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方舟论香港发展战略思维
中评社香港7月31日电（记者卢哲）今年是香港回归26周年，也是香港“由乱到治”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7月1日视察香港发表重要讲话，对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提出“四点希望”。一年来，特区政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未来香港又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融合发展？就此，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近日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方舟表示，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及完善选举制度，过去一年香港有了新的开局，社会聚焦经济和民生，特区政府在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上表现积极。
方舟提出，长远来说，特区政府还需要加强培养战略宏观思维，丰富推动产业政策的具体手段。香港要培育自己的新经济增长点，在此过程中也为整个国家的战略大局服务，融入国家发展。
方舟认为，过去大湾区的发展思路更多的是内地城市单方面向香港开放，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思路更多的应该是双向“走出去”和“引进来”。政府可以有意识地推动一些科技企业落户香港，为香港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利用香港平台推进企业本身的国际化。
方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合作模式和层次可以进一步提高。香港与深圳也可以尝试建设“一国两制”的融合区，打通地区隔阂。若在制度设计上能够有一些创新，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对“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实践都非常有意义。
方舟博士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拥有多年公共政策研究经验，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国际关系、以及内地和香港的区域发展规划等。方舟在香港和内地担任多项公职，他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兼港区委员召集人、以及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东莞滨海湾新区等地的顾问。方舟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贡献良多。也是港深河套创科合作区和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主要推动者之一。
香港新开局聚焦稳定发展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提出“四个必须”，指出香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习主席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提出四点希望：一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二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三是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四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
针对这一年来香港社会的变化，方舟表示，过去一年，香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政治环境稳定下来，整个社会从政府到民间，都集中更多的精力谋发展和改善民生。
方舟说，实际上，在回归之前，当时的中央领导就强调香港不要搞成一个政治城市，香港应是一个经济城市。但后来因为一些反对派利用政治上的自由空间，搞乱香港，加上外国势力的渗入，导致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情况。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及完善选举制度，过去一年香港有了新的开局。应该看到，在过去一年，第一，香港的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对经济和民生的关注度提高了很多。第二，从特区政府来说，政府在继续落实和贯彻香港国安法及相关的配套措施、使社会能够继续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在地区治理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工作。尤其重要的是，特区政府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上，这是有目共睹的。
方舟表示，习主席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了“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其中，“四个必须”是原则，是必须坚持进一步做好和完善的。而“四点希望”，实际上是指出了目前特区政府还存在的不足，是需要改进、也是特区政府工作应该围绕的方向。
方舟认为，在过去一年，特区政府在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上，首先是态度积极了很多。以结果为目标是很明确的变革方向。同时，也看到特区政府能够急市民之所急，确实推动了不少工作：在民生问题上、尤其是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土地房屋、基层市民生活改善、基层年轻人发展机会等几方面，特区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也看到了一些初步成效；在培育香港经济新动能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可以感受到政府确实有想做事的愿望。“但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一年内能够马上出成果的，因此效果有滞后性。”
政府要培养战略宏观思维
方舟表示，“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在“四个希望”中排首位，有两方面背景。
一方面，因为香港过去很长时间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当时作为一个殖民者，港英政府不想为香港承担太多的不管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的责任，所以就是用了一个所谓“小政府”——“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的一套逻辑。“但实际上反观英国自己，它是不是这么做的？其实不是的。”方舟指出，“其实在二战后，英国政府很多时候都是用了对经济有深度管理干预的模式。虽然它也有调整摆动的过程，比如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自由化政策，但整体而言，它肯定不是当年所描述的是只是一个‘市场的守夜人’的维持法制、维持秩序的角色。英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它为什么在香港还是经常讲‘小政府’这套哲学呢？”方舟指出，主要是英国政府不想把香港变成英国的一个负担，不愿意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就是背后的逻辑思维。但因为这套思维逻辑在香港沿用了很久，所以回归以后，很多时候不管政府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还是抱着这种“小政府”的思维。
另一方面，回归后，整个特区政府形成了“重程序轻结果”的思维模式——只要程序上不出错，按部就班，政府觉得它已经努力了，不是没做事，结果不是它可以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有批评认为政府过去的思维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虽然这种用词可能稍微激烈了一点，但也确实反映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不足的，和市民的期望、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方舟指出，去年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对特区政府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提出要制定一些KPI，以结果为导向。但在具体落实上，因为限于传统行政程序包括整个内部思维，其实还是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改革的。”
方舟认为，因为特区政府长期是“小政府”，缺乏比较宏观的战略思维。现在政府的态度已经比原来积极了很多，比如在房屋政策上有了简约公屋等政策的出台，在科技政策上发表了创科蓝图等。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一点类似产业规划的模式，这是特区政府之前没有的。虽然这些政策不及国家的五年规划或其他产业规划宏观，但香港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这是不容易的，首先要给予肯定。但长远来说，政府还需要加强培养战略宏观思维。
首先，培养特区政府官员的战略宏观思维。方舟认为，现时政府制定政策虽然态度更积极，但到底具体怎么做，怎么制定一些大的产业战略——这也涉及到习主席提出的第二个希望，“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培育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比如现在国家特别关心的建设国际创科中心，香港应该怎么做？这方面，香港的战略上宏观思维有进步的空间。
第二，政府发展经济、推动产业政策的具体手段应更丰富。方舟指出，相对来说，特区政府因为过去做的比较少，所以手段政策的“工具箱”比较小，手段比较单一。例如，特区政府最常见的支持产业的方式，就是拿一笔钱搞一个基金，等待申请。“这是一个相对被动式的产业政策，靠的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方舟认为，政府要思考，如何改变这种派钱的模式，怎么能更积极主动引导一些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相配套、与国家产业规划相融合的香港产业。“它不应局限在700万人的香港市场里，它要能够因势利导去跟国家的大的产业政策相配套。”方舟说，“例如，国家现在搞科技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要主动从战略思维层面去思考，怎么跟国家的这些大产业战略配合，如何发挥香港‘一国两制’及国际自由港的特殊优势，在国家大的产业布局中发挥作用。”这样一方面能够配合国家整体的宏观产业发展，一方面又能够借着国家发展势头，壮大香港自己在这些新产业上的能力规模。
方舟以新加坡举例表示，新加坡处于马六甲海峡的端口，中东的石油要运到东亚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所以很多国际大型油轮会再此停泊、修整、补给。新加坡政府很敏锐地抓住这点，他们认为，不能只是让这些大型油轮经过这里交一个过路费。新加坡较早地意识到，由能源决定的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形成，而新加坡这个港口之城，正处于西亚原油产地和东方石油消费区之间。于是，新加坡充分利用其扼守能源通道的特殊位置，抓住机遇，规划了裕廊岛工业区，发展了炼油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一跃成为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
方舟说，新加坡从毫无本土石油资源发展成为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国际石油贸易中心、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这是新加坡充分利用马六甲海峡的海上石油通道枢纽，实现的能源战略突破。也就是说，它利用一个地理上的特殊优势，能够有意识地去发展一些产业，而且做得很成功。
“其实新加坡也是个弹丸之地，地方比香港更小。但是它在宏观思维能力和执行能力上很强，所以它能够做成功。香港需要的就是从宏观思维层面的、大的战略思维。”方舟表示，香港支持产业不能再停留在提供资金等待申请，而是要有给业界指向性或产业链的思维。比如，为了要达到一些战略性的目标，应该引进什么企业，如何去构建产业链等等。甚至要考虑跟国家整个大局，包括跟大湾区、跟深圳的配合，应该做什么。
方舟表示，香港土地空间狭小，人工成本较高，但不是说香港小到无法谋划产业链，也不是说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全部需要香港来做。“国家在推动某条产业链的时候，香港要主动去思考，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上，有哪一些是香港的特殊优势可以做的；哪些环节能够布局在香港。比如说，国家现在正积极推动包括芯片在内的微电子产业、新能源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等。在这些产业中，哪一些环节香港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适应自身的特点，哪些可以放在香港做，哪些可以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结合起来做，这些都是香港应该思考的。”方舟表示，这些就需要有战略的思维和一些创新的工具手段。“这一点应该说，香港目前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
方舟指出，政府要培养战略思维，必须增加人才。这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政府官员的学习和培训，二是招觅一些外部人才加入。一方面因为政府传统上较容易因为日常事务性的工作而变成低头做事，缺乏宏观思维。因此政府官员、公务员都需要有一个持续培训的过程。要通过不断学习，掌握新的国际格局、经济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从而培养宏观视野。
第二方面，从机制上来说，过去公务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靠的是内部晋升。现在在一些职位上也可以考虑通过外部引进的办法增加人才，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又比如请一些顾问等等。“例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会有各种委员会、科学顾问、外聘专家等模式。香港可以有不同的尝试，也在尝试学习中积累经验。毕竟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爱国者治港下一步是提高治理水平
方舟表示，香港目前是基本上从建制机构人员构成上实现了爱国者治港，但还只是第一步。爱国者治港后面还有爱国者的治理能力提高的问题，治理者要有专业水平。“下一步，很实在的，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拨乱反正了，把反对派都排除出去了，选举制度也完善了，那么爱国者组成的班子能不能交出更好的成绩，真正考验的时候到了。”方舟指出，特区政府在新的环境下，治理班子能不能交出让老百姓满意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关系到最后社会稳定，人心回归的实现。“治港者要能够真正让民众感受到，新的制度安排确实能够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够提升幸福感，那么民众才会拥护你、支持你”，方舟指出，“真正要实现一个好的爱国者治港体系，还有不少工作要去进一步努力。”
方舟还强调，治港的爱国者也应该能为国家做贡献。方舟说，习主席去年来港讲话，明确了“一国两制”长期坚持，成为香港整体制度优势的一部分。“两制”是为整个国家、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现在对“一国两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利用香港的特殊制度安排为国家做贡献，是对香港在战略层面的新要求。方舟认为，对于治港者来说，为国家做贡献，首先要有战略思维，然后再具体到在各个方面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尤其是在现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香港要用好各种国际资源来为民族复兴的大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服务。怎么去利用香港这个平台，更好地吸纳国际包括人才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为国家的整个现代化大局服务，这是治港者需要去主动思考的问题。
寻新经济增长点香港将“饼”做大
香港踏入“由治及兴”的新征程，聚焦拚经济、拚发展。谈及香港融入国家及高质量发展，方舟认为，香港一方面要培育自己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也为整个国家的大局服务，融入国家发展。
方舟解析，从香港的经济结构来看，香港当然有它很在国际上很有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包括金融、专业服务等等。但整体而言，香港的经济结构是比较窄的。比如，金融业2021年的时候已经占到香港生产总值（GDP）的23.4%，即将近1/4。但金融业的从业人口只占香港总就业人口的8%。也就是说，用8%的就业人口创造了将近1/4的产值，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金融、地产等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目前利益格局是相对固定的。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不管是在内地还是美国，看富豪排行榜不断有新人出现，新人代表新的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如果我们看香港，过去30年的富豪排行榜基本没有变化，说明它利益格局相对固化了。”方舟说，其实国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思考怎么去把香港的“饼”做大，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调整它的社会利益结构，增加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习主席讲话中提到‘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实际上就要通过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创造新的利益增长点。”而这个过程又恰恰要跟国家的整个发展格局、融入国家发展的过程来配合，实现香港的产业多元化及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那么，当下的新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方舟认为，首先在创科产业。
“本身这也是国家现时最大的需求。包括我们今天讲的高质量发展，最核心就是创新。背后其实就是科技的驱动。”方舟指出，香港搞创科不可能关起门来，在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着一个700万人口的市场搞。一定要思考怎么去配合国家发展的大局，国家的产业的需要，然后看好自己有哪些优势可以支持国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去壮大自己。这个过程既是壮大自身的产业，也是为国家服务，两者相辅相，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的。
方舟说，早年香港发展创科产业的气氛不是很强，因为土地人工成本都贵，也曾错失一些创科企业落户的机会。现在思维有了很大的转变，相信对发展创科有了比较好的氛围。
“香港政府在发展科学园的时候选择了政府划园区盖楼招租的模式。我经常讲，那时候的政府思维是‘包租公’，用地产模式来做科技产业。最关心的业务是吸引租户。现在到了新阶段，思维有很大转变，开始认识到要从构建产业链的思维来做科技产业。”方舟认为，构建产业链的关键是，首先跟国家政策战略配合，选定几个重点发展的核心产业，然后引进这些产业链中关键的核心公司、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拉动，带动上下游相关配套的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要怎么来吸引龙头公司？需要有相关产业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的配套。“这一届特区政府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愿意以直接批出土地的办法，就不是以商业用地的办法，来吸引企业。现在开始有这个动作。”
方舟表还提到，在西方国家封锁、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的环境下，香港在创科方面可以继续承担通道和窗口功能。“始终还是比内地自由灵活。”方舟认为，在现时的国际大环境背景下，这种封锁打压对香港发展创科中心必然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给香港提供了机会，能做到内地城市做不到的东西。
大湾区可开创融合区利用香港“走出去”
谈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现状，方舟表示，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不久，就遇上香港“修例风波”和三年疫情，两边交流少了很多。“今年开始是一个‘再出发’的起点”，方舟认为，过去大湾区的发展思路更多的是内地城市单方面向香港开放，例如吸引香港年轻人去，或是一些产业开发、服务，专业资格的开放等等。而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思路更多的应该是“走出去”。“除了开放市场引进来，广东的这些企业也可以更积极走到香港，以香港为平台走向国际，同时也丰富香港的整个产业结构。”方舟认为，政府可以有意识地推动一些科技企业落户香港，为香港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利用香港平台推进企业本身的国际化。
同时，城市之间的合作模式和层次也可以进一步提高。
方舟认为，现在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背景下，很多要素流动、规则对接都存在不少挑战。而澳门和广东在珠海横琴自贸区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在制度设计层面是非常大的创新，“我把它叫做一国两制的融合区”。
方舟说，过去“一国两制”两边可交流投资，但有明确的边境、边界。而横琴模式是划出一个共管区，共同谋划、共同开发、共享成果。“这种合作就从过去只是物理上的跨境合作，变成了一个化学反应式的融合合作。把两制的各自优点，通过一些特定平台融合起来，实现1+1>2的效果。”
方舟说，融合合作在具体操作上还有很多需要摸索的地方，但从制度创新上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他认为，深圳靠近香港的区域也有很多地方——例如前海河套区，罗湖区口岸经济带，包括盐田的中英街沙头角等，也有条件可以做制度创新。“当然不一定是完全照搬横琴模式，但在合作上的制度创新可以有很大潜力，能做一些化学反应式的合作，我觉得可以尝试。”方舟表示，只要深港双方战略层面有这样的思维，有这样的共识，相信中央也是非常愿意支持的。
深港合作优势互补
作为大湾区内的重要城市，方舟认为，香港和深圳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尤其在金融和科技产业上，因为双方都有对方不具备的优势，两者应共构产业链。
方舟认为，一方面，深圳的科技产业化非常发达，但同时因为大企业已走到一定高度，未来需要更多的国际化资源，要做大量的研发，需要国际人才。“我们做过计算，在海外招一个国际人才，放在香港工作和在内地工作比较而言，对雇主来说，因为所得税税率和社保等各方面因素，海外人才在内地工作的成本要高近六成。另外软环境方面，包括国际化的环境、资金人员的进出自由度，互联网信息的方便程度等等，香港都有其国际化的优势。因此香港很有条件为深圳乃至全国的大企业建立国际研发中心。”方舟说，例如由香港的北部都会区提供土地，深圳企业在此建设国际研发中心，这对企业发展、招收国际人才、甚至推动产业国际化都有好处。
“我对北部都会区的前景是看好的，我也瞭解到，如果有足够的土地，很多内地大企业愿意把外销生产线放到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计划公布后，企业的积极性比我预想的还高，包括内地、海外的企业都表示有兴趣参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同样的，在金融方面，香港具有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相信下一步金融方面也会深化合作。“除了加强互联互通，合作也不止是资本金融数据，甚至可涉及一些如跨境数据流通使用等新要素。深圳处于窗口位置，这方面有很多合作发展的空间。”
方舟认为，要推动北部都会区与口岸经济带的对接，要靠深港双方共同做好一些顶层的谋划。“因为现在两边的很多规划和设计都还是各自在推动，还没有一个真的融入模式。”方舟说，下一步如何打通，尤其在制度设计上若能够有一些创新，那么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对“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实践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香港人才政策应确保对港贡献
最近特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抢人才”的政策，包括全新“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及放宽或优化现行多项人才入境计划。截至6月底，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合共收到逾10万宗申请。方舟认为，港府用积极的态度制定人才政策，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吸纳人才不是短期需求，只有不断吸纳和补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才能保持国际竞争力。
不过，方舟认为，人才政策在具体的操作上，应更多地配合产业“筑巢引凤”来吸引人才。“有些人才政策，如果只是帮助申请人取得签证，被称为‘拿身份的移民计划’，申请人并不在香港工作，甚至并不长期居住在香港，那么他真正为香港发挥的作用是不大的。”方舟强调，人才政策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未来香港的人才政策，要更多地利用产业、企业去吸引人才，政府制定政策要为企业招人才来港提供便利，最终产业发展跟人才引进要形成良性循环的关系。“例如政府设定一定的门槛，企业决定要不要引进这个人才，然后才批出签证。最重点的目的是要让人才留在香港，发挥作用。”
（本专访为香港回归26周年系列深度专访之一，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7月31日电（记者卢哲）今年是香港回归26周年，也是香港“由乱到治”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7月1日视察香港发表重要讲话，对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提出“四点希望”。一年来，特区政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未来香港又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融合发展？就此，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近日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方舟表示，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及完善选举制度，过去一年香港有了新的开局，社会聚焦经济和民生，特区政府在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上表现积极。
方舟提出，长远来说，特区政府还需要加强培养战略宏观思维，丰富推动产业政策的具体手段。香港要培育自己的新经济增长点，在此过程中也为整个国家的战略大局服务，融入国家发展。
方舟认为，过去大湾区的发展思路更多的是内地城市单方面向香港开放，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思路更多的应该是双向“走出去”和“引进来”。政府可以有意识地推动一些科技企业落户香港，为香港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利用香港平台推进企业本身的国际化。
方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合作模式和层次可以进一步提高。香港与深圳也可以尝试建设“一国两制”的融合区，打通地区隔阂。若在制度设计上能够有一些创新，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对“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实践都非常有意义。
方舟博士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拥有多年公共政策研究经验，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国际关系、以及内地和香港的区域发展规划等。方舟在香港和内地担任多项公职，他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兼港区委员召集人、以及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东莞滨海湾新区等地的顾问。方舟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贡献良多。也是港深河套创科合作区和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主要推动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