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认知评析
中评社╱题：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认知评析 作者：张育侨（大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本文选取日本主流智库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开展研究，就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认知现状、成因及其影响进行归纳总结，研判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意图、政策走向及社会舆论倾向，从而为中国有效应对日本及其盟友经济打压与科技封锁提供对策建议。分析发现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认知多为负面，幷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在宏观、中观与微观提出一系列对策，分析其认知成因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巩固日美同盟、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中日高科技竞争有关，认知影响了日本政府决策、国会立法以及国内外民众对华态度。对此，中国应加强跟踪研判，积极推进中日间智库交流，同时丰富自身反制政策工具予以应对。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盛行，经济安全成为各个国家制定国家安全、对外关系以及国际经贸等政策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各国都将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作为自然资源与地理条件较为不利的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环境尤为敏感，很早就开始关注经济安全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大平正芳政府就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通过经济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2010年之后，中国GDP总量与日本迅速拉开距离，中日在东亚的地区主导权出现转变，加之近年来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加快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步伐，基于中日之间贸易往来体量巨大，区域产业链分工错综复杂，其经济安全政策制定主要针对中国。日本是亚洲地区较早发展智库的国家，智库在配合政府制定决策中经验丰富，且具有很大影响力。全面分析日本智库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观点、立场，有助于理解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幷有利于研判日本整体对华政策走向。
一、智库样本收集及研究成果综述
（一）智库样本收集
研究选取了8家日本智库作为分析样本，分别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日本防卫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笹川和平财团（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中曾根和平研究所（Nakasone Peace Institute）、未来工学研究所（Institue For Future Engineering）、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The Tokyo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search）、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政策智库PHP综合研究所（PHP Institute，Inc.）。这些智库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智库排名中名列前茅，它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长期跟踪调查与深入研究，产生了大量涉华经济安全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这些智库中有些隶属于日本政府或某个部门的官方智库，直接参与所属部门的政策制定，如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有些则是半官方性质，由政府主导或支持的“独立行政法人”智库，以独立的法人组织形式从政府各官厅部门中剥离出来、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准政府机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综合研究服务，以承担政府委托研究项目为主，其研究成果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决策，如日本经济产业省主管的“经济产业研究所”、内阁府主管的“未来工学研究所”；亦或是秉承独立于政府、开展民间综合研究幷提出政策建议的宗旨，如“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政策智库PHP综合研究所”这些智库在产学官各界具有强大的关系网，对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安全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笔者以“中国、経済安全、技术”等关键词在这8家日本智库中进行检索，选择2020年以来智库中涉及中国经济安全相关议题的研究报告、政策提议、评论简报，最终获得具有代表性文献37份，详见表1。
［表1：日本智库对华经济安全研究报告（上）］
［表1：日本智库对华经济安全研究报告（下）］
（二）研究成果综述
从研究内容来看，日本智库学者对于中国的经济安全议题十分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华经济安全”的现状认知、中日经济安全博弈以及日本应对“中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策略调整等。双方在经济外交手段、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知识产权使用等方面存在分歧，日本智库普遍认为中国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双边贸易量迫使对方产生对华依赖、以此来被迫调整对华政策，将其视为对自由贸易与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与破坏，日本需要调整本国的经济安全战略，以防止中国利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来对日施压幷破坏由日本提出的“自由民主的印太地区秩序”。同时也有一些智库提出中日在经济安全领域也存在一定的合作基础与共识，需要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双边贸易与产业互补，共同抵御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致力于全球贸易的繁荣与稳定。
从智库研究者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第一，研究者均为日本经济安全、对外政策以及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可靠性。其中大部分作者同时任职于其他日本学术团体、高校、智库等，开展交叉合作研究，拥有与国内外不同机构沟通的优势，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公众塑造力与舆论影响力。第二，部分研究者曾有或正在日本政府任职以及军队服役的经历，这些人对政府需求与政策导向的敏感性高，甚至有些研究者作为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法律制定时政府组织的“知识界人士座谈会”成员，直接参与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审议，研究者身份的多元化使其研究观点更为多维、全面，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提升。
二、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主要认知
（一）日本智库对华经济安全的威胁认知
日本主要智库分别从经济竞争、地缘政治博弈、军事技术发展等多个层次解释中日经济安全问题，认为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竞争层面，认为中国利用经济优势对外施加影响，包括控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等,将正常的经济外交行为称之为经济胁迫。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2023年公布的《不公平贸易报告书》中在开头重点关注了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认为中国通过提高关税、调整出口管制政策等手段对对华不友好国家开展经济制裁，列举了2021年中国对澳大利亚产红酒开展反倾销调查，对大麦进行加征关税等事件。同时指出中国在进行政府采购过程中优先使用中国制造产品以及对国产率高的产品给予优待，幷阻碍外国企业在华投资与贸易活动，违背企业意愿强制要求进行技术转移。①针对中国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理法》，日本安全保障贸易信息中心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分析，幷联合日本、美国以及欧洲主要产业界团体提出了共同意见书，认为中国新颁布的诸多出口管制法案中加入了许多涉及国家安全的规定，商务部在起草法案的过程中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其中，在国际出口管制领域同样涉及国家安全,但在最终法案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视同出口管制、再出口管制以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中的一些规定、货物、技术、服务表示模糊，相关的政府解读与媒体报道也没有明确说明。②
在地缘政治博弈层面，认为中国藉助独特的国家体制发展经济、科技，幷输出政治模式，出现了与西方主导的“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数字专制主义”，破坏了印太地区秩序。基础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信息通讯、大数据分析、外空探索等一些新兴领域相比于其他国家取得了领先优势。金子将史认为这得益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体制，在发展经济与新兴技术上“威权主义”国家相比于日美欧等“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存在优势，然而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秩序背道而驰。例如中国可以利用庞大的人口优势来大量收集公民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与研究，但这一过程中存在对于个人隐私的侵犯。在生物与自动化技术领域，中国也可以不需要达成社会共识而进行大胆而迅速的实验。③大泽淳认为中国利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来确立自己在数字领域的霸权地位。中国通过构筑陆上跨境光纤网、整备海底光缆、提供卫星通信服务来为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通讯网络的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试图在数字领域挑战美国的霸权，构建自己主导的技术规范和国际规则。④，2022年，日本国际论坛与美国企业研究所联合发布的《建议：日美应对中国战略的基本原则》中提出，日美必须认真评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认真评估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长期影响。⑤益尾知佐子将经济安全、高科技发展与中日钓鱼岛争端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投入巨量财力举国发展航天技术，强化构建卫星监视网络收集周边海域和其他国家船只动向的数据，而如日本等其他周边国家在卫星监视技术上无法与中国匹敌，这种获取信息能力上的巨大差别会打破该海域的实力平衡对比，形成长期的国家间阶层结构固化。同时中国利用强大的卫星技术来重新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试图改变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地区现状。⑥
在军事技术层面，认为中国将国外的先进技术转化为军用，中国制造的通讯设备、无人机、监控摄像头等存在安全风险，来自中国技术发展趋势的安全影响凸显，可能导致使用经济工具的新型战争出现。村山裕三认为军民两用技术的运用在各国军事实力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当前民间大型科技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远远高于军方，军事技术的基础也是广泛的民用技术，军事实力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特别是新兴技术的领先优势。⑦中国通过多年的“军民融合”战略发展，已经将其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建立起民用领域技术转化为军用技术的完善体系。再加上中国在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计划投入大量经费将5G通讯、机器人、新材料与生物制药作为优先发展领域，以期在2049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大国。中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意味着它将在军事技术领域获得全球竞争力，从而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西山淳一则根据每个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创新改变安全环境将各个国家归为三类：一是欧洲与美国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而中俄是在技术创新方面略逊一筹但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的国家；朝鲜和伊朗则是技术创新能力差，但严重依赖颠覆性技术的国家。⑧
（二）日本对华经济安全的应对策略
日本智库从宏观战略、中观政策和微观举措三个层面针对中国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安全威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予以应对。
在宏观战略层面，日本很多智库提出了对华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不可或缺性”与“战略自主性”。“战略不可或缺性”最早是由政策智库PHP总研的研究员村山裕三提出，他认为日本应该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在中国认为重要的经济与技术领域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对华优势，这样就有了对华的“不可或缺性”，从而抵御来自中国的压力，幷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有存在感。⑨对此日本应该重新定位自身，在“确保不可或缺”的战略思想下制定投资规则、出口管理制度以及特定技术的培育等。东京大学铃木一人认为从日本政府2022年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看出经济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当前中国正试图通过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胁迫”来扩大其影响力。对此，想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确保日本的独立、生存与繁荣，就必须确保“战略的自主性”，即通过加强维持日本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过度依赖其他国家，实现日本人民生活的安全目标和正常的经济管理。⑩
在中观政策方面，日本智库学者提出了多种对华经济安全手段，首先，日本自身应调整对华出口管制制度与外资投资审查制度，避免诸如半导体制造设备等高精尖设备、零部件以及技术通过贸易出口或对日投资企业的方式泄漏给中国。金子将史认为日本要以“战略上的不可或缺性”的立场，对于即使是国际禁运框架以外的物品也需要进行严格审查，极力保护本国产业幷防止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对日实施政治目的，对此要有效调整有关出口管制与投资规则的《外汇法》，或者将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从《外汇法》的规定中剥离出来，制定灵活的规则予以应对。⑪针对外资投资审查，森聪认为日本各省厅之间仍然有合作的空间，为了构筑无疏漏的完备审查体制，可以参考效仿美国设置外国投资委员会机构专门负责。伊藤亚圣认为无论是出口管制也好还是投资审查也好，以往都是经济产业省的经贸管理部门负责，今后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讨论，将外交与防卫的因素考虑进去，由国家安全会议统一指挥强化各省厅间的合作，在国家安全局中设立经济班，将各种技术赋予安全保障上的含义，这样才能防止尖端技术流出至中国。
其次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开展对华经济安全协作。美国学者詹姆斯·L·肖夫与日本学者森聪在一些合着的研究报告中强调当前中美竞争长期化，加之技术民族主义时代的复苏，美日两国基于广泛的共同利益需要构建更加灵活的同盟体系来开展对华竞争，通过限制准入、协作创新以及第三方参与的方式。例如利用日美经济版“2+2”来协调和更新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制度与外国投资法规，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和日本关键性敏感技术和数据；共同制定和实施印太数字连接战略（DCS）应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战略，针对中国在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布局价格便宜的ICT设备与服务，美日可以专注亚洲地区具有战略意义位置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幷将欧盟视为推进印太地区数字互联互通的潜在合作伙伴，针对不同领域采取“小多边”、“模块化”形式构建跨太平洋的对华技术封锁与经济安全遏制。⑫
具体到微观的企业、行业协会层面，酒井辉认为在2022年俄乌冲突、朝鲜核导试射以及中国在台海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给日本的周边安全带来了严峻的威胁，日本出台《经济安全推进法》之后，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日本大型企业中有54家企业的年报涉及到了“经济安全保障”的描述，相比于2021年的11家增长了5倍，这54家企业年报中分析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应对”、“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风险”、“网络安全”等经济安全议题，其中有9家企业专门设立了负责经济安全的职位，日本企业的经济安全风险认知在不断提高。同时在针对119家日本企业的调查中发现有半数以上的企业认为台海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影响在台湾与大陆的现地法人企业与子公司，对于在产业链上依赖中国较高的企业，正在寻求多样化来降低对华的依赖程度。⑬
而作为代表日本全国中小企业利益的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之一，它发布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一方面敦促日本政府完善经济安全相关法案，积极配合经产省来帮助日本中小企业实施对华安全保障贸易；另一方面建议利用驻华商工会议所收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企业信息来更新全面出口管制的《外国用户名单》，将对日本存在经济安全威胁的中国企业纳入到限制对日进出口的制裁名单中。⑭
（一）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巩固日美同盟
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东亚战略概观》中指出，随着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对立愈演愈烈，大国竞争时代已经到来，大国竞争包括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围绕地缘政治展开的战略竞争。⑮很多日本智库学者将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强化对华经济安全相关联。他们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崛起所引起的地缘政治竞争与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主导权争夺交织进行的大背景下，超出了单纯的贸易摩擦范畴，呈现出将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纠合在一起的态势。⑯同时警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影响国际安全趋势，认为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安全风险在经济领域凸显，将经济手段作为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武器”加以运用的情况存在。代表日本大中型企业利益的经济团体日本经济同友会指出，在当前动荡的国际秩序下，国家安全已经无法单独凭藉政治和军事力量实现，经济领域成为国家对峙的最前沿，大国竞争侧重使用经济手段，通过经济手段将国家意志强加给他国、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以有利于本国活动。⑰大桥弘认为鉴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原动力——人工智能、5G通讯技术、机器人等新技术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技术争霸成为了中美竞争的焦点。船桥洋一、细川昌彦认为中美在技术上的争霸导致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从而造成了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大国将经济实力作为构建遏制力的手段，以谋求势力均衡和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地缘经济学”时代已经来临。⑱
对此日本智库学者从强化日美同盟的角度来看待对华经济安全。自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理念以来，日本在驻日美军费用分担、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承受来自美国的多方面压力，新冠疫情也使日本对美国的领导力与信赖程度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加强经济安全合作有利于日本巩固和管理日美同盟关系，经济安全作为强化两国沟通的新议题，可以进一步将日美两国捆绑在同一阵营中。
（二）赢得科技竞争，力求保证对华技术优势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通讯技术、新能源技术都在飞速发展期，日本在此次科技革命中发展缓慢，专利总数落后于中美，2019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日本仅名列第30位。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元桥一之将衡量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科研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引用英国调查公司科睿唯安(Clarivate)的数据发现中国在论文总数、引用次数、高引顶尖论文数三项指标上均超越美日，跃居世界第一,中国在建设空间站等大型科技项目方面和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独立成果。元桥对高引顶尖论文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国在脑科学、生物技术、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等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说明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认可度高，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认为在科技经济时代，基础科学转化成为高科技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相对竞争力的领先势必会提高经济实力与产业竞争力从而确立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成果在数量与质量上赶超日本，正在稳步迈向世界科学强国。而这些与中国利用“新型国家体制”来自上而下发展基础科学不无关系，东京大学合田圭介认为在开展速度竞争的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可以迅速决策，自上而下分配资源，其政治体制具有优势。未来工学研究所团体报告表示中国通过合理规划科学发展计划、建立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大幅增加全社会研发经费等手段来集中资源提升本国的科学研究水平。相比之下，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的相对竞争力下降，日本在公共研发投入、研究人员数量方面近年来增长停滞，论文的国际合作数量也远远落后于中国。因此，日本智库深感忧虑，将通过调整经济安全、保持对华技术优势视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事项。
四、日本智库涉华经济安全议题认知影响
（一）推动了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安全政策调整与国会立法
岸田政府上台后，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主性和不可或缺性，幷将经济安全完整纳入到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国家安全文件中，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也在2022年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在政策和立法的支持下，日本开始通过调整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外资投资审查制度、积极联合盟友及伙伴国家，藉助多种手段在关键领域对华开展“脱钩断链”，这与日本政府深受智库认知影响不无关系。首先，一些日本智库本身隶属于日本各大省厅，或受到日本各省厅的委托开展研究，所撰写的研究报告本身即代表部分政府观点，对华经济安全的负面评价更容易得到日本政府决策部门的认可和采纳。例如，国际问题研究所、防卫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等就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积极向所辖省厅递交政策建议，以简报、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反馈给所在省厅大臣、政府官员及具体业务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对华经济安全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形成。其次，还有部分报告撰写专家经常参加日本内阁府、经济产业省组织的“有识者会议”与“专家审议会”，将自己的核心观点在会上表达，也影响了相关经济安全法制与政策的制定。例如笹川和平财团理事长角南笃、庆应大学教授青木节子、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院长大桥弘都参与了由内阁府组织的“经济安全保障法制有识者会议”，村山裕三参加了经济产业省组织的“产业构造审议会、安全保障贸易管理委员会”等。再次，这些智库经常邀请政府官僚、军队干部、国会议员等出席相关研讨会，列席听取报告或在会上发言，促进智库与政府政策观点交换与融合。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的“经济与技术安全系列研讨会”和中曾根和平研究所组织的经济安全研究系列研讨会都邀请了经产省、外务省、防卫省、特许厅等部分官员参加。
（二）影响幷塑造了国内外对华经济安全的舆论认知
日本智库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智库学者、主要政要以及知名媒体保持紧密合作，通过共同举行国际研讨会、撰写研究报告，幷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将主要观点进行广泛传播，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反响。日本智库善于利用脸书、推特、优兔网等网络社交平台将相关研究观点、专家研讨会内容、热点问题解析以音频或视频的形式公布，以符合当下民众喜好的方式进行传播，且在多个平台同时发布，形成传播的矩阵效应。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与美国传统基金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以及印度维韦卡国际基金会形成了多边对话机制，该机制多次就经济安全议题举行讨论会，相关内容及观点频繁在媒体上报道，其中关于经济安全的观点对印太地区国家中产生很大影响。另外，日本笹川和平财团与美国卡耐基和平财团共同撰写了大量关于美日如何开展对华科技竞争、应对经济威胁的研究报告，这实际上是日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强化日美同盟、对美国拉拢的强烈响应。日本智库不断渲染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幷杂糅科技竞争、人权价值观、国家发展制度等议题，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负面话语体系，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与正常合作。
五、结论与启示
在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日本主流智库对涉华的经济安全议题负面认知不断加深，将中国更多的正常经济发展、贸易合作纳入到经济胁迫的范畴，这不仅恶化了中日双边关系，而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与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都造成了严重损害，对此，中国应高度重视，准确研判，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有效应对日本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安全领域发起的挑战。
第一，加强对日本主流智库、关键学者对涉华经济安全舆情的跟踪与研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舆论压力，日本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高度关注，其负面舆论不断发酵，但中国对于日本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系统性研究明显不足。因此应加强日本涉华经济安全信息的归纳、整理与分析，尝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定量研究方法应用其中，构建面向中日经济竞争、中国经济评价等相关特定议题的日本舆情信息库，包括智囊专家、对华立场、研究观点等，幷将数据分析与演绎归纳相结合，以科学中立的态度进行评估，为防范舆情风险与开展国际舆论斗争提供保障。同时对智库互动、传播效果、议题演变、作者网络等开展研究，幷基于此长期追踪日本国内相关观点变化，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予以研判。
第二，多渠道促进中日之间智库与学界的沟通交流。一是通过建立中日智库与学界的长期稳定交流机制，通过高级别、全方位对话，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区域经济合作、国际标准与规则的战略问题，以减少分歧；二是鼓励中日智库共同开展研究、撰写报告、共建研究中心，提高合作的频次与效率，共享学术成果；三是鼓励中日智库联合两国企业、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共建产业与技术信息数据库，探索构建以产业、技术、资本为节点的大数据库、为在不同领域下两国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支撑。
第三，加强中国智库话语体系建设，积极对外宣传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合作理念。“技术威权国家”、“经济胁迫”、“中国威胁论”等污名化舆论抹黑中国是日本等西方国家对华经济遏制、技术封锁的惯用伎俩。面对这些中国应利用“智库+媒体”的手段，重点提升对于国家经济战略、对外援助政策、出口管理法的正确解读，提升中国智库产品的对外宣传质量，利用国内国际主流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涉及中国经济政策的事例，打造中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的对外话语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对华友好的外资企业、社会团体、知名政治家、企业家的力量，多渠道促进中外的正常经贸合作。
第四，丰富中国应对经济遏制与技术封锁的工具箱。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安全。针对美日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脱钩断链”，中国已经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予以应对，在此基础上，应就涉及新兴技术、军民两用的关键物项范围进一步明确，尽早出台《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为中国开展反制措施提供法理依据；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经济团体等同有关智库紧密联系，对涉及经济安全与技术风险领域进行梳理排查，拓展供应渠道，开展替代品搜索匹配，建立完善的经济安全预警系统；以西方就独有产品、先进技术、关键原材料的对华封锁倒逼中国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强化中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体系，优化产学研合作，加大努力实现技术突围，通过提升自身硬实力来维护中国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注释：
①《2023年版不公正贸易报告书及び経済产业省の取组方针について》，経済产业省，2023年6月，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6/20230616003/20230616003-1.pdf。
②《中国输出管理法草案（全人代常务委第二次草案）についての解说》，一般财団法人安全保障贸易情报センター，2020年8月，https://www.cistec.or.jp/service/china_law/20200827-kaisetsu.pdf。
③《ハイテク覇権竞争时代の日本の针路》，PHP Geo-Technology戦略研究会，2022年4月，https://thinktank.php.co.jp/policy/6092/。
④大泽淳，中国とデジタルテクノ覇権の梦，三田の评论，2021年8月15日，https://www.mita-hyoron.keio.ac.jp/features/2021/08-4.html.2021.最后访问时间：2025年2月7日。
⑤《日米の対中戦略の基本原则》，日本国际フォーラム，2022年9月，https://www.jfir.or.jp/wp/wp-content/uploads/2022/09/220901_prj.pdf。
⑥益尾知佐子,中国のハイテク国家形成と尖阁问题：国土空间规画を中心に，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22年3月，https://www.jiia.or.jp/research-report/indo-pacific-fy2021-09.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2月30日。
⑦《ハイテク覇権竞争时代の日本の针路》，PHP Geo-Technology戦略研究会，2022年4月，https://thinktank.php.co.jp/policy/6092/。
⑧西山淳一，技术革新がもたらす安全保障环境の変容と我が国の対応，未来工学研究所，2020年4月，https://www.ifeng.or.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200423.pdf，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9日。
⑨村山裕三，日本の“戦略的不可欠性”を活かせ，2021年2月，https://thinktank.php.co.jp/voice/6586/.政策シンクタンクＰＨＰ総研，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0日。
⑩铃木一人，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おける経済安全保障，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23年1月，https://www.jiia.or.jp/topic-cdast/event/20230120-0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日。
⑪《ハイテク覇権竞争时代の日本の针路》，PHP Geo-Technology戦略研究会，2022年4月，https://thinktank.php.co.jp/policy/6092/。
⑫James L.Schoff ，Satoru Mori，THE US-JAPAN ALLIANCE IN AN AGE OF RESURGENT TECHNO-NATIONALISM，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March 31,2020，https://www.spf.org/jpus-insights/spf-asia-initiative-en/spf-asia-initiative00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24年12月15日。
⑬酒井辉，経済安全保障と日本企业，中曽根平和研究所，2023年6月，https://www.npi.or.jp/research/data/npi_researchnote_sakai_20230206.pdf，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日。
⑭《政府への提言”地政学リスク、ウィズコロナ时代における中小企业の海外ビジネス促进に向けて”を公表》，日本商工会议所，2022年10月，https://www.jcci.or.jp/20221020_teigen_honbun.pdf.2022。
⑮高桥杉雄，日本—大国间竞争の时代に求められる政治的选択—，东アヅア戦略概観2022，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east-asian/pdf/eastasian2022/j08.pdf.2022。
⑯中村直贵，経済安全保障―概念の再定义と一贯した政策体系の构筑に向けて―，《立法と调査》，2020年第10期。
⑰《强韧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确立に向けて—地経学の时代に日本が取るベき针路とは—》，公益社団法人経済同友会，2021年4月，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2月6日。
⑱船桥洋一，新世界地政学―地経学の时代―，《文艺春秋》，2021年第2期；细川昌彦，米中技术覇権で问われる‘アクセス天国·日本’の対応，《中央公论》，2020年第3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3月号，总第327期，P103-112）
中评社╱题：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认知评析 作者：张育侨（大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本文选取日本主流智库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开展研究，就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认知现状、成因及其影响进行归纳总结，研判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意图、政策走向及社会舆论倾向，从而为中国有效应对日本及其盟友经济打压与科技封锁提供对策建议。分析发现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认知多为负面，幷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在宏观、中观与微观提出一系列对策，分析其认知成因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巩固日美同盟、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中日高科技竞争有关，认知影响了日本政府决策、国会立法以及国内外民众对华态度。对此，中国应加强跟踪研判，积极推进中日间智库交流，同时丰富自身反制政策工具予以应对。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盛行，经济安全成为各个国家制定国家安全、对外关系以及国际经贸等政策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各国都将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作为自然资源与地理条件较为不利的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环境尤为敏感，很早就开始关注经济安全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大平正芳政府就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通过经济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2010年之后，中国GDP总量与日本迅速拉开距离，中日在东亚的地区主导权出现转变，加之近年来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加快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步伐，基于中日之间贸易往来体量巨大，区域产业链分工错综复杂，其经济安全政策制定主要针对中国。日本是亚洲地区较早发展智库的国家，智库在配合政府制定决策中经验丰富，且具有很大影响力。全面分析日本智库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观点、立场，有助于理解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幷有利于研判日本整体对华政策走向。
一、智库样本收集及研究成果综述
（一）智库样本收集
研究选取了8家日本智库作为分析样本，分别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日本防卫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笹川和平财团（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中曾根和平研究所（Nakasone Peace Institute）、未来工学研究所（Institue For Future Engineering）、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The Tokyo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search）、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政策智库PHP综合研究所（PHP Institute，Inc.）。这些智库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智库排名中名列前茅，它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长期跟踪调查与深入研究，产生了大量涉华经济安全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这些智库中有些隶属于日本政府或某个部门的官方智库，直接参与所属部门的政策制定，如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有些则是半官方性质，由政府主导或支持的“独立行政法人”智库，以独立的法人组织形式从政府各官厅部门中剥离出来、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准政府机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综合研究服务，以承担政府委托研究项目为主，其研究成果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决策，如日本经济产业省主管的“经济产业研究所”、内阁府主管的“未来工学研究所”；亦或是秉承独立于政府、开展民间综合研究幷提出政策建议的宗旨，如“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政策智库PHP综合研究所”这些智库在产学官各界具有强大的关系网，对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安全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笔者以“中国、経済安全、技术”等关键词在这8家日本智库中进行检索，选择2020年以来智库中涉及中国经济安全相关议题的研究报告、政策提议、评论简报，最终获得具有代表性文献37份，详见表1。
［表1：日本智库对华经济安全研究报告（上）］
［表1：日本智库对华经济安全研究报告（下）］
（二）研究成果综述
从研究内容来看，日本智库学者对于中国的经济安全议题十分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华经济安全”的现状认知、中日经济安全博弈以及日本应对“中国经济安全战略”的策略调整等。双方在经济外交手段、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知识产权使用等方面存在分歧，日本智库普遍认为中国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双边贸易量迫使对方产生对华依赖、以此来被迫调整对华政策，将其视为对自由贸易与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与破坏，日本需要调整本国的经济安全战略，以防止中国利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来对日施压幷破坏由日本提出的“自由民主的印太地区秩序”。同时也有一些智库提出中日在经济安全领域也存在一定的合作基础与共识，需要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双边贸易与产业互补，共同抵御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致力于全球贸易的繁荣与稳定。
从智库研究者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第一，研究者均为日本经济安全、对外政策以及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可靠性。其中大部分作者同时任职于其他日本学术团体、高校、智库等，开展交叉合作研究，拥有与国内外不同机构沟通的优势，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公众塑造力与舆论影响力。第二，部分研究者曾有或正在日本政府任职以及军队服役的经历，这些人对政府需求与政策导向的敏感性高，甚至有些研究者作为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法律制定时政府组织的“知识界人士座谈会”成员，直接参与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审议，研究者身份的多元化使其研究观点更为多维、全面，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提升。
二、日本智库对涉华经济安全议题的主要认知
（一）日本智库对华经济安全的威胁认知
日本主要智库分别从经济竞争、地缘政治博弈、军事技术发展等多个层次解释中日经济安全问题，认为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竞争层面，认为中国利用经济优势对外施加影响，包括控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等,将正常的经济外交行为称之为经济胁迫。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2023年公布的《不公平贸易报告书》中在开头重点关注了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认为中国通过提高关税、调整出口管制政策等手段对对华不友好国家开展经济制裁，列举了2021年中国对澳大利亚产红酒开展反倾销调查，对大麦进行加征关税等事件。同时指出中国在进行政府采购过程中优先使用中国制造产品以及对国产率高的产品给予优待，幷阻碍外国企业在华投资与贸易活动，违背企业意愿强制要求进行技术转移。①针对中国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理法》，日本安全保障贸易信息中心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分析，幷联合日本、美国以及欧洲主要产业界团体提出了共同意见书，认为中国新颁布的诸多出口管制法案中加入了许多涉及国家安全的规定，商务部在起草法案的过程中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其中，在国际出口管制领域同样涉及国家安全,但在最终法案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视同出口管制、再出口管制以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中的一些规定、货物、技术、服务表示模糊，相关的政府解读与媒体报道也没有明确说明。②
在地缘政治博弈层面，认为中国藉助独特的国家体制发展经济、科技，幷输出政治模式，出现了与西方主导的“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数字专制主义”，破坏了印太地区秩序。基础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信息通讯、大数据分析、外空探索等一些新兴领域相比于其他国家取得了领先优势。金子将史认为这得益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体制，在发展经济与新兴技术上“威权主义”国家相比于日美欧等“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存在优势，然而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秩序背道而驰。例如中国可以利用庞大的人口优势来大量收集公民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与研究，但这一过程中存在对于个人隐私的侵犯。在生物与自动化技术领域，中国也可以不需要达成社会共识而进行大胆而迅速的实验。③大泽淳认为中国利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来确立自己在数字领域的霸权地位。中国通过构筑陆上跨境光纤网、整备海底光缆、提供卫星通信服务来为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通讯网络的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试图在数字领域挑战美国的霸权，构建自己主导的技术规范和国际规则。④，2022年，日本国际论坛与美国企业研究所联合发布的《建议：日美应对中国战略的基本原则》中提出，日美必须认真评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认真评估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长期影响。⑤益尾知佐子将经济安全、高科技发展与中日钓鱼岛争端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投入巨量财力举国发展航天技术，强化构建卫星监视网络收集周边海域和其他国家船只动向的数据，而如日本等其他周边国家在卫星监视技术上无法与中国匹敌，这种获取信息能力上的巨大差别会打破该海域的实力平衡对比，形成长期的国家间阶层结构固化。同时中国利用强大的卫星技术来重新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试图改变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地区现状。⑥
在军事技术层面，认为中国将国外的先进技术转化为军用，中国制造的通讯设备、无人机、监控摄像头等存在安全风险，来自中国技术发展趋势的安全影响凸显，可能导致使用经济工具的新型战争出现。村山裕三认为军民两用技术的运用在各国军事实力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当前民间大型科技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远远高于军方，军事技术的基础也是广泛的民用技术，军事实力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特别是新兴技术的领先优势。⑦中国通过多年的“军民融合”战略发展，已经将其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建立起民用领域技术转化为军用技术的完善体系。再加上中国在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计划投入大量经费将5G通讯、机器人、新材料与生物制药作为优先发展领域，以期在2049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大国。中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意味着它将在军事技术领域获得全球竞争力，从而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西山淳一则根据每个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创新改变安全环境将各个国家归为三类：一是欧洲与美国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而中俄是在技术创新方面略逊一筹但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的国家；朝鲜和伊朗则是技术创新能力差，但严重依赖颠覆性技术的国家。⑧
（二）日本对华经济安全的应对策略
日本智库从宏观战略、中观政策和微观举措三个层面针对中国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安全威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予以应对。
在宏观战略层面，日本很多智库提出了对华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不可或缺性”与“战略自主性”。“战略不可或缺性”最早是由政策智库PHP总研的研究员村山裕三提出，他认为日本应该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在中国认为重要的经济与技术领域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对华优势，这样就有了对华的“不可或缺性”，从而抵御来自中国的压力，幷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有存在感。⑨对此日本应该重新定位自身，在“确保不可或缺”的战略思想下制定投资规则、出口管理制度以及特定技术的培育等。东京大学铃木一人认为从日本政府2022年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看出经济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当前中国正试图通过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胁迫”来扩大其影响力。对此，想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确保日本的独立、生存与繁荣，就必须确保“战略的自主性”，即通过加强维持日本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过度依赖其他国家，实现日本人民生活的安全目标和正常的经济管理。⑩
在中观政策方面，日本智库学者提出了多种对华经济安全手段，首先，日本自身应调整对华出口管制制度与外资投资审查制度，避免诸如半导体制造设备等高精尖设备、零部件以及技术通过贸易出口或对日投资企业的方式泄漏给中国。金子将史认为日本要以“战略上的不可或缺性”的立场，对于即使是国际禁运框架以外的物品也需要进行严格审查，极力保护本国产业幷防止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对日实施政治目的，对此要有效调整有关出口管制与投资规则的《外汇法》，或者将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从《外汇法》的规定中剥离出来，制定灵活的规则予以应对。⑪针对外资投资审查，森聪认为日本各省厅之间仍然有合作的空间，为了构筑无疏漏的完备审查体制，可以参考效仿美国设置外国投资委员会机构专门负责。伊藤亚圣认为无论是出口管制也好还是投资审查也好，以往都是经济产业省的经贸管理部门负责，今后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讨论，将外交与防卫的因素考虑进去，由国家安全会议统一指挥强化各省厅间的合作，在国家安全局中设立经济班，将各种技术赋予安全保障上的含义，这样才能防止尖端技术流出至中国。
其次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开展对华经济安全协作。美国学者詹姆斯·L·肖夫与日本学者森聪在一些合着的研究报告中强调当前中美竞争长期化，加之技术民族主义时代的复苏，美日两国基于广泛的共同利益需要构建更加灵活的同盟体系来开展对华竞争，通过限制准入、协作创新以及第三方参与的方式。例如利用日美经济版“2+2”来协调和更新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制度与外国投资法规，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和日本关键性敏感技术和数据；共同制定和实施印太数字连接战略（DCS）应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战略，针对中国在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布局价格便宜的ICT设备与服务，美日可以专注亚洲地区具有战略意义位置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幷将欧盟视为推进印太地区数字互联互通的潜在合作伙伴，针对不同领域采取“小多边”、“模块化”形式构建跨太平洋的对华技术封锁与经济安全遏制。⑫
具体到微观的企业、行业协会层面，酒井辉认为在2022年俄乌冲突、朝鲜核导试射以及中国在台海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给日本的周边安全带来了严峻的威胁，日本出台《经济安全推进法》之后，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日本大型企业中有54家企业的年报涉及到了“经济安全保障”的描述，相比于2021年的11家增长了5倍，这54家企业年报中分析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应对”、“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风险”、“网络安全”等经济安全议题，其中有9家企业专门设立了负责经济安全的职位，日本企业的经济安全风险认知在不断提高。同时在针对119家日本企业的调查中发现有半数以上的企业认为台海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影响在台湾与大陆的现地法人企业与子公司，对于在产业链上依赖中国较高的企业，正在寻求多样化来降低对华的依赖程度。⑬
而作为代表日本全国中小企业利益的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之一，它发布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一方面敦促日本政府完善经济安全相关法案，积极配合经产省来帮助日本中小企业实施对华安全保障贸易；另一方面建议利用驻华商工会议所收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企业信息来更新全面出口管制的《外国用户名单》，将对日本存在经济安全威胁的中国企业纳入到限制对日进出口的制裁名单中。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