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矛盾激化与美国对华战略逆转
中评社╱题：中美战略矛盾激化与美国对华战略逆转 作者：郑保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促进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融中国梦和世界梦为一体的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而美国卸责护霸，强势回归大国竞争，实施“美国优先”的强硬现实主义对外战略，极力阻碍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公正合理化的新型全球化。随着中美国力差距不断缩小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盛行，为维护霸权，美国以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和长远威胁，其对华战略逆转使中美关系全面恶化。需高度提防中美战略矛盾激化和美国对华战略逆转使中美陷入“新冷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提升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霸权相对衰落的美国在“美国优先”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旗号下推行“经济至上、军事护霸、种族排外”的极端现实主义对外战略，不断推卸国际责任，破坏国际规则，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尤其是全面调整对华战略，导致中美关系全面恶化。
一、中国对外战略新选择及其世界意义
基于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共自我革命带来的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历史性变革，中国自中共十八大起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长期以坚实稳健步伐迈进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的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后不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毅然作出了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符合自身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战略抉择，即面对逆全球化甚嚣尘上但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机遇挑战并存和不确定性上升但中国战略机遇期仍在的当今世界，中国不是退缩自保，更非画地为牢，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以更坚定的自信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开放包容的胸怀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世界，奋力引领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换言之，面对剧变的世界，中国保持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拨开云雾，开拓进取，既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关照全人类共同利益，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崇高事业，全面参与、积极引领全球治理，引领融中国梦和世界梦为一体的新型全球化，大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后写进了2017年10月24日部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成为党和国家的集体意志和根本立场。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3〕
中美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别重大责任的两个特殊国家。中美和则两利且全球受益，斗则两伤且全球受害。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关键，是中美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和应担的世界责任。2013年6月习近平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美时，就向美方提出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性倡议。从此，中国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不断落实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倡议。即使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中国也没有失去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信心，也没有停止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
从当今中国的历史方位、国际地位、世界影响及中国道路的时代意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其对外战略新选择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
总之，“中国的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5〕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成功意味着人类现代化不只有西方一种道路、一种理论、一种制度。借鉴西方经验但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自身特殊国情的中国现代化在道路、理论、制度三方面正在超越西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全面崛起的中国致力于促进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融中国梦和世界梦为一体的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是当今世界大变革和人类进步的主要代表。
二、美国实施对外新战略及其世界影响
2016年11月上旬，从美国飞出了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黑天鹅”——政治素人加富商的特朗普在右翼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合力支持下当选为美国总统。
为了实现“使美国再伟大”的目标，特朗普政府彻底背离美国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国际主义，实施极强硬现实主义对外战略。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执政理念和最高外交原则，重拾丛林法则和冷战思维，依循零和博弈逻辑，强势回归大国竞争，践行“经济至上、军事护霸、种族排外”的极端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自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2017年12月18日白宫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一度被称为20世纪现象的大国较量再度出现”，并把中俄列为“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的“修正主义国家”。〔6〕一个月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强调“回归大国竞争”，宣称“大国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关切”。〔7〕随后美国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突出大国竞争的战略优先性，强调美国增强针对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威慑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8〕
在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长期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卸责护霸”，实施一系列颠覆性对外政策，造成广泛深远的消极影响。美国以其主权受到不当限制和侵犯为由，不断撕毁国际协定、退出国际组织或机构。从特朗普上台当天退出TPP，到2019年4月下旬宣布退出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美国退出的国际协定、条约和国际组织或机构不下10个。美国不仅极力阻挡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公正合理化，而且试图抛弃以联合国和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国际体制，代之以名为“双边对等”、“公平贸易”实乃“单边威压”、“保护贸易”的强权政治经济模式，试图单凭超强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推行外交单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美国对外战略以军事和经济为双重点，强调回归大国竞争，降低反恐的战略地位。为了在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中占据压倒优势，美国在加强其联盟体系的同时，不惜采取一系列危害全球战略稳定的举措：打造太空军、大幅升级核力量、降低核打击门槛、退出《中导条约》，等等。在强化军事优势、推行军事霸权主义的同时，美国把所有对美具有贸易顺差或“搭其便车”的国家或集团看成对手或威胁，把不接受其威压的所有国家和组织视为敌手并施以制裁打压（比如：公开称欧盟为敌人，称赞英国“脱欧”），发动针对中、欧等主要交易伙伴的全球性贸易战，以别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追求狭隘自身利益。因此，美国与中俄的战略矛盾日趋激化，与伊朗、委内瑞拉等敌国更加敌对，与欧盟等主要盟友关系日渐疏远，却让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获得喘息之机，使极端主义、移民问题、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更加严重。换言之，美国不是为地区和全球治理承担应担责任，而是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起负作用，致使全球治理在安全、经济、生态环境三大领域的赤字更趋严重。
在安全领域，美国以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中、俄、伊、朝和恐怖势力为五大威胁，在军事反恐的同时强势回归大国军事竞争，使传统安全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矛盾同时激化。在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没在国际冲突中发挥主持公道和维护和平稳定的作用，而是以双重标准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东欧、中东、东亚、拉美等地区排兵布阵、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大势威压主要竞争对手和敌人，是各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肇因。比如：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在率领北约持续强势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以致美俄陷入“新冷战”〔9〕的同时，在叙利亚因一味打击巴萨尔政权而一度濒临与俄罗斯直接军事冲突；为打击伊朗，美国唆使沙特领头组建中东版“北约”，支持以色列充当打手，退出伊核协议，以“长臂管辖”阻止伊朗石油出口，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使美伊战争爆发的几率大幅上升；为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美国把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给巴以、阿以冲突火上浇油；为制衡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美国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极力拉拢印度以构建美日澳印“钻石联盟”，与宿敌越南大幅改善关系，挑拨中菲关系，怂恿菲律宾制造南海摩擦，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从而加剧中美印等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为了重新控制拉美，美国大肆打压古巴等左派执政的国家，公然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为“合法总统”，甚至准备对委动武。在核不扩散领域，美国悍然退出伊核协议，使这一重大核不扩散成果毁于一旦的危险大增，同时坚持朝鲜先弃核后才解除制裁的强硬立场，致使刚启动的半岛无核化重陷僵局。
在经济领域，美国在长期凭藉美元霸权和金融优势享受巨额铸币税收益和追求巨额虚拟经济红利而酿成金融危机后，却没有承担起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反而滥用美元霸权，大肆转嫁经济危机，并抵制中国宣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自2015年年底起，在许多国家经济仍在危机中挣扎时，美联储以新一轮加息为美国新一轮全球“剪羊毛”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美国还抓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使其难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公正高效的危机管理和经济稳定作用。美国公然挑起全球性贸易战，扬言退出WTO，拒批新法官人选，令其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致使多边自贸体制陷入空前险境，危及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
在生态环境领域，作为长期以来最大碳排放国，美国理应更早承担起阻止地球暖化的领导责任，却以地球暖化是大骗局和《巴黎协议》对美国不公平为由悍然退出该协议，解禁传统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采，使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努力遭受沉重打击。
总之，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既极力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对其有利的部分，如联盟体系、美元霸权和国际金融体系，又要抛弃自认为对其不公平的成分，如多边自贸体制及其承担的国际责任。换言之，美国对外新战略实施既使它变成全球化的解构者，也是新型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化的最大阻碍者。因此，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形成鲜明对比。盖洛普2019年2月发布的一份主要大国国际领导力的全球性民调显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领导力的中位支持率为34%，而美国获得的支持率为31%。〔10〕
（一）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逆转
面对全面崛起、国际地位迅速上升的中国，被“霸权焦虑”困扰的美国充满对华防范乃至敌意。特朗普上台前后已在美国纷纷登场的“对华改造失败论”〔11〕、“中国取代美国论”〔12〕、“中国另起炉灶灶论”〔13〕、“中国称霸论”〔14〕等论调甚嚣尘上，表明美国对华认知、对中美关系认知、对华战略预期皆发生逆转。虽然美国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两极化，但全面制华是民主共和两党少有的共识，“恐中”、“反中”成了新的“政治正确”。一向对华友好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承认，一个正在美国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正推行带敌意的对美政策，对美构成战略挑战，中国崛起已损害了美国利益，中共十九大后中国以“一带一路”等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各项标准。〔15〕由于中国是多年来对美最大贸易顺差国，又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型全球化、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化，自然被美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长远威胁。2017年12月白宫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和“经济侵略者”，明确把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在全面挑战美国权力、利益与影响，试图削弱美国安全与繁荣。〔16〕随后美国军方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报告都依循了这一对华角色认知和战略定位。这些都证明“美国已确立所谓‘全政府对华战略’，表明中美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已经回不到过去的合作伙伴的轨道”〔17〕。美国这一对华新认知新定位是1972年中美和解以来首次，标志着40多年来总体积极的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根本性转向，彻底颠覆了冷战后中美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非敌非友”关系的基本共识。
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被许多人认为不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特朗普政府把中美关于国际秩序的竞争定义为世界范围内压迫与自由之争的一部分。〔18〕这符合该政府宣称奉行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即在巩固美国军事优势、强调美国经贸利益、泛化美国国家安全的同时，重视捍卫美式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2018年9月26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猛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抨击委内瑞拉搞专制独裁，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呼吁全世界抵制社会主义。在中美分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代表的世情下，“实际上伴随着地缘政治斗争和贸易冲突的加剧，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来越凸显。”〔19〕2020年初，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和国务卿蓬佩奥都从意识形态上攻击中国。
在军事安全领域，2018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正运用军事现代化和掠夺性经济强制邻国，按自身利益重塑印太秩序，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其未来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20〕同年8月22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重弹“中国军事威胁论”老调，强调“中国无疑是美国的敌手（adversary）”，诬称中国“试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没有如以前那样强调坚持“一中政策”和不支持“台独”，而是大肆渲染大陆在抓紧攻台军事准备。〔21〕2019年1月3日，刚履新的美国代理防长沙拉汉给中国罗列了三宗罪：军事现代化、窃取技术、破坏国际秩序，并告诫五角大楼高官要“记住中国、中国、中国”。〔22〕
在经贸领域，2019年2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认为中国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体系对个别世贸组织成员和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严重威胁，中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对其经济体制或贸易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意愿，美国只有靠单边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23〕美国认为，中国的隐形贸易壁垒使许多对外开放形同虚设，中国实行一系列意在限制外国产品、制造商及服务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政策，但对本国企业提供政府指导、资源和监管方面的支持，甚至认为《中国制造2025》计画以损害外国产业和技术为代价，以限制、歧视等方式对外国企业及其技术、产品和服务造成妨碍〔24〕，“是威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恶棍”〔25〕。
最能集中反映美国对华新认知新定位的也许是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对华攻击性讲话。他先述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恩情”（如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和帮助中国成为二战后五大国之一），引用特朗普总统的话称近30年来“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然后历数中国“忘恩负义”，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军事建设、宗教政策、网络安全措施等几乎所有方面对中国极尽诬蔑之能事，大肆抨击中国在台海和南海采取的维护领土领海主权的正当之举，公然为“台独”撑腰，还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干涉美国政治、政策、民主和选举；最后威胁“将采取强硬措施，直至中国彻底终止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和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扬言“我们不会手软，直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公平、互惠和尊重我国主权的基础上”。〔26〕
同年11月13日彭斯在出席东亚系列峰会前夕对媒体称，美国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大门敞开着，前提是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都做出巨大改变，在美国关切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并遵守国际准则规范与规则。〔27〕3天后，彭斯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继续攻击中国，指责中国搞帝国主义和侵略扩张，诬蔑“一带一路”是债务大陷阱，扬言“在中国改变行为方式前，美国不会改变航向”。〔28〕美国其他政府高官也大肆诋毁中国。比如，同年10月3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公开称中国是最大威胁，而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同日在试图离间中俄时也不忘指责中国仍在偷窃美国技术。〔29〕除了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已卸任的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和博尔顿外，彭斯、蓬佩奥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谓是特朗普团队里对华最强硬、影响最大的“三剑客”。连不属于美国国安团队的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加入了污蔑中国的行列。雷公开称“中国动员全社会偷窃”〔30〕。
美国对华认知和预期改变与对华战略和政策转向早有迹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深陷两场战争泥淖的美国霸权开始明显相对衰落。而中国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加快崛起，2年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让“历史终结论”彻底沦为国际笑话。“中国的崛起致使很多美国人怀疑美国是否仍然引领着历史的潮流。”〔31〕美国综合国力虽仍无与伦比，但经济复苏缓慢，软实力明显下降。中美国力差距持续缩小和中美国际地位此长彼消的趋势引发美国强烈的霸权焦虑和对华防范意识。“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变成包含“经济威胁”、“科技威胁”、“军事威胁”、“网络威胁”、“制度威胁”、“道路威胁”的“中国全面威胁论”。〔32〕中国快速崛起尤其是军事现代化突飞猛进让美国战略界和军方寝食难安。早在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暗指中国是美国主要军事对手。〔33〕2014年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战后秩序仍在缓慢瓦解，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世界很可能回归均势政治。”〔34〕为了制衡中国崛起，美国东移其全球战略重心，实施包含政治、外交、经贸、军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偏向遏制的两手”〔35〕应对中国崛起。美国还强调通过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美国霸权。奥巴马称，“中国想要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书写规则，那将对我国工人和商业不利。……我们应该书写这些规则，建立公平（贸易）机会。”〔36〕但是，到奥巴马执政末期，一个值得美国及全球反思的新现实是：美国经济在复苏，但国际影响在下降；中国经济在减速，但国际影响在上升。〔37〕于是，美国战略界呼吁大幅调整美对华战略，最具代表性的是《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表达的观点：美国需要一个制衡而非继续帮助中国崛起的对华战略。〔38〕到2018年春，历经5年多的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形成基本共识：40多年的对华接触战略已失效，需与中国“这个最具活力、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展开全方位战略竞争。〔39〕
（二）美国对华政策全面强硬
从2018年开始，美国采取一系列强硬对华政策措施：严格限制中资，严厉制裁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行为，防范监视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在美中国人，以所谓中国在南海“军事扩张”为由取消邀请中国军方参与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在中日关系改善之际多次派B-52飞越钓鱼岛空域并在东海附近举行大规模美日“利剑”联合军演，等等。尤其是，2018年9月21日，美方居然以中俄军事装备合作违反美国国会2017年7月通过的《以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为由，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这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对华敌视行为乃中美建交以来仅有。美国对华之强硬与霸道，由此可见一斑。
可见，“美国已明确地将中国视为其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其对华政策取向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强硬转向。”〔40〕美国对华政策从总体上接触转向整体性“脱钩”，从以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除了掣肘、抗衡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限制中美社会文化和教育学术交往、拉拢盟友围堵华为、对华意识形态攻击和网络攻击、强硬插手香港问题（正在成为中美大博弈的刀尖之地）和西藏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强硬主要表现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大逆转、显着加大“以台制陆”力度和在南海频繁地大力度挑衅中国。
首先，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大逆转，其意图是：迫使中国接受其一揽子不合理要求，以全面压制中国经济，维持其优势地位；若不成，就通过贸易战使中美经贸关系“脱钩”，降下“经济铁幕”〔41〕。
为了阻遏中国继续崛起，美国把对华经贸及科技打压作为对华遏制政策的主要手段，致使以前一直作为中美关系“压仓石”和“推进器”的中美经贸关系反而成了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问题，危及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一方面以公平竞争为由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和电商领域，另一方面违背市场规则，要求中国自动减少对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加大对中国对美投资限制并对中兴和华为下狠手，甚至要求中国取消《中国制造2025》计画，完全暴露了以对华经济战和技术战遏制中国继续崛起的图谋。
在中国坚决拒绝美国无理要求后，2018年3月23日，美国以中国违反其《1962年贸易法》的232条款为由，对30亿美元的中国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经过几轮谈判，美国在2018年5月中旬与中国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但5月29日又宣布从7月6日起对中国500亿美元对美出口商品分两批（160亿和340亿）征收25%的关税。在遭中国对等反击后，美国宣布从9月24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由于中国对美大部分出口产品短期内难以被替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因此中美在2018年12月初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共识后，中美经贸关系从全面贸易战缓和为边打边谈并一度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由于美国居高临下、漫天要价、出尔反尔，第11轮谈判后双方仍没达成协议。美国于2019年5月10开始把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25%，并在遭到中国反击后启动对3000亿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程序。同年8月1日，美方宣布从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10%关税。中美双方在同年10月上旬达成中方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和美方不再提升对华关税的阶段性协议，但不久后美方以中方没购买其农产品为由，威胁自同年12月15日把3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提高到25%。虽然双方于12月上旬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中美贸易战仍在持续。
美国还试图把中美双边贸易战多边化，构筑围堵中国的经贸联盟。比如，在试图与欧日重谈自贸协议以共同压华的同时，美国在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增加了针对中国的所谓“毒丸”条款，以阻止墨加两国与中国达成自贸协议。
虽然以往美国多次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但此次比以前严重得多。美国不仅发动对华全面贸易战，而且意图完全不同于以往。它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为藉口全面遏华，其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因此，发动全面对华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政策大逆转的一大标志。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特殊内政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是二战后美国霸权强奸中国主权产生的怪胎。过去40多年台湾问题虽几次使中美关系陷入危机，但没有妨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但是，随着中美国力差距持续缩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不断推进，美国越来越急于用“台湾牌”制衡中国，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构成越来越大威胁。如果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物质基础，台湾问题就是中美关系中融政治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军事安全、地缘战略等于一体的最关键问题，是关系到中美关系是否彻底崩盘的核心问题。假若再爆发台海危机，中美关系将很难再转危为安。换言之，中美经贸关系无论怎样恶化，充其量是“经济冷战”，不会导致中美军事冲突，但是若中美因台湾问题而摊牌，军事冲突难以避免。对华贸易战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损人害己之举，根本上并不符合特朗普商人总统的逻辑，而“以台制陆”在美方看来就是一举多得的“大买卖”（既可高价售台军火，亦可增加台防卫能力，且加剧两岸敌对，加大中国内耗，而中方除了外交抗议外几乎拿不出能损害美国实际利益的反制措施），是美国制华的一张王牌。因此，特朗普当选后就与蔡英文通电话，鲁莽地在台湾问题上试探中国的底线。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和频度，以多种方式不断挑战“一中原则”，纵容、支持蔡英文当局在维持台海现状的幌子下以“全面去中国化”对抗大陆。
一是正式把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提升台湾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奥巴马时期，由于马英九不愿全力配合美国制华，美国也不想过分刺激中国，故美台关系之密切主要表现为美国对台军售超过以往，美国没把台湾正式纳入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几乎逢奥必反的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不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是以强调美日印澳四国合作尤其是印度的制华作用、涵盖从美国西海岸到东非沿海的广阔海域的“印太战略”取而代之，强化对华遏制。2018年5月31日，美国防长马蒂斯宣布成立美军“印太”司令部，这是美国“印太战略”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美台具有联手遏制中国大陆的共同利益，双方开始在“印太战略”框架内加强合作。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台“共同价值观”和加强台湾“防卫能力和反遏制能力”。〔42〕早在美国“印太战略”形成过程中，蔡英文就宣称“台湾是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相关者，有意愿有能力与美国在印太合作”〔43〕，多次表示愿意在南海争端中与美合作（如可能让美军租用太平岛），并以对抗中国大陆的“新南向政策”对接美国“印太战略”。美国乐见台湾在“印太战略”中发挥其独特作用，故美台一拍即合。为反制中国大陆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2019年3月19日，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与台对外事务负责人吴钊燮共同宣布成立“印太民主治理谘商机制”。吴钊燮称，美台将在印太合作推动民主、人权、善治等价值观，维护区域自由与法治秩序。把台湾纳入“印太战略”，是美国“以台制陆”战略最突出的新内容。
二是把对台“六项保证”升级为与《与台湾关系法》一样重要的对台政策。所谓对台“六项保证”，是1982年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前一个月里根政府私下安抚台湾的六项承诺：美国未同意规定对台军售的期限；对台军售不先与中国商量；不充当北京与台湾间的调停者；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并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加压力，迫使其与北京进行谈判。〔44〕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一向支持台湾的共和党把对台“六项保证”写入其竞选大纲，众参两院也相继通过关于对台“六项保证”的决议案。特朗普就职前夕，候任国务卿蒂勒森称，对台“六项保证”与中美“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一起构成“一中政策”的基础。〔45〕对台“六项保证”与《与台湾关系法》完全违反“一中原则”，表明美台保持着有实无名的官方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实际上是美驻台使馆，2019年4月初美国首次公开承认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已承担起在台协会的安保责任就是证明。
三是接连以新的国内立法升级美台政治军事关系。2018年3月16日由特朗普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公然解禁实施了近40年的美台官方高层往来，允许双方“内阁级”及以上官员互访，为蔡英文企求的“入境”甚至正式访美排除了国内法律障碍。特朗普还先后签署生效了2018年和2019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这两个法律文件都授权提升美台军事关系（包括美舰可停靠台湾，10月16日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科研船年内就第四次停靠高雄港）和美台联合军演及增加对台售武。2018年最后一天，特朗普签署包含强化美台政治关系和定期对台售武等条款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2019年5月7日，所谓“台湾保证法”在美国众议院无反对票获得通过。一些反华亲台议员还鼓噪邀请蔡英文访美并到美国国会演讲。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连任成功后，立即拜访郦英杰，当面感谢美国的支持。美国不久后竟邀请蔡英文的当选副手赖清德访美。
四是加大对台售武频度和力度。美方继2017年7月宣布特朗普上台后第一波总额超过14亿美元的对台售武后，于2018年9月24日宣布价值3.3亿美元的第二波对台售武案。2019年4月15日，美国宣布价值5亿美元的第三波对台军售，用于台湾F-16战机的训练和维护等。同年9月下旬，美国正式批准对台出售约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机。美国还为台湾潜艇自造提供技术支援和向台湾转让先进反潜技术。更需警惕的是，在美国对台售武被中国指责违反中美《八·一七公报》后，美国战略界有人（如前国防部高官博思科）竟建议政府退出该公报。〔46〕
五是美军舰以“航行自由”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为由，越来越频繁地常态性穿越台湾海峡。中美建交后，美军舰很少穿越台湾海峡。但是，为了给“以武拒统”但陷入“九合一”选举苦战的民进党打气，继2018年7月7日美国两艘战舰穿越台湾海峡之后，10月22日美国两艘最新战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11月28日两艘美舰又穿越台湾海峡。截至2019年11月，除6月（中美大阪峰会当月）和10月（中美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的当月）外，美舰年内已9次穿越台湾海峡，且把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派来了。2020年头两个月，当中国在特殊的春节期间全力抗击新冠肺炎时，美军舰两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军机三次到海峡上空和附近空域活动。
六是支持台湾维持和拓展“国际空间”。为了支持台湾在国际上对抗中国大陆，美国除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外，极力支持台湾维护其“邦交”。蔡英文上台以来，台湾失去了7个“友邦”，包括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美国不仅附和蔡英文当局，指责中国大陆封杀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而且罕见地召回驻这三国的大使，扬言实施制裁，并警告别国不得效仿。这是美国变本加厉地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及别国间外交关系的霸权行径，完全暴露了其“一中”政策的虚伪。
第三，美国加大在南海挑衅中国的力度和频度，以遏制所谓“中国南海扩张”。
南海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要冲，不仅能源和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中国固有岛屿、海域和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南海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美国看来，控制南海这个全球1/5的海运和大部分中国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就既控制了全球海上贸易的一条生命线，又可卡住中国海外贸易的咽喉，而不让南海这个“印太战略”的枢纽区落入中国之手，对推进“印太战略”以维护其相对衰落的霸权绝对必要。因此，南海不仅是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一大焦点，而且正在成为中美海洋竞争的主战场之一，还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印太战略”（强调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与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博弈地带。可见，中美在南海的战略矛盾之深、海洋竞争之激烈、未来冲突风险之大。
为遏制所谓“中国南海扩张”，美国以拉帮结伙和巡航南海等各种方式插手南海、挑衅中国，甚至侵犯中国领海，一味支持其他相关争端方对抗中国。奥巴马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外交支持和幕后操纵，唆使相关国家挑衅、对抗中国（如策划、导演南海仲裁案），美军航行南海的次数屈指可数。特朗普执政后，尤其是2018年年初中美关系开始全面恶化以来，美国除了挑拨中菲关系、继续加强与越南等国的军事关系、经常在南海附近海域举行军演或与盟国联合军演外，介入南海争端并挑衅中国、侵犯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的主要方式是行使所谓“航行自由权”，并拉拢日英澳等域外国海军参与巡航。美国在继续把中国合法的南海岛礁建设指责为“使南海军事化”的“海洋军事扩张”的同时，频繁派遣舰机到南海耀武扬威、寻衅滋事。为了在台海局势趋于紧张时制造“两海联动”的遏华态势，美国不断加大在南海挑衅中国的力度和频度。继2018年1月17日美国霍伯号导弹驱逐舰驶入黄岩岛12海里内挑衅后，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美舰机擅闯南海海域和空域达近10次，甚至闯入西沙中建岛和永兴岛12海里内。同年9月30日，美国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被中国军舰近距离驱离，险些相撞。11月19日，在美军双航母战斗群在菲律宾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时，美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又飞越中国南海岛礁空域，这是特朗普上台后第6次此类挑衅。11月26日，美舰再闯入西沙群岛附近水域。2019年2月11日，两艘美舰闯入中国南沙仁爱礁和美济礁12海里内。5月4日和19日，两艘美舰又两次闯入南沙岛礁12海里内。美军还把海岸警卫队舰船派到南海巡逻，以对抗中国海警船。同年9月下旬，美军里根号航母再来南海耀武。2020年初中国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不仅美舰来南海挑衅，而且美国防长埃斯珀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反诬中国在南海“采取侵略性姿态”。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美军可能在南海挑起冲突。2018年4月20日，美军候任印太司令部司令大卫森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说，只有武力才能阻止“中国控制南海”。〔47〕
四、结语
在国际体系转型和新旧全球化转换之际，中美在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方面呈现此长彼消之势。美国基于其对华新认知新定位，全面调整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严重消极影响。在中美五大结构性矛盾（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间的矛盾、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间的矛盾、两大文明间的矛盾、新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的矛盾、海陆复合型大国与海洋霸权国的矛盾）随着中美国力差距渐趋缩小而皆趋于激化的形势下，中美竞争遍及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贸易、文化意识形态、海洋、极地、网络、太空等领域，正从经贸之争、地缘政治之争升级扩展为以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之争为核心的全面竞争，表现为中美在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尖锐对立。“美国致力于巩固现存体系（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同盟体系），维护对其有利的规则，继续牢牢掌握规则制定权。中国则争取在现存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推动现有机制与规则的完善，同时努力构建必要的新机制新规则。”〔48〕具有深厚“和合”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力弘扬天下主义精神，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公平正义、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骨子里信奉“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违背共存共荣、合作共赢的人类共同诉求，极力追求“使美国再伟大”的狭隘民族主义目标，以中国为首要战略对手，全力制衡中国崛起，致使中美陷入“新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49〕的可能性上升。如果说奥巴马时期已开始改变的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及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美关系进入十字路口〔50〕，那么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新认知新定位和全面政策调整表明中美关系已全面恶化。“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以激烈竞争为主调的不归之路，是大概率前景，现在说中美关系还在对抗还是合作的所谓‘历史十字路口’徘徊，很可能为时已晚”〔51〕。
但是，美国对外新战略没有改变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美国对华新定位新政策也尚未使中美陷入“新冷战”。因为迄今为止的中美竞争与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苏争霸本质不同：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对外扩张、军事结盟和势力范围，不刻意挑战美国霸权，而是真诚希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大力宣导、努力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具备有效核反击的今天，中美陷入全面对抗的几率不高，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美国极力阻挠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但是中国将继续大力宣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新型国际规范，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秩序，大力实施惠及所有参与方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急需的地区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于全人类。
〔1〕《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1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治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第6页。
〔2〕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第1版。
〔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22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10页。
〔5〕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13页。
〔6〕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p.25,available,http://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o5-2.pdf
〔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uary 19,2018.
〔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Nuclear Posture Review,February 2018.https://dod.defense.gov/News/SpecialReports/2018/NuclearPostureReview
〔9〕参见姜毅：《保守主义与“修正主义”——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的西方国家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29-33页。
〔10〕观察者网，2019年7月25日。
〔11〕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 and Landon: W.W.Norton &Company,2011,pp.4-5,pp.49-51.Aaron L.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China Strategy",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7,No.3,June-July 2015,pp.90-91.
〔12〕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Landon: St.Martin's Griffin,2016.
〔13〕Abraham Denmark,"A New Era of Intensified US-China Competition,"Asia Dispatches,Asia Program,The Wilson Center,January 4,2018.http://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new-era-intensified-us-china-competition
〔14〕Guy Tailor,"Steve Bannon in Japan,Rails against China's 'Hegemonic'Ambitions,"The Washington Times,November 15,2017.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nov/15/steve-bannon-japan-rails-against-chinas-hegemonic-/
〔15〕"Remarks by Henry M.Paulson,Jr.,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t a Crossroads,"Paulson Institute,November 6,2018.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news/2018/11/06/statement-by-henry-m-paulson-jr-on-the-united-states-and-china-at-a-crossroads/
〔16〕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p.25.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17〕赵可金：《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表层与深层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第31页。
〔18〕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p.25.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19〕牛军：《轮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演变（1978-2018）》，《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第23页。
〔20〕US 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uary 2018.P.2.
〔21〕US Department of Defense,China'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http://www.militaryspot.com/news/dod-report-details-Chinas-growing-military-economic-power
〔22〕Reuters,Jan.3,2019.
〔23〕Office of US Trade Representive,Reports on China's and Russia's WTO Compliance,Feb.4,2019.
〔24〕Ambassador Robert E.Lighthizer,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8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s,p.91-92.
〔25〕Adam Segal,"Why Does Everyone Hate Made in China 2025",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8,2018.https://www.cfr.org/blog/why-does-everyone-hate-made-china-2025
〔26〕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the Hudson Institute,Washington,D.C.,October 4,2018.
〔27〕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环球时报》2018年11月15日。
〔28〕CFR Daily News Brief,November 19,2018.
〔29〕2018年10月31日，环球时报-环球网，上网时间：2018年11月2日。
〔30〕《美国情报界充斥了市井的妄大自尊》，2019年4月27日《环球时报》社评。
〔31〕[英]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卿松竹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第53页。
〔32〕[英]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卿松竹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第53页。
〔3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Feb.1,2010.
〔34〕转引自[英]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第122页。
〔35〕郑保国：《“非平衡性对冲”：美国对华新战略析论》，《中国评论》2017年第2期。
〔36〕Barack Obama,"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U.S.Capitol,January 20,2015.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
〔37〕袁鹏：《全球大变局与世界新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第3页。
〔38〕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015.
〔39〕Kurt M.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Foreign Affairs,Vol.97,No.2,March/April 2018,pp.60-70.
〔40〕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33页。
〔41〕"Remarks by Henry M.Paulson,Jr.,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t a Crossroads",Paulson Institute,November 6,2018.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news/2018/11/06/statement-by-henry-m-paulson-jr-on-the-united-states-and-china-at-a-crossroads/
〔42〕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p.25,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43〕杨胜云：《警惕美台藉势“印太战略”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华夏经纬网，2019年3月21日。
〔44〕1982年7月15日《参考资料》，新华社编。
〔45〕《外交部：美“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违反一个中国承诺》，环球网，2017年1月12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1/9940207.html
〔46〕2018年10月20日，《环球时报》环球网，上网时间2018年11月5日。
〔47〕2018年4月26日，中国国防部网站。
〔48〕吴心伯：《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研究范式变化及其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15页。
〔49〕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Shannon Tiezzi,"Has the Thucydidean Trap Already Sprung on China and US?"The Diplomat,July 10,2014.
〔50〕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203.
〔51〕牛军：《轮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演变（1978-2018）》，《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第20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7月号，总第271期）
中评社╱题：中美战略矛盾激化与美国对华战略逆转 作者：郑保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促进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融中国梦和世界梦为一体的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而美国卸责护霸，强势回归大国竞争，实施“美国优先”的强硬现实主义对外战略，极力阻碍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公正合理化的新型全球化。随着中美国力差距不断缩小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盛行，为维护霸权，美国以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和长远威胁，其对华战略逆转使中美关系全面恶化。需高度提防中美战略矛盾激化和美国对华战略逆转使中美陷入“新冷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提升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霸权相对衰落的美国在“美国优先”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旗号下推行“经济至上、军事护霸、种族排外”的极端现实主义对外战略，不断推卸国际责任，破坏国际规则，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尤其是全面调整对华战略，导致中美关系全面恶化。
一、中国对外战略新选择及其世界意义
基于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共自我革命带来的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历史性变革，中国自中共十八大起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长期以坚实稳健步伐迈进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的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后不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毅然作出了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符合自身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战略抉择，即面对逆全球化甚嚣尘上但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机遇挑战并存和不确定性上升但中国战略机遇期仍在的当今世界，中国不是退缩自保，更非画地为牢，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以更坚定的自信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开放包容的胸怀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世界，奋力引领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换言之，面对剧变的世界，中国保持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拨开云雾，开拓进取，既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关照全人类共同利益，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崇高事业，全面参与、积极引领全球治理，引领融中国梦和世界梦为一体的新型全球化，大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后写进了2017年10月24日部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成为党和国家的集体意志和根本立场。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3〕
中美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别重大责任的两个特殊国家。中美和则两利且全球受益，斗则两伤且全球受害。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关键，是中美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和应担的世界责任。2013年6月习近平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美时，就向美方提出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性倡议。从此，中国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不断落实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倡议。即使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中国也没有失去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信心，也没有停止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
从当今中国的历史方位、国际地位、世界影响及中国道路的时代意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其对外战略新选择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
总之，“中国的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5〕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成功意味着人类现代化不只有西方一种道路、一种理论、一种制度。借鉴西方经验但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自身特殊国情的中国现代化在道路、理论、制度三方面正在超越西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全面崛起的中国致力于促进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融中国梦和世界梦为一体的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是当今世界大变革和人类进步的主要代表。
二、美国实施对外新战略及其世界影响
2016年11月上旬，从美国飞出了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黑天鹅”——政治素人加富商的特朗普在右翼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合力支持下当选为美国总统。
为了实现“使美国再伟大”的目标，特朗普政府彻底背离美国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国际主义，实施极强硬现实主义对外战略。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执政理念和最高外交原则，重拾丛林法则和冷战思维，依循零和博弈逻辑，强势回归大国竞争，践行“经济至上、军事护霸、种族排外”的极端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自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2017年12月18日白宫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一度被称为20世纪现象的大国较量再度出现”，并把中俄列为“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的“修正主义国家”。〔6〕一个月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强调“回归大国竞争”，宣称“大国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关切”。〔7〕随后美国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突出大国竞争的战略优先性，强调美国增强针对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威慑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8〕
在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长期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卸责护霸”，实施一系列颠覆性对外政策，造成广泛深远的消极影响。美国以其主权受到不当限制和侵犯为由，不断撕毁国际协定、退出国际组织或机构。从特朗普上台当天退出TPP，到2019年4月下旬宣布退出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美国退出的国际协定、条约和国际组织或机构不下10个。美国不仅极力阻挡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公正合理化，而且试图抛弃以联合国和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国际体制，代之以名为“双边对等”、“公平贸易”实乃“单边威压”、“保护贸易”的强权政治经济模式，试图单凭超强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推行外交单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美国对外战略以军事和经济为双重点，强调回归大国竞争，降低反恐的战略地位。为了在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中占据压倒优势，美国在加强其联盟体系的同时，不惜采取一系列危害全球战略稳定的举措：打造太空军、大幅升级核力量、降低核打击门槛、退出《中导条约》，等等。在强化军事优势、推行军事霸权主义的同时，美国把所有对美具有贸易顺差或“搭其便车”的国家或集团看成对手或威胁，把不接受其威压的所有国家和组织视为敌手并施以制裁打压（比如：公开称欧盟为敌人，称赞英国“脱欧”），发动针对中、欧等主要交易伙伴的全球性贸易战，以别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追求狭隘自身利益。因此，美国与中俄的战略矛盾日趋激化，与伊朗、委内瑞拉等敌国更加敌对，与欧盟等主要盟友关系日渐疏远，却让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获得喘息之机，使极端主义、移民问题、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更加严重。换言之，美国不是为地区和全球治理承担应担责任，而是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起负作用，致使全球治理在安全、经济、生态环境三大领域的赤字更趋严重。
在安全领域，美国以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中、俄、伊、朝和恐怖势力为五大威胁，在军事反恐的同时强势回归大国军事竞争，使传统安全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矛盾同时激化。在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没在国际冲突中发挥主持公道和维护和平稳定的作用，而是以双重标准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东欧、中东、东亚、拉美等地区排兵布阵、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大势威压主要竞争对手和敌人，是各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肇因。比如：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在率领北约持续强势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以致美俄陷入“新冷战”〔9〕的同时，在叙利亚因一味打击巴萨尔政权而一度濒临与俄罗斯直接军事冲突；为打击伊朗，美国唆使沙特领头组建中东版“北约”，支持以色列充当打手，退出伊核协议，以“长臂管辖”阻止伊朗石油出口，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使美伊战争爆发的几率大幅上升；为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美国把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给巴以、阿以冲突火上浇油；为制衡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美国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极力拉拢印度以构建美日澳印“钻石联盟”，与宿敌越南大幅改善关系，挑拨中菲关系，怂恿菲律宾制造南海摩擦，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从而加剧中美印等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为了重新控制拉美，美国大肆打压古巴等左派执政的国家，公然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为“合法总统”，甚至准备对委动武。在核不扩散领域，美国悍然退出伊核协议，使这一重大核不扩散成果毁于一旦的危险大增，同时坚持朝鲜先弃核后才解除制裁的强硬立场，致使刚启动的半岛无核化重陷僵局。
在经济领域，美国在长期凭藉美元霸权和金融优势享受巨额铸币税收益和追求巨额虚拟经济红利而酿成金融危机后，却没有承担起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反而滥用美元霸权，大肆转嫁经济危机，并抵制中国宣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自2015年年底起，在许多国家经济仍在危机中挣扎时，美联储以新一轮加息为美国新一轮全球“剪羊毛”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美国还抓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使其难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公正高效的危机管理和经济稳定作用。美国公然挑起全球性贸易战，扬言退出WTO，拒批新法官人选，令其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致使多边自贸体制陷入空前险境，危及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
在生态环境领域，作为长期以来最大碳排放国，美国理应更早承担起阻止地球暖化的领导责任，却以地球暖化是大骗局和《巴黎协议》对美国不公平为由悍然退出该协议，解禁传统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采，使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努力遭受沉重打击。
总之，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既极力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对其有利的部分，如联盟体系、美元霸权和国际金融体系，又要抛弃自认为对其不公平的成分，如多边自贸体制及其承担的国际责任。换言之，美国对外新战略实施既使它变成全球化的解构者，也是新型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化的最大阻碍者。因此，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形成鲜明对比。盖洛普2019年2月发布的一份主要大国国际领导力的全球性民调显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领导力的中位支持率为34%，而美国获得的支持率为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