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拜登政府对华有五类政策目标
中评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徐梦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7日出席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就“简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言，提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的政策运作可以归为五类政策目标；拜登政府因始终处于选举的巨大压力下，其对华政策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认为，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崔立如在发言中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已7个月有余，其对华政策全面评估迟迟不见出台，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出现当初人们期望的某种积极转变，高层战略对话更是几乎陷入僵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困境与当下的美国内政局有直接的关联。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方针是与国际关系发展相违背的。
崔立如进一步解释说，作为主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演变从来都是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发展，中国在此进程中实现和平崛起。美国霸权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日渐式微。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发展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和金融关系，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的中美关系逐步呈现结构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变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作为新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把中国设定为主要对手，由此将美中关系变成战略竞争关系。其逻辑起点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最大的挑战。显而易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这是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共同逻辑框架。
“华盛顿的决策者无视历史发展趋势和国际变化的现实，坚持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作为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主要外交战略，其逻辑设定和目标选择从根本上就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崔立如说。
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崔立如指出，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力图显示其总体外交政策更有章法，所以他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强调回归多边主义。在对华政策上则突出用实力说话和区别性施策，即一方面要示强，另一方面力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国务卿布林肯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把战略竞争主导的对华关系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布林肯三条”：一是竞争性的关系；二是合作性的关系；三是对抗性的关系。我在这里对应布林肯的三条，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的政策运作归为五类政策目标：
B.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影响力的扩大。组织所谓“民主同盟”，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名义，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对中国的国家事务和对外关系发展进行攻击、阻挠和制约，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这些方面，中美关系或是对抗性的，或者是竞争性的。
C.维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在此范围内既有竞争性的，也有合作性的。
D.全球挑战问题，如在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核不扩散、战略稳定等议题上进行必要的合作。
E.对中美之间的分歧进行管理，以避免因误判或意外事件而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对抗。
崔立如认为，从形式上看，拜登政府是要实行所谓“有区别”、“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然而，七个多月来的实际情况是，布林肯所谓的三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可循，在遏制中国竞争力发展的核心目标辐射下，突出的表现是对抗性的政策倾向。在本应积极推进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上，基本上也都被竞争战略的阴影笼罩而步履维艰或者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最后，崔立如展望说，只要华盛顿决策圈对国际关系演变和中国崛起的主流观点不发生转变，拜登政府因民主党脆弱的地位而始终处于2022年和2024年两次选举的巨大压力之下，其对华政策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认为，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中评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徐梦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7日出席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就“简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言，提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的政策运作可以归为五类政策目标；拜登政府因始终处于选举的巨大压力下，其对华政策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认为，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崔立如在发言中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已7个月有余，其对华政策全面评估迟迟不见出台，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出现当初人们期望的某种积极转变，高层战略对话更是几乎陷入僵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困境与当下的美国内政局有直接的关联。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方针是与国际关系发展相违背的。
崔立如进一步解释说，作为主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演变从来都是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发展，中国在此进程中实现和平崛起。美国霸权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日渐式微。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发展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和金融关系，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的中美关系逐步呈现结构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变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作为新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把中国设定为主要对手，由此将美中关系变成战略竞争关系。其逻辑起点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最大的挑战。显而易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这是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共同逻辑框架。
“华盛顿的决策者无视历史发展趋势和国际变化的现实，坚持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作为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主要外交战略，其逻辑设定和目标选择从根本上就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崔立如说。
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崔立如指出，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力图显示其总体外交政策更有章法，所以他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强调回归多边主义。在对华政策上则突出用实力说话和区别性施策，即一方面要示强，另一方面力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国务卿布林肯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把战略竞争主导的对华关系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布林肯三条”：一是竞争性的关系；二是合作性的关系；三是对抗性的关系。我在这里对应布林肯的三条，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的政策运作归为五类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