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学会：疫情后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
中评社北京5月22日电／（实习记者 冯埴炜）世界总体力量的对比和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凸显，突然暴发的疫情也影响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诸多变化中，亦有着不变的规律与趋势。疫情之后的世界将会如何？人类社会在大疫后将如何发展？围绕着这些问题，察哈尔学会20日以“如何研判疫情后的国际关系”为主题举办线上会议。
会议由常务副秘书长周虎城主持，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洪学四位学者参与讨论。
于洪君谈到，大疫之后的社会将在“变”与“不变”的对冲中寻找未来。新冠疫情无差别地对全球二百多个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国家种族主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民族与国家利己主义日渐猖獗。一些国家“对抗论”、“脱钩论”甚嚣尘上，国际事务上明争暗斗，令人颇感危机四伏。
即便如此，于洪君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与趋势并不会被改变，只会进一步巩固加强。第一，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不会变，而会继续彰显、强化。在疫情前的G20峰会上，一个全球合作体制的雏形已初步形成。虽然该体制实现效果并不如预期，但在疫情期间，各国都意识到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挑战，国际间除了相互支持、守望相助别无选择。任何其他路径，都会破坏国际社会整体的努力。
第二，全球化趋势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任何国家都不能回到封闭发展的老路上。经济上互相联系，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科技强国美国，在制造业方面尚且需要依赖外部市场，我国经济更是如此。世界经济已具备完整的供应产业链。全球产业链未来的秩序、分工、规则或都将重组，这个链条亦可能局部断裂，但是整体必不会消失。在此趋势下，我国应克服急功近利的“小农”、“小贩”意识，以开放包容心态应对疫情后的全球化发展。
第三，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下，人类社会仍将是多元文明集合体。冷战结束后，世界总体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加速走向世界中心；而美国“单极化”的格局逐渐被动摇。世界格局不会由单个力量主导，而将是多元文明彼此竞争、兼收并蓄、各放异彩的舞台。
朱锋认为，新冠疫情确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一场战略意义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推动现代社会发展。但新冠疫情突破了科学的“万里长城”，让全世界顶尖的病毒学、传染病学等生物安全科学脆弱无力，更让各国社会治理措手不及。这要求我们反思自由与科学主义旗帜下的一系列原则。不论是国际关系史还是理论范式，都要重新思考。
朱锋进一步提出，全球大疫引发了传统进步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旗帜，西方进步主义宣扬西方政治经验能够在全球推广，甚至可以成为人类政治的唯一归宿。但在疫情下，原本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被冲击得支零破碎。他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对中国的强硬，更在于其反智言行颠覆了美国“民主灯塔”形象。美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以及其作为强大的“民主自由榜样”的理性都应重新批判。
此外，朱锋认为新冠疫情的另一重大影响在于对全球主义的冲击。全球化加强了国家间的依赖，但新冠让国际社会在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中“歇斯底里化”。全球主义作为过去数十年的国际关系理想与基本思维范式可能会被彻底颠覆。新冠对世界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如果全球主义不复存在，那么原本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许会成为冲突的根源。思考未来社会的命运，需破除旧的范式，并且创造新的知识、理论。
刘宏进一步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动态变化。他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1世纪的前10年，中美之间虽有摩擦，但关系大体和谐。但随着两国差距的缩小，合作的基础与平台逐渐消失。2019年以来美对华为的打压、双方意识形态的对抗等问题已经表明双方竞争关系逐渐大于合作。刘宏教授提到，虽然中美现在还并未进入“新冷战”，但是“冷战”爆发因素已经产生，且值得警惕。
刘宏随后对东南亚的国际关系进行了重点分析。他提出，东南亚是中美核心利益，也是核心分歧的交集地区。第一、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地区牵扯了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这三种核心利益。第二、对美国来说，维持在东南亚的战略影响力，避免该地区出现敌对势力是其核心目标。第三、对东南亚自身，各国核心利益在于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并实现自身经济发展转型。在此基础上，刘宏认为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防卫靠美国”的传统战略不会有根本变化。各国与中美的关系往往因议题而定。中国需意识到东南亚区域的复杂性，理解第三世界的困境，并以求同存异的中国智慧推进自己的利益。
江洪学在发言中反驳了近日针对“后疫情时代”的热门观点。他认为，第一，新冠疫情不会扼制经济全球化，更不会逆转全球化发展。各国在疫情期间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必定是暂时性的。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不会因疫情而逆转。第二，疫情并不会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虽然美国的疫情治理不成功，但着并未动摇美国在贸易秩序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第三，新冠疫情并不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终结。疫情打击了美国经济的同时也打击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并不根本改变美国的地位。虽然美国的形象等软实力有所下滑，但是美国的军事硬实力并未被削弱。过于不切实际的预测对中国有害无益。第四，世界秩序不会因疫情发生根本变化。当今世界秩序由多边的世界秩序与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组成。多边世界秩序在不断强化，不会被新冠病毒打败；而“自由”世界秩序虽走下坡路，但仍然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秩序并不会消失。综上所述，虽然疫情对各国都造成了巨大打击，但在判断“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时，还需要实事求是，否则会有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进程。
会议最后，与会学者一同解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对区域疫情防控合作、经济复苏、“网络战狼”等问题上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中评社北京5月22日电／（实习记者 冯埴炜）世界总体力量的对比和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凸显，突然暴发的疫情也影响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诸多变化中，亦有着不变的规律与趋势。疫情之后的世界将会如何？人类社会在大疫后将如何发展？围绕着这些问题，察哈尔学会20日以“如何研判疫情后的国际关系”为主题举办线上会议。
会议由常务副秘书长周虎城主持，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洪学四位学者参与讨论。
于洪君谈到，大疫之后的社会将在“变”与“不变”的对冲中寻找未来。新冠疫情无差别地对全球二百多个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国家种族主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民族与国家利己主义日渐猖獗。一些国家“对抗论”、“脱钩论”甚嚣尘上，国际事务上明争暗斗，令人颇感危机四伏。
即便如此，于洪君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与趋势并不会被改变，只会进一步巩固加强。第一，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不会变，而会继续彰显、强化。在疫情前的G20峰会上，一个全球合作体制的雏形已初步形成。虽然该体制实现效果并不如预期，但在疫情期间，各国都意识到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挑战，国际间除了相互支持、守望相助别无选择。任何其他路径，都会破坏国际社会整体的努力。
第二，全球化趋势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任何国家都不能回到封闭发展的老路上。经济上互相联系，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科技强国美国，在制造业方面尚且需要依赖外部市场，我国经济更是如此。世界经济已具备完整的供应产业链。全球产业链未来的秩序、分工、规则或都将重组，这个链条亦可能局部断裂，但是整体必不会消失。在此趋势下，我国应克服急功近利的“小农”、“小贩”意识，以开放包容心态应对疫情后的全球化发展。
第三，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下，人类社会仍将是多元文明集合体。冷战结束后，世界总体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加速走向世界中心；而美国“单极化”的格局逐渐被动摇。世界格局不会由单个力量主导，而将是多元文明彼此竞争、兼收并蓄、各放异彩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