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非洲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评社香港2月6日电（记者　段晓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前正式对外发布《冲突与动荡：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2》。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撰写专题文章，他表示，自2014年起，非洲发展便反复遭受危机冲击，在体系性危机冲击和外部帮扶减弱背景下，非洲唯一的出路在于自救，由此而来的非洲主动提升战略自主性的努力，已然成为并将继续是非洲发展的基本逻辑。

　　张春谈到，对非洲而言，俄乌冲突的最大后果是美欧的“选边站”压力。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有关俄乌冲突的决议中，非洲并未盲目追随美欧：仅28个非洲国家投票支持，另有17国弃权，1国反对，更有8国缺席。尽管此后美欧迅速施压，非洲并未改变自身立场，在3月24日有关俄乌冲突的人道主义后果的决议中，投赞成票的非洲国家数量减少了，共有27票赞成，另有20国弃权，1国反对，6国缺席。厄立特里亚在两次投票中均明确反对。非洲连续在两次投票中“不服从”美欧“指令”，引发美欧强烈反弹：美国国会4月出台专门法案施压非洲；4—8月，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先后造访，对非洲又打又拉。尽管如此，非洲国家通过将外部压力转化谈判筹码，积极提高自身战略自主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面对拜登施压时强调非洲不应“被教做事”。

　　张春表示，如果说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仍是种反应式的战略自主性提升努力，那么非洲逐渐强化内部团结，并寻求转变与大国合作模式的努力就更加主动。冷战结束后，大国对非关系的重要发展之一是建设各种对非合作机制，如欧非峰会、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中非合作论坛、印非峰会、韩非峰会，等等。这一发展往往被冠以“1＋N”模式，1为域外大国，N即非洲。但自2022年起，非洲提出要将上述机制转化为“非洲＋1”模式，并在2022年的非欧峰会、TICAD和美非峰会中加以贯彻。由此而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后果便是，拜登政府的美非峰会不再遵循2014年美非峰会和2021年全球民主峰会的“民主标准”，而是以与美国有外交关系且是非盟有效成员为标准。尽管象征意义更大，但这仍暗示着非盟在统合成员国、提升战略自主性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张春亦表示，2022年可能见证了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崛起”所遭遇的最大冲击，非洲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仅目标12（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和目标13（气候变化）有积极进展，其余目标均呈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虑及非洲自身发展相对落后，目标12和13的进展可能也是发展倒退的映射。

　　张春称，非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危机首先来自疫情应对。限于资源，非洲抗疫的最大挑战是疫苗获取；而发达国家往往通过与疫苗生产商的秘密协定而提前锁定疫苗，进一步加大了非洲的疫苗获取难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2年10月初曾指出，2021年全球生产的疫苗中，有75%被发达国家所使用，而非洲仅有不到5%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他强调，“没有公正的疫苗分配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非常愚蠢的”。疫苗分配不公正、接种不充分，使非洲的疫后复苏更加困难。IMF于2022年10月预测，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2021年的经济增长相比2020年（－2.1%）有强烈反弹（4.7%），但2022年将放缓至3.6%，2023年不会明显好转（3.7%）。相对非洲疫后复苏需求，这一增长前景可谓差强人意。

　　张春强调，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危机集中体现在发展融资困难上。根据非洲开发银行（AfDB）在疫情爆发前的估算，非洲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在1300—1700亿美元之间，年度融资缺口在680—1080亿美元之间；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大约为每年260亿美元。但疫情明显放大了融资缺口，尤其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变得更加迫切；预期未来3年内，非洲可能需要4840亿美元用于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而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使非洲的债务风险被急速放大。根据世界银行和IMF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非洲在2014年时有20个国家存在债务风险，其中低风险11国，中风险14国，高风险仅5国；但此后不仅面临风险的国家数量增多，而且风险等级持续增高。到2022年，非洲面临债务风险的国家已经增至37个，中风险15个，高风险14个，还有8个国家已陷入债务危机。

　　张春指出，面对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非洲采取各类措施实现发展自救：一是加速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的运作。截至2022年12月，非盟已确保所有54个成员国全部签署大陆自贸区协定，44个成为正式成员；全速推动非洲大陆自贸区落实对非洲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到2035年可帮助3000万人脱贫，增收4500亿美元。二是利用“落后者优势”加速推动非洲数字经济转型。目前，以肯尼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加纳和南非为代表的“五王国”（KINGS，即前述五国的首字母简写）正带动非洲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预期到2025年，数字经济将为非洲大陆贡献近18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50年将贡献7120亿美元。三是对非盟“2063年议程”第一个十年（2014—2023）执行规划作全面评估，以筹备第二个十年（2024—2033）执行规划的制定和落实。 　　张春继指，就全球气候变化而言，无论是历史贡献还是当前贡献，非洲都是最小的。尽管如此，非洲却可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或者说非洲在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时最为脆弱。根据世界气候组织研究，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是全球所有地区中最为严重的：2021年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或第四个最热年份；在过去的50年里，与乾旱有关的灾害夺去了50多万非洲人的生命，导致7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自1961年以来，气温升高导致非洲农业生产率增长减少了34%，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到2030年，约有1.08—1.16亿非洲人可能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生存风险。预计到21世纪中叶，无论是低度变暖还是高度变暖场景，非洲国家都将经历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经济后果：在高度变暖情景下，到2050年，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人均GDP将减少约15%；而北部和南部非洲的人均GDP将减少约10%，中部非洲受影响最小但也达到5%。

　　张春谈到，2022年，中非合作全方位提升，帮助非洲强化自救能力：一是加快推进2021年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倡议，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二是围绕非洲紧急需求，积极提供疫苗和粮食援助，纾解非洲燃眉之急；三是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加大全球安全倡议推进步伐，探索破解地区深层挑战；四是伸张正义，率先公开支持非盟加入G20，全面支持非洲气候变化治理努力；五是全面启动疫后线下对非合作，新老特使对非穿梭外交重新拉近中非距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评社香港2月6日电（记者　段晓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前正式对外发布《冲突与动荡：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2》。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撰写专题文章，他表示，自2014年起，非洲发展便反复遭受危机冲击，在体系性危机冲击和外部帮扶减弱背景下，非洲唯一的出路在于自救，由此而来的非洲主动提升战略自主性的努力，已然成为并将继续是非洲发展的基本逻辑。

　　张春谈到，对非洲而言，俄乌冲突的最大后果是美欧的“选边站”压力。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有关俄乌冲突的决议中，非洲并未盲目追随美欧：仅28个非洲国家投票支持，另有17国弃权，1国反对，更有8国缺席。尽管此后美欧迅速施压，非洲并未改变自身立场，在3月24日有关俄乌冲突的人道主义后果的决议中，投赞成票的非洲国家数量减少了，共有27票赞成，另有20国弃权，1国反对，6国缺席。厄立特里亚在两次投票中均明确反对。非洲连续在两次投票中“不服从”美欧“指令”，引发美欧强烈反弹：美国国会4月出台专门法案施压非洲；4—8月，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先后造访，对非洲又打又拉。尽管如此，非洲国家通过将外部压力转化谈判筹码，积极提高自身战略自主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面对拜登施压时强调非洲不应“被教做事”。

　　张春表示，如果说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仍是种反应式的战略自主性提升努力，那么非洲逐渐强化内部团结，并寻求转变与大国合作模式的努力就更加主动。冷战结束后，大国对非关系的重要发展之一是建设各种对非合作机制，如欧非峰会、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中非合作论坛、印非峰会、韩非峰会，等等。这一发展往往被冠以“1＋N”模式，1为域外大国，N即非洲。但自2022年起，非洲提出要将上述机制转化为“非洲＋1”模式，并在2022年的非欧峰会、TICAD和美非峰会中加以贯彻。由此而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后果便是，拜登政府的美非峰会不再遵循2014年美非峰会和2021年全球民主峰会的“民主标准”，而是以与美国有外交关系且是非盟有效成员为标准。尽管象征意义更大，但这仍暗示着非盟在统合成员国、提升战略自主性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