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洪雯谈香港兴动能与机遇
中评社香港8月7日电（记者 陆文煜）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距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爱国者治港”已逾3年，香港正迈入“由治及兴”关键阶段。日前，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洪雯博士接受中评社专访，回顾总结香港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以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并就下一步探寻如何激发香港“兴动能”提出具体建议。
洪雯认为，香港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抓住机遇、转危为机，迅速实施“四步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解决了最大的政治难题。今日的立法会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场所，而是展示成果的平台，这也是在李家超政府的政治体系改革成功的背景下才可实现的。这三年来，官员的行政治理水平有效提升，从怕事心态调整成敢作敢为，政治环境的改善亦给人做事的胆量和积极性。
洪雯指出，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还需要建制派及政治领袖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增强调研水平，去研究香港的真问题。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还应当关注香港的“钟摆效应”，以防摆得太过，不利于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
房屋土地政策和香港创科发展是洪雯一向关注的重点。洪雯认为，公屋加量未能根本解决劏房难题，劏房户的具体构成和难迁原因需要深入调研，关键是要为他们搭建可上流的置业阶梯。洪雯指，香港在创科方面素有研发优势，应树立“大湾区研发＋大湾区产业化”思维，嵌入创科产业化链条，构建兼顾多层次的科创生态圈，简政提效，推动实践。
洪雯，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研究部主管，曾任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在学、政、商历练，具有丰富的香港、内地经验，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十多年，曾经出版《两个香港的弥合之路》等作品。
以下为访谈全文：
爱国者治港“四步走” 实现管治体系、产生制度改革
中评社记者：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了“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您认为，这三年以来，爱国者治港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洪雯：香港在2019年遇到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彼时香港社会呈现严重对立，香港政治被严重撕裂，在旧有的体制下，政府施政束手束脚，反对阵营通过各种手段，将政策、议案、拨款卡死，瘫痪立法会，吹鼓社会发动各项运动，使香港社会一路越来越撕裂。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爱国者治港”原则后，通过政治体系的改革扭转了香港政治局面，具体有以下成果：
一是香港通过“四步走”完成了管治体系和产生制度的改革。具体而言，这四步分别是：一是《国安法》的制定和落实；二是选委改革；三是立法会选举体制的改革；四是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制度改革。这四步完整肃清了以往反对阵营占据政治资源、撕裂社会、阻挡政府施政的情况，解决了香港首要的政治问题。
二是官员的行政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从怕事心态调整成敢作敢为。过去官员不敢做事，即使敢做也做不了，因为动辄得罪立法会或整个政治体系。对政府持敌对态度的官员甚至会抓住任何机会搞破坏，以前有个说法叫“官不聊生”。官员体系的这套作风有大背景，例如，香港土地造地过程需要几十年，除法定程序复杂外，更根本原因是政府内部流程非常缓慢。在旧体制下，官员不敢做事，期望严格按照内部规则执行，做事目标是确保任何人找不到缺点，从而保住饭碗安全。若批地快，会被外界认为官商勾结，所以官员更会墨守成规，反复确认，不管最终是否完成任务，只要没有犯错就达成目标。
在“四步走”尤其是前三步的基础上，香港的政治体系改革已经完成，管治体系层面的政治对立已经消失，立法会消除了运转障碍，为新一届李家超政府创造了良政善治的好条件。李家超政府上任一年多来，改变了香港过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作风，做事雷厉风行。就我在立法会亲身体验来看，过去的一年是立法会极其辛苦的一年。早时有许多过时条例一直无法被修改，因为立法会议程受阻，难被推翻，甚至正常讨论都比较困难。这一年来，立法会议员重新拿着许多旧条例来讨论修改，以发展事务委员会为例，我们6月底修订完与发展相关的6个条例，7月底交给立法会审议、二读、三读，审议通过后，落地过程将大大加速，精简以往繁复的程序，同时能并行处理多项条例，这样的速度在过去无法想象。
同时，香港政治问题的解决也给人做事的胆量和积极性。例如政府提出要抢企业、抢人才，我在立法会提出的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并非全新思路，只是之前政府会考虑到投资必然有风险，若投资失败会受到社会抨击而不敢行动。今日，政府够胆成立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让政府参与投资，是以往不敢想象的。另外，政府也提出一改过去公开招标（政府拿出地，大家来投标，条件最好的可得，不会让政府落下任何话柄）抢企业的方式，也提出未来新田科技城也可能会改成非公开招标，定点招标甚至直接批地给企业，这都是过去政府不够胆做的。再有，新田科技城的规划提出要提供300公顷的创科用地，其中有九十几公顷已填了鱼塘（主要是一些废弃鱼塘），这在过去也是会担心被反对派用环保议题来挟持而不会做的。如今政府敢于提出填海、填鱼塘的方案，我们的填海条例、道路交通条例、铁路条例、城市规划条例还有收回土地条例等过往很敏感的条例，都能一次性修改。
总之，香港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中抓住了机遇，通过“四步走”解决了大量政治议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今日的立法会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场所，而是要展示成果的平台，这也是在李家超政府的政治体系改革成功的背景下才可实现的。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下一阶段的爱国者治港还存在哪些问题值得关注，如何激发香港“兴动能”？
洪雯：一是围绕解决香港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建制派及政治领袖需提高参政议政治理能力。若粗略按政治光谱来将香港社会分为三部分，则是深蓝、深黄和中间绝大部分的浅黄三大阵营。传统的建制阵营善于团结深蓝、同深黄斗争，如今反对派在立法会和管治体系中已经不存在、没有发言权，当然社会里仍有很多深黄，只是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他们已经没有治港权利。对于建制派而言，如今和深黄的斗争意义已不大，最大的挑战应是如何建设香港，如何解决香港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推动年轻人向上流、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解决住房问题等，传统的政治阵营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有深度的研究。
如何高质量地参政议政，是摆在传统建制阵营面前的问题。很多传统政治领袖仍紧随中央的各种举动表态，这些相对容易实现。过往需要如此，因为和深黄作斗争需要站稳政治立场，但如今局面已变，时时刻刻跟准风向标表态能否帮助做好工作？我对此存疑。香港社会的政治结构中，缺乏对香港经济社会问题有深度研究的人。真正瞭解香港社会，认识香港社会，进行深度研究，找到解决办法，给香港贡献真知灼见，这是未来包括我在内的建制派任务。
二是香港的“钟摆效应”也值得关注，香港社会正处于调整阶段，我希望这个钟不要摆得太过头。如今“港独”问题已经解决，香港的钟摆放到了另一边，很多人秉持一种时刻要政治正确、政治表态的风气，可能是钟摆有些过了，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摆回来，实际上这不利于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
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香港要维持特殊优势，为国家贡献特殊价值。而如今，香港的企业流失率在攀升，新登记的企业数量在下降，其中以外资企业尤甚。港人移民潮持续，大量中产阶层专业人士和青中年流失，年轻人数量锐减，劳动人口减少接近20万，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香港处于调整阶段，我希望钟摆不要摆得太过。作为爱国爱港的一员，我认为不必时刻“政治正确”、随时表态，比如中央对美国有任何驳斥，我就要立刻站出来批驳美国虚伪、打倒美帝国主义等。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没有必要时刻用紧贴官方的语言来强调。像立法会里的一些令人无法反对、没有讨论空间的议案，我认为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例如，有的议案提出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或是落实习主席的讲话精神，这种议案是绝对能同意通过的，每个人都会表示赞同，也就意味着没有讨论的价值，没有起到实际效用，解决不了香港深层次矛盾。
三是香港社会需要培养“忠诚反对派”，他们可以批评政府，但恪守爱国爱港为底色。香港需要展现何为真正优质的民主，才能展现“一国两制”优势下与内地的不同，才能真正让政府吸收有价值的观点，才能改善民生、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中评社记者：您刚刚提到，目前香港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建制派需要增强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履行个人职责，对香港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您认为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如何提高调研水平、增强参政议政能力？
洪雯：一是需要和内地保持一定频率的交流，只有亲眼去看，才能真正认识香港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内地的差距。
二是要能够静下来深入研究香港社会问题，瞭解香港社会问题的本质。这么说似乎有些得罪人，但我认为，大家不必以讨好中央视为目标，也不需要时时刻刻表达忠心，而是要更多到现场深入调研、瞭解事情的本质、给出解决方案，真正为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提供思路与方案。以劏房为例，不少人过去当背景板打卡拍照，再给他们贴上劏房户的标签了事，这样显然水平不高。当然，社会需要一批人时刻紧随中央并及时大声传达精神，但香港需要保持“五光十色”，允许一部分人不这样做，而是允许他们深入实践，这两种人是都需要的。只要守住爱国爱港为底色，守住《国安法》底线，那么就应享有空间以自己的形式为香港做实事。
中评社记者：您长期关注香港的房屋政策，您曾提到过不赞成集中资源兴建公屋，应更多关注公屋之上的房屋台阶。您认为目前香港房屋政策的痛点难点在哪里？下一步还应如何解决房屋问题？
洪雯：我一直认为，香港最缺的不是公屋，而是夹心阶层的住屋和帮助他们上流的置业阶梯。中央提到要香港解决劏房问题，香港政府就不计代价地集中资源加速、加量建公屋，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思路，其实背后有更多未考虑的因素。
我在立法会参与了很多不计代价的公屋新建项目。以拆除工业大厦建设公屋为例，简单将在工业大厦内经营的一些小商户、中小企业赶走，而香港目前的条件并不足以让他们实现无缝衔接，导致他们能成功搬迁的并不多。我还曾在立法会上提到，有一个修理乐器的小作坊，老板是香港仅存的擅长修理各种乐器的师傅，他的年纪已经很大，本想招收几个学徒，但因建设公屋，突然让他结业搬迁，但很难找到地方重新开始。
为了建公屋，我们曾审批过两个项目。一个是在山里挖两个洞，投入了23亿资金；另一个是投入几个亿拆球场，就为腾出空间建造2000套公屋。这样不计代价的案例众多，我们要完成中央提出的消灭劏房任务，但大家并没有仔细思考过劏房里住的人都是谁。如今在劏房里住着二十几万人、十多万多户，52%的人没有资格轮候公屋，无法享受简约公屋、过渡性房屋、给轮候公屋者津贴的政策，这些人主要是以下群体：一是“两头唔到岸”的“夹心阶层”。香港的“夹心阶层”受关注较少，他们往往很年轻，收入超出了轮候公屋的最低门槛，同时又买不起私楼。他们需要的不是公屋，而是能够往上走的房屋台阶，从而上流。如今他们也无法享受简约公屋等政策红利，所以才会“什么都反对”，2019年走上街的年轻人很多都属于“夹心阶层”。二是无身份证居民，例如双非家庭的父母、想申请难民身份的少数族裔或黑工等等。去年，我探访了很多双非家庭，他们就靠在香港生的小孩拿综援，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等待孩子满18岁就能排队等待公屋、自己60岁时就能拿到香港身份证领综援。我很同情这些人，但在制度上如果给他们一套公屋，就会扯开一个很大的口子，吸引很多人过来。
我期望政府理解，只靠公屋解决不了劏房问题。我们花了300多亿建简约公屋，期望在5年内减少轮候时间，但每年有36，000个公屋居民申请居屋，只有3000多个、不足10%的人申请成功，90%的人继续留在公屋。根本上看，如果这36，000人都能申请到居屋，自然没必要建简约公屋，这些人就能踏上置业阶梯。
政府也没有仔细分析轮候公屋的情况。2003年后，部分人持单程证来港、没有永久居民身份亦可以轮候公屋，预期的4.5年公屋轮候时间水分很高，实际轮候时间没有这么长。可能轮候到公屋时，刚好成为永久居民，就能顺利上楼，这让那些收入超标、无法上楼的香港本地人深恶痛绝，导致青年更难上流、社会对立更加严重，这种并不能让本地人受益的模式渐渐就让人产生对社会的无力感和离心情绪。总之，我的主张是大力兴建公屋之上的房屋台阶，让更多人可以往上走成为中产，推动阶层流动，对公屋的需求自然会减少。
中评社记者：您一直关注香港创科事业的发展，试图为香港的经济寻找创科新动能。请问您认为香港创科发展方面有哪些痛点和难点？有声音说，目前香港生态只是关注于办活动，而不是真正在建设生态环境，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您认为下一步应该如何培养香港的创科生态环境？
洪雯：香港创科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重点难点。早前一提到“产业化”，就认为应该去大湾区，但如果产业化都放在大湾区，那么香港本地就没有产业了，产业化让研发成果和初创企业能够真正形成产业。因此，我们需要把“香港研发＋内地产业化”的思维扭转为“大湾区研发＋大湾区产业化”的思维，香港应该嵌入创科产业化的链条，内地研发的成果也应放到香港产业化中。
创科产业的本质就是“科技产业化”和“产业科技化”。科技产业化指利用AI等工具形成产业，从而帮助其他行业发展，这就是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则涉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如贸易、物流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通过科技融入、“互联网＋”等方式，形成新型的贸易、物流和制造业形态。创科产业并非画了一条线，框定哪几个产业是创科产业，而是必须充分融入每个产业，形成互相交融的环境。
一是构建兼顾多层次的科创生态圈。如今我们说抢人才，但没有产业就留不住人才，没有人才产业也无法发展壮大，要统一推进。
二是完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过去我们耽误了太多时间，如今创科产业要来，无法立马拿土地、批预算。财爷曾研究建议在香港建立一个超算中心，我从第一年份施政报告咨询时就提出建议，今时今日AI发展飞速，早在ChatGDP之前香港就应有这样的超算中心，否则将永远没有基础设施来实现创新科技。但财政预算案说要用两年来研究，两年期间AI都不知迭了多少代。
三是摆脱过往怕犯错的思维，需要果断的人推动实践。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例，去年6月通过议案，并在10月的施政报告宣布成立，如今到第二份施政报告出台之际，实际上只开了一次董事会，其他内容尚未披露。我推荐了很多企业作为参考，但还没有真正的实际消息。
中评社记者：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10月25日发表第二份《施政报告》，您对此有何期待和关注点？
洪雯：我首先关注房屋政策问题，除此之外是数字相关产业。香港是国家离岸金融中心，也可以成为国家离岸数字中心。这些产业在香港具有很大潜力，也是我未来的核心关注点。
中评社香港8月7日电（记者 陆文煜）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距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爱国者治港”已逾3年，香港正迈入“由治及兴”关键阶段。日前，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洪雯博士接受中评社专访，回顾总结香港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以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并就下一步探寻如何激发香港“兴动能”提出具体建议。
洪雯认为，香港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抓住机遇、转危为机，迅速实施“四步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解决了最大的政治难题。今日的立法会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场所，而是展示成果的平台，这也是在李家超政府的政治体系改革成功的背景下才可实现的。这三年来，官员的行政治理水平有效提升，从怕事心态调整成敢作敢为，政治环境的改善亦给人做事的胆量和积极性。
洪雯指出，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还需要建制派及政治领袖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增强调研水平，去研究香港的真问题。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还应当关注香港的“钟摆效应”，以防摆得太过，不利于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
房屋土地政策和香港创科发展是洪雯一向关注的重点。洪雯认为，公屋加量未能根本解决劏房难题，劏房户的具体构成和难迁原因需要深入调研，关键是要为他们搭建可上流的置业阶梯。洪雯指，香港在创科方面素有研发优势，应树立“大湾区研发＋大湾区产业化”思维，嵌入创科产业化链条，构建兼顾多层次的科创生态圈，简政提效，推动实践。
洪雯，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研究部主管，曾任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在学、政、商历练，具有丰富的香港、内地经验，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十多年，曾经出版《两个香港的弥合之路》等作品。
以下为访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