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结盟政策的适用性：历史缘起、当下争议与未来走向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国家安全的考量，确立幷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在过去四十余年里，该政策实践取得了重大成效，为中国发展创造了和平外部环境和若干重大机遇，是中国发展壮大的重要政策保障。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尤其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国内学界对奉行不结盟政策的质疑声音不断出现。对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的战略需要和对外政策理念来看，中国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应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至于将来这一政策是否需要作出调整以及如何进行调整，须根据未来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如何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出判断。
不结盟政策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形式之一。长期以来，该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外部安全压力日益增大，国内学界对奉行不结盟政策的质疑声音不断出现。那么，中国是否应改变这一政策？本文将在回顾和梳理中国不结盟政策缘起的基础上，总结四十余年来该政策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效，以及当下学界围绕其产生的争论，然后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战略需求，对今后是否应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作出分析，幷对该政策的未来走向作出展望。
一、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历史缘起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政策，是基于对当时日趋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大局进行综合考量后作出的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实行不结盟政策能更好地适应当时日趋和平的国际形势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体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和平力量增长，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80代初，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战争与革命对国际局势的影响相应有所下降。其次，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得各国人民普遍反对战争，即造成巨大破坏与苦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因而要求和平与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再次，核军备竞赛使得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没有赢家，美苏两强都深知核武器的使用会导致玉石俱焚，因而都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从而大大降低了发生世界大战的风险。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和平力量不断增长，对战争形成了有力制约，国际局势也因此总体趋于缓和。基于这些变化，中国领导人适时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该论断成为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的重要根据。
第二，美苏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互有攻守”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使其在全球战略上被迫收缩，苏联则藉机推行扩张战略。然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军事入侵阿富汗后背上沉重包袱，加之美国趁机对苏联进行制裁以及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接连去世，〔1〕苏联国力迅速下滑。同期，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更加强调“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方针，对苏联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态度幷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美苏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向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美苏战略竞争态势逐渐由20世纪70年代的“苏攻美守”，转向20世纪80年代“美苏互有攻守”。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态势的复杂变化，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在“美苏选边”的问题上，中国不仅不能通过“选边站队”同美或苏结盟换取外部安全，反而会因美苏双方的反复博弈而作为“棋子”被牵连其中。对此，“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的不结盟政策，成为这一时期实现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
第三，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苏共同争取的对象。冷战中后期，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它们在政治上寻求独立自主，在经济上追求发展，幷对国际事务有着较强的参与意愿。对此，美苏两国都深刻认识到，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对于实现自身的全球扩张战略至关重要。中国不仅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是其中最大的国家。在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中，中国虽力量不及美苏，但作用独特、角色举足轻重。〔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在美苏实力均衡、对峙争霸的格局中，中国作为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大国，无论与哪一方结盟，都有可能打破美苏力量对比的平衡，助长某一方的霸权主义倾向。〔4〕因此，中国采取不结盟政策，不仅是基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抉择，而且包含平衡美苏力量对比、化解外部威胁的考量。
（二）实行不结盟政策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
正如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确立，除了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基于对自身国内发展需要的深刻认识。
第一，将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要求中国同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确保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中国需要同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中国不仅要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开展南南合作，获得市场资源，还需要通过南北合作，缩小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差距，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然而，历史证明，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与战略竞争之间存在紧密关联。〔5〕为了实现上述发展合作的目标，中国需向国际社会明确释放“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信号，幷在此基础上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推动与各国的交流合作。基于以上，中国在这一时期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幷依此明确提出不结盟政策，以适应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第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一国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其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前提，中国亦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幷得出结论，即“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主要根据有四：一是美苏均因坐拥核武器反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二是美苏全球战略部署受挫，三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长，四是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基于以上研判，中共十三大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加以阐述，指出要实行“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选择不与任何大国结盟。
第三，不结盟政策是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和具体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同苏联曾有过短暂结盟的历史，这固然壮大了新中国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但事实表明，结盟也存在诸多弊端，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四条规定，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6〕苏联正是藉助结盟关系而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这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历史实践表明，结盟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亦有其弊，容易使中国卷入大国间的对抗，损害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进而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不结盟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实践形式。换言之，不结盟政策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产物。
二、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外交实践及其成就
四十多年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使中国的外交实践取得重大成就，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一）避免了卷入与大国的直接对抗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冷战结束，中国通过奉行不结盟政策，避免成为美苏博弈中的“棋子”。虽然国际局势总体上有所缓和，但中国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始终保持警惕；同时，中国也对美国的扩张、霸权与干涉政策保持着高度的战略戒备，不结盟政策则成为避免卷入大国冲突的智慧选择。这一时期，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他国的道路，以独立自主为核心，决不“选边站队”和依附于任何军事集团。这不仅使中国避免了被卷入美苏争霸的漩涡，还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了独立自主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发展拓展了战略空间。
第二，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防止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走向对抗，从而塑造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一方面，中国不同中小国家结盟，尊重了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同时不仅向美国释放了无意战略扩张或与之争霸的信号，还向俄罗斯表明中国无意损害其地缘政治安全的态度，避免了大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有效避免陷入“联盟困境”，维护了战略自主性。由上可见，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外部安全的压力，为中国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期。
（二）稳定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结盟政策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压舱石”，稳定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了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使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区域环境中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幷推动了区域的和平与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中国依据不结盟政策同俄罗斯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以非军事同盟的方式增强了战略互信，维护了两国共同构建东北亚新秩序，幷共同应对来自霸权主义的挑战。其二，尽管中印两国存在边界争端，双方关系时而紧张，但中国不联合周边国家开展针对印度的政治、军事行动，以不结盟的方式，使中印两国在对话与合作中增进互信，从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其三，尽管中国与日本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但中国从不与周边国家结盟对抗日本，而是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促进了彼此的经贸、文化交流。其四，中国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同样采取不结盟政策，通过多边机制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南海问题上展开合作，推动海洋共同开发和海上安全维护。其五，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不与朝鲜结盟对抗韩国，力推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积极参与六方会谈，保持中立和公正立场，赢得了国际赞誉。综上来看，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问题上，既不通过结盟对抗他国，也不藉此化解利益冲突，而始终坚持从本国利益出发，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政策，幷积极寻求问题的妥善解决，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三）创造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不结盟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降低中国被卷入国际争端的风险。不结盟政策意味着中国既不依附任何一个大国，也避免被中小国家所“牵连”，这使中国能够将更多精力和资源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中国与大国结盟尽管可能会获得某些利益，但也意味着要承担盟友的义务与责任，可能因此而卷入与本国利益不符的对抗或纷争当中；与中小国家结盟，则会被大国视为战略扩张，继而引发大国的不满，无疑也对中国不利。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7〕有效规避了卷入大国或国家集团间政治、军事冲突的风险，从而更好聚焦于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第二，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到了更多的合作对象。不结盟政策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决不“选边站队”，因而中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倘若中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结盟政策，那么阵营对立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奉行了“不树敌”的外交政策，中国在面对不同阵营、不同大小的国家时，才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与其展开合作。尤其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同其他国建立稳定且广泛的合作关系，不结盟政策恰恰为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保障。
三、学界对中国不结盟政策的质疑与争议
四十多年来，尽管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演变，尤其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中国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在这一情势下，国内有学者主张对中国正在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中国难以独自应对。早在本世纪初，就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下一个霸权国家。”〔8〕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将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挑战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
于是，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加以围堵。面对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多重压力，国内有学者认为，鉴于结盟是增强国家实力的一种工具，〔9〕中国应改变过去的政策，通过结盟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战略压力。他们认为，结盟对于中国的好处主要有二：一方面，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国际支持，通过联盟的制度框架建立更为稳固的国家间关系，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打造支持自己的坚实力量；另一方面，使中国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和减缓外部压力，从而实现国内的发展目标。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改行结盟政策，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来对冲美国的遏制、围堵，应该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
第二，结盟可以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打造更为坚实的支持力量。结盟不是力量的简单叠加，而是战略利益的深度耦合。通过调整不结盟政策，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战略联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世界秩序的演进。部分主张中国改行结盟政策的学者从现实主义权力观出发，认为盟友多寡是衡量中国综合实力的标志，缺乏盟友则会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带来阻力。〔10〕从历史来看，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鲜有大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原因在于，结盟有助于大国在联盟体系内增强战略信誉，进而提升其国际动员能力；相比之下，目前中国与多数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程度不够高，难以成为中国的“铁杆支持者”。〔11〕换言之，中国若要成为世界强国或肩负一定的领导责任，就有必要改行结盟政策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也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和动员更多的“追随者”，避免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陷入“光荣孤立”的不利局面。
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反思和调整现行不结盟政策者，其目的是使中国更好地应对当前国际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其观点及依据尽管不完全相同，但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部分分析还深化了人们对不结盟政策利弊的认知，上述层面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上述观点及其论证多是从某一个侧面或角度进行的观察和分析，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具体如下。
第一，就主张中国改行结盟政策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观点而言，其忽略了国家间援助能力的差异，即中国与结盟对象的力量对比问题。如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与各自盟国在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使后者任何重新结盟的行为都变得无足轻重”〔12〕，即说明了大国与中小国家的结盟，对一个大国应对与另一大国竞争的影响十分有限。从现实来看，倘若中国与实力远弱于自己的中小国家结盟，除了能获得它们的政治支持和部分地缘战略方面的区位优势以外，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所能获得的援助微乎其微——这是由中小国家的国家实力所决定的。因此，倘若中国与中小国家结盟，非但难以分担和缓解中国战略竞争的外部压力，反而可能会因结盟受到义务性牵连，这可能会得不偿失。这一点不同于美国，其盟友多为发达实体，除了能为美国提供地缘战略上的支持外，还能提供相当多的经济、军事援助。倘若中国的结盟对象是大国，例如俄罗斯，尽管中俄面临美国这一共同的外部威胁，在战略利益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两国结盟可增进彼此安全，但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即可能会引发美国及其盟友的“过激反应”，导致紧张局势“螺旋上升”，进而引发军事冲突。因此，主张中俄结盟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压力的观点，从理论上、表面上分析，似乎有些道理，但结合现实分析，仍不具有可行性。
第二，就主张通过结盟打造坚实支持力量的观点而言，其只看到了结盟的积极面，而忽略了结盟的消极面。一方面，冷战以来，国际政治中权力的组成要素、使用及其所能达到的目的发生了一定变化，〔13〕通过结盟巩固权力的效能显着下降。当下，尽管结盟是增强一国实力的重要途径，〔14〕但幷非唯一途径。譬如美国作为世界上参与联盟最多的国家，其所主导的许多联盟正在向综合性联盟转型，承担越来越多经济和文化的合作功能，幷表现为“准联盟”和“联合阵线”等多种形式，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联盟”，这足以看出结盟在安全和权力意义上的效能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中国通过结盟以增强自身影响力的观点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具体来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中，固然需要更为坚实的伙伴，但也须认识到，结盟后虽然存有制度框架，但盟友关系幷非绝对稳固——盟国之间的利益幷非完全一致，盟友也不会一味盲从。〔15〕国际战略信誉的积累和国际动员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过程，幷非单纯依赖结盟所能解决。对中国而言，这一目标通过构建“伙伴关系”也可以达成。
第三，就认为结盟幷不显着降低中国外交独立自主性的观点而言，其忽视了不同国家影响中国独立自主性的路径差异。一方面，倘若中国结盟的对象是大国，如俄罗斯，两国实力相对均衡，使得俄罗斯具有依照盟约中的某些条款，要求中国就某些政治、军事、安全等事项同其协商的权利能力，这必然会影响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结盟的对象是中小国家，由于这些中小国家实力有限，使它们事实上难以要求中国就某些政治、军事、安全等事项同其协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同中小国家结盟，幷不会显着影响中国的独立自主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国家虽不能对中国主动施加影响，但可以对中国造成被动性影响，即在它们陷入国际冲突时，它们会利用盟约中的义务性条款，要求中国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援助，甚至要求直接参与战事。鉴于盟约的拘束，中国没有主动选择不参与的权利，只能被动地卷入不必要的冲突，这会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自主。况且，在现实中，中国若改行结盟政策，其实施对象幷非一个中小国家，而是多个中小国家，这便显着增加了中国因受牵连而陷入国际纷争的概率和风险。因此，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与中小国家结盟对独立自主性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中国不结盟政策是否要调整，不仅要考虑到实施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基础和法理基础，更要考虑到这一政策的调整所依赖的国内情势、国际局势、现实条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矛盾交织叠加，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应对这些外部变化时，的确没有过去那么得心应手，故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必要性，也事出有因。然而，不结盟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中国在大国博弈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四、中国应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中国不结盟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确面临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尚未达到需要通过调整不结盟政策来应对的程度。从整体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需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主要根据如下。
（一）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该政策就得以确立，幷延续至今。近些年来，中国官方重要文件仍反复重申这一政策，如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均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阐明，“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官方文件的表述不难看出，中国必将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不结盟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在要求。从政策实践与相关表述看，不结盟政策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内在关联性，二者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即不仅要求中国不依赖其他大国的力量而生存，也要求中国独立决定自身事务而不受外来干涉。但二者幷不能等量齐观，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实践形式。二者的关系决定了，只要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么也必然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换言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结盟政策是互斥的，这是因为结盟的实质是结盟各方的“国家权力让渡与共享”，而“权力共享”的前提是“权力让渡”，而该前提则意味着对结盟各方某些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因此，如果中国要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就不能与其他国家结盟。
（二）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首先，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当前，面对全球治理难题和发展困境，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彼此之间必须协调立场，共同行动。〔16〕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解决全球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者和倡导者，必须带头摒弃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开辟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新路，即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而不结盟政策正是走这一新路的具体体现。
其次，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当下，人类处在“地球村”中，各国公民同时也是地球公民，全球利益同时也就是个人利益。〔1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世界性的，不是部分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更不是少数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决不能将任何一个国家排除在外。结盟则往往意味着形成特定的利益集团，这种“排他性小圈子”会造成对抗和分裂。相较之下，不结盟政策则不坚守上述排他性，其强调平等、合作与共赢，有助于消除国家之间的隔阂，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奉行不结盟政策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幷推动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反之，若改行结盟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人类”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体将会被“掏空”，从而失去其实质意义。
（三）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有助于规避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风险
目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正所谓“越接近目标，往往困难越多、风险越高”。因此，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决不容许出现任何重大战略失误，否则将给民族复兴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倘若中国改行结盟政策，则必然会受盟约中安全责任的约束而不得不履行相关援助和安全保护的义务，进而面临着“受牵连”，甚至被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从历史上看，不乏有大国因受到盟国“牵连”而被“拖下水”的案例，如20世纪30年代，英、法与波兰签署了一系列“互助联盟”条约,形成法波军事联盟和英波军事联盟，幷承诺在波兰受到第三方攻击时提供相应的军事援助。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英、法依盟约义务被迫对德国宣战，此一役使得英国和法国均付出了惨痛代价。当下，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发生突发事件的概率大为增加。倘若中国改行结盟政策，很可能因盟国与第三方之间的突发事件而受到牵连，甚至深陷泥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造成重大阻碍。
此外，中国改行结盟政策，除了面临“被牵连”的风险外，还面临“被抛弃”的隐患。从国际政治视角看，“被抛弃”通常由结盟各方关系的脆弱性所致。传统上，在非对称联盟中，大国能够获得中小国的政治支持和某些地缘战略上的支持，中小国家则通过让渡某些主权权力换取大国的保护，〔18〕在此关系框架下，大国无须担心中小国家的忠诚问题，因为这些中小国家没有其他选择。〔19〕然而，倘若中国改行结盟政策，情况会有所不同。中国结盟的对象可能大多为中小国家，中国需要它们在国际社会给予政治支持，然而，这些中小国家可能更在意中国给予它们多少经济利益，而非安全关切。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中国与“对手国”之间“两边下注”，一旦中国不能给它们提供足够的经济援助，它们就可能心生不满，进而“改换门庭”、投靠中国的“对手国家”。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必会加剧中国的外部战略风险。
（四）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战略自主
面对当前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国要做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准备。为此，中国必须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充分把握战略自主，而不结盟政策有助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目前奉行的“结伴而不结盟”政策，不仅能够满足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交友与开展合作的需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战略自主。一方面，正所谓共同利益是结盟的基础，盟约文本是结盟的形式，协调行动是结盟的结果。〔20〕以此观之，虽然中国所构建的伙伴关系与结盟关系在形式与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在共同利益基础与协调行动结果上幷无太大差异。从实际效用看，虽然伙伴关系与结盟关系存在重大差异，但二者各自包含的合作效果在实践中有所相似。另一方面，伙伴关系缺少结盟性质的制度框架，导致其相较结盟更加松散，因此这些伙伴国家不会对中国存有过高的利益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伙伴国家无论开展什么领域或程度的合作，都更易被伙伴国家视为“得利”而非“失利”，这意味着中国可以通过付出更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应有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然而，若中国改行结盟政策，不仅会提高中国的战略成本，而且会造成战略自主性的减损。这是因为：结盟不仅意味着定义了潜在的朋友和对手，〔21〕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诺与盟国之间的互惠，〔22〕因此，结盟国家必然对其它盟国和非盟国采取区别对待的外交政策。对中国而言，若改行结盟政策，则必须对这些盟国作出更多的义务性承诺，同时援助力度也要加大，幷高于中国的“伙伴关系”国家。由此可能导致这些盟国形成所谓的“参照依赖”。也就是说，相较于不结盟时，它们对中国存有更高的利益期待和行为预期。如果中国提供的援助高于它们的预期，则显着增加了中国维系国家间关系的成本；一旦中国提供的援助低于它们的预期，则容易引发这些盟国的不满，它们可能会以背离结盟关系或给中国制造麻烦为要挟，要求中国做出更有利于它们的“利益馈赠”，这必然有损中国的战略自主。
结语
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不仅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理念，也契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国际和平环境的战略诉求。四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除了具有上述重要意义之外，还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强大。也就是说，不结盟政策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根本原因是中国具备不需要通过结盟方式就能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国家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
不结盟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亦有弊。中国之所以采行该政策，是因为实施该政策的利大于弊。但利与弊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利与弊。随着国际国内条件和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可能会出现弊大于利的情形，届时就需要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以适应新情势的变化。但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将会利大于弊。至于更远的未来，中国是否需要对不结盟政策作出调整，需要根据届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发展需求来作判断。只要不结盟政策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该政策就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总之，判断不结盟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的根本依据是，如何才能确保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注释：
〔1〕张明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政策调整》，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71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3〕锺龙彪：《双层认知与外交调整——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第34页。
〔4〕张秀华着：《新中国国际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5〕Mark L.Haas,“Ideology and Alliances: British and French External Balancing Decisions in the 1930s,”Security Studies,Vol.12，No.4,2003,p.35; John M.Owen,IV,“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1517-1555,”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9,2005,pp.73-99.
〔6〕《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8〕Pretorius,Joelien,“Non-Alignment in the Current World Order: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hina”,Strategic Review for Southern Africa.Vol.30,No.1,2008,p.2.
〔9〕Patricia A.Weitsman,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Weapons of War,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
〔10〕阎学通：《从南海问题说到中国外交调整》，载《领导文萃》2012年第11期，第50页。
〔11〕徐进：《当代中国拒斥同盟心理的由来》，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第145页。
〔12〕[美]肯尼思·华尔兹着：《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3〕Stanley Hoffmann,“Notes on the Elusiveness of Modern Power”,International Journal,Vol.30,Spring,1975,p.183.
〔14〕[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着：《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15〕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29页。
〔16〕张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社会基础理论的当代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55页。
〔17〕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载《求是》2013年第4期，第54页。
〔18〕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p.914-916.
〔19〕Kenneth N.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in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45.
〔20〕任琳、郑海琦：《联盟异化的起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6卷第2期，第34页。
〔21〕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6.
〔22〕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5月号，总第329期，P82-90）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国家安全的考量，确立幷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在过去四十余年里，该政策实践取得了重大成效，为中国发展创造了和平外部环境和若干重大机遇，是中国发展壮大的重要政策保障。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尤其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国内学界对奉行不结盟政策的质疑声音不断出现。对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的战略需要和对外政策理念来看，中国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应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至于将来这一政策是否需要作出调整以及如何进行调整，须根据未来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如何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出判断。
不结盟政策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形式之一。长期以来，该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外部安全压力日益增大，国内学界对奉行不结盟政策的质疑声音不断出现。那么，中国是否应改变这一政策？本文将在回顾和梳理中国不结盟政策缘起的基础上，总结四十余年来该政策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效，以及当下学界围绕其产生的争论，然后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战略需求，对今后是否应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作出分析，幷对该政策的未来走向作出展望。
一、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历史缘起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政策，是基于对当时日趋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大局进行综合考量后作出的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实行不结盟政策能更好地适应当时日趋和平的国际形势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体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和平力量增长，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80代初，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战争与革命对国际局势的影响相应有所下降。其次，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得各国人民普遍反对战争，即造成巨大破坏与苦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因而要求和平与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再次，核军备竞赛使得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没有赢家，美苏两强都深知核武器的使用会导致玉石俱焚，因而都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从而大大降低了发生世界大战的风险。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和平力量不断增长，对战争形成了有力制约，国际局势也因此总体趋于缓和。基于这些变化，中国领导人适时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该论断成为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的重要根据。
第二，美苏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互有攻守”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使其在全球战略上被迫收缩，苏联则藉机推行扩张战略。然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军事入侵阿富汗后背上沉重包袱，加之美国趁机对苏联进行制裁以及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接连去世，〔1〕苏联国力迅速下滑。同期，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更加强调“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方针，对苏联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态度幷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美苏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向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美苏战略竞争态势逐渐由20世纪70年代的“苏攻美守”，转向20世纪80年代“美苏互有攻守”。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态势的复杂变化，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在“美苏选边”的问题上，中国不仅不能通过“选边站队”同美或苏结盟换取外部安全，反而会因美苏双方的反复博弈而作为“棋子”被牵连其中。对此，“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的不结盟政策，成为这一时期实现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
第三，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美苏共同争取的对象。冷战中后期，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它们在政治上寻求独立自主，在经济上追求发展，幷对国际事务有着较强的参与意愿。对此，美苏两国都深刻认识到，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对于实现自身的全球扩张战略至关重要。中国不仅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是其中最大的国家。在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中，中国虽力量不及美苏，但作用独特、角色举足轻重。〔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在美苏实力均衡、对峙争霸的格局中，中国作为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大国，无论与哪一方结盟，都有可能打破美苏力量对比的平衡，助长某一方的霸权主义倾向。〔4〕因此，中国采取不结盟政策，不仅是基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抉择，而且包含平衡美苏力量对比、化解外部威胁的考量。
（二）实行不结盟政策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
正如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确立，除了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基于对自身国内发展需要的深刻认识。
第一，将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要求中国同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确保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中国需要同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中国不仅要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开展南南合作，获得市场资源，还需要通过南北合作，缩小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差距，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然而，历史证明，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与战略竞争之间存在紧密关联。〔5〕为了实现上述发展合作的目标，中国需向国际社会明确释放“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信号，幷在此基础上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推动与各国的交流合作。基于以上，中国在这一时期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幷依此明确提出不结盟政策，以适应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第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一国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其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前提，中国亦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幷得出结论，即“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主要根据有四：一是美苏均因坐拥核武器反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二是美苏全球战略部署受挫，三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长，四是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基于以上研判，中共十三大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加以阐述，指出要实行“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选择不与任何大国结盟。
第三，不结盟政策是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和具体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同苏联曾有过短暂结盟的历史，这固然壮大了新中国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但事实表明，结盟也存在诸多弊端，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四条规定，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6〕苏联正是藉助结盟关系而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这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历史实践表明，结盟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亦有其弊，容易使中国卷入大国间的对抗，损害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进而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不结盟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实践形式。换言之，不结盟政策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产物。
二、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外交实践及其成就
四十多年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使中国的外交实践取得重大成就，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一）避免了卷入与大国的直接对抗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冷战结束，中国通过奉行不结盟政策，避免成为美苏博弈中的“棋子”。虽然国际局势总体上有所缓和，但中国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始终保持警惕；同时，中国也对美国的扩张、霸权与干涉政策保持着高度的战略戒备，不结盟政策则成为避免卷入大国冲突的智慧选择。这一时期，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他国的道路，以独立自主为核心，决不“选边站队”和依附于任何军事集团。这不仅使中国避免了被卷入美苏争霸的漩涡，还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了独立自主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身发展拓展了战略空间。
第二，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防止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走向对抗，从而塑造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一方面，中国不同中小国家结盟，尊重了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同时不仅向美国释放了无意战略扩张或与之争霸的信号，还向俄罗斯表明中国无意损害其地缘政治安全的态度，避免了大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有效避免陷入“联盟困境”，维护了战略自主性。由上可见，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外部安全的压力，为中国的发展壮大赢得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期。
（二）稳定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结盟政策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压舱石”，稳定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了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使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区域环境中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幷推动了区域的和平与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中国依据不结盟政策同俄罗斯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以非军事同盟的方式增强了战略互信，维护了两国共同构建东北亚新秩序，幷共同应对来自霸权主义的挑战。其二，尽管中印两国存在边界争端，双方关系时而紧张，但中国不联合周边国家开展针对印度的政治、军事行动，以不结盟的方式，使中印两国在对话与合作中增进互信，从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其三，尽管中国与日本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但中国从不与周边国家结盟对抗日本，而是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促进了彼此的经贸、文化交流。其四，中国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同样采取不结盟政策，通过多边机制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南海问题上展开合作，推动海洋共同开发和海上安全维护。其五，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不与朝鲜结盟对抗韩国，力推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积极参与六方会谈，保持中立和公正立场，赢得了国际赞誉。综上来看，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问题上，既不通过结盟对抗他国，也不藉此化解利益冲突，而始终坚持从本国利益出发，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政策，幷积极寻求问题的妥善解决，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三）创造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不结盟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降低中国被卷入国际争端的风险。不结盟政策意味着中国既不依附任何一个大国，也避免被中小国家所“牵连”，这使中国能够将更多精力和资源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中国与大国结盟尽管可能会获得某些利益，但也意味着要承担盟友的义务与责任，可能因此而卷入与本国利益不符的对抗或纷争当中；与中小国家结盟，则会被大国视为战略扩张，继而引发大国的不满，无疑也对中国不利。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7〕有效规避了卷入大国或国家集团间政治、军事冲突的风险，从而更好聚焦于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第二，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到了更多的合作对象。不结盟政策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决不“选边站队”，因而中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倘若中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结盟政策，那么阵营对立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奉行了“不树敌”的外交政策，中国在面对不同阵营、不同大小的国家时，才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与其展开合作。尤其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同其他国建立稳定且广泛的合作关系，不结盟政策恰恰为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保障。
三、学界对中国不结盟政策的质疑与争议
四十多年来，尽管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演变，尤其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中国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在这一情势下，国内有学者主张对中国正在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中国难以独自应对。早在本世纪初，就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下一个霸权国家。”〔8〕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将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挑战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
于是，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加以围堵。面对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多重压力，国内有学者认为，鉴于结盟是增强国家实力的一种工具，〔9〕中国应改变过去的政策，通过结盟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战略压力。他们认为，结盟对于中国的好处主要有二：一方面，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国际支持，通过联盟的制度框架建立更为稳固的国家间关系，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打造支持自己的坚实力量；另一方面，使中国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和减缓外部压力，从而实现国内的发展目标。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改行结盟政策，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来对冲美国的遏制、围堵，应该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项。
第二，结盟可以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打造更为坚实的支持力量。结盟不是力量的简单叠加，而是战略利益的深度耦合。通过调整不结盟政策，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战略联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世界秩序的演进。部分主张中国改行结盟政策的学者从现实主义权力观出发，认为盟友多寡是衡量中国综合实力的标志，缺乏盟友则会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带来阻力。〔10〕从历史来看，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鲜有大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原因在于，结盟有助于大国在联盟体系内增强战略信誉，进而提升其国际动员能力；相比之下，目前中国与多数战略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程度不够高，难以成为中国的“铁杆支持者”。〔11〕换言之，中国若要成为世界强国或肩负一定的领导责任，就有必要改行结盟政策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也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和动员更多的“追随者”，避免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陷入“光荣孤立”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