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失灵 马克龙当选难救西方民主
中评社北京5月4日电／据大公报评论，法国跌宕起伏的选举最终以总统马克龙打破“连任魔咒”告终。尽管能带来稳定和预期一向是西方标榜的制度优势，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大国的选举往往令全球提心吊胆，震撼世界的黑天鹅事件一再上演。西方的民主竟然成了世界动荡的隐患。
法国大选创下两个空前的纪录：一是弃权率高达28%，其中年轻人超过41%。另外还有8.6%的白票和废票。二是极右政党得票率超过40%，被其候选人称为历史性的辉煌胜利。这个结果已经显示了西方民主严重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经济部长勒梅尔立即呼吁总统迅速回应民主的危机。
西方制度有三大根本缺陷
但是马克龙胜选本身就显示了强烈的制度危机：一个任内新冠病毒感染超过28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4万5千人的总统竟然还能连任！欧美应对新冠疫情虽然是灾难性的，但却几无官员被问责。过去西方强调选举是最主要的问责方式，但现在马克龙的连任，显示问责制已经日趋失灵。
从政治学的角度，问责制失灵也并不是因，根本的还是在于西方制度设计和理念的几个重大缺陷。
第一，认为大众永远正确，一旦民众做出错误选择，就极难改变。像英国的脱欧公投，虽然公认脱欧是错误选择，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着继续错下去，而无法纠正。全球以及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当选是一个错误，但美国除了接受，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原因和英国一样：只要否定这个选择，就等于否定这个体制。可是选民要绝对正确，它必须是理性和充满智慧的，既关心国家整体利益和未来，也深谙复杂的国际关系，更有必要时能为了他人和国家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这样的选民是不存在的。
西方本是希望通过政党竞争促使执政党更好的治国理政，希望通过在野党的监督，确保执政党少犯或不犯错误。然而任何在野党都想执政，而执政党犯的错误越多，越严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党能够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条件。于是良好的初心就演变成今天的政党恶斗，政党利益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种政治现象已经是西方的常态。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发生了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国家文物、法国的象征凯旋门也遭到污损。应该说不管立场如何，反对暴力应该是各政党最基本的共识。结果除了政府反对外，其他在野党却纷纷支持。它们或者谴责马克龙导致了暴力，或者谴责政府故意放大暴力来污名化黄背心运动，或者指责政府是转移视线。
政党恶斗日益极端化
由于政党恶斗日益激烈和极端化，西方政府的效能和权威正在下降。然而权威之重要，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主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合法的公共秩序的创建。当然，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如没有秩序则他们也不能有自由。必定有权威之存在才能谈权威之限制，在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里，权威是最稀缺的了。”
此外，西方制度模式还有一个重大缺陷：不能保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今天西方多个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美国历史上也是通过一场血腥内战才维持了统一。许多后起国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个灾难往往是国家解体：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前苏丹等都是如此。
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在建立国家认同、种族认同方面不但没有任何帮助，相反还助长了民族和国家的分裂。原因就在于一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决，它刺激和培育少数民族的独立意愿。二是不断举行的选举一而再强化了不同群体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国家意识。
上述缺陷正是今天西方民主危机和困境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现的所有问题如短期行为、不能制订长远规划、无法选出合适的人才、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政策缺乏延续性、不能在问题处于苗头阶段解决、不能防止民粹主义、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关。其实制度危机西方也清楚，法国第二轮投票前，《费加罗报》头版发表社评：“民主危机已席卷西方”。
现在回看二十世纪，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在上一世纪共进行了两次乌托邦试验，一是追求经济上的绝对平等，即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绝对平等，即一人一票。第一种试验以苏联的解体而告终。第二个试验西方还在困境中维持。不管哪一种制度，只要抹杀个人差异而追求某种绝对的、形式上的平等，必然难以良好运作。所以马克龙虽然胜选，但却无法逆转西方民主日益走向衰败的命运。
（作者：宋鲁郑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中评社北京5月4日电／据大公报评论，法国跌宕起伏的选举最终以总统马克龙打破“连任魔咒”告终。尽管能带来稳定和预期一向是西方标榜的制度优势，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大国的选举往往令全球提心吊胆，震撼世界的黑天鹅事件一再上演。西方的民主竟然成了世界动荡的隐患。
法国大选创下两个空前的纪录：一是弃权率高达28%，其中年轻人超过41%。另外还有8.6%的白票和废票。二是极右政党得票率超过40%，被其候选人称为历史性的辉煌胜利。这个结果已经显示了西方民主严重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经济部长勒梅尔立即呼吁总统迅速回应民主的危机。
西方制度有三大根本缺陷
但是马克龙胜选本身就显示了强烈的制度危机：一个任内新冠病毒感染超过28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4万5千人的总统竟然还能连任！欧美应对新冠疫情虽然是灾难性的，但却几无官员被问责。过去西方强调选举是最主要的问责方式，但现在马克龙的连任，显示问责制已经日趋失灵。
从政治学的角度，问责制失灵也并不是因，根本的还是在于西方制度设计和理念的几个重大缺陷。
第一，认为大众永远正确，一旦民众做出错误选择，就极难改变。像英国的脱欧公投，虽然公认脱欧是错误选择，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着继续错下去，而无法纠正。全球以及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当选是一个错误，但美国除了接受，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原因和英国一样：只要否定这个选择，就等于否定这个体制。可是选民要绝对正确，它必须是理性和充满智慧的，既关心国家整体利益和未来，也深谙复杂的国际关系，更有必要时能为了他人和国家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这样的选民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