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台湾方案：研究基础与进展
中评社╱题：“‘两制’台湾方案：研究基础与进展” 作者：李振广（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在探索国家统一道路上进行的一次伟大政治创新。“两制”台湾方案则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引起了广泛反响。在这一理念的激励下，人们对以“一国两制”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进行广泛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今天开展“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积淀了深厚的研究基础。随着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作为一项国家政治工程，加大力度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研究、设计、协商与实践探索，正逢其时。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主张。这也是中国在追求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综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整体需要而提出的台湾问题解决模式与方向。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作为实施统一的关键蓝图——“两制”台湾方案也到了加大力度研究的时候了。
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两制”台湾方案其实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架构下的两岸统一方案，主要涉及统一后台湾在“两制”下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在结束内战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台海两岸进行了不懈探索。就大陆方面而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最初萌芽是在中国共产党实现大陆解放以及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逐步产生的。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中，西藏和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包容不同政治体制的宽广胸怀。西藏解放不仅体现了和平方式，也体现了“两制”的萌芽。经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正式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中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①在协议中，中央政府同意“保留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与其他地区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呈现新中国式的“两制共存”。这两条关键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就已经萌发了“两制”思想，而且还把这一思想具体落实到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写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后也在一段时期内充分落实了“两制”政策。
在台湾问题上，为结束内战、完成国家统一，从1949年到1979年大陆方面不仅探索了武力统一方式，也探索了和平统一方式。早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宣导和平解放台湾这一主张。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公开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在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告台湾同胞书》中，仍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在明确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两制”思想也逐渐萌芽。1956年10月，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时，毛泽东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搞三民主义”。②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第一次公开对外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他说：如果台湾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③
在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一纲四目”④和平统一新方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台海统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平统一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国家统一的主流思想。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两岸和平统一方案中已经隐约出现了“一国两制”的影子。这正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源头，也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把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国家统一中的政治智慧高度凝练，形成了实现国家统一新方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思想。也就是在完全统一后的中国国内，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一经提出迅速引起广泛反响和研究。大批学者投入到“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研究中来。特别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为“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参照。虽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国两制”在港澳仍然是最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
二、“两制”概念的厘清与“两制”方案基本框架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经历并衍生了多种社会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社会制度形态之一。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及苏联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并成为一个世界级现象。纵观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影响着全球大多数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生活选择和国家间关系的性质、状态与演变。也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世界两大主要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无处不在。
（一）“两制”概念的厘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四个国家即德国、越南、中国、朝鲜半岛，长期未能完成国家完全统一。其中一个最为关键因素就是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政治制度或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这四个地方在冷战初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最前沿。你死我活的社会制度之争成为阻挡这些国家和地区完成国家统一的关键因素。国家统一问题也就印上了深深的社会制度之争或意识形态之争的烙印。尽管如此，追求国家统一仍是这些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四个国家当中，越南通过战争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南北统一；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即将结束时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东西德统一。作为内战和冷战遗留问题，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依然面临着结束政治分歧、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重任。而这种政治分歧当然包含着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在这种制度之争依然存在的时代背景之下，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邓小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两制”共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这里的“两制”就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澳门、台湾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统一后的共存。这是最基本的两制概念。
“一国两制”思想的核心是以“制度包容”的方式实现统一。这一思想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这一思路为国家统一进程中解决两种制度矛盾与分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之间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甚至也为世界范围内其他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不同文明文化、不同的族群、宗教派系之间解决矛盾分歧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实践中，中国政府运用“一国两制”方式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中国提供的这一解决模式，显然也对随后世界两大社会制度间矛盾的缓和，乃至推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人类生活全球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现有实践证明，这种思想理论对于推进人类社会和谐，化解政治分歧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两制”方案基本框架
“两制”台湾方案，也就是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其基本框架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两岸尚未完成完全统一的关键在于两岸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长期政治对立与分歧没有消除。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即统一在两岸没有政治对立与政治分歧的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在这一框架下，不仅两岸存在已久的政治分歧政治对立被消除，而且两岸政治分歧的外在标志差异——旗、歌、号差异也一并消除。这将是中国完全统一的根本性指标，也是“两制”台湾方案的核心要求。
第二，“两制”共存。按照“一国两制”模式统一后，在一个中国之下和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谁也不吃掉谁，即谁也不要以自己的制度去代替对方的制度，长期共处、共存、共同发展。甚至，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建设发展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做出各自独有的贡献。
第三，“台湾地区高度自治”。台湾地区内部事务高度自治。“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⑤在岛内现有的基本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同时，统一后，台湾同胞还可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分享大陆更多的发展机遇，获得更多权益增量。
第四，台海两岸“平等协商、共议统一”。这是形成“两制”台湾方案具体条款与内容的根本路径。“两制”台湾方案应该是两岸政党、团体和有识之士相向而行，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展开对话沟通、交换意见，在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过程中逐渐达成的。
从20世纪80年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提出开始，大陆学界随即展开对“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与探索，梳理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对中央领导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重要论断及内容进行了深入诠释，研究了中外各种类型的统一模式⑥，开展比较研究，对“一国两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论证。总体而言，在“一国两制”提出后的30多年时间里，对于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理论探索层面。从研究热度上看，大陆学界研究“一国两制”非常积极，而所涉及到的另一当事方——台湾方面受政治氛围影响，敢于大胆参与“一国两制”研究的专家学者、政党人士非常有限。而且“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也被严重污名化，成为研究禁忌和政治禁忌。这一形势非常不利于“一国两制”研究的全方位展开，难以获得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尽管如此，大陆地区相关“一国两制”研究和香港、澳门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为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
（一）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经过30多年深入的理论探索之后，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亟待出现重大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而“两制”台湾方案的提出，正式把“一国两制”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理论探索推进到实践探索的新阶段，以谋求实现“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新突破，推动统一进程。正如《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所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在新时代这一历史背景下，把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从理论研究提升到实践探索阶段，也显得十分必要。
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从此，“两制”台湾方案研究便进入了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并重的新阶段，呈现鲜明的新时代特色。
在此次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成国家统一愿景。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则是落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重要体现，也是在实践中推进“一国两制”创新的需要，当然也是新时代的要求。从现实的角度看，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一种政治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实事求是，追求以最符合海峡两岸同胞福祉、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方式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伟大探索，的确是两岸统一道路探索中发现的最佳方案。
在“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探索方面，从2019年初开始，大陆对台部门在引领和推动两岸协商谈判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实现了零的突破。岛内有关政党、团体和界别代表人士积极回应，与大陆各界人士开展对话协商，达成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携手实现和平统一、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等多项共识并发表共同倡议。岛内政党、团体积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迈出重要步伐。⑦
（二）“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正在深入推进
2019年1月以来，学术界对“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逐渐掀起高潮，成为大陆、港澳台学者研究的一大热门主题。
第一，大陆学界研究“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路径。总体上看，大陆学者在“两制”台湾方案研究中既有以社科基金为依托进行集体联合攻关研究，如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均承担相关重大社科基金课题研究项目；或者如重要涉台研究期刊《台海研究》专门就此议题组织专家学者展开研究；也有专家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两制”台湾方案进行研究探讨，众多涉台学者也纷纷加入到研究“两制”台湾方案的行列中来。
第二，“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方向，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涉及方案本身及其具体条款，是为未来两岸统一商谈做准备；另一类则是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学术论证。仅就“两制”台湾方案的学术研究层面而言，自2019年以来截止到2023年6月底，收录到中国大陆重要电子数据库——中国知网的相关学术论文粗略统计有37篇，内容涵盖：“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构想、理论与实践路径和推进策略，以及“两制”台湾方案经济议题、法律议题、心理议题等。
第三，中评智库基金会做出了突出贡献。纵观华人学术圈，除了中国大陆以外，长期持之以恒坚持研究“两制”台湾方案的学术平台和学术机构当属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新闻网、《中国评论》月刊，且研究成果丰硕，业绩尤为突出，是研究和宣传“两制”台湾方案的重要发动机。
与香港特区政府同龄的中国评论媒体集团，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创新与实践的密切观察者、见证者和参与者，并从1998年开始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理论积淀深厚，影响深远。新时代，中评智库基金会继续以“形在江海，心存魏阙”之精神，“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自动自觉承担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历史责任”。⑧从2019年1月迄今的4年多时间里，中评智库基金会多次牵头组织两岸及港澳专家学者就“两制”台湾方案这一重大命题进行研究探索，进行充分讨论，并将专家观点发表在《中国评论》月刊和中国评论新闻网，进行广泛传播。从某种意义上，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月刊和中国评论通讯社三位一体，成为研究“两制”台湾方案、凝聚两岸及港澳专家智慧与共识的重要学术平台和智慧传播平台。从实际学术贡献看，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月刊和中国评论新闻网，已经成为引领两岸、港澳及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两制”台湾方案的学术重镇。
2023年3月，中评智库基金会集长期研究“两制”台湾方案之大成，重磅推出高达60万字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是对“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重要智力奉献，大大丰富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内容，扩展了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围，为下一步深入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撑和基础支撑。这部论文集中，既有大陆学者的智慧与贡献，也有台湾、香港、澳门专家学者的智慧与贡献，既有知名专家，也有中青年后起之秀。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不多见的以“两制”台湾方案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著作，而且也代表了当前“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水平。可以肯定地说，中评智库基金会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当前，“两制”台湾方案还处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之中，不仅需要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更期待台海两岸更多的政党团体、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这一伟大探索与实践。当然也欢迎外国朋友、专家学者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作出积极贡献。
四、余论：“两制”台湾方案应有的特性
“两制”台湾方案是两岸同胞共同协商的两岸统一方案，必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工程、智慧工程。无论从现有基础还是未来前景看，“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与探索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个特性：
第一，原则性。以和平统一为前提的“两制”台湾方案设计与探索必须建立在“一国两制”原则基础之上，不是“一国一制”，也不是“一国多制”，更不能是导向分裂国家的“两国两制”。
第二，开放性。无论是“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探索，还是民主协商、实践探索，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密室交易，也不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探索是开大门走大路，支持两岸统一的政党、团体、机构、普通民众、研究专家，为“两制”台湾方案贡献智慧和力量，人人有责。无论是研究理论、进行协商，还是探索实践，无论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还是来自海外各界，任何对“两制”台湾方案有利的作为都应受到欢迎。
第三，包容性。“两制”台湾方案要体现两岸利益最大化的包容性。不仅包容台湾同胞的各种权益，也要包容大陆的整体利益；不仅有经济等各项权利的包容与尊重，而且更要有对意识形态差异的包容。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差异上的包容。“两制”共存，互相包容，不能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没有制度的包容，就没有“一国两制”。这是核心。
第四，典范性。“两制”台湾方案要展现中华文化智慧的光芒。“两制”台湾方案的架构、文字、条款和精神，是两岸中国人为人类社会奉献出的伟大智慧产品，应该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大智慧，足以成为人类社会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典范和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芒的重要历史文献。这样的历史文献一定能经得起历史检验，成为人类政治发展中的宝贵精神财富，足以成为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五，过渡性。“两制”不是永恒状态。“两制”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共存可以是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客观地讲，不是永恒的。两岸制度差异在统一后的长期交流融合中一定会逐渐消失。全球化加速了人类社会融合，何况是同文同种的台海两岸。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人类社会中制度之争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制度之争或将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有可能变成人类生存自由与人工智能发展悖论之间的矛盾，区区社会制度差异也许可以忽略不计。
国家统一的理念牢牢印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也无论等待统一的时间有多长，国家完全统一不可阻挡，也不可回避。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政治工程，加大力度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研究、设计、协商与实践探索，正逢其时。
注释：
①黄建鹏：《签订十七条协议》，参见：http://www.tibet.cn/cn/rediscovery/201803/t20180314_5546762.html
②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与祖国统一》，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65、76、68页。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469页。
④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四目：一、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中正管理；二、如果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中正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四、国共双方保证不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2022年8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第一版，第31页。
⑥知名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先生在2000年至2001年间集中地收集和研究了各种有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方案。他从学理的角度比较分析了11种“一国一制”模式、70种“两国两制”模式、20种包括“联邦制”在内的难以分类的统一模式等“非一国两制”类共101种，与“一国两制”模式合计102种方案。李家泉先生研究后认为，“一国两制”是所有方案中的最佳方案。
⑦刘结一：“领航定向坚定前行——写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20年1月2日11版）。
⑧郭伟峰主编、罗祥喜执行主编：《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23年3月初版，序第2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8月号，总第308期）
中评社╱题：“‘两制’台湾方案：研究基础与进展” 作者：李振广（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在探索国家统一道路上进行的一次伟大政治创新。“两制”台湾方案则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引起了广泛反响。在这一理念的激励下，人们对以“一国两制”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进行广泛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今天开展“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积淀了深厚的研究基础。随着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作为一项国家政治工程，加大力度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研究、设计、协商与实践探索，正逢其时。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主张。这也是中国在追求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综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整体需要而提出的台湾问题解决模式与方向。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作为实施统一的关键蓝图——“两制”台湾方案也到了加大力度研究的时候了。
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两制”台湾方案其实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架构下的两岸统一方案，主要涉及统一后台湾在“两制”下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在结束内战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台海两岸进行了不懈探索。就大陆方面而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最初萌芽是在中国共产党实现大陆解放以及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逐步产生的。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中，西藏和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包容不同政治体制的宽广胸怀。西藏解放不仅体现了和平方式，也体现了“两制”的萌芽。经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正式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中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①在协议中，中央政府同意“保留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与其他地区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呈现新中国式的“两制共存”。这两条关键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就已经萌发了“两制”思想，而且还把这一思想具体落实到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写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后也在一段时期内充分落实了“两制”政策。
在台湾问题上，为结束内战、完成国家统一，从1949年到1979年大陆方面不仅探索了武力统一方式，也探索了和平统一方式。早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宣导和平解放台湾这一主张。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公开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在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告台湾同胞书》中，仍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在明确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两制”思想也逐渐萌芽。1956年10月，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时，毛泽东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搞三民主义”。②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第一次公开对外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他说：如果台湾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③
在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一纲四目”④和平统一新方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台海统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平统一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国家统一的主流思想。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两岸和平统一方案中已经隐约出现了“一国两制”的影子。这正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源头，也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把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国家统一中的政治智慧高度凝练，形成了实现国家统一新方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思想。也就是在完全统一后的中国国内，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一经提出迅速引起广泛反响和研究。大批学者投入到“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研究中来。特别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为“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参照。虽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国两制”在港澳仍然是最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
二、“两制”概念的厘清与“两制”方案基本框架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经历并衍生了多种社会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社会制度形态之一。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及苏联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并成为一个世界级现象。纵观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影响着全球大多数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生活选择和国家间关系的性质、状态与演变。也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世界两大主要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无处不在。
（一）“两制”概念的厘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四个国家即德国、越南、中国、朝鲜半岛，长期未能完成国家完全统一。其中一个最为关键因素就是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政治制度或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这四个地方在冷战初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最前沿。你死我活的社会制度之争成为阻挡这些国家和地区完成国家统一的关键因素。国家统一问题也就印上了深深的社会制度之争或意识形态之争的烙印。尽管如此，追求国家统一仍是这些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四个国家当中，越南通过战争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南北统一；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即将结束时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东西德统一。作为内战和冷战遗留问题，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依然面临着结束政治分歧、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重任。而这种政治分歧当然包含着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在这种制度之争依然存在的时代背景之下，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邓小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两制”共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这里的“两制”就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澳门、台湾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统一后的共存。这是最基本的两制概念。
“一国两制”思想的核心是以“制度包容”的方式实现统一。这一思想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这一思路为国家统一进程中解决两种制度矛盾与分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之间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甚至也为世界范围内其他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不同文明文化、不同的族群、宗教派系之间解决矛盾分歧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实践中，中国政府运用“一国两制”方式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中国提供的这一解决模式，显然也对随后世界两大社会制度间矛盾的缓和，乃至推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人类生活全球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现有实践证明，这种思想理论对于推进人类社会和谐，化解政治分歧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两制”方案基本框架
“两制”台湾方案，也就是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其基本框架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两岸尚未完成完全统一的关键在于两岸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长期政治对立与分歧没有消除。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即统一在两岸没有政治对立与政治分歧的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在这一框架下，不仅两岸存在已久的政治分歧政治对立被消除，而且两岸政治分歧的外在标志差异——旗、歌、号差异也一并消除。这将是中国完全统一的根本性指标，也是“两制”台湾方案的核心要求。
第二，“两制”共存。按照“一国两制”模式统一后，在一个中国之下和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谁也不吃掉谁，即谁也不要以自己的制度去代替对方的制度，长期共处、共存、共同发展。甚至，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建设发展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做出各自独有的贡献。
第三，“台湾地区高度自治”。台湾地区内部事务高度自治。“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⑤在岛内现有的基本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同时，统一后，台湾同胞还可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分享大陆更多的发展机遇，获得更多权益增量。
第四，台海两岸“平等协商、共议统一”。这是形成“两制”台湾方案具体条款与内容的根本路径。“两制”台湾方案应该是两岸政党、团体和有识之士相向而行，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展开对话沟通、交换意见，在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过程中逐渐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