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应持续促中日两国经贸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前特命全权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在会议致辞中总结了中日建交以来的相互往来和经贸合作情况。在疫情发生后，双方往来中断，两国关系当中的杂音增多，特别是外部干扰增加。面对当前形势我们应当维护坚持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努力扩大两国互利合作的朋友圈，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做出应有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杨伯江从宏观的角度发表了对中日经济合作的感想。他表示，首先，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经济经济的互补性结构与强烈的合作需求是五十年前推动中日关系走进和维持中日关系发展对重要因素。其次，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充分理解经济的重要性非常关键。再者，深化对经济相关问题的研究是迫在眉睫。中日之间的主要竞争点、竞争焦点既是进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理论创新所急需的，也是国家决策所迫切需要的。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政协副主任、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周汉民表明中日友好是千百万人的期望，更是千百万人的努力。我们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勇气，引领潜在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并针对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提出三个观点。在RCEP的合作中，需要加强有关关税问题的相关规定、推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以及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需要对一些重大原则的与时俱进式的改革、进一步协调将争端解决机制恢复并使用和推动谈判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商务处公使宋耀明就中日经贸合作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回顾了中日经贸合作的一些历史轨迹，介绍了日本当前的经济的状况。他表示，今后中日经贸合作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同时乌克兰的局势以及全球的不可预测因素，也会对中日经贸合作的扩大和发展，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季风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日经贸关系取得成就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即可归结为中国经济发展决定论。在过去的50年，中日经贸合作特别是双边贸易、双向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几乎在数字上几乎完全趋同，而且两者存在特别明显的联动关系。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驱动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那么双边经贸合作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研究所所长宋志勇针对中日经贸关系对两国利益所起到的作用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五十年来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当下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为主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不断调整，特别是特朗普时期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打压政策以及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印太经济框架、芯片联盟和台湾问题上的举动使中国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从总体上来看，宋志勇指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日本对华的态度呈现出“政冷经热”的两面性：一方面在冷战思维的贯穿下日本始终寻求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方也希望通过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来获取利益，在国际形势影响下日本参与到北约峰会、通过安保法的举动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值得警惕。在这种大环境下，宋志勇认为，过去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日本对华投资解决了中国大量的就业问题，同时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进步。他指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合则两益，斗则两败”，中日双方在贸易投资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该通过互补关系来推动两国合作，继续努力建立适应新形势发展的产业链，进一步探索新的合作领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汪婉进行了题为《日本产业界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预判和应对》的分享。汪婉认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今天，主要国家出于对经济安全的重视而造成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经济合作能够发挥的作用应该成为今后工作的焦点。在她看来，日本产业界认为由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和中美技术竞争所导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为“竞争性共存”战略，其中包含“竞争”、“合作”和“对抗”三个层次，具体体现为通过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加大对华技术限制、由联邦政府主导国内投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联手盟国和伙伴国来围堵遏制中国三项政策。汪婉指出，在日本产业界看来，由于中国产业基础雄厚，并且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日本产业界对此的具体反应表现为：要求政府保持“两个平衡”，即平衡与中美双方的关系、兼顾国家安全与经济活动自由，以此提醒政府确保本国的自主性，不要一味追随美国。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对中美竞争格局下的中日经济关系发表了看法。在他看来，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特征是生产的碎片化，即一个国家无法控制某个产业的全产业链。从经济活跃度来看，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主要有三个点：欧盟经济圈、东亚和北美，在此经济架构的基础上，中日经济关系稳定的关键性原因是“多边大于双边”，政治的冷却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就中美竞争格局下日本的“选边”问题，张玉来认为，日本对国际经济格局是依赖的，因此日方一直强调的是“多边主义框架”，其基本立场不会改变。此外，日本确立的国际经济基本方针是基于安倍明确提出的“自由贸易旗手”，在此基础上日本对美国的内卷化高度担心，因此日方仍然想要维持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同时，张玉来指出，中美竞争格局对日本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日本政府希望由美国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日方也希望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从而有利于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
辽宁大学区域国别经济研究院院长孙丽分享了关于日本在印太经济框架下最新战略动向的思考。孙丽认为，日本目前正在抛弃其长期以来遵循的平衡外交战略，试图更为全面地转向“安全靠美国”，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与此同时，日本在经济领域开始尝试打破长期以来“经济靠中国”的格局，追随美国的“脱钩断链”。在她看来，这一转向最大的动因是中日两国的经济较量发生了持续快速的有利于中国的倾斜，日本制造业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东亚的经济中心，东亚地区的分工呈现出由中国作为主导者的新三角贸易模式，中国逐渐成为了其它东亚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迅速赶超美国，日本需要在日趋明显的新冷战格局中谋求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这使得日本提高了“安全靠美国”在其自身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此孙丽认为，中国对于日本的企图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陈友骏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中日经济关系总体来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在此期间，有三个方面的经验对未来中日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中日经济的基本盘在双方的努力下不断扩大，未来应该继续让经济合作在中日经济关系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第二，中日通过经济合作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发展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未来如何在中国加入TPP和日美不断推进的IPEF之间保持平衡对日本来说是亟待解决的课题；第三，中日五十年来的经济合作促进了双方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地区格局的演变等问题上形成了认知共识，对于未来如何在战略上形成共识性的认知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前特命全权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在会议致辞中总结了中日建交以来的相互往来和经贸合作情况。在疫情发生后，双方往来中断，两国关系当中的杂音增多，特别是外部干扰增加。面对当前形势我们应当维护坚持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努力扩大两国互利合作的朋友圈，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做出应有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杨伯江从宏观的角度发表了对中日经济合作的感想。他表示，首先，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经济经济的互补性结构与强烈的合作需求是五十年前推动中日关系走进和维持中日关系发展对重要因素。其次，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充分理解经济的重要性非常关键。再者，深化对经济相关问题的研究是迫在眉睫。中日之间的主要竞争点、竞争焦点既是进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理论创新所急需的，也是国家决策所迫切需要的。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政协副主任、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周汉民表明中日友好是千百万人的期望，更是千百万人的努力。我们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勇气，引领潜在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并针对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提出三个观点。在RCEP的合作中，需要加强有关关税问题的相关规定、推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以及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需要对一些重大原则的与时俱进式的改革、进一步协调将争端解决机制恢复并使用和推动谈判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