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墨：疫情下的公共外交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王墨，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新冠疫情在中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日本的形势却越加严峻，感染人数持续上升，日本民众对政府极其不满，谴责政府措施不力，有人将疫情蔓延说成人祸，称安倍是最大的国难，指责安倍等人为了奥运会、为了修改宪法任疫病蔓延。有人甚至呼吁自民党内安倍反对派立即将安倍赶下台……
可以想象，如果今后抗击疫情措施不力，反对政府的声音一定会越来越强，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暗流涌动的权力斗争会逐渐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谈及中日关系，不仅要考虑到中日关系的历史特性，也要结合现阶段的国际及日本国内形势。
今年2月，韩方明会长曾经发给我一篇他于2018年10月写的论及中日关系今后40年的文章，非常具有前瞻性。文章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积极挖掘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第二是推动民心相通，韩会长特意提到了安倍夫人访华时在北大与学生交流之事；第三是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由竞争走向协调。这三点可以说高度概括，是从中国视角给出的方向性文字，我在这里想从日本视角结合现在的疫情就韩会长这三项内容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先讲利益，因为要挖掘和扩大共同利益，首先必须了解日本的利益所在。本文着重讲日本的国民利益。
一、日本国民的利益点
要推动民心相通，就必须要了解日本民众的需求。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非常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如果中国不能为他们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就对中国不感兴趣，对中日关系不感兴趣。
日本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80%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几近五十年，这部分中间阶层对中国的了解仍然不多。这些人极容易被诱导，两国之间出现（纠纷）问题，或者保守人士发表什么意见，他们就会出现摇摆，并最终决定日本舆论走向。因此，增进与中间阶层的互相了解十分重要。
安倍夫人到北大交流这件事很容易引起中国人好感，因为中国人以北大自豪。但中国领导人去东大或者早稻田去交流，也许就得不到同样的效果，因为，这些一流大学离普通日本人很远，与优等生们的交流并不会引起普通市民的共鸣。所以，亲民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二、公共外交在日本的基础
民间交流在两国建交前曾经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民间交流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政府行为，是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所以说，中日关系其实是在公共外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形式必须进行调整。过去民间交流主要借助日中友好人士、友好团体或者友好贸易等方式，日本有七个日中友好团体，这些团体的人员一直存在阶层固定、思想固化的问题。友好人士与中间阶层缺乏沟通，而且这种沟通是日本人自己无法做到的，这需要中国方面下功夫。
最近日本缺口罩，马云捐赠口罩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但日本百姓知道的人却很少。我也只在朝日电视台听到过一次，是一个评论家批判政府时提到的，她说马云指名捐给二阶俊博，那么与自民党关系不好的人就可能拿不到。日本人是分阶层的，不同的人群支持不同的政党，所以，公共外交的对象应该细化，方法也应该细化。现在自民党疫情应对不力，呼吁安倍下台的人很多，面向政府的捐赠就可能引来自民党反对者的不快。媒体也代表不同的阶层，所以，捐赠有时不仅可能得不到宣传，甚至还会遭到批判。
因此，要建立新型中日关系，新时期公共外交的具体做法要与以往民间交流不同。统一战线的对象要进行调整，以谁为基础，怎样扩大。让更多的人直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利。
疫情过后，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也许会变得更加不好。虽然吸引中国游客等经济政策不只是政府的决策，日本百姓和政府在疫情初期对中国的好意也是统一的，但是，今后如果死亡率升高，亲友家人去世，那么他们的感情就会出现波动。即便如此，估计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极端，更多的人应该赞成政府借这个人情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好处，包括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好处。中国应该尽量以经济好处回报日本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好意，日本的好意也许不尽人意，但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努力。但是，好处应该只限于经济方面，政治军事上的好处就需要回避。
三、日本公共外交的经验
日本的公共外交有值得借鉴的地方，1979年至2016年间，有偿无偿都算在内，日本给与中国的ODA援助，总额达到3兆日元以上。关于日本的ODA，有一种说法叫撒胡椒面，日本在中国的乡下建希望小学、修水井、支援贫困山区孩子上学，以草根交流的方式，增加中国人的好感。
现在，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搞基础设施建设，修桥修路，修学校，投资很大，而日本与中国搞第三方合作，以小投（入）资，送些桌子椅子、书包，文具盒……还要印上自己的符号，大肆宣传，于是，很多小朋友就以为路和桥乃至学校都是日本人修的了。
所以，给大众留下印象，也许并不是多花钱就能做得的。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比方说让日本的偶像歌星上中国的春晚……关键是要使中间阶层的百姓知道中国，并了解中国做了什么，让中间阶层产生连带感。
四、信息的精准
最后，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信息的准确。前几天，一则“安倍承认自己对疫情处理有责任”的消息很是流行，我在国内的网上看到多次，但在日本却没有找到。就我目前看到的消息，是朝日新闻以书面的形式，向安倍提出怎样看待“做出紧急事态决定的政治责任”这一问题，安倍的回答直译为：“做出紧急事态决定的政治判断责任在我，但我是为了不出现危及生命的最坏局面才做出的决断”，此时“责任”一词，职责的意思更明显一些，因此，安倍的回答怎么看也看不出是承认失误，反而有一种推卸责任的感觉。
所以，错误信息或者翻译失误，会造成外交上的误判，因此对重要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现在自媒体如此发达，消息传播很快。因此，信息的正确性与否一定要重视。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王墨，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新冠疫情在中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日本的形势却越加严峻，感染人数持续上升，日本民众对政府极其不满，谴责政府措施不力，有人将疫情蔓延说成人祸，称安倍是最大的国难，指责安倍等人为了奥运会、为了修改宪法任疫病蔓延。有人甚至呼吁自民党内安倍反对派立即将安倍赶下台……
可以想象，如果今后抗击疫情措施不力，反对政府的声音一定会越来越强，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暗流涌动的权力斗争会逐渐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谈及中日关系，不仅要考虑到中日关系的历史特性，也要结合现阶段的国际及日本国内形势。
今年2月，韩方明会长曾经发给我一篇他于2018年10月写的论及中日关系今后40年的文章，非常具有前瞻性。文章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积极挖掘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第二是推动民心相通，韩会长特意提到了安倍夫人访华时在北大与学生交流之事；第三是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由竞争走向协调。这三点可以说高度概括，是从中国视角给出的方向性文字，我在这里想从日本视角结合现在的疫情就韩会长这三项内容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先讲利益，因为要挖掘和扩大共同利益，首先必须了解日本的利益所在。本文着重讲日本的国民利益。
一、日本国民的利益点
要推动民心相通，就必须要了解日本民众的需求。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非常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如果中国不能为他们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就对中国不感兴趣，对中日关系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