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舟：中美对抗中，东南亚国家如何自处？
中评社香港1月21日电（作者 周舟）对中美贸易冲突，东南亚国家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并非缓解贸易逆差那么简单。他们看到特朗普曾多次表示，现在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是对前任，特别是奥巴马任内对华政策软弱的纠正。“美国过去对中国过于宽容了”的观点，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共同认可。
白宫对华政策大转向
无论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如何糟糕，但是他有一种“远远超出其实际智商”的破坏力。在对华贸易制裁、朝鲜问题、中东驻军以及美国国内中低产阶级的经济水平等问题上，特朗普采取了一种特有的“残暴”和“混乱”方式，迫使美国政治走出了舒适区，美国人不得不直视如何寻找出路这一棘手问题。
以中美问题为例，特朗普指出了美国外交的关键所在：如何快速应对中国的急速扩张。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认为中国偷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技术和财富。虽然这不是事实，如今却成为美国的一种政治信念，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也许，特朗普的继任不再具有他这样的磨蚀性和颠覆能力，但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立场相同，对中国继续采取强硬态度。
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进程，地区政治精英普遍判断会是一波三折，局面持续混乱。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特朗普个人风格及其政府的执政风格前所未有的混乱。上任两年来，特朗普非但没有被官僚机制和政治传统所制约，反而逐步乾净利落地清除了白宫中的“异见分子”。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的离任使得人们相信，美国政治在中短期将会越来越特朗普化。特朗普态度的反覆无常以及其幕僚频繁的更替，导致一个重大的疑问——美方究竟是谁在主导中美谈判？尽管消息满天飞，但没人可以确定，究竟谁才真正是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美国在谈判议程和谈判议题设定上陷入了困境。财政部部长姆钦（Steven Mnuchin）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并威胁要对其实施一系列关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正在推动301条款行动，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问题；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总统经济政策事务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正在努力鼓励美国公司“重新审视”与中国的项目。此外，国防部重点关注网络战略，商务部关注出口管制，联邦调查局针对非传统的间谍活动，等等。换句话说，被美方认为的重要议题，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制度。由于难以在谈判议题设定的深度和广度之间进行平衡，华盛顿只好牺牲明确性，由于害怕谈判重蹈覆辙，被中国将问题大而化之，甚至转移问题焦点，因此在这轮谈判中，美国极力避免对谈判目的作进一步的优先化排序，让中方摸不清自己底细。他们担心中国会利用自己的优先议题，将各种要求进行重新选择和排列组合。
地区政治精英总体判断，中美贸易战的“百日停战”会缓和双方冲突。贸易问题是从属于中美关系定位的次问题，美国在这一轮情绪和政策的宣泄后，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将会进入重塑期，开始重新算计和调整的新阶段。这次贸易战，可以被看成一个历史性拐点。
东盟可以“左右逢源”吗？
中美进入动荡的关系重塑期，东盟国家必定经历“长时间的、比通常更多的混乱和更多的不确定性”。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就认为，虽说美中不太可能爆发因台湾或者南海引起的战争，但面对新的大国竞争环境，东盟需要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团结和决心；意见分歧会导致“胆怯”，“对抗长期不确定因素，利用可能的任何机会，东盟需要大胆采取经济一体化的第二阶段，旨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和共同的生产平台。这里，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东盟成员国的国内政治。也就是说，出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在中国或美国的政策中。”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德（Chrystia Freeland）之前也在新加坡回应了这种观点，认为中小国家不应该接受一个由大国之间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无情斗争”所界定的世界。
东盟10国似乎存在着这样的共识：不断加强的美中冲突，最终会挑战地区国家的核心利益，破坏甚至摧毁东盟的中心原则（Asean Centrality）。从奥巴马时期起，地区国家就对美国地区政策表现出焦虑和担忧，现在尤是。去年年东亚峰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站队论”代表了地区的最大担心。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地区尚处于安定期。据观察，相对于奥巴马时期，目前东南亚对美国地区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有所下降。每个东盟国家根据自己与中美两国关系亲疏远近的程度，对中美冲突的压力感知，呈现出“多样性”和“流动性”的复杂特征。更重要的是，中美双方也正在积极向地区国家挥动着手中的橄榄枝。
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不断向东盟国家保证：美国正通过加大地区投入来对抗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实际行动来加强对北京的压力。不再是只强调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经济议题也成为美国地区政策的重点。在为期五天的2018年亚洲访问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了1.13亿美元的印度太平洋发展预算，称这只是华盛顿对该地区承诺的“首付”，并强调印度太平洋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蓬佩奥在东盟会议期间发表讲话说，美国将投入3亿美元安保援助来推进美国的地区优先事项，特别是加强海上安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维和能力。去年年底，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宣布将致力于建设“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
其实就在过去的2018年，中国与每个东盟国家的关系几乎都有所提升，在当时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还开展了联合资源勘探项目。
东盟最好静观其变
东盟能够从美国“以安全为导向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这两大体系中同时获得空间吗？地区精英对此持谨慎态度，东盟内部也并未就如何回应美国的印太战略达成共识。我们可以从东南亚国家和东盟这两个层面来分析地区的应对策略——
一是国家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东盟国家会有更为灵活的态度。因为国家情况复杂，所以变数更大。面对美方的不断加压，以及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过度担忧，会致使地区某些国家出现政策偏移。越南显然在美国的阵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倾向于此；而与美国保持长期稳定军事合作关系的菲律宾和新加坡，相信也可以归于此类。但是必须看到，近年来中国影响力在地区取得了不可阻挡的进展，中国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保持着稳固的关系， 甚至与美国同盟国泰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也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文莱、马来西亚及美国战略合作伙伴新加坡，也在安全方面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
二是东盟整体层面。随着过去一年美国印太战略的清晰化，华盛顿加大了对东盟的施压，希望东盟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问题上发出明确的支持信号。但是据观察，东盟10国基本形成一种潜规则：作为一个地区组织，一是对此不发言、不表态，尽量回避、消极对待，二是必要时仍然尽量选择“亚太”而不是“印太”的地缘政治词汇。
针对地区焦虑，美、日、澳、印四国在2018年的地区外交中特别强调：不论是哪个版本的“印太战略”，东盟都将占据中心地位，并重点强调了地区组织最为看重的“东盟中心地位”与“东盟攸关性”。然而东盟决策层却还是相当坚持，他们推说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松口，否则就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从此东盟将正式陷入中美冲突的困局，弄不好连最基本的独立和团结都难以维持。
由此可见，所谓“东盟中心地位”，在新的印太战略中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东盟不具备这种实力；而东盟的组织性质，又决定了其10个成员国不可能就这种核心战略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对东盟这个大家庭来说，继续观望，静观其变，也许才是最安全的应对方式。
（作者周舟为国际政治时事评论员、博士）
中评社香港1月21日电（作者 周舟）对中美贸易冲突，东南亚国家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并非缓解贸易逆差那么简单。他们看到特朗普曾多次表示，现在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是对前任，特别是奥巴马任内对华政策软弱的纠正。“美国过去对中国过于宽容了”的观点，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共同认可。
白宫对华政策大转向
无论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如何糟糕，但是他有一种“远远超出其实际智商”的破坏力。在对华贸易制裁、朝鲜问题、中东驻军以及美国国内中低产阶级的经济水平等问题上，特朗普采取了一种特有的“残暴”和“混乱”方式，迫使美国政治走出了舒适区，美国人不得不直视如何寻找出路这一棘手问题。
以中美问题为例，特朗普指出了美国外交的关键所在：如何快速应对中国的急速扩张。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认为中国偷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技术和财富。虽然这不是事实，如今却成为美国的一种政治信念，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也许，特朗普的继任不再具有他这样的磨蚀性和颠覆能力，但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立场相同，对中国继续采取强硬态度。
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进程，地区政治精英普遍判断会是一波三折，局面持续混乱。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特朗普个人风格及其政府的执政风格前所未有的混乱。上任两年来，特朗普非但没有被官僚机制和政治传统所制约，反而逐步乾净利落地清除了白宫中的“异见分子”。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的离任使得人们相信，美国政治在中短期将会越来越特朗普化。特朗普态度的反覆无常以及其幕僚频繁的更替，导致一个重大的疑问——美方究竟是谁在主导中美谈判？尽管消息满天飞，但没人可以确定，究竟谁才真正是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美国在谈判议程和谈判议题设定上陷入了困境。财政部部长姆钦（Steven Mnuchin）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并威胁要对其实施一系列关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正在推动301条款行动，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问题；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总统经济政策事务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正在努力鼓励美国公司“重新审视”与中国的项目。此外，国防部重点关注网络战略，商务部关注出口管制，联邦调查局针对非传统的间谍活动，等等。换句话说，被美方认为的重要议题，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制度。由于难以在谈判议题设定的深度和广度之间进行平衡，华盛顿只好牺牲明确性，由于害怕谈判重蹈覆辙，被中国将问题大而化之，甚至转移问题焦点，因此在这轮谈判中，美国极力避免对谈判目的作进一步的优先化排序，让中方摸不清自己底细。他们担心中国会利用自己的优先议题，将各种要求进行重新选择和排列组合。
地区政治精英总体判断，中美贸易战的“百日停战”会缓和双方冲突。贸易问题是从属于中美关系定位的次问题，美国在这一轮情绪和政策的宣泄后，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将会进入重塑期，开始重新算计和调整的新阶段。这次贸易战，可以被看成一个历史性拐点。
东盟可以“左右逢源”吗？
中美进入动荡的关系重塑期，东盟国家必定经历“长时间的、比通常更多的混乱和更多的不确定性”。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就认为，虽说美中不太可能爆发因台湾或者南海引起的战争，但面对新的大国竞争环境，东盟需要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团结和决心；意见分歧会导致“胆怯”，“对抗长期不确定因素，利用可能的任何机会，东盟需要大胆采取经济一体化的第二阶段，旨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和共同的生产平台。这里，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东盟成员国的国内政治。也就是说，出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在中国或美国的政策中。”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德（Chrystia Freeland）之前也在新加坡回应了这种观点，认为中小国家不应该接受一个由大国之间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无情斗争”所界定的世界。
东盟10国似乎存在着这样的共识：不断加强的美中冲突，最终会挑战地区国家的核心利益，破坏甚至摧毁东盟的中心原则（Asean Centrality）。从奥巴马时期起，地区国家就对美国地区政策表现出焦虑和担忧，现在尤是。去年年东亚峰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站队论”代表了地区的最大担心。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地区尚处于安定期。据观察，相对于奥巴马时期，目前东南亚对美国地区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有所下降。每个东盟国家根据自己与中美两国关系亲疏远近的程度，对中美冲突的压力感知，呈现出“多样性”和“流动性”的复杂特征。更重要的是，中美双方也正在积极向地区国家挥动着手中的橄榄枝。
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不断向东盟国家保证：美国正通过加大地区投入来对抗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实际行动来加强对北京的压力。不再是只强调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经济议题也成为美国地区政策的重点。在为期五天的2018年亚洲访问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了1.13亿美元的印度太平洋发展预算，称这只是华盛顿对该地区承诺的“首付”，并强调印度太平洋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蓬佩奥在东盟会议期间发表讲话说，美国将投入3亿美元安保援助来推进美国的地区优先事项，特别是加强海上安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维和能力。去年年底，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宣布将致力于建设“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