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青年群体相互认知：认知偏差意识形态化
中评社北京4月16日电（实习记者 邓可）4月11日下午，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柴琳在线上进行了有关中韩当代青年群体相互认知的报告——中韩青年群体相互认知现状与评析。
柴琳首先对“青年”进行定义。她表示，青年群体在韩国被称为MZ世代，是将千禧一代和Z世代结合的说法，基本上等于我国80后和95后00后相结合的群体，年纪基本上在18岁到40岁区间。因此，她在报告过程中会将这两个世代统称为青年群体。
柴琳认为，青年群体有三个特征。首先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力量。比如1985年出生的李俊熙在2021年时成为了韩国国民力量党的党首，并随着2022年国民力量党赢得大选，他成为了最年轻的执政党党首。而我国大疆的创始人汪涛也是一个典型的80后。第二个特征是青年群体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第三就是青年群体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体，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 K－POP文化。
柴琳指出，中韩两国青年群体的相互认知出现了一个“越年轻越反感”的现象。在对韩国人关于中国的认知调查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韩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的人数占比已经达到了80%，而持较好印象的人占比只有19%。而一份对韩国师生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即韩国整体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情况比较严重。与美国、加拿大、英国这些国家相反，韩国18～29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对中国持有较差印象的人数占比超过了老一辈。而在2021年韩国发布的韩国国家形象调查数据中，中国对韩国的好感度在68.6%，略低于2020年的数据，但10～19岁的群体对韩国的好感率只有30%左右，比2020年降低一半。
柴琳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个是政治因素，首先萨德的部署让很多中国人对韩国失望。尤其是尹锡悦上台后，韩国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对美倾斜，给中韩关系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就韩国国内而言，针对萨德部署，韩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针对萨德的一些措施，比如限韩令等，都是对韩国的报复。其次，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因素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韩关系的不稳定性。拜登政府利用七国集团、北约、五眼联盟等平台，积极拉拢盟友配合支持韩国的对华战略。种种政治因素导致双方的青年群体对彼此的负面情绪较大。第二个原因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纽带薄弱，虽然中日韩越历史上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但是中韩青年群体对对方都处于“近而不知”的情况。第三个原因是复杂的舆论环境导致认知偏差。出于对流量的过度追求，一些新媒体会制造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的话题来吸引读者，而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很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因此媒体的偏见有时严重影响了两国的良性互动，她认为韩媒对于中国的报导有所偏颇，同时中国的部分媒体对于韩国的报导也并不客观。
随后，柴琳重点分析了负面认知产生的内部原因。她认为民族主义对于这种认知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柴琳强调，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韩国比较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是朝鲜半岛特有的历史产物，并始终存在着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的竞争。从近代以来，韩国一直想要重新定义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关系。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韩朝鲜半岛一直挣扎于去中国化和针对于日本的去殖民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朝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抵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历史时期。但是韩国建国以后，这种民族主义逐渐发生变化。有学者将韩国现代社会分成了四大体制，第一个是李承晚治下的极右反共体制“1948年体制”，第二个是朴正熙的独裁体制“1961年体制”，第三个是民主宪政体制“1987年体制”，这一阶段开启了民选普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1997年体制”，即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体制。
柴琳谈到，这四大体制中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代人。第一代人是经历了朝鲜战争和冷战的老年保守世代，他们的生涯跨越了李成安的“1948年体制”和朴正熙的“1961年体制”，所以反共意识比较浓重，是坚定支持韩美同盟的力量。第二代是“86世代”，即在60年代出生并到80年代接大学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反独裁运动，是韩国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向往南北和解统一，并且比对华持友好态度，构成了当下韩国政界进步阵营的主体。第三代人就是MZ世代。1997年韩国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启动了韩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在这种体制之下，韩国的青年群体形成了与之前两代人完全不同的特征，是偏右翼的“大韩民国民族主义”的信奉者。他们承继了右翼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色彩，既骄傲于保守阵营标榜的经济成就、也自豪于进步阵营标榜的民主化成就。
“韩国的青年群体对于韩国文化强国身份的自豪，化成了想要向世界正确介绍韩国文化的使命感，这也引发了中韩文化争议的一个核心因素。” 柴琳表示，由于青年群体所信奉的是韩国而非韩民族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这也使得他们对于朝鲜半岛的统一持漠视甚至排斥的态度，也暴露出韩国年轻一代对于多民族国家形态想象力的缺乏。同时，韩国的青年群体也很焦虑。在1997年后，韩国全面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获益者为官僚、财阀、国际金融资本等政治经济精英联盟，成本却转嫁给了中小企业、劳工与普通民众。劳动市场的不稳定与雇佣灵活化加深了社会经济两极化与不平等：求学、就业竞争加剧的同时，失业、临时工与低薪工作成为常态。因此青年一代的生存焦虑特别强烈，并且这种情绪容易转化为对邻国的负面情绪和本国的优越主义。
她指出，在这种竞争的焦虑下，韩国的青年群体认为“公正”成为了比较稀缺的价值，因此过往几年间很多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其实都与青年群体对公正价值的高度敏感相关。比如朴槿惠的闺蜜干政丑闻以及2019年对曹国的女儿享受入学特殊照顾的抗议，都说明一旦触及公正问题，韩国的青年群体对于保守阵营还是进步阵营都会不留情面。此外还有北京冬奥会中黄大宪判罚的问题，韩国的舆论会认为大众的愤怒并不是源于唯奖牌论，而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一场由青年群体的焦虑和嫌恶情绪所驱动的厌华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韩国的青年群体对于中国的负面认知，与他们在1997年的体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柴琳分析道，“他们是自豪的大汉民国民族主义者，也是在极端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无比焦虑，对公正的议题高度敏感的生存者。”
而关于中国的青年群体，柴琳认为从中国的发展进程来看，他们是出生在“富起来”阶段并成长于“强起来”阶段的一代人。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得中国青年群体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也为青年群体的文化自信提供源泉。他们对于国家的高度信任史无前例，同时对西方的价值观越来越冷漠。但是中国的青年群体也面临着“摩天大楼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到来、内卷压力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影响了中国青年群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目前中国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已经步入到一个新的“觉醒年代”，爱国主义、民族自豪、平视世界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最突出的精神价值。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是文化大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些理念已经浸润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 柴琳最后说，“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文化强国，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与物质硬实力的日益强大其实并不相称，中国文化的传播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文化自信使中国青年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距离感，但是当他们发现中国文化面临着“走出去”的问题时，中国青年也会产生不安与失落。再加上之前中韩又围绕历史文化问题早有争议，使得中韩两国的年轻人在网络上互不退让。当这种议题频繁出现且成为焦点的时候，认知的偏向便会逐渐意识形态化。
中评社北京4月16日电（实习记者 邓可）4月11日下午，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柴琳在线上进行了有关中韩当代青年群体相互认知的报告——中韩青年群体相互认知现状与评析。
柴琳首先对“青年”进行定义。她表示，青年群体在韩国被称为MZ世代，是将千禧一代和Z世代结合的说法，基本上等于我国80后和95后00后相结合的群体，年纪基本上在18岁到40岁区间。因此，她在报告过程中会将这两个世代统称为青年群体。
柴琳认为，青年群体有三个特征。首先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力量。比如1985年出生的李俊熙在2021年时成为了韩国国民力量党的党首，并随着2022年国民力量党赢得大选，他成为了最年轻的执政党党首。而我国大疆的创始人汪涛也是一个典型的80后。第二个特征是青年群体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第三就是青年群体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体，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 K－POP文化。
柴琳指出，中韩两国青年群体的相互认知出现了一个“越年轻越反感”的现象。在对韩国人关于中国的认知调查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韩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的人数占比已经达到了80%，而持较好印象的人占比只有19%。而一份对韩国师生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即韩国整体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情况比较严重。与美国、加拿大、英国这些国家相反，韩国18～29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对中国持有较差印象的人数占比超过了老一辈。而在2021年韩国发布的韩国国家形象调查数据中，中国对韩国的好感度在68.6%，略低于2020年的数据，但10～19岁的群体对韩国的好感率只有30%左右，比2020年降低一半。
柴琳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个是政治因素，首先萨德的部署让很多中国人对韩国失望。尤其是尹锡悦上台后，韩国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对美倾斜，给中韩关系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就韩国国内而言，针对萨德部署，韩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针对萨德的一些措施，比如限韩令等，都是对韩国的报复。其次，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因素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韩关系的不稳定性。拜登政府利用七国集团、北约、五眼联盟等平台，积极拉拢盟友配合支持韩国的对华战略。种种政治因素导致双方的青年群体对彼此的负面情绪较大。第二个原因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纽带薄弱，虽然中日韩越历史上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但是中韩青年群体对对方都处于“近而不知”的情况。第三个原因是复杂的舆论环境导致认知偏差。出于对流量的过度追求，一些新媒体会制造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的话题来吸引读者，而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很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因此媒体的偏见有时严重影响了两国的良性互动，她认为韩媒对于中国的报导有所偏颇，同时中国的部分媒体对于韩国的报导也并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