（以上各一人），都必然会“自动”推选“立法院长”为董事长，即使是其政党背景是在野党。因此，韩国瑜为了避免“被迫”像游锡堃那样成为“顽固台独分子”，在互选董事长时可以“章程未有指定”为由“谦让”。但由于“政府代表”中的“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的敏感身份问题，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奉行“一国两制”原则之下，根本不可能执行“台湾民主基金会”最重要的职能“务实外交”。
其实，在游锡堃之前，还有王金平、苏嘉全出任过“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不过，曾经“盘踞”此位十多年的中国国民党籍的王金平，在执行“务实外交”及“国会外交”职能时，较为谨慎，鲜有“践踏红线”的行为。接任者苏嘉全，虽然是民进党人，而且还是蔡英文的“最爱”，但也基本上“王规苏随”，没有闹出多大的“乱子”。只是在出任民进党主席时，不顾党籍“总统”参选人谢长廷的强烈反对，及时任“总统”陈水扁的“技术性阻拦”，强行推出“台独党纲”具体化的《正常国家决议文》（陈水扁担心将会影响谢长廷的选情，在该提案付交民进党“全代会”表决前进行大幅修改）的游锡堃，才把“国会外交”和“务实外交”当作是那么一回事，疯狂地“践踏红线”，甚至还深度参与策划邀请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因而被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点名”为“顽固台独分子”，并对其实施必要的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