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水：世界大格局的框架下的中日关系
中评社香港7月1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7月10日，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暨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协办的“展望后疫情时代之中日关系——两岸三地之视野”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宋立水以“世界大格局框架下的中日关系”为题进行了发言。
宋立水表示，世界格局始终是在变动的。当下的世界格局的变动则是结构性的变动。世界上的国家关系都属于世界格局或者结构关系中的一部分。中日关系也不例外。在世界大格局的框架下把握并处理好中日关系，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大变动的博弈处于不败之地至关重要。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以来，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时代，荷兰时代以后，英国在18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成为世界的霸权核心。1880年代末美国经济规模超越英国，但是并没有改变英国主导世界的大格局。两次世界大战带给英国与欧洲的是战争疲惫和经济衰退和科技人才的流失，而非战场的美国则是战争特需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扩张，黄金和人才的流入。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美国开始按自己的利益规则控制世界的时代在二战后真正开始。但是，准确地说，因该是美国和苏联两个世界的领袖主导世界的局面。
美国开始单独主导世界的局面应该是在1971年以后。首先是在70年代中期确立了美元的统治地位。80年代后期以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崩溃，苏联解体，政治上形成的美国独大的局面。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界范围的实现。为美国资本集团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提供的世界范围的制度环境。1980年中期开始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美国资本推动的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美国在90年以后确立了通讯技术的主导地位，加速了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
中国经济经历了前30年的近代工业产业基础建设和后40年的市场扩张的发展，已经有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和掌握了近代科学技术生产能力，且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诸多科技指标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与科技大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凸现。
2009年的奥巴马时代，在美国政界提出的“G－2构想”和美国学者中提出的“美中国”概念，认为作为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强国，美国和中国应共同解决世界问题，以避免再次陷入冷战 。显然，美国对中国将持续发展并将成为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国毫不怀疑。对于美国提出的“G－2构想”中国没有积极响应。
2010年开始，美国抛出回归亚洲的战略，开始了围堵中国发展的战略。TPP成为美国该战略杰作。2017年的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更为激烈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政策，以维护美国对世界的霸主地位的稳定。
美国的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与科技地位开始动摇，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的军事地位面临着开始恢复实力的俄罗斯的挑战，同时也感受到快速增长的中国的挑战。美国与欧洲日本盟国的关系也因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独善”政策出现裂痕。美国的本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出现动摇。特朗普的美国政府在面对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的非国际合作的态度所产生的疫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局面，与奥巴马的美国政府在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国际合作的成果形成鲜明的对比。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的实现的条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切断与中国的利益关系，以及其他国家与美国有相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动机，和美国形成针对中国的联合阵线。从目前来看不仅美国无法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关系，美国的同盟国也同样困难。
中日关系是在上述世界大格局博弈中的存在。关于中日关系需要把握的以下六几个层面。一个是国家主权关系的层面，一个是经济关系的层面，一个是安全保障关系的层面，一个是文化关系的层面，一个是历史关系的层面，一个是国民感情关系的层面。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国家主权关系中的中日之间仍然存在有钓鱼岛等主权之争和排他经济水域划分的摩擦和历史关系中有关战争的历史认识摩擦。国民感情的摩擦也都源自于此。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且还会相当时期存在。从经济关系上看，应该说是互补互惠的贸易关系和相互依存的产业链经济关系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器。深渊的文化关系也成为有效的粘合剂。中日民间的友好团体其影响虽有减弱（老龄化），但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交流作用。
如何判断日本的对中战略也很重要。日本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这是冷战的产物。日本在安全保障上依赖于美国的情况相当一个时期不会改变。美日军事同盟给日本带来了战后经济奇迹般发展的巨大利益。盟国美国对日本政界和媒体仍有操纵作用。冷战结束后日本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也获得会很大利益。在国际事务上，日本仍期望日本作为世界格局中第一层次的大国影响世界。但是由于日本在外交上不独立的服从于美国的地位，决定了日本只能是次元层次的存在。日本在世界格局中提高其发声地位的平台是G7。日本认为在安全保障上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苏联。因此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且积极寻求在美－日－澳－印之间建立印太战略中发挥作用，意在抑制中国。
对台湾和香港以及西藏新疆等分裂势力活动的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出于抑制中国威胁目的，有乐见其成的心理。在南海问题上，处于抑制中国的发展的心理和担心日本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受到中国控制的安全危机感，日本更倾向于支持美国对南海的介入。另一方面，日本也理解与中国经济关系的维持与发展对日本之利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当下。因此，在日本已经形成了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轨外交路线。按照日本的国民性，在中美博弈之间，日本会机会主义的判断选择。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壮大自己，对中日关系也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总之，在中美博弈的大格局中，日本是美国的一个棋子。比如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实施之时，钓鱼岛的购岛事件成为中日关系急速恶化的开端。2020年新冠疫情下中日民间相互支援，两国国民感情大大改善之时，美国对中国全面博弈开始之时，钓鱼岛更名动作又开始出现。
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复杂的形势下，无论是处理中日关系还是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以及其他各个层次的国际关系，都要放在大格局之中和中美博弈的情形去观察和处理。都需要服务于大局。做到战略自信，开放发展，无利不动，不危不战。
中国受到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并非昨日开始。50，60，7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远比今日恶劣与复杂。从国内情况来看，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一个有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的工业大国，而且也基本掌握了近代科学技术体系。而且在数字经济的技术与应用上仅次于美国，也是世界上的数字经济强国有着潜力巨大的数字资本。从国际经济关系来看，中国处于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产业链上，有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全方位的产业聚集。而且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的最具潜力的巨大的市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研究机构和庞大的科技人才和后备军，大学每年向社会输送8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军事与航天技术与装备的水平已经跨入世界大国的行列。已经具有抑制战争的威慑力量。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轨道。
在中美博弈中，美国的盟友与美国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与中国的利益在多方面多层次存在。即使是美国也与中国有着相当的经济利益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甚至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仍有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因此，有了战略自信，我们就无需与美国争锋相对的战略对抗。可以采取非对称手段牵制。对中日关系的摩擦更是如此。无利不动，不危不战，战则必胜。
第一，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国际社会关系。在世界大格局变动中，在中美博弈中，更要积极发展和深化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明朝为了规避倭寇的骚扰采取的禁海并由此导致的延续到清朝的闭关政策，使中国失去了时代的发展机遇的历史教训，是我们面对当下美国企图再次建立联合阵线封锁中国的一面镜子。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都不会闭关。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更大胆的敞开大门，扩大和深化开放的经济关系，开放巨大的市场。这不仅是在中美博弈中打破美国封锁意图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途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发言权和一定是与为世界提供市场的大小相关。国际产业链和产业聚集之重地也由此会得到巩固。此外，亚欧大陆在世界格局中处于最主要战场的地位。串联并推动亚欧大陆的新一带一路的经贸发展战略是历史发展的使然。一旦繁荣的亚欧大陆经济带形成，美，英，日，澳等就会被相对边缘。要更开放的发展中欧对话与投资经贸关系，积极促进RCEP（东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关系）的实现。应该说中国在发展与深化国家关系上有广阔的空间和机遇。正如社会关系资本理论所阐述的那样，一个广泛的国际社会关系的维系与深化，不仅产生知识与技术传播的效应，还会产生交易成本下降，效率提高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
第二，抓住产业革命的机遇，率先发展国内市场。重点加速5G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数字经济化，关系的产业升级，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和产业集聚地位的稳定和升级，关系到生产性提高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为中国先行推进经济数字化的技术革命提供价值空间。
第三，把提高国民福祉最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国民社会福祉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元的水平，2023－2024年将超过12500美金，进入人均所得高收入国家行列。社会需求会发生质的变化，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依然重要，但是社会福祉将会成为人们幸福感受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医疗（与干部待遇相齐，大病免费医疗），教育（12年义务教育，取消就学的城乡差异）的社会福祉以及住房保障（参考新加坡的制度）。这几项的社会福祉的充实与改善，不仅可以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还将促进社会的人文发展和社会公正与社会安定，也是社会经济高水平发展和在世界大格局变动的博弈中保持优势的要件，更是软实力形成的要件。
第四，提供成长期待的舆论导向，改善企业经营的商业环境。市场预期对企业和投资家产生相当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趋势应该成为主要的尺长预期导向。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甚至外资企业）的商业竞争环境的公正需要完善的法规和有效执法保障。而商业经济活动一定要有企业为主体，通过公正的市场竞争发挥效应。给企业家以成长的预期和公正竞争的环境，就会出现技术进步与财富增长的局面。政府行为的重点应转向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基本的医疗和教育都应属于保障和促进国民公正公平发展公共服务，不应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经营产品（部分个人需求出外）。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也应该改变为为引进人才创造环境方面上来。
第五，做好军事准备，抑制突发事态。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被利用的局部战争导火索。台湾涉及到国家主权，台湾是中国安全保障的地理上的命脉，在危险到来时刻，中国没有放弃的选择。因此需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军事准备的越充分，台湾为主战场的战争就越遥远。军事准备的越充分，就会在不得不战的危险时刻，战而必胜。
中评社香港7月1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7月10日，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暨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协办的“展望后疫情时代之中日关系——两岸三地之视野”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宋立水以“世界大格局框架下的中日关系”为题进行了发言。
宋立水表示，世界格局始终是在变动的。当下的世界格局的变动则是结构性的变动。世界上的国家关系都属于世界格局或者结构关系中的一部分。中日关系也不例外。在世界大格局的框架下把握并处理好中日关系，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大变动的博弈处于不败之地至关重要。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以来，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时代，荷兰时代以后，英国在18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成为世界的霸权核心。1880年代末美国经济规模超越英国，但是并没有改变英国主导世界的大格局。两次世界大战带给英国与欧洲的是战争疲惫和经济衰退和科技人才的流失，而非战场的美国则是战争特需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扩张，黄金和人才的流入。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美国开始按自己的利益规则控制世界的时代在二战后真正开始。但是，准确地说，因该是美国和苏联两个世界的领袖主导世界的局面。
美国开始单独主导世界的局面应该是在1971年以后。首先是在70年代中期确立了美元的统治地位。80年代后期以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崩溃，苏联解体，政治上形成的美国独大的局面。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界范围的实现。为美国资本集团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提供的世界范围的制度环境。1980年中期开始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美国资本推动的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美国在90年以后确立了通讯技术的主导地位，加速了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
中国经济经历了前30年的近代工业产业基础建设和后40年的市场扩张的发展，已经有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和掌握了近代科学技术生产能力，且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诸多科技指标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与科技大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凸现。
2009年的奥巴马时代，在美国政界提出的“G－2构想”和美国学者中提出的“美中国”概念，认为作为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强国，美国和中国应共同解决世界问题，以避免再次陷入冷战 。显然，美国对中国将持续发展并将成为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国毫不怀疑。对于美国提出的“G－2构想”中国没有积极响应。
2010年开始，美国抛出回归亚洲的战略，开始了围堵中国发展的战略。TPP成为美国该战略杰作。2017年的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更为激烈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政策，以维护美国对世界的霸主地位的稳定。
美国的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与科技地位开始动摇，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的军事地位面临着开始恢复实力的俄罗斯的挑战，同时也感受到快速增长的中国的挑战。美国与欧洲日本盟国的关系也因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独善”政策出现裂痕。美国的本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出现动摇。特朗普的美国政府在面对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的非国际合作的态度所产生的疫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局面，与奥巴马的美国政府在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国际合作的成果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