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谈中美四阶段 战略竞争非一夜形成

李巍(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海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日前在人大重阳举办以“超越接触:构建中美新型关系”为主题的讲座。李巍在讲座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经历的历史变迁,讲述了变迁四个阶段的中美关系的特点和表现,并指出,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就不断地发生了变化。

  李巍表示,今天我们可谓处于一个非常时刻,中美关系在过去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1989年我们曾经遇到过巨大困难,1993年因为银河号事件我们遇到过困难,1999年因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2005年因为中美撞机双边关系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远不能和今天的困难相提并论。因为上述列举的一系列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危机很快就平息了。而今天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恐怕是一种压倒性的趋势,是结构性的、由多种因素汇聚所形成的格局,短期内恐怕难以逆转。

  “要深刻地理解现状和未来,我们必须要回顾历史,”李巍梳理了1949年后战略层面的中美关系经历的历史变迁。
  
   他说,从1949年到现在,战略层次上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美是战略敌对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种战略敌对体现在安全上的结盟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五大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和苏联结成安全联盟,我们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都是军事上的冲突关系。在经济上,美国对华进行封锁,严厉制裁,双边经济上基本上没有任何互动往来。在价值观的问题上,双方相互攻击对方。这是第一个阶段体现出来的三个特征。

  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调整,由敌对变为合作,这也被认为是美国战略接触政策的开始。1969年尼克松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从这一年开始,中美在贸易上进行一些零星接触,这被认为是新的对华战略从遏制调整为接触的开始。
     
  为什么在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初中美在战略关系上经过了如此重大的一次跳跃性变迁呢?李巍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安全上的需要。在70年代苏联的扩张主义达到一个新的巅峰。在这个时刻,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战略家认为,为了应对来自于苏联扩张的需要,需要和中国结成安全上的准盟友关系。不是法律上的盟友,但是是一种战略上的心照不宣的盟友关系,特别是1969年中苏彻底的分裂,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畔发生了流血冲突,这被美国认为是调整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于是在三年后我们会看到曾经非常反共的尼克松来到了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种安全上的需要,是促使美国战略调整的重大动力。

  其二,进入到80年代,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的商业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前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走市场化道路并对外开放,让美国的商业力量看到了经济收益上的巨大前景。这促使了美国采取了接触战略。

  其三,价值期许。当时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鼓励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加强和中国的战略性接触,它还在价值观上希望中国最终能够通过市场经济过渡到美国所期待的民主的转型,也就是希望中国实现一种制度上的变革。

  李巍说,这三种动力是促使美国对华战略的第一次转型。
  
  第三个阶段,从90年代开始,是一种战略模糊期。李巍表示,美国继续奉行对华战略接触,但同时美国也不断地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战略模糊期的中美两国,在安全方面,1991年之后苏联作为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共同战略对手消失了,这导致中美安全合作的根基也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国在军事上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战略上的忍耐关系,所以虽然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但是美国在安全上没有把中国当作它的主要的战略对手。

  在政治方面,一方面美国有着非常强大的霸权欲望,这种霸权欲望会让它觉得中国仍然是它的一个潜在对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奉行了一种低调的战略选择。这样美国的霸权欲望,遇到的是中国战略上的低调,因此政治上也没有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一个对手。
  
  在经济方面,虽然美国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可能会带来一些产业上的甚至技术上的竞争压力,但是美国看到的是一个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巨大的市场所带来的诱惑,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赚很多的钱,比如波音、微软和因特尔等知名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体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认识也是比较正面的。

  在价值方面,一方面美国有部分精英人士,认为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异质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儒家传统的国家,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总体来说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在价值观上残存一种期许,希望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总归我们会在价值观上越来越接近。   李巍总结说,安全上、政治上、经济上、价值观上,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第三个阶段,中美整体上呈现一种战略上的模糊关系,双方稀里糊涂地就这样过了二十年。

  第四个阶段就是现在所说的战略竞争。李巍说,最近几年说战略竞争很多,我们很容易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是在特朗普任期内形成的,完全是因为特朗普导致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来临”。其实如果我们把历史时节往前推进一点会发现,并不完全是因为特朗普本人推动了这场战略转型,实际上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就不断地发生了变化。
  
  他表示,现在回过头来看,2009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2009年是中美战略关系最后的牵手,因为2009年美国需要中国帮助它应对金融危机。在这个时期中国选择和美国共克时艰,帮助美国应对金融危机。同时,2009年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寄予厚望,他希望推动全球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国,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所以美国必须得到中国的帮助。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大关键议题使得中美在2009年进入到最后的蜜月期。

李巍(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海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日前在人大重阳举办以“超越接触:构建中美新型关系”为主题的讲座。李巍在讲座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经历的历史变迁,讲述了变迁四个阶段的中美关系的特点和表现,并指出,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就不断地发生了变化。

  李巍表示,今天我们可谓处于一个非常时刻,中美关系在过去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1989年我们曾经遇到过巨大困难,1993年因为银河号事件我们遇到过困难,1999年因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2005年因为中美撞机双边关系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远不能和今天的困难相提并论。因为上述列举的一系列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危机很快就平息了。而今天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恐怕是一种压倒性的趋势,是结构性的、由多种因素汇聚所形成的格局,短期内恐怕难以逆转。

  “要深刻地理解现状和未来,我们必须要回顾历史,”李巍梳理了1949年后战略层面的中美关系经历的历史变迁。
  
   他说,从1949年到现在,战略层次上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美是战略敌对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种战略敌对体现在安全上的结盟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五大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和苏联结成安全联盟,我们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都是军事上的冲突关系。在经济上,美国对华进行封锁,严厉制裁,双边经济上基本上没有任何互动往来。在价值观的问题上,双方相互攻击对方。这是第一个阶段体现出来的三个特征。

  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调整,由敌对变为合作,这也被认为是美国战略接触政策的开始。1969年尼克松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从这一年开始,中美在贸易上进行一些零星接触,这被认为是新的对华战略从遏制调整为接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