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的理性“和平统一”
中评社╱题：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的理性“和平统一”——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观察 作者：李海燕（广州），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能更有效保障台湾广大人民在台湾的利益需求，保障台湾未来治理的稳定和长久。姑且不论政治因素或信仰因素，仅从个体或组织的损失最小、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和平统一”是最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优先决策选项。“九合一”选举中以“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等拼经济的选举口号及“讨厌民进党”、“讨厌国民党”等厌恶蓝绿恶斗的政治倾向，取代了“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等“民粹主义”感性口号，表明了台湾社会已经从传统熟人社会的感性行为模式转向了公民社会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模式。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两岸都要相互瞭解、相互理解，共同协商，相向而行，以两岸利益最大化、以两岸未来光明化处理两岸关系。
一、“统一”议题的历史回溯
（一）台湾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台湾居民中最早的族源普遍认为是来自大陆南方的古越人和南岛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民众先后播迁到台逐渐开发台湾，族源和文化与大陆同一。台湾在明郑和满清时期也一直是中国版图和行政体系的一部分①。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国际竞争上使用坚船利炮的掠夺和侵占手段，将殖民的炮火对准中国之时，由于清廷的腐败、羸弱，割地赔款成为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进入国际社会的屈辱之路。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日本，激发台湾民众的激烈反抗和大陆民众的强力反对。孙中山先生一直心系“恢复台湾，巩固中华”，其“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的“民族主义”中恢复中华、五族共和等就是主张建立统一的、自主自治的现代化中国，成为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来，许多台湾民众主动投入到反帝抗日、回归祖国的斗争中。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光复，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台湾人民额手相庆，而国、共都明确以建设包括台湾在内的完整中国为国家目标。此后，以民主协商国际事务而建立的联合国也成为解决国际事务与争端的全球组织，中国是其创始成员国参与国际事务，随后许多殖民地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人民战争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农为主体、以人民统一战线的一方获得胜利而在大陆结束。
（二）两岸分治的“一国两制”实质状态和“武统”路径
从1949年随蒋介石退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岸实际上进入分治状态，但两岸政府都提出以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完整国土为治权范围。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及席位，并把国民党的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随即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许多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与台湾所在的“中华民国”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和巩固。从此，在规范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国际法规和国际外交原则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国名，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或国际体育运动等赛事。在两岸内部，在台湾的两蒋政府一直以“反攻大陆”为目标，而大陆则以“解放台湾”为追求，武力“统一中国”为共同路径。可以说，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台湾事实上就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施行“一国两制”了，即大陆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拥有军队旗号施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两岸治权层面，并未明晰政府间、政党间的关系和治理制度衔接问题，没有完成内部统一。台湾问题与港、澳的历史背景不同，也是台湾问题复杂性的根源。
（三）向“和平统一”的路径转折
1978年以来，大陆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拨乱反正全面进入快速发展期，也开始主动改变对台政策。在顶层设计上，以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一历史性对台工作纲领性文献，明确化干戈为玉帛，从过去的敌对状态转变为促进和平统一和协同发展方向，首次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该文告像一道春风，融化了两岸之间长达三十年隔绝的坚冰，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之门。1981年叶剑英发表“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俗称“叶九条”）、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奠定了新时期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这个阶段，大陆单方面出台了一些保障台胞台属利益的措施。
1987年，蒋经国政府确定台湾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两岸正式打破了自1949年以来的长期隔绝状态，打开了两岸官方交流的大门。随着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吸引了大陆部分民众，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巨大市场也对台商具有极大吸引力，两岸民间各项交流趋于热络与频繁。
两岸人民交流愿望强烈，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三不政策”（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官方授权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大陆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推动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1992年两岸双方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达成共识，在此基调上，双方妥善处理两岸间涉及民众权益的事务，开展事务性商谈，成功在新加坡举行了1993年“汪辜会谈”，签署了一系列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协定，人员往来和经贸、文教等各项交流进入发展期。
这个阶段，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也依据分三步走的规划顺利推动：第一步1997年香港回归；第二步1999年澳门回归；第三步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新世纪以来，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大陆惠台措施和两岸交流政策不断出台，两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丰富、程度不断加深。但是，台湾各项民调和大选结果显示，台湾社会和民众的“一个中国”的认同却是不断下滑，“台独”势力不断抬头，“统一”认同一直居于低点。本来由于历史和美、日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导致台湾问题的处理就十分复杂，而台湾岛内局势变化更使两岸统一变得更为困难。台湾政党轮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不断以“民主、自由”、“转型正义”之名推动台湾社会分裂和本土化改革、打压国民党，而国民党要员以“不统、不独、不武”、“一中各表”，一方面积极拓展与大陆沟通，另一方面实施“独台”措施以维护其权贵利益。两岸的热络交往红利主要由上层获取，并未转化为统一的促进力量，这促使大陆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台方略。
（四）统一议题多元化
2016年初以来，台独势力代表民进党蔡英文上台，统一台湾问题成为两岸热点。蔡英文只提“维持现状”而不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从热络转入冰点，不断挑战大陆的两岸关系底线，统一模式、统一时间表、治理模式等开始引起重视。现有观点包括：和平统一的“古巴模式”、“克里米亚回归模式”、“德国模式的两德统一与俾斯麦统一之路”，武力统一的“直接武统”模式、“北京模式”或“越南武力统一模式”等等，统一后何种“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也在学界和民间引发讨论。
近两年由于蔡政府不断“媚美拒中”、大力推行文教“柔性台独”举措，“武统”之声不断加强，特别是美台方面的相关鼓噪更甚，如台“国防部”于2017年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和《国军五年兵力整建与施政计画报告》等提出所谓“整体评估共军犯台可能时机”，并组织应对“军演”，也有转移岛内对蔡执政不力、谄美的批评而将原因导向对岸的政治目的。一些美国智库也紧锣密鼓地讨论中国大陆“对台武统”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2月12日签署《国防授权法》，明文表达可以考虑美台军舰互访与停泊的可能性。而其2018年签署的《台湾旅行法》(简称台旅法)在3月16日开始“生效”，随即公布对华加征关税清单，并不断以多种形式介入台海问题，明显将台湾作为中美竞争的棋子，以达到其压制和扰乱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的目的。绿营纷纷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感谢”和积极“靠拢”，大陆除表示“坚决反对”和明确红线之外，也加强了台海军演和舰机绕台巡航。此间坊间武统之声更盛。
（五）大陆“国家统一”国策
大陆将“国家统一”作为国策从未改变。解决台湾问题可有若干模式可供选择，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对两岸发展和民族复兴、人民福祉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模式。但若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两岸双方从“冷对抗”变成“热对抗”，国际局势上美国公然介入和台湾当局公然挑战大陆底线，就可能形成武统等其他模式。在武统条件下，为了稳固治理，直接实行“一国一制”可能就是优先选项。
无论如何，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陆13亿人民共同心愿，是中国共产党和大陆政府的当前任务和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对大陆而言，“台独”从来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统一”和发展是唯一的国家目标。虽然“经济困台”对大陆而言是当前付出最小经济代价的方式，但并非是有利于两岸长远发展的现实选择。不管何种统一模式，“两岸统一”最终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根本在人心统一。为了两岸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岸携手和平协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反独”和“促统”并举，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能更有效保障台湾广大人民在台湾的利益需求，保障台湾未来治理的稳定和长久。姑且不论政治因素或信仰因素，仅从个体或组织的损失最小、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和平统一”是最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优先决策选项。
二、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意义
决策理论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对人的选择行为模式的研究。
（一）风险决策理论的基本原理
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making)指在多种不定因素作用下，对2个以上的行动方案进行选择，其过程是对各个结果发生概率选项进行的权衡。股票是买还是抛？选择治愈率高但有风险的手术方案还是保守治疗？等等。风险决策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之中，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风险决策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适用于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对多个行动方案的结果预期做出比较利益判断而做出选择的行为过程，但不适用于理想追求或信仰追求的行为决策。
如何进行风险决策是人类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生的常态性行为。经典决策理论认为风险决策是一个补偿性的、期望值最大化的过程。由于有不定因素存在，则行动方案实施结果的损益值是不能预先确定的，故风险决策可分为两类：若自然状态的统计特性（主要指概率分布）是可知时做出决策，则称为概率型决策；若自然状态的统计特性不知道时决策，则称为不定型决策。
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以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他提出风险决策“前景理论”这一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它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
前景理论分析框架
在编辑阶段，个体凭藉“框架”（frame）、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对信息予以判断。该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它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因此，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是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失去时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参照点的设立和变化影响人们的得失感受，并进而影响人们的决策。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乐感。可见，在得失面前，人是理性的，但这个理性是有限的。②
1、台湾民众绝大部分偏向理性经济人
台湾民众中，绝大部分是一般经济人，当然也有一部分机会投机者。在大一统的“中国人”国族认同中，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承认以下事实的：一是台湾人民都是不同时期从大陆移民而来，具有中国人的血缘和传统文化习俗关系。二是台湾人民在长久的反抗荷西政权及日本殖民者过程中，都以回归祖国为诉求，虽然1945年之后国民党一直未能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但真正的日裔后代或亲日买办比例仍属少数。三是台湾人民在追求翻身做主而做出反抗国民党、呼应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二.二八”事件中，以谢雪红等为代表的台湾省籍民主人士明确以回归红色大陆的“一个中国”为诉求，拒绝美、日鼓吹的“台独”，后续国民党当局的“清乡运动”被残酷镇压的大部分是共产党或亲共人士，而非台湾省籍人士。四是两蒋时期的政治与教育均以一个中国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并无“台独”的历史基础。五是新世纪以来台湾中高等教育普及，已经推行十二年中小学教育，大学入学率高达90%以上，绝大部分受过较好教育的中青年一代，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倾向于理性经济人。
2、“维持现状”是台湾民众在缺乏“和平统一”信息和利益预期下的权宜选择
1980年代出现的“民主运动”是基于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而要求尊重和认可农工利益和台湾省籍人的民主权利而发起的。在台湾地区政治解严后，本土化、民主化成为台湾社会主流，但在政党斗争中民进党日渐被殖民时期亲日买办或日人后裔等主导，“民主、自由”和“本土化”被作为标签和口号来作为与国民党争权夺利的手段。客观来说，原台湾省籍人民与大陆有长期的隔绝和被殖民历史，没有与中国大陆同步经历完整的推翻满清、以一个个民主革命谋求现代化中国的变革历程，但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无直接的矛盾冲突，只是由于长期的国共对峙及“仇共反共丑共”教育，导致不论是原来的台湾省籍人还是1949年过去的外省人及其后代，都对大陆不瞭解、不理解而存在误解、担心，年轻人更在教科书和媒体的影响下出现国族观的混乱，对未来不确定。对于广大台湾民众而言，随着大陆的经济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虽然大部分都承认两岸最终会走向统一，但由于对大陆发展的瞭解少而偏颇，对大陆释放的善意和惠台政策的可能所得小心翼翼，故而在求稳定、规避风险的惯性思维下，姑且选择“不统不独”、“维持现状”来保有其现有生活。对于权贵而言，为保有和扩大其在台湾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和利益，竭力鼓吹“独台”或“台独”，并以此来争取民众选票。对于已经来大陆发展多年、瞭解大陆的台商或台胞而言，若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觉悟和理想追求，仅从个人利益出发，放任“台独”可能使其争取大陆更多优惠政策，以期有利于短期内个人利益最大化。
三、“和统”与“武统”的不同路径利益与风险
对台湾各界和民众而言，在“独立”和“统一”之间做出选择，或在不同的“统一”路径中做出选择，都是典型的“风险决策”行为。作为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共性，台湾民众是否会在充分瞭解“和统”与“武统”的不同利益得失下做出理性选择呢？
（一）统一有时间表也无时间表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时间是由内外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决定。岛内政局变化不是决定因素，美国等国际环境都是外部因素，关键看大陆的发展和战略以及台湾人民的选择这些内部主导因素。从大陆方面看，中共十九大后，从2018年算起，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2049建国100周年，都是一个个历史性的节点，不可能不在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显着进展，或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打下坚实基础。“统一”不是“狼来了”，是大陆必然的国家目标。同时，“台独”、“挟洋自重”、美国介入等只会促使大陆加快统一的步伐。当然，台湾民众主动选择“和平统一”，越早选择越受到大陆的欢迎，这也没有时间表。
（二）“统一”的条件和具体利益
从40年前的《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大陆一直将和平统一作为国家统一的第一优先选项。
1、《告台湾同胞书》对和平统一政策的奠基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的目标、前提条件、决策主体与具体利益，奠定了和平统一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方向和原则。
和平统一目标：尽快结束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和平统一前提条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
和平统一方案决策：通过两岸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害。
和平统一促进路径：推动两岸同胞自由往来，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两岸“三通”（通航、通邮、通商）。
和平统一促进发展的共同利益：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2、“叶九条”对和平统一利益的解读
1981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首次解读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意涵。
统一方案决策：除了寄希望于执政当局，推动国共合作协商和平统一外，还强调寄希望与台湾人民“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提供建议、共商国事”。
和平统一后的台湾治理安排：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3、邓小平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原则的阐释
“一国两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而创造性地提出的国家统一方针，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方针，也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所采用的制度。邓小平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1997、1999年港澳回归后，就一直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
1992年10月12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③
1992年两岸授权“海基会”和“海协会”在达成和确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基础上，就两岸诸多领域交流合作做出了制度性安排，逐步实现了“三通”等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阶段性目标，极大增进了两岸同胞福祉，推动了两岸交流蓬勃发展。2008年以来，马英九执政时期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两岸携手不断出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措施，使得两岸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增多、层次不断增加，效益也日益多元。直至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由于蔡英文政府虽然提出“维持现状”，但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实际上“媚日拥美”而“拒中反中去中”，导致两岸官方交流停摆、经贸受损，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受到损害。
4、习近平对两岸融合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政策
习近平主席创造性提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理念，提出将祖国统一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针对两岸复杂的外部和内部形势，明确划出了“武统”的“六个绝不”红线：“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作为对“台独”的惩戒和从“和统”转向“武统”的条件。同时突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具体举措：一是“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二是“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三是“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④，更加注重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均衡性和普惠性，强调扩大台胞的受益面、增强台胞的获得感，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持续、健康和稳定。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宣示目标：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绝不会为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进而提出推进统一的五个方面（被称为“习五条”）：“携手推进民族复兴”、“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同胞心灵契合”等。在政治上，提出愿与台湾各界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愿深化两岸经济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融合发展，可以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在经济上，要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共同市场，两岸要应通尽通，甚至可以“率先实现（台湾）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在情感上，呼吁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同时也严正忠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⑤
四、理性经济人的觉醒使“和平统一”更有可能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以“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等拼经济的选举口号及“讨厌民进党”、“讨厌国民党”等厌恶蓝绿恶斗的政治倾向取代了“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等“民粹主义”感性口号，表明了台湾民众已经从传统熟人社会的感性行为模式转向了公民社会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模式。对于两岸和台湾的未来，台湾民众可以在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更有主动参与决定台湾未来的意愿和参与决策的能力。
自1990年代民主化改革以来，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一直是台湾民众追求的价值观和现实目标。实际上，这些也是大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代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两岸价值观上并无本质的矛盾与对立，只是实施民主与保障自由的方式有所差异而已。现实而言，无论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是亚非等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人人满意的民主制度，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问题与不足。在台湾，当两党竞争走向蓝绿恶斗，当民进党政府以“转型正义”冻结国民党党产、打击异见人士，以“前瞻计画”和“新南向”政策瓜分公帑和经济利益，以强力压制、不聘任依遴选法定程序选举的台大校长管中闵就任1年半，以强力手段通过“提高购买美军售武器预算”、通过“去中国化”、“台独”课纲等等，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两党竞争走向蓝绿恶斗，其珍视的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正在不断失去。
（二）经济发展迟缓、民生富足正在失去
三、四十年前，台湾经济飞速发展，“亚州四小龙”是曾经的辉煌。1990年代后执政党主导台湾民众忙于政治选举和选票争夺，疏于经济建设，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日益迟缓。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确立了“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⑥的发展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以多边贸易和加入WTO进入全球化市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渐实现富强大国目标。2005年广东省的GDP就已经超过台湾，今日大陆GDP已是台湾的22倍。马英九时期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前提下，两岸的经济社会交往不断加深，台湾分享了更多大陆改革开放红利。由于政府、政党都忙于政治，台湾经济提振不力，产业外流、人才外流、投资减少、工资待遇长期没有提高，而2016年蔡政府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更导致两岸关系转冷，两岸经贸下滑，货出不去、人进不来，“年金改革”、“劳工法”更使工作机会缩减、收入下降，“前瞻计画”、“军售”等消耗大量财政，台湾经济发展乏力，蔡政府执政效益不佳，台湾民众民生富足的期望落空。
（三）国际空间日益限缩、独立自治权力逐渐失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均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处理两岸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国地位的不断巩固和国际责任的承担能力不断增强，台湾以经济支持维系的“友邦国家”越来越多地转向与中国大陆建交和寻求支持。所有国家都在国际社会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彻底撕去了过去所谓“世界道义”的面纱、明确了“美国保护”的代价，美、日等对台关系就是利用台湾作为棋子打压中国大陆的崛起以维护其本国利益的手段，对台的军售、出口产品、口头支持等都是需要台湾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和作为俯首听命的附庸这个独立自治的政治代价和人格代价的。美国绝不会牺牲其本国利益而去保护台湾、对抗中国大陆。
（四）坚持“台独”或挟洋自重挑战大陆红线引发“武统”可能失去生命和自治机会
台湾若是挑战“六个绝不”或美国军舰泊台、公然干涉台湾问题的红线，大陆必然采取“武统”路径，跨海峡攻取台湾岛，然后按大陆的意志安排台湾的一切，届时则可能无需商讨“一国两制”，为了加强管理和提高治理效率，直接采取“台湾省”模式，全部由中央直接派任官员和军队进行管理，“台独分子”则会依《反国家分裂法》予以坚决打击。战争带来的就是生命的伤害。
五、“和平统一”协商“一国两制”是台湾民众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最优选择
台湾当局和广大民众若相向而行，主动、尽早选择“和平统一”，可以避免战争、生灵涂炭，可以和大陆商讨“一国两制”的具体模式，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可以争取和享有最多的自治权。
1、政治上获得更大自治和权力
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后，在政治上实行“一国两制”，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商讨需要的法律、选举制度、治理制度，即“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⑦，依法实施自主自治。在国家层面，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通过协商也可以促进大陆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体系。
2、国际上拓展更多空间
在国际层面，在一个中国框架下，以中国台湾或中华台北名义保留在国际组织及外国政府或非政府性组织的驻外机构，或在国际组织或机构中，中国代表团可有一定比例的台湾代表，其“国际空间”有增无减。
3、经济上获得更多建设资金和民生保障
台湾可以享有大陆强大军队保护，台湾人民不必服兵役了，军费节省了，军购取消，可以把原来的军费用于民生建设。台湾纳税人的钱全部用于台湾建设和民生，而必要时大陆还可将为处理台湾问题而在国际国内增加的部分经费预算转为支持台湾发展的资金。加入大陆建设富强中国的经济框架，分享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机会，台湾的民生保障有可持续的经济基础。
4、心理上获得安定和充满未来的希望
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协商的“一国两制”确定和平发展的未来，可以减少广大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和迷茫，心理安定、生活安稳；可以国民待遇身份参与和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共建美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不用讨列强之欢心，在全球范围堂堂正正地享有大国公民权利等。
六、结论
1、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两岸都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相互瞭解、相互理解，对话包容、共同协商，相向而行，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大局中大势中，正视历史、立足现在，以两岸利益最大化、以两岸未来发展长久化处理两岸关系，理性思考和选择台湾和中华民族的未来。
2、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而言，“统一”和“发展”是必然的目标。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支持和追求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两岸中国人只有精诚团结、携手同心、创新发展，才能不断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创未来！
3、对两岸而言，“和平统一”是利益最大的方式，而“武统”是代价最大的方式，两岸都要付出极大经济代价，台湾人民更要付出更多生命代价。对大陆而言，以理性经济人假设，如无“一中基础”可断绝经贸关系，虽然“经济困台”是当前付出最小经济代价的方式，但会严重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不利于民心融合，并非是有利于两岸长远发展的现实选择。
4、对台湾广大民众而言，“趋利避害”选择“和平统一”可以使台湾民众得到最大的利益。“台独”会导致台湾民众失去其现有利益甚至生命与未来。台湾民众、党团和当局都要充分瞭解“和平统一”的机会和“武力统一”的风险。理性瞭解大陆的变化与发展，承认“一个中国”、“九二共识”，通过各种方式和抓住有利契机，主动选择“和平统一”，可以规避现有权益的丧失风险，通过协商获得较多的自治权，保有“民主”与“自由”，还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国际空间，改善民生、与大陆共融发展。坚持“台独”迫使大陆“武力统一”可能会失去其最看重的“自治”、“民主”、“自由”等价值保障。
5、“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还寄希望于各党团、各界别，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每个台湾人、每个台湾团体都有参与制定“一国两制”的权利和机会，都有决定台湾治理制度的权利和机会。
注释：
①高明士，台湾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P17-32.
②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着，林奇译，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百度文库网站，https://wenku.baidu.com/view/7655fec6dd3383c4bb4cd2a5.html。
③《告台湾同胞书》等政策，涉台法律法规，国台办网站，http://www.gwytb.gov.cn/gjstfg/。
④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⑤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9-01/02/content_2070110.htm?from=singlemessage。
⑥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⑦同⑤。
（完）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2月号，总第254期）
中评社╱题：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的理性“和平统一”——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观察 作者：李海燕（广州），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能更有效保障台湾广大人民在台湾的利益需求，保障台湾未来治理的稳定和长久。姑且不论政治因素或信仰因素，仅从个体或组织的损失最小、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和平统一”是最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优先决策选项。“九合一”选举中以“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等拼经济的选举口号及“讨厌民进党”、“讨厌国民党”等厌恶蓝绿恶斗的政治倾向，取代了“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等“民粹主义”感性口号，表明了台湾社会已经从传统熟人社会的感性行为模式转向了公民社会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模式。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两岸都要相互瞭解、相互理解，共同协商，相向而行，以两岸利益最大化、以两岸未来光明化处理两岸关系。
一、“统一”议题的历史回溯
（一）台湾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台湾居民中最早的族源普遍认为是来自大陆南方的古越人和南岛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民众先后播迁到台逐渐开发台湾，族源和文化与大陆同一。台湾在明郑和满清时期也一直是中国版图和行政体系的一部分①。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国际竞争上使用坚船利炮的掠夺和侵占手段，将殖民的炮火对准中国之时，由于清廷的腐败、羸弱，割地赔款成为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进入国际社会的屈辱之路。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日本，激发台湾民众的激烈反抗和大陆民众的强力反对。孙中山先生一直心系“恢复台湾，巩固中华”，其“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的“民族主义”中恢复中华、五族共和等就是主张建立统一的、自主自治的现代化中国，成为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来，许多台湾民众主动投入到反帝抗日、回归祖国的斗争中。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光复，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台湾人民额手相庆，而国、共都明确以建设包括台湾在内的完整中国为国家目标。此后，以民主协商国际事务而建立的联合国也成为解决国际事务与争端的全球组织，中国是其创始成员国参与国际事务，随后许多殖民地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人民战争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农为主体、以人民统一战线的一方获得胜利而在大陆结束。
（二）两岸分治的“一国两制”实质状态和“武统”路径
从1949年随蒋介石退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岸实际上进入分治状态，但两岸政府都提出以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完整国土为治权范围。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及席位，并把国民党的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随即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许多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与台湾所在的“中华民国”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和巩固。从此，在规范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国际法规和国际外交原则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国名，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或国际体育运动等赛事。在两岸内部，在台湾的两蒋政府一直以“反攻大陆”为目标，而大陆则以“解放台湾”为追求，武力“统一中国”为共同路径。可以说，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台湾事实上就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施行“一国两制”了，即大陆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拥有军队旗号施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两岸治权层面，并未明晰政府间、政党间的关系和治理制度衔接问题，没有完成内部统一。台湾问题与港、澳的历史背景不同，也是台湾问题复杂性的根源。
（三）向“和平统一”的路径转折
1978年以来，大陆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拨乱反正全面进入快速发展期，也开始主动改变对台政策。在顶层设计上，以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一历史性对台工作纲领性文献，明确化干戈为玉帛，从过去的敌对状态转变为促进和平统一和协同发展方向，首次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该文告像一道春风，融化了两岸之间长达三十年隔绝的坚冰，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之门。1981年叶剑英发表“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俗称“叶九条”）、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奠定了新时期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这个阶段，大陆单方面出台了一些保障台胞台属利益的措施。
1987年，蒋经国政府确定台湾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两岸正式打破了自1949年以来的长期隔绝状态，打开了两岸官方交流的大门。随着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吸引了大陆部分民众，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巨大市场也对台商具有极大吸引力，两岸民间各项交流趋于热络与频繁。
两岸人民交流愿望强烈，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三不政策”（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官方授权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大陆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推动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1992年两岸双方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达成共识，在此基调上，双方妥善处理两岸间涉及民众权益的事务，开展事务性商谈，成功在新加坡举行了1993年“汪辜会谈”，签署了一系列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协定，人员往来和经贸、文教等各项交流进入发展期。
这个阶段，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也依据分三步走的规划顺利推动：第一步1997年香港回归；第二步1999年澳门回归；第三步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新世纪以来，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大陆惠台措施和两岸交流政策不断出台，两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丰富、程度不断加深。但是，台湾各项民调和大选结果显示，台湾社会和民众的“一个中国”的认同却是不断下滑，“台独”势力不断抬头，“统一”认同一直居于低点。本来由于历史和美、日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导致台湾问题的处理就十分复杂，而台湾岛内局势变化更使两岸统一变得更为困难。台湾政党轮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不断以“民主、自由”、“转型正义”之名推动台湾社会分裂和本土化改革、打压国民党，而国民党要员以“不统、不独、不武”、“一中各表”，一方面积极拓展与大陆沟通，另一方面实施“独台”措施以维护其权贵利益。两岸的热络交往红利主要由上层获取，并未转化为统一的促进力量，这促使大陆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台方略。
（四）统一议题多元化
2016年初以来，台独势力代表民进党蔡英文上台，统一台湾问题成为两岸热点。蔡英文只提“维持现状”而不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从热络转入冰点，不断挑战大陆的两岸关系底线，统一模式、统一时间表、治理模式等开始引起重视。现有观点包括：和平统一的“古巴模式”、“克里米亚回归模式”、“德国模式的两德统一与俾斯麦统一之路”，武力统一的“直接武统”模式、“北京模式”或“越南武力统一模式”等等，统一后何种“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也在学界和民间引发讨论。
近两年由于蔡政府不断“媚美拒中”、大力推行文教“柔性台独”举措，“武统”之声不断加强，特别是美台方面的相关鼓噪更甚，如台“国防部”于2017年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和《国军五年兵力整建与施政计画报告》等提出所谓“整体评估共军犯台可能时机”，并组织应对“军演”，也有转移岛内对蔡执政不力、谄美的批评而将原因导向对岸的政治目的。一些美国智库也紧锣密鼓地讨论中国大陆“对台武统”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2月12日签署《国防授权法》，明文表达可以考虑美台军舰互访与停泊的可能性。而其2018年签署的《台湾旅行法》(简称台旅法)在3月16日开始“生效”，随即公布对华加征关税清单，并不断以多种形式介入台海问题，明显将台湾作为中美竞争的棋子，以达到其压制和扰乱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的目的。绿营纷纷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感谢”和积极“靠拢”，大陆除表示“坚决反对”和明确红线之外，也加强了台海军演和舰机绕台巡航。此间坊间武统之声更盛。
（五）大陆“国家统一”国策
大陆将“国家统一”作为国策从未改变。解决台湾问题可有若干模式可供选择，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对两岸发展和民族复兴、人民福祉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模式。但若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两岸双方从“冷对抗”变成“热对抗”，国际局势上美国公然介入和台湾当局公然挑战大陆底线，就可能形成武统等其他模式。在武统条件下，为了稳固治理，直接实行“一国一制”可能就是优先选项。
无论如何，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陆13亿人民共同心愿，是中国共产党和大陆政府的当前任务和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对大陆而言，“台独”从来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统一”和发展是唯一的国家目标。虽然“经济困台”对大陆而言是当前付出最小经济代价的方式，但并非是有利于两岸长远发展的现实选择。不管何种统一模式，“两岸统一”最终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根本在人心统一。为了两岸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岸携手和平协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反独”和“促统”并举，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能更有效保障台湾广大人民在台湾的利益需求，保障台湾未来治理的稳定和长久。姑且不论政治因素或信仰因素，仅从个体或组织的损失最小、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和平统一”是最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优先决策选项。
二、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意义
决策理论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对人的选择行为模式的研究。
（一）风险决策理论的基本原理
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making)指在多种不定因素作用下，对2个以上的行动方案进行选择，其过程是对各个结果发生概率选项进行的权衡。股票是买还是抛？选择治愈率高但有风险的手术方案还是保守治疗？等等。风险决策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之中，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风险决策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适用于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对多个行动方案的结果预期做出比较利益判断而做出选择的行为过程，但不适用于理想追求或信仰追求的行为决策。
如何进行风险决策是人类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生的常态性行为。经典决策理论认为风险决策是一个补偿性的、期望值最大化的过程。由于有不定因素存在，则行动方案实施结果的损益值是不能预先确定的，故风险决策可分为两类：若自然状态的统计特性（主要指概率分布）是可知时做出决策，则称为概率型决策；若自然状态的统计特性不知道时决策，则称为不定型决策。
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以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他提出风险决策“前景理论”这一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它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
前景理论分析框架
在编辑阶段，个体凭藉“框架”（frame）、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对信息予以判断。该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它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因此，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是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失去时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参照点的设立和变化影响人们的得失感受，并进而影响人们的决策。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乐感。可见，在得失面前，人是理性的，但这个理性是有限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