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渤：期待香港特首政策组更有作为
中评社香港2月18日电（作者 鲍渤）香港政圈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特首政策组（前身是中央政策组）的重设。媒体最近对其班底的构成、功能、职责、预算皆密切关注，也有报章评论此机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研究成果是否需要公诸于众等，相关讨论颇为热烈。
CPU(Central Policy Unit)其实是非常“老旧”的编制，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八年已经成立，主要职责就是“服侍”当时的港督。第一任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Goodstadt）是经济学家，长期在香港大学任职。中央政策组1989年创办之后，顾汝德先后担任卫奕信、彭定康两位港督的首席顾问。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中央政策组在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主政时期继续存在，直至2018年林郑月上台才砍掉CPU，以创新办（Policy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Unit）取而代之。李家超出任特首之后重设，只是名称改为“特首政策组”，英文简缩仅加了一个字母E，CPU变成CEPU (Chief Executive Policy Unit)。
政府日前向立法会提交详细方案时称将保留上届政府创新办8个首长级人员职位，人员编制与创新办相比没有增加。但CEPU将增加弹性，容许委任公务员或政府以外的人员出任岗位，以弥补香港政务官最大的一个缺点：缺乏坚实的专业训练，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过于拘泥程序，对政策的核心缺乏认知。
从过往几届特区政府的正反经验、教训以及香港未来发展需要看，“特首政策组”的旧编制、新人事，如果能“玩出”新思维、新作为，强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升政府对长远和策略性议题的高瞻远瞩，自然有“复活”价值和存在的必要。
香港特区政府要“行政主导”，紧贴国家发展，分析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准准地对接政策重点并主动参与，在制度及架构的设置上可以借鉴大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笔者认为，特首政策组的运作，至少可以参考国务院研究室（以下简称国研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的做法。
国研室是国务院的内设机构，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谘询，服务对象是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具体职责包括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国务院领导讲话的文稿。除了以上文字工作，还要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发展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或解决方案。
中央政研室与国研室的功能和职责趋同，只是服务对象（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所侧重。中央政研室是中共的最高智囊机构，专责为政治局服务。中央的这个内设部门，还加挂不太为人留意且颇拗口的另一个牌子：“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许多人不知道，中央政研室比新中国的历史还略长。1948年5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彭真兼任中央政研室主任，但直至同年8月，政研室才开始运作。
如同现在有人质疑特首政策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当年也有此诘问。中央当年的回应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鉴于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认为：党的各高级领导机关，即中央及各中央局与分局及省委与区党委，有成立和健全政策研究机构之必要”，“现各高级领导机关有的已设有研究室、或类似机构，有的尚未建立。凡未建立的，应即着手建立”。这也解释了现今从中央到省、市甚至县，都有一脉相承的政研室的原因。
香港有人把CEPU的功能比同国务院的发改委，其实这俩机构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发改委”的全称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宏观规划和综合性经济的管理部门，其职责范围很广，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经济内阁”的角色，故坊间有“小国务院”之称。反而是发改委内设的政研室，或发改委直属的智厍“宏观院”（全称为宏观经济研究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AMR），与CEPU的职责与功能趋同。
也有人疑虑行政会议与特首政策组该如何分工？其实两者的功能分别也很大。前者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推出法例之前要聆听行会成员的意见。但后者顾名思义已知是特首的智囊。按照李家超的想法，CEPU无论是世界大事、国家发展等主题都需要关注、消化并向特首提供专业意见，重在规避风险，把握先机。
当然，特首政策组的工作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但上述职能也决定了其工作不可能完全面向社会，亦不宜完全用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评核其表现。
公众对CEPU抱有不小的期望。香港毕竟有太多深层次的社会民生问题需要解决。本港的最大优势是“一国两制”下的中西文化汇聚、人才汇聚。如能强化战略谋划、政策研究和整体统筹的能力，推动特区管治上一个台阶，则为香港之福、国家之幸。
（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评社香港2月18日电（作者 鲍渤）香港政圈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特首政策组（前身是中央政策组）的重设。媒体最近对其班底的构成、功能、职责、预算皆密切关注，也有报章评论此机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研究成果是否需要公诸于众等，相关讨论颇为热烈。
CPU(Central Policy Unit)其实是非常“老旧”的编制，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八年已经成立，主要职责就是“服侍”当时的港督。第一任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Goodstadt）是经济学家，长期在香港大学任职。中央政策组1989年创办之后，顾汝德先后担任卫奕信、彭定康两位港督的首席顾问。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中央政策组在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主政时期继续存在，直至2018年林郑月上台才砍掉CPU，以创新办（Policy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Unit）取而代之。李家超出任特首之后重设，只是名称改为“特首政策组”，英文简缩仅加了一个字母E，CPU变成CEPU (Chief Executive Policy Unit)。
政府日前向立法会提交详细方案时称将保留上届政府创新办8个首长级人员职位，人员编制与创新办相比没有增加。但CEPU将增加弹性，容许委任公务员或政府以外的人员出任岗位，以弥补香港政务官最大的一个缺点：缺乏坚实的专业训练，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过于拘泥程序，对政策的核心缺乏认知。
从过往几届特区政府的正反经验、教训以及香港未来发展需要看，“特首政策组”的旧编制、新人事，如果能“玩出”新思维、新作为，强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升政府对长远和策略性议题的高瞻远瞩，自然有“复活”价值和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