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与重构展望
中评社╱题：海峡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与重构展望 作者：吴凤娇（漳州），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是以台商投资为主要驱动，囿于“两头在外”的脆弱性，长期附属于欧美主导的生产网络。未来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叠加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等复杂变局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将步入历史性重构阶段，呈现再调整、再平衡的博弈演变态势。应充分把握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提升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内在韧性，积极开创以中国大陆内需市场和新经济产业为依托、向RCEP及“一带一路”市场延伸的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新格局。
一、引言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是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石，是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推进国家完全统一的内在要求。其中，两岸先进制造业〔1〕价值链稳定运行是落实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面对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恐将加剧等复杂变局，研究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及未来重构动向，有助于把握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的新契机，引导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转型升级，为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创造更为有利条件。
随着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不断发展，两岸学术界聚焦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构建的客观需求、内在成因、治理路径及中美战略博弈下趋势展望等方面展开诸多建设性的探讨。林其屏（1995）以提升两岸产业分工合作为出发点，探讨了构建两岸产业价值链的重要性。〔2〕张冠华（2013）主张，两岸产业价值链应以新兴产业为重点载体，幷提出共定标准、共创品牌等具体政策建议。〔3〕李保明，周小柯（2015）在梳理台湾产业外移中国大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台商投资中国大陆是两岸产业价值链形成的直接外因。〔4〕庞建国（2016）基于对两岸“产业搭桥”专案分析，提出两岸共同打造产业价值链有利于台湾产业升级和实现两岸互利双赢。〔5〕郑学党、华晓红（2017）认为，GVC分工是两岸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未来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搭建海外合作平台及开展高端服务业合作等路径实现攀升GVC。〔6〕中美战略博弈开启后，高长（2018）〔7〕、李应博等（2019）〔8〕、李保明（2020）〔9〕、盛九元等（2022）〔10〕、张冠华（2023）〔11〕等研究均表明，中美战略博弈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造成了市场迁移和投资转移等诸多影响冲击。上述丰硕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可拓展之处，具体表现在：第一，大部分研究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而以先进制造业为对象的研究仅关注了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一般性总结，基于前瞻研究的发展动态与结构特征研究不足；第二，对中美战略博弈等复杂变局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理论和现实逻辑等关注较少，策略对策设计建构性体现不足。于此，本文基于现实进展深刻阐释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结构特征，着重探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发展态势等复杂变局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趋势，幷针对性提出引导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策略建议。
二、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发展的结构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先进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加速向大陆转移，两岸先进制造业形成了“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合作格局，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链关系。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形成不仅是两岸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差异形成的密切经贸关系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生产网络演进的产物，是全球价值链（GVC）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趋势来看，两岸先进制造业正改变过去单一依赖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化的方式，正藉由发达国家的间接关联朝向直接关联的方向发展。
（一）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具有“两头在外”的脆弱性
经过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等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东亚各经济体凭藉各自要素禀赋优势嵌入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了链条密集、产品多元的东亚生产网络。正如Ernst和Guerrieri提出：东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国际加工生产最初只起源于东亚个别国家，之后重心很快转移到东盟，随之转移到中国大陆，幷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12〕多年来，东亚生产网络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为纽带持续升级和扩散，幷呈现明显的外部主导性，即欧美跨国公司拥有对东亚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居于创新研发、核心零部件等价值链上游与制成品的营销与消费等价值链下游，东亚各经济体除日本外多处于生产与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价值链中游。
在东亚生产网络建构的过程中，两岸先进制造业凭藉代工生产优势，以垂直分工的模式共同嵌入其中，幷在GVC需求的驱动下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链分工合作模式，即技术与市场、品牌都长期把控在掌握标准、技术与品牌的欧美发达经济体手中。在这样的模式下，欧美发达经济体位居GVC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大陆和台湾主要嵌入产品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逐渐陷入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两难境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加之受欧美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中国大陆本土产业链崛起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驱动力有所下降。2014年前，台湾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来自境外增加值比重基本在25%，之后开始下降至20%左右；中国大陆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来自境外增加值比重由2008年的15%下降至2015年的10%，幷一直维持至今。〔13〕从中长期观察，两岸供应链中面向欧美市场的加工贸易将持续减弱。〔14〕
（二）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以台商投资为主要驱动
在跨国公司要求和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背景下，台湾企业将赴大陆投资作为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环节，整合幷利用两岸要素禀赋优势和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将原本在岛内的生产端向中国大陆转移，形成了初期的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据台当局“经济部投审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台商赴大陆投资先进制造业的项目为20183件，投资总额为1231.02亿美元，占台商赴大陆投资总额的60.37%。〔15〕台湾企业将先进制造业跨越两岸运营的典型模式是：台湾母公司负责接单，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引进技术和核心零组件，幷生产中高端中间品；大陆子公司多为加工出口企业，从台湾母公司进口关键零组件和中间产品，主要负责中下游的制造组装环节。台资企业在两岸的投资布局使得两岸先进制造业形成日趋紧密的价值链分工合作关系。
表1反映了2010—2023年间台湾外销订单生产属地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历年台湾厂商所接的海外订单中，在中国大陆生产比重非常高、2021年前均占4成以上，而在2014-2017年间大陆是台湾外销订单的第一大生产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后台湾外销订单在大陆生产比重有所下降，2023年降至37.8%。
另据表2、表3所示，中国大陆台资企业从台湾母公司采购相当比例的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幷将生产产品部分返销回台湾。2001年，在受调查大陆台商企业中，回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和产品返销台湾的比例分别为46.13%和70.23%；2022年则降至21.8%和12.39%，这与台湾大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同赴大陆投资、产业链供应链日益本地化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另从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这两大主导制造业来看，2022年回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占比分别为24%和40.05%，产品返销台湾的占比则为19.56%和17.23%。这表明两岸在这两个先进制造业产业上形成了稳定的生产环节间的产业链，台商投资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表1：2010-2023年台湾外销订单各主要生产属地分布］
［表2：中国大陆先进制造业台资企业从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比率］
［表3：中国大陆先进制造业台资企业产品回销台湾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