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演进下的美国社会不平等
中评社╱题：当代资本主义演进下的美国社会不平等 作者：虞卫东（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主义周期性问题和金融业的膨胀等。这些变化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模式，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剧。美国的赢家通吃政策，政府鼓励企业做强做大，促成垄断，有利于集中发展国力。但同时，全球化、产业转移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移等，却影响中小阶层人群的收入。人工智慧的应用，在不久的将来，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会加剧，底层人群的收入依然无法提高。
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概况
1.以单项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收入不平等达到了1928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1982年，收入最高1%的家庭掌握了10.8%的税前收入，而底层90%的家庭占全部税前收入的64.7%。而三十年后，2012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掌握了22.5%的税前收入，而底层90%的家庭所占份额下滑至49.6%。
2.相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美国社会更加不平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美国收入不平等情况位列经合组织31个国家中的第10名。这项排名是基于“市场收入”，也就是计算通过税收政策和收入转移计画进行再分配之前的收入。而如果将税收和转移支付计入统计的话，美国的不平等情况则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智利。
3.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白人和黑人家庭平均收入差距由1967年的19000美元上涨到2011年的27000美元（2012年的美元币值计算）。2011年，黑人家庭平均收入为白人家庭的59%，较1967年55%的水准略有上升。2007年，这一指标为63%。
4.美国人相对不关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在收入分配级别中，位列前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的收入是倒数五分之一的16.7倍。但是，只有不到一半（47%）的美国人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人对贫富差距的关心程度更低。但是位列前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的收入仅是倒数五分之一的2.7倍。
5.财富不平等甚至要大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发现，美国前五分之一家庭拥有59.1%的收入，而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家庭却掌握了总财富的88.9%。
6.金融危机加重了这些不平等。其表现形式是更高的失业率、失去的家园和停滞不前的工资。虽然富人们在股市损失更为惨重，但他们却恢复得又好又快。事实上，自经济衰退以来所谓的“复苏”的收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l％美国人所得。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随着平均房价从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以上，那此肩负大笔抵押贷款的大批美国人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基本上消失殆尽。在社会顶层，企业CEO们能够非常成功地维持他们的高工资；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至2010年，CE0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243：1。
2011年以来，一些无派别倾向的组织机构相继发布一批最新统计资料，与保守派的统计结果针锋相对。如2011年10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资料表明：“1979～2007年间，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后家庭实际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间3/5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40%”；“顶层20%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其中绝大部分又流向了1%的最高收入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额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资料也显示，在2010年的家庭总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3.3%。而1980年，即所谓“里根革命”开始之初，二者所占份额分别是44.1%和4.2%。也就是说，在这30年问，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1.4%，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而其他各20%的家庭所占收入份额，都有不同程度减少。美国人口普查局还对顶层5%家庭进行统计，其所占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6.5%增加到2010年的21.3%，即增长率达到29.1%。到2010年时，顶层5%家庭所占收入份额要大于底层50%的家庭总和。
二、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认识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极少数上层阶级，在收入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二者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学者强调，战后长期以来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正比关系，已经被打破了。在过去30年间，生产率大大上升，美国社会从中受益的人群只有1%。2000年以来，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关于顶层收入者的相关研究，为自由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他们通过对美国国税局历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份额急剧扩大。到2007年，顶层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额约达到24%，为1928年即大萧条开始前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从未超过10%，一直徘徊在7.7%-9.8%之间。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件好事。它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地改变现状，而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收入、地位、声望和报酬，多数人将很难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切尔·坦纳这样比喻说，经济决非一块具有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但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让人们成为有雄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需要人们为更大的分享而努力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其努力、技能、雄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回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他引用哈耶克的话总结道：“我们期望实现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更少贫困的繁荣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其中每个人都能因其才华和本能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谁还需要平等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丹尼尔·黑尔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指出，如果不平等的发生是受更专业化的经济驱动，人们因为自己的生产而赚了大钱，并且能够像“苹果”的史蒂夫·约伯斯之类的企业家一样，为人们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就业，那么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人们应为此欢欣鼓舞。显然，在保守派那里，“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认为天生的不平等制约了机会平等的实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社会顶层。以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为例，他们即便与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具有相同或者更高的天资，并且通过努力上了好的大学，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辍学。2012年1月，在政府智囊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在分析美国的阶级不平等状况后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使代际流动水准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即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
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富人分享得越多，其他人分享得就越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策的钟摆越来越偏向富人一边，富人获得的蛋糕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标签的“美国梦”已经破灭。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人们以为问题是债务过多，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泛分享。美国目前的中位收入水平甚至低于25年前的水平。皮凯蒂指出，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比上世纪60年代末期还要低。美国当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美元，而按今天的美元购买力计，60年代末的水平则达到10美元/小时。斯蒂格利茨认为谈论工资问题时不能仅仅谈论最低工资，还需要谈论CEO的报酬水平。在美国，CEO的报酬由普通员工工资的30倍上涨到300倍，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你不能说在这个时期内，CEO的生产力水平增长比社会水平快了10倍。克鲁格曼则在美国社会中观察到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这正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绝好体现。美国贫困现象难以消除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本质。空间发展不平衡和它的流动性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不平衡现象是会迁移的），促成了美国贫困现象的持久性。贫困是可移动的。贫困的状态不仅仅反映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也能反映你过去和将来所处的环境，所以贫困本质上是具备地理性的。
关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众说纷纭，表面上看：
1．全球化
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尤其因为这些非技术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经由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离岸业务等渠道，对美国的收入分配造成显着影响。
2．技术进步
这种观点强调，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源于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弗里曼指出，技术进步隐藏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以及离岸生产背后，“离岸生产与数位化共生共存”。
3．产业结构的调整
金融化、虚拟经济和人工智慧—导致财富集中，马太效应，资本运作大于实业生产（资本产出比大于劳动力产出比）—制造业萎缩，收入减少—中产阶级的衰弱。结构性失业：服务业与制造业比较，服务业对劳动力的要求高、吸纳少相对的。
真正的根源：
1．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20世纪70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40年一周期）。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社会经济不是仅作为技术的或者是自然的法则决定的，而是由拥有不同利益和资源的参与方之间的受公权力保障的互动行为构成的行为体系。从根本上是不稳定的临时选择，最多不过是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平衡而已。①20世纪70年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阶段，美国经济是40年一个周期。放置在此后4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去加以更新，将当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嵌入一个发展顺序当中，并用动态的视角来审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建，20世纪70年代战后秩序的崩溃，“石油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事件中渐渐形成。通过使用金钱——这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最神秘的机制——来消除社会冲突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首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国家债务，接着是私人信贷市场的扩张，最终是今天由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银行债务。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延迟和加剧，通过购买时间的举措和被我们称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过程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每次战胜危机，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它又成为一次新的危机的前奏。这一过程历经复杂而的危机趋势。②西方富裕民主社会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三重危机之中，它会持续多年，这包括了银行危机、国家财政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危机已经深刻地影响几代人的生活和生活规划。同时人们也感受到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银行危机来源于，过多的银行提供了过多的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贷款，最终其中的大部分变成了坏账；第二，所谓财政危机是数十年来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和相应增长的国家债务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同时2008年以后，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重组以及接盘毫无价值的债券来拯救金融业，通过财政刺激来拯救实体经济，都需要政府大量贷款，这也造成了财政危机；第三，实体经济的危机，它表现为高失业率和停滞的经济产出。显然，三种危机是密切相关的：银行危机通过倾向和国家财政危机相关，银行危机通过贷款和实体经济危机相关；国家财政危机通过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实体经济危机相关。三者不断相互加剧。
尤其在70年代，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名义盈利能力，从而抵消本应当出现的利润率的下降。随着美联储政策推高了利率和80年代早期发生了二次衰退，利润率，尤其是税前利润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1982 至2001年间，财产收入利润率下降了26.9％(不是26.9个百分点)，而税前利润率几乎下降了同样的幅度，为26.3％。他们主张，积累率的下降，不是因为利润的缺乏，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机制是一种使利润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金融市场的机制。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最近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一个不可还原的金融危机，而不是一个来源于根本性的盈利能力问题的危机。换言之，从工资中抽出的资金并没有被用于更多的投资。……不断增长的大规模剩余价值没有用于积累，而是主要被分配在金融收入这种形式上，这就是所发现的金融化过程的源泉。利润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是金融化程度的一个良好的指标。如果在资本主义整个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生产性积累率始终没有反映利润率的大幅上升。这种现象是真实的，那它就是极为特殊的现象。哈森承认，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的这种背离“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的”。劳伦斯·蜜雪儿运用大量资料分析美国失业问题，得出一个大胆而极富说服力的结论——美国的失业并非结构性失业，而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意味着今天的失业者，最终能够依靠其掌握的技能在各自的产业部门找到工作，意味着教育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大的帮助。同时，大量资料也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无关。即使拥有大学甚至更高学历，也不能保证在前10%收入者中获得一席之地。在过去15年间，生产力水准显着提高，但无论大学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单位时间工资补偿都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
2．制度政策：华盛顿与华尔街共生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呢？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它们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能通过产品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社会支付、工资设置机制或工人协商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耶鲁大学教授雅各·汉克（Jacob Hack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是政治决策在塑造市场时偏向特权阶层、牺牲公众利益的结果。
他们认为，有三个“政治”层面共同推动了这种政治决策的形成。一是政策安排（policy-setting），这一点最重要。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各种影响人们生活的政策决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二是“制度”（institution）。通过“否决点”的塑造，制度规则让行为者有机会通过其希望通过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实施的政策。三是“组织”（organization）。组织在促进政策变化中具有关键作用，而当前美国的组织环境极具偏向性。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并且因其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关注和青睐；而工会的持续性衰落，致使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那些组织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弱小。这三个政治层面，共同促成了导致更大不平等的体制性政治偏向。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安排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场。
美国国家政府的趋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了推动底层阶级收入增长超过了上层阶级的《底特律条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增长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政客们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们失败了。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3．垄断凌驾于竞争之上
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垄断与竞争并存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各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并在经济中发挥主要调节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存在着一些未被垄断组织吞并的局外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之间，存在着私有制商品生产经营者间的自由竞争关系。但一旦垄断形成以后，利用垄断的市场优势和资本优势，就会大小通吃。垄断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家实力。这符合美国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
四、结语
虽然，当前制造业比重不及服务业，以及制造业比重本身的波动，并没有改变美国始终依靠创新支撑在世界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也引发全球对美国制造业的重新审视。在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制造业战略和政策的推动下，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美国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增长47%，出口额一路刷新纪录。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叶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美国社会不平等已经出现固化，即便有所改善也十分艰难。一方面，经济复苏需要一定时间，制造业复苏更需要时间。加上目前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必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击，互增惩罚性关税直接影响制造业的出口；另一方面，人工智慧的逐渐推广，使工人选择就业和提高待遇的机会日趋减少和被动。公平与效率始终是一个困境，理想上的合理兼顾是十分困难的。鉴于美国政府的赢家通吃的传统和美国崇尚竞争的文化背景，加上人工智慧的迅速发展，技术垄断和资本垄断的趋向不容乐观，追求平等犹如堂吉诃德去挑战大风车一般。何况世界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线性的和合情合理的。丛林法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保守派“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的论断反映了竞争甚至“掠夺”的残酷。思考不平等问题比解决不平等更重要，尤其在当前世界进入一个转型时期。
注释：
①[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着：常晅译：《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版，第6页。
②[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着：常晅译：《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版，第11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总第268期）
中评社╱题：当代资本主义演进下的美国社会不平等 作者：虞卫东（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主义周期性问题和金融业的膨胀等。这些变化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财富积累和财富分配模式，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剧。美国的赢家通吃政策，政府鼓励企业做强做大，促成垄断，有利于集中发展国力。但同时，全球化、产业转移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移等，却影响中小阶层人群的收入。人工智慧的应用，在不久的将来，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会加剧，底层人群的收入依然无法提高。
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概况
1.以单项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收入不平等达到了1928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1982年，收入最高1%的家庭掌握了10.8%的税前收入，而底层90%的家庭占全部税前收入的64.7%。而三十年后，2012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掌握了22.5%的税前收入，而底层90%的家庭所占份额下滑至49.6%。
2.相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美国社会更加不平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资料，美国收入不平等情况位列经合组织31个国家中的第10名。这项排名是基于“市场收入”，也就是计算通过税收政策和收入转移计画进行再分配之前的收入。而如果将税收和转移支付计入统计的话，美国的不平等情况则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智利。
3.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白人和黑人家庭平均收入差距由1967年的19000美元上涨到2011年的27000美元（2012年的美元币值计算）。2011年，黑人家庭平均收入为白人家庭的59%，较1967年55%的水准略有上升。2007年，这一指标为63%。
4.美国人相对不关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在收入分配级别中，位列前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的收入是倒数五分之一的16.7倍。但是，只有不到一半（47%）的美国人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人对贫富差距的关心程度更低。但是位列前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的收入仅是倒数五分之一的2.7倍。
5.财富不平等甚至要大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发现，美国前五分之一家庭拥有59.1%的收入，而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家庭却掌握了总财富的88.9%。
6.金融危机加重了这些不平等。其表现形式是更高的失业率、失去的家园和停滞不前的工资。虽然富人们在股市损失更为惨重，但他们却恢复得又好又快。事实上，自经济衰退以来所谓的“复苏”的收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l％美国人所得。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随着平均房价从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以上，那此肩负大笔抵押贷款的大批美国人眼看着自己的财富基本上消失殆尽。在社会顶层，企业CEO们能够非常成功地维持他们的高工资；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至2010年，CE0的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243：1。
2011年以来，一些无派别倾向的组织机构相继发布一批最新统计资料，与保守派的统计结果针锋相对。如2011年10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资料表明：“1979～2007年间，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后家庭实际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间3/5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40%”；“顶层20%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其中绝大部分又流向了1%的最高收入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额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资料也显示，在2010年的家庭总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3.3%。而1980年，即所谓“里根革命”开始之初，二者所占份额分别是44.1%和4.2%。也就是说，在这30年问，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1.4%，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而其他各20%的家庭所占收入份额，都有不同程度减少。美国人口普查局还对顶层5%家庭进行统计，其所占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6.5%增加到2010年的21.3%，即增长率达到29.1%。到2010年时，顶层5%家庭所占收入份额要大于底层50%的家庭总和。
二、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认识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极少数上层阶级，在收入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二者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学者强调，战后长期以来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正比关系，已经被打破了。在过去30年间，生产率大大上升，美国社会从中受益的人群只有1%。2000年以来，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关于顶层收入者的相关研究，为自由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他们通过对美国国税局历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份额急剧扩大。到2007年，顶层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额约达到24%，为1928年即大萧条开始前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从未超过10%，一直徘徊在7.7%-9.8%之间。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件好事。它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地改变现状，而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收入、地位、声望和报酬，多数人将很难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切尔·坦纳这样比喻说，经济决非一块具有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但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让人们成为有雄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需要人们为更大的分享而努力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其努力、技能、雄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回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他引用哈耶克的话总结道：“我们期望实现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更少贫困的繁荣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其中每个人都能因其才华和本能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谁还需要平等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丹尼尔·黑尔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指出，如果不平等的发生是受更专业化的经济驱动，人们因为自己的生产而赚了大钱，并且能够像“苹果”的史蒂夫·约伯斯之类的企业家一样，为人们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就业，那么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人们应为此欢欣鼓舞。显然，在保守派那里，“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认为天生的不平等制约了机会平等的实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社会顶层。以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为例，他们即便与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具有相同或者更高的天资，并且通过努力上了好的大学，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辍学。2012年1月，在政府智囊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在分析美国的阶级不平等状况后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使代际流动水准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即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
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富人分享得越多，其他人分享得就越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策的钟摆越来越偏向富人一边，富人获得的蛋糕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标签的“美国梦”已经破灭。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人们以为问题是债务过多，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泛分享。美国目前的中位收入水平甚至低于25年前的水平。皮凯蒂指出，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比上世纪60年代末期还要低。美国当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美元，而按今天的美元购买力计，60年代末的水平则达到10美元/小时。斯蒂格利茨认为谈论工资问题时不能仅仅谈论最低工资，还需要谈论CEO的报酬水平。在美国，CEO的报酬由普通员工工资的30倍上涨到300倍，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你不能说在这个时期内，CEO的生产力水平增长比社会水平快了10倍。克鲁格曼则在美国社会中观察到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这正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绝好体现。美国贫困现象难以消除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本质。空间发展不平衡和它的流动性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不平衡现象是会迁移的），促成了美国贫困现象的持久性。贫困是可移动的。贫困的状态不仅仅反映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也能反映你过去和将来所处的环境，所以贫困本质上是具备地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