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与重构展望
中评社╱题：海峡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与重构展望 作者：吴凤娇（漳州），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是以台商投资为主要驱动，囿于“两头在外”的脆弱性，长期附属于欧美主导的生产网络。未来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叠加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等复杂变局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将步入历史性重构阶段，呈现再调整、再平衡的博弈演变态势。应充分把握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提升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内在韧性，积极开创以中国大陆内需市场和新经济产业为依托、向RCEP及“一带一路”市场延伸的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新格局。
一、引言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是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石，是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推进国家完全统一的内在要求。其中，两岸先进制造业〔1〕价值链稳定运行是落实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面对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恐将加剧等复杂变局，研究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及未来重构动向，有助于把握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的新契机，引导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转型升级，为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创造更为有利条件。
随着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不断发展，两岸学术界聚焦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构建的客观需求、内在成因、治理路径及中美战略博弈下趋势展望等方面展开诸多建设性的探讨。林其屏（1995）以提升两岸产业分工合作为出发点，探讨了构建两岸产业价值链的重要性。〔2〕张冠华（2013）主张，两岸产业价值链应以新兴产业为重点载体，幷提出共定标准、共创品牌等具体政策建议。〔3〕李保明，周小柯（2015）在梳理台湾产业外移中国大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台商投资中国大陆是两岸产业价值链形成的直接外因。〔4〕庞建国（2016）基于对两岸“产业搭桥”专案分析，提出两岸共同打造产业价值链有利于台湾产业升级和实现两岸互利双赢。〔5〕郑学党、华晓红（2017）认为，GVC分工是两岸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未来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搭建海外合作平台及开展高端服务业合作等路径实现攀升GVC。〔6〕中美战略博弈开启后，高长（2018）〔7〕、李应博等（2019）〔8〕、李保明（2020）〔9〕、盛九元等（2022）〔10〕、张冠华（2023）〔11〕等研究均表明，中美战略博弈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造成了市场迁移和投资转移等诸多影响冲击。上述丰硕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可拓展之处，具体表现在：第一，大部分研究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而以先进制造业为对象的研究仅关注了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一般性总结，基于前瞻研究的发展动态与结构特征研究不足；第二，对中美战略博弈等复杂变局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理论和现实逻辑等关注较少，策略对策设计建构性体现不足。于此，本文基于现实进展深刻阐释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结构特征，着重探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发展态势等复杂变局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趋势，幷针对性提出引导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策略建议。
二、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发展的结构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先进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加速向大陆转移，两岸先进制造业形成了“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合作格局，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链关系。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形成不仅是两岸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差异形成的密切经贸关系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生产网络演进的产物，是全球价值链（GVC）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趋势来看，两岸先进制造业正改变过去单一依赖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化的方式，正藉由发达国家的间接关联朝向直接关联的方向发展。
（一）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具有“两头在外”的脆弱性
经过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等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东亚各经济体凭藉各自要素禀赋优势嵌入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了链条密集、产品多元的东亚生产网络。正如Ernst和Guerrieri提出：东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国际加工生产最初只起源于东亚个别国家，之后重心很快转移到东盟，随之转移到中国大陆，幷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12〕多年来，东亚生产网络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为纽带持续升级和扩散，幷呈现明显的外部主导性，即欧美跨国公司拥有对东亚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居于创新研发、核心零部件等价值链上游与制成品的营销与消费等价值链下游，东亚各经济体除日本外多处于生产与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价值链中游。
在东亚生产网络建构的过程中，两岸先进制造业凭藉代工生产优势，以垂直分工的模式共同嵌入其中，幷在GVC需求的驱动下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链分工合作模式，即技术与市场、品牌都长期把控在掌握标准、技术与品牌的欧美发达经济体手中。在这样的模式下，欧美发达经济体位居GVC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大陆和台湾主要嵌入产品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逐渐陷入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两难境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加之受欧美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中国大陆本土产业链崛起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驱动力有所下降。2014年前，台湾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来自境外增加值比重基本在25%，之后开始下降至20%左右；中国大陆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来自境外增加值比重由2008年的15%下降至2015年的10%，幷一直维持至今。〔13〕从中长期观察，两岸供应链中面向欧美市场的加工贸易将持续减弱。〔14〕
（二）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以台商投资为主要驱动
在跨国公司要求和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背景下，台湾企业将赴大陆投资作为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环节，整合幷利用两岸要素禀赋优势和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将原本在岛内的生产端向中国大陆转移，形成了初期的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据台当局“经济部投审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台商赴大陆投资先进制造业的项目为20183件，投资总额为1231.02亿美元，占台商赴大陆投资总额的60.37%。〔15〕台湾企业将先进制造业跨越两岸运营的典型模式是：台湾母公司负责接单，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引进技术和核心零组件，幷生产中高端中间品；大陆子公司多为加工出口企业，从台湾母公司进口关键零组件和中间产品，主要负责中下游的制造组装环节。台资企业在两岸的投资布局使得两岸先进制造业形成日趋紧密的价值链分工合作关系。
表1反映了2010—2023年间台湾外销订单生产属地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历年台湾厂商所接的海外订单中，在中国大陆生产比重非常高、2021年前均占4成以上，而在2014-2017年间大陆是台湾外销订单的第一大生产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后台湾外销订单在大陆生产比重有所下降，2023年降至37.8%。
另据表2、表3所示，中国大陆台资企业从台湾母公司采购相当比例的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幷将生产产品部分返销回台湾。2001年，在受调查大陆台商企业中，回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和产品返销台湾的比例分别为46.13%和70.23%；2022年则降至21.8%和12.39%，这与台湾大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同赴大陆投资、产业链供应链日益本地化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另从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这两大主导制造业来看，2022年回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占比分别为24%和40.05%，产品返销台湾的占比则为19.56%和17.23%。这表明两岸在这两个先进制造业产业上形成了稳定的生产环节间的产业链，台商投资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表1：2010-2023年台湾外销订单各主要生产属地分布］
［表2：中国大陆先进制造业台资企业从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比率］
［表3：中国大陆先进制造业台资企业产品回销台湾的比率］
（三）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直接供需关联增强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高速经济增长和庞大内需市场磁吸力日益增加，台商不仅将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环节加速向中国大陆转移，而且将采购、研发、管理等各环节进行联动转移，转向实施生产、行销与研发幷重的投资策略。根据《2022年对海外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的统计结果，2021年，在受调查的大陆台资企业中，有58.73%的大陆台资企业设有制造生产部门、有27.23%的大陆台资企业设有研发及设计部门、另有32.71%的大陆台资企业设有行销部门；而在电子零组件领域，有70.92%的大陆台资企业设有制造生产部门、有34.04%的大陆台资企业设有研发及设计部门、另有40.43%的大陆台资企业设有行销部门。〔16〕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的日益推进，两岸先进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正由早期从属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转向增进彼此间的依赖关系，两岸先进制造业直接供需关联明显增强。如表4所示，2023年，台湾外销订单在中国大陆（含香港）生产产品转销美国等第三国的比例67.6%，比2018年74.6%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在大陆本地销售的比例28.2%，较2018年20.8%上升了7.4个百分点，供应在地化趋势渐增，表明两岸先进制造业的欧美市场动能趋于减弱，而大陆内需市场的驱动力有所增强。
［表4：2018—2023年台湾先进制造业外销订单在中国大陆（含香港）生产产品的销售流向］
［表5：台湾企业参与由中国大陆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
从细分产业来看，2018-2023年，台湾塑橡胶制品、基本金属制品、机械产品和信息通信产品等外销订单在中国大陆（含香港）转销美国等第三国的占比仍在7成以上；而电子零组件和光学器材在地化特征明显，转销美国等第三国的占比都在5成以下。如以电子零组件业为例，2023年，台湾电子零组件业外销订单在中国大陆（含香港）生产产品转销第三国的占比仅有31.9%、在本地销售的比例为61.4%，比2018年的40.4%上升了21%。这表明两岸电子零组件业的分工合作格局已从“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海外销售”正向“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大陆销售”转变。究其根源，近年来，中国大陆加大了对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等扶持力度，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家电、互联网、通信服务等领域涌现了华为、小米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了以自身品牌、面向中国大陆内需市场的国内价值链，台积电、联发科、鸿海等企业积极参与其中（见表5）。由此，两岸先进制造业已改变过去单一依赖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化的方式，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正由发达国家的间接关联朝向直接关联的方向发展。
三、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时代背景
未来一段时期内，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及赖清德当局妄图两岸产业“脱钩断链”等叠加因素影响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传统格局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不确定性增强。但同时，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RCEP落地实施等也给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带来转型升级新契机。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将步入历史性重构阶段，呈现再调整、再平衡的复杂演变态势。
（一）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投资与消费需求收缩，制造业全球化进程减缓，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GVC扩张趋势有所停滞甚至出现回缩，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包括中国、美国、德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工业和贸易大国，其GVC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17〕而中美战略博弈和新冠肺炎疫情更使国际间人流、物流与资金流严重受阻，经济全球化由过去效率优先向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以安全为导向的“分层分圈”形态演变，加速了GVC分工体系的被动重构。种种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GVC进入深度调整期，其调整态势呈现短链化、分散化和区域化的复杂格局。
鉴于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现实发展与演变，一方面，GVC重构的短链化、分散化趋势将弱化中国大陆“世界工厂”的枢纽地位，进而关联冲击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引发两岸之间的产业“断链”与经济“脱钩”风险〔18〕；另一方面，GVC重构的区域化趋势又将强化中国大陆在亚太区域及发展中经济体合作中的要素配置、规则制定与贸易主导作用，客观上推动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东南亚等第三地扩展，进而引领两岸先进制造业朝向“台湾接单、两岸生产中上游产品、东南亚等第三地组装幷出口欧美”或“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亚太市场”等多元模式发展。
（二）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恐将升级
中美战略博弈始于特朗普首任期内。彼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基本形成了对华经贸全面“脱钩”的战略计划和政策框架，对中国贸易、科技、投资等多个领域进行系统性打压，打压遏制程度逐步上升。根据特朗普近一年的公开发言和竞选承诺显示，其新任期内将加紧实施经济孤立主义，延续推行强硬的“遏华”战略，以此继续削弱中国大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力，打击中国大陆“世界工厂”枢纽地位。具体来看，首先，贸易领域威胁对中国大陆发动第二次贸易战，政策动向包括撤销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所有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将在4年内停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的进口、将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的避税行为等；其次，可能强化现有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华出口的限制措施，幷将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更多领域；再次，投资限制方面，可能加大限制我国高科技企业对美投资及其设备、产品、服务进入美国市场，同时限制更多美国投资主体对中国大陆更广泛领域的投资，幷通过利用联邦政府合同、减税等杠杆，迫使更多在华美资企业将产业链迁出中国。
概而言之，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恐难以避免。若美国对中国大陆大幅加征关税，尤其是对手机、电脑等电子信息产业加征高关税，将负面影响大陆台商电子信息企业投资经营，两岸贸易及台商对大陆投资将面临严峻挑战，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冲击，半导体等敏感产业链甚至可能出现局部解构。
（三）赖清德当局妄图推动两岸产业“脱钩断链”
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加快调整岛内经济策略与两岸经贸政策以减轻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在美国全力打“台湾牌”的环境下，民进党当局将中美贸易摩擦视为两岸产业“脱钩断链”的机会，不仅全力迎合美国对中国大陆先进制造业打压政策，紧跟美国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进行出口管制，而且藉机推出“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截至2024年12月20日，“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共吸引328家企业、13372亿元新台币返台投资。〔19〕同时，民进党当局采取牺牲经济利益谋求政治保护的做法，以开放“美猪”“美牛”进口为交换，与美国相继恢复与建立了“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等制度化合作平台，签署了“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协议，共同防范和遏制中国大陆的“经济结盟态势”明显。〔20〕赖清德执政后，从所谓“和平保台”路线出发，提出重点发展半导体、人工智能、军工、安控及通讯等“五大信赖产业”，加大开展“芯片外交”，推动半导体等核心产业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韧性供应链体系幷扮演重要角色，旨在继续推动岛内产业“脱陆入美”，全面强化与“保台”相适应的“经济安全”策略与体系。长期来看，虽然赖清德当局妄图推动两岸产业“脱钩断链”无法阻挡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但短期内不可避免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稳定运行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21〕近年来，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日益雄厚，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22〕2023年，中国大陆GDP总量达129.42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同时中国大陆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包括汽车、电脑在内的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无论是工业规模还是供应链结构、长度与完整度等均具备显着优势。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内外循环地位的逐步变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也从单纯的外循环驱动向“双循环”驱动转变，台湾经济亦从主要参与中国大陆外循环向参与“双循环”转变。〔23〕中国大陆台资企业日益重视开拓大陆内需市场，内外兼顾甚至侧重内需市场成为大陆台资企业的必然选择。根据调查显示，2022年台商赴大陆投资动机为市场发展潜力大的比重为29.12%，较2007年的26.76%上升了2.36个百分点；投资动机为劳动成本低廉和土地成本低廉的比重分别为9.99%和3.64%，分别较2007年的26.72%和7.32%下降了16.73个百分点和3.68个百分点，〔24〕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动机已经由成本需求型转变为市场需求型。由此，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将为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提供转型升级新契机，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中以中国大陆内需市场为依托的合作有望相应提升。
（五）RCEP区域价值链日益构建
2022年1月1日，中国大陆和东盟10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实施，标志着覆盖世界约1/3人口和GDP规模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上路。RECP进一步强化中国大陆在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地位（杨攻研和谭予婷，2020），而非成员的台湾在RCEP区域价值链发展及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中将不可避免面临被边缘化加剧的风险（周小柯等，2022）。〔25〕
RCEP成员方在台湾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绝对比重，台湾对其出口和进口均占其总额的50%以上、对其投资则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33.95%。RCEP落地实施，尤其是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的大幅开放、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及原产地累积规则等，将对台商赴大陆投资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特别是受RCEP影响较大的石油化工、钢铁、汽车、工具机、面板等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动力将显着提升。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大陆在RCEP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合作将进一步密切，幷向RCEP成员及周边区域延伸。
四、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策略建议
鉴于未来中美战略博弈仍有趋向升级加剧的极大可能性，为充分应对挑战冲击，应善于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充分把握中国大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提升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韧性，积极开创以大陆内需市场和新经济产业为依托、向RCEP及“一带一路”市场延伸的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新格局。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注重利用中国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台资企业更好参与中国大陆经济内循环。大陆台资企业稳定发展是提升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韧性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中国大陆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且逐步形成低、中、高层次搭配的多元化市场需求结构空间，这给两岸先进制造业合作尤其是大陆台资企业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内生空间。应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台资企业市场准入，有效降低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和交易成本。积极鼓励台资企业抓住中国大陆加快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机遇，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扩大内需的优惠政策引导台资企业改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发展策略，转向以大陆内需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建立自有品牌、完善内销市场网络，扩大本地化采购，积极开展与大陆本土企业的供应链合作，加快融入中国大陆经济内循环。
第二，充分挖掘新经济产业的发展空间，培植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新动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大陆正致力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着力发展数字经济、创意经济和共享经济，加速推进5G通信、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扶持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这为两岸先进制造业合作提供了新空间。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台资企业积极布局新经济产业，拓展两岸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支持两岸企业在技术、专利、产品、应用、资金、市场和人才等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实现先进制造业的深度整合、嵌入式合作，培植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新动能。
第三，积极藉助RCEP区域经济整合功能，推动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向外延伸。在借力RECP吸引台商对大陆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切实发挥中国大陆在RCEP区域经济整合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核心主导作用，帮助台资企业抢抓RCEP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发展机遇，积极支持两岸先进制造业企业共同开发RCEP和“一带一路”市场，推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园区与产业园区共建、资本共营的试点合作，鼓励两岸先进制造业企业互相进驻对方的产业园区，实行统一的技术标准，共建产品销售渠道，将产业价值链延伸至RECP成员方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共同抵御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挑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美贸易关系新形势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治理研究”（19XJL008）。
注释：
〔1〕考虑到先进制造业幷未有明确的行业分类标准，本文综合考虑先进制造业的概念及内涵，参照綦良群等的研究，按照OECD划分行业分类的技术标准，以中高、高技术产业为先进制造业的产业范畴，具体包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七大类产业。
〔2〕林其屏：《共构产业链：推进海峡两岸产业合作的有效选择》，《亚太经济》，1995年第5期。
〔3〕张冠华：《两岸产业合作的回顾与前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李保明，周小柯：《海峡两岸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基于HS四位码产业的实证分析》，《台湾研究》，2015年第2期。
〔5〕庞建国：《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提升路径研究-以“搭桥专案”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2期。
〔6〕郑学党，华晓红：《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两岸产业合作升级路径与策略选择》，《理论学刊》，2017年第2期。
〔7〕高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下加强两岸科技与产业合作趋议》，《海峡科技与产业》，2018年第1期。
〔8〕李应博，殷存毅，刘秋雅：《贸易争端持续影响下的两岸集成电路产业生产网络布局研究》，《亚太经济》，2019年第1期。
〔9〕李保明：《中美贸易摩擦对台商经营及其投资布局影响的实证分析》，《台湾研究》，2020年第1期。
〔10〕盛九元，罗海蓉：《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当前困境与未来走向-兼论“有限脱钩”的缘起及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22年第4期。
〔11〕〔14〕张冠华：《全球经济变局下两岸供应链重构走向探讨》，《亚太经济》，2023年第5期。
〔12〕Ernst,D.and Guerrieri,P.: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Changing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The Case of Electronic Industry,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1998年第2期。
〔13〕王珊珊，曹小衡：《海峡两岸产业链融合新特征及重构展望》，《台湾研究》，2023年第3期。
〔15〕台湾当局“经济部投审司”：2023年12月核准侨外投资、陆资来台投资、海外投资、对中国大陆投资统计速报，https://dir.moea.gov.tw/news.view?do=data&id=1823&lang=ch&type=new_ann。
〔16〕〔24〕台湾当局“经济部投审司”：2022年对海外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https://www.moeaic.gov.tw/news.view?do=data&id=1044&l ang=ch&type =stu dyReport。
〔17〕杨丹辉，渠慎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生产体系调整方向》，《经济纵横》，2021年第3期。
〔18〕王华，李嘉欣：《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向-针对两个典型事件的综合效应评估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3期。
〔19〕台湾当局“经济部投审司”：投资台湾三大方案，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showPagecht1135?Lang=cht&search=1135。
〔20〕张冠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两岸融合发展形势与走向》，《亚太经济》，2021年第2期。
〔21〕人民日报：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2020年11月4日第2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11/04/nw.D110000renmr b_20201104_1-02.htm。
〔22〕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23〕李非，李夏培：《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25〕周小柯，李保明，时保国：《RCEP对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及两岸经贸合作的影响》，《亚太经济》，2022年第3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4月号，总第328期，P66-75）
中评社╱题：海峡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与重构展望 作者：吴凤娇（漳州），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是以台商投资为主要驱动，囿于“两头在外”的脆弱性，长期附属于欧美主导的生产网络。未来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叠加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等复杂变局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将步入历史性重构阶段，呈现再调整、再平衡的博弈演变态势。应充分把握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提升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内在韧性，积极开创以中国大陆内需市场和新经济产业为依托、向RCEP及“一带一路”市场延伸的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新格局。
一、引言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是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石，是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推进国家完全统一的内在要求。其中，两岸先进制造业〔1〕价值链稳定运行是落实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面对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恐将加剧等复杂变局，研究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结构特征及未来重构动向，有助于把握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的新契机，引导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转型升级，为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创造更为有利条件。
随着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不断发展，两岸学术界聚焦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构建的客观需求、内在成因、治理路径及中美战略博弈下趋势展望等方面展开诸多建设性的探讨。林其屏（1995）以提升两岸产业分工合作为出发点，探讨了构建两岸产业价值链的重要性。〔2〕张冠华（2013）主张，两岸产业价值链应以新兴产业为重点载体，幷提出共定标准、共创品牌等具体政策建议。〔3〕李保明，周小柯（2015）在梳理台湾产业外移中国大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台商投资中国大陆是两岸产业价值链形成的直接外因。〔4〕庞建国（2016）基于对两岸“产业搭桥”专案分析，提出两岸共同打造产业价值链有利于台湾产业升级和实现两岸互利双赢。〔5〕郑学党、华晓红（2017）认为，GVC分工是两岸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未来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搭建海外合作平台及开展高端服务业合作等路径实现攀升GVC。〔6〕中美战略博弈开启后，高长（2018）〔7〕、李应博等（2019）〔8〕、李保明（2020）〔9〕、盛九元等（2022）〔10〕、张冠华（2023）〔11〕等研究均表明，中美战略博弈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造成了市场迁移和投资转移等诸多影响冲击。上述丰硕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可拓展之处，具体表现在：第一，大部分研究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而以先进制造业为对象的研究仅关注了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一般性总结，基于前瞻研究的发展动态与结构特征研究不足；第二，对中美战略博弈等复杂变局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理论和现实逻辑等关注较少，策略对策设计建构性体现不足。于此，本文基于现实进展深刻阐释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结构特征，着重探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发展态势等复杂变局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趋势，幷针对性提出引导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策略建议。
二、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发展的结构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先进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加速向大陆转移，两岸先进制造业形成了“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合作格局，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链关系。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形成不仅是两岸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差异形成的密切经贸关系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生产网络演进的产物，是全球价值链（GVC）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趋势来看，两岸先进制造业正改变过去单一依赖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化的方式，正藉由发达国家的间接关联朝向直接关联的方向发展。
（一）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具有“两头在外”的脆弱性
经过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等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东亚各经济体凭藉各自要素禀赋优势嵌入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了链条密集、产品多元的东亚生产网络。正如Ernst和Guerrieri提出：东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国际加工生产最初只起源于东亚个别国家，之后重心很快转移到东盟，随之转移到中国大陆，幷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12〕多年来，东亚生产网络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为纽带持续升级和扩散，幷呈现明显的外部主导性，即欧美跨国公司拥有对东亚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居于创新研发、核心零部件等价值链上游与制成品的营销与消费等价值链下游，东亚各经济体除日本外多处于生产与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价值链中游。
在东亚生产网络建构的过程中，两岸先进制造业凭藉代工生产优势，以垂直分工的模式共同嵌入其中，幷在GVC需求的驱动下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链分工合作模式，即技术与市场、品牌都长期把控在掌握标准、技术与品牌的欧美发达经济体手中。在这样的模式下，欧美发达经济体位居GVC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大陆和台湾主要嵌入产品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逐渐陷入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两难境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加之受欧美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中国大陆本土产业链崛起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对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驱动力有所下降。2014年前，台湾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来自境外增加值比重基本在25%，之后开始下降至20%左右；中国大陆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中来自境外增加值比重由2008年的15%下降至2015年的10%，幷一直维持至今。〔13〕从中长期观察，两岸供应链中面向欧美市场的加工贸易将持续减弱。〔14〕
（二）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以台商投资为主要驱动
在跨国公司要求和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背景下，台湾企业将赴大陆投资作为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环节，整合幷利用两岸要素禀赋优势和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将原本在岛内的生产端向中国大陆转移，形成了初期的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据台当局“经济部投审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台商赴大陆投资先进制造业的项目为20183件，投资总额为1231.02亿美元，占台商赴大陆投资总额的60.37%。〔15〕台湾企业将先进制造业跨越两岸运营的典型模式是：台湾母公司负责接单，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引进技术和核心零组件，幷生产中高端中间品；大陆子公司多为加工出口企业，从台湾母公司进口关键零组件和中间产品，主要负责中下游的制造组装环节。台资企业在两岸的投资布局使得两岸先进制造业形成日趋紧密的价值链分工合作关系。
表1反映了2010—2023年间台湾外销订单生产属地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历年台湾厂商所接的海外订单中，在中国大陆生产比重非常高、2021年前均占4成以上，而在2014-2017年间大陆是台湾外销订单的第一大生产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后台湾外销订单在大陆生产比重有所下降，2023年降至37.8%。
另据表2、表3所示，中国大陆台资企业从台湾母公司采购相当比例的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幷将生产产品部分返销回台湾。2001年，在受调查大陆台商企业中，回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和产品返销台湾的比例分别为46.13%和70.23%；2022年则降至21.8%和12.39%，这与台湾大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同赴大陆投资、产业链供应链日益本地化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另从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这两大主导制造业来看，2022年回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占比分别为24%和40.05%，产品返销台湾的占比则为19.56%和17.23%。这表明两岸在这两个先进制造业产业上形成了稳定的生产环节间的产业链，台商投资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表1：2010-2023年台湾外销订单各主要生产属地分布］
［表2：中国大陆先进制造业台资企业从台采购原材料、零组件与半成品的比率］
［表3：中国大陆先进制造业台资企业产品回销台湾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