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两制台湾方案探索与特点
中评社香港7月25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谢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暨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剑、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暨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教授、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郭伟峰、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罗祥喜与会。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义虎主持，与会者高度评价了中国评论最新出版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并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现状与特点，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以《“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现状与特点》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李义虎：开场白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为全国对台研究界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了一个良好开局和重要起步，是两岸学者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从理论角度、政策角度、实践角度进行研究，虽是初论，但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对当下既及时又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日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这是讲话中所提到的五项重大主张中的第二点，也被两岸舆论、媒体、学界评论为整个讲话中的最大亮点、最有原创意义的一点。应该说，这给对台研究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的重大命题。
本次思想者论坛聚焦三个题目进行讨论：一是怎么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出版的意义？二是怎么看“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现状？三是未来如何深化“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有何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望各位充分讨论，畅所欲言。
谢郁：荟萃两岸四地学术精华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重要政策主张。2023年3月，中国评论出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其中收录了自2019年以来，海峡两岸和港澳学者40余篇共50多万字的文章，这是学术界研究、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重要学术和理论成果，是中国评论贯彻落实党在新时期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具体展现。
一、中国评论成为持续深入研究习近平对台重要论述、政策主张及创新理念的重要平台，已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新书是继《习近平对台思想研究》、《习近平十九大对台方略研究》、《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之后的又一力作。
二、中评智库成为汇聚两岸四地学者研究成果重要平台。在两岸关系、国家统一、港澳台问题、国际问题领域具重要号召力、最具包容性与多元性的学术研讨平台，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多刊载于中评月刊，各种专著由中评出版，思想者论坛在大陆、台湾、港澳、海外多地举办，成为新思想、新观点、新成果的汇集平台，出了很多的精品佳作。中国评论聚合了一大批两岸及港澳地区的学者专家，大家与中国评论结成至交良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在中评的学术平台成长与成熟。
三、新书堪称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方面的走在理论与学术前沿的重要成果，所收入的文章内容涵盖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有对“一国两制”理论精辟阐释与创新思考，有关于台湾方案的内涵建构与制度设计，有对“一国两制”在台湾具体实践路径的规划与探索，有港澳经验的全面回顾总结与深入分析。内容丰满，思维鲜活，堪称全面深刻。
四、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将更上一层楼。正如郭伟峰社长在序言中所写的，在中国评论的月刊、智库和出版社搭建的平台上，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讨，在初论之后，会有再论、三论……，在既有成果上，更深入更广泛更高层次的研究。
五、未来应营造两岸四地共议统一的学术氛围。习近平主席在“1.2讲话”中指出，愿意同台湾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统一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两岸四地智库与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未来的努力方向包括：如何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向深入化、具体化推进，如何为“一国两制”营造有利的舆论与学术环境，如何通过沟通研讨聚同化异，寻求两岸共识，为“两制”台湾方案做好顶层设计。
王英津：深化和拓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四大方向
自习近平总书记发表“1·2”讲话以来，大陆涉台研究界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可为大陆对台决策部门提供重要参考，而且为进一步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奠定了研究基础。但是，大陆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并非完全成熟，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大发展方向：
第一，研究中央与台湾特别行政区如何实现共治的问题。目前研究界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多聚焦于中央管治与台湾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二元划分基础上的权力划分及配置。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表明，这样的二元划分及权力配置不仅在理论上存有瑕疵，而且在实践中也会产生诸多弊害，故我们应将“管治与自治”的二元划分及权力配置拓展为“管治、自治与共治”的三元划分及权力配置，亦即在前者这类二元划分及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增加两岸共治的制度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两岸共同利益，以实现两岸共治共赢共享。在分析框架上，从“管治与自治”向“管治、自治与共治”的转变，有助于从统一后的国家治理和“一国两制”下国家整合的视角更科学地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表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治理，仅仅靠管治和自治是不够的，因为管治和自治不能改变“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一割裂局面，继而导致难以凝聚双方的共同利益。过去我们对此有所疏忽，认为单单依靠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让其享有宽松的自治环境，就可以增进他们的国家认同，但事实表明，我们当初的认知有些简单化了。鉴于此，中央治港方略开始从“管治和自治”向“管治、自治和共治”的方向拓展。这启示我们，两岸统一后，在实施两种不同制度的“并立存异”时，一定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适时地铺设一些向“求同共治”发展和转化的政策轨道。今后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应积极推动中央（或大陆）与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共治，即中央政府在坚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基础上，通过做“增量改革”来搭建两岸合作共治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两岸一体化建设，其目的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克服管治和自治的弊端，打破不同制度的阻隔，并融合它们的优势，让台湾同胞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共享国家发展机遇，推动台湾地区的繁荣稳定，进而实现两岸共同发展，以此缩小彼此差异，消弭分离意识。两岸统一后，应积极鼓励台湾同胞参与大陆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此，建议大陆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推动共治理念的落实，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要搭建推动两岸共治的制度平台，至少要预留两岸共治的制度空间。
第二，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支撑制度得以落实的机制和政策问题。“一国两制”适用于台湾的“设想”与“方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多见于邓小平时期的论述，而后者多见于新时代的论述。从意涵上说，“方案”是不仅要有“设想”，而且要有落实“设想”的具体制度安排。因此，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相较于邓小平时期的“设想”会更复杂、更具体。具体说来，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制度和机制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纵向意义上，作为“方案”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包括制度设置、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和政策措施四个层次的制度。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框架多停留在制度设置层面，这其实是不全面的。在以上四个层面的制度中，制度设置是重点，是相对宏观的、确定的。但制度设置中比较复杂的情况是，有时在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过渡或交叉，致使相应的制度类型不容易被识别和把握。执行机制是落实制度设置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制度、环节、过程，是为落实制度设置而规定的操作层面的安排。相对于制度，机制缺少宏观性和确定性，而侧重程式性和过程性，其目的更多在于保障制度设置的有效运行。从目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来看，学界多聚焦于“一国两制”适用于台湾的制度设置，而忽略了保障制度实施的执行机制，后者应成为今后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重点。监督机制是制度设置和执行机制的硬性约束和外在保障。在制度确立后，还必须建立起监督机制以保障制度得以落实，因为制度和机制需要靠权力主体来执行和运作，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能防止权力主体在制度和机制之外滥用权力，进而保障制度和机制能沿循着法律法规预先铺设好的轨道运行。政策措施主要是指设计好一个方案后，要将方案付诸实施时还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因为制度和机制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时机，如果条件和时机不成熟，即便设计出优良的制度及其配套的落实机制，也难以取得实效。实践表明，不同制度和机制的实施需要具备不同的适用背景、情形和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四个层次的制度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此场合为第二层次的制度（执行机制），在彼场合可能就成为第一层次的制度（制度设置）。
第三，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如何吸收台湾同胞的意见和建议问题。听取和吸收台湾同胞的意见建议，是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应有内容。自习近平总书记发表“1·2”讲话以来，大陆涉台研究界围绕着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从中央顶层设计的视角出发，较少从台湾同胞意见和建议的视角来加以研究。因此，今后进一步听取和吸收台湾同胞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优化和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其实，吸收台湾同胞的意见和建议也是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2”讲话的精神，因为该讲话明确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会通过凝聚两岸双方的智慧而更具生命力。过去三年，由于民进党当局的人为阻挠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两岸人员往来基本中断，在此情况下，大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很难直接听取和吸收台湾同胞的意见和建议。现在疫情基本结束，随着两岸交流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扩大，听取台湾同胞意见和建议的环境及条件也会随之具备，因此，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吸收台湾同胞意见和建议的工作亟待提上日程。
第四，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目前台湾当局所控海域的未来管辖问题。重视海洋、经略海洋，成为世界海洋大国和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两岸统一大势已不可阻挡、统一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学界关于海洋主权问题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过去的议题上，还应着眼于探讨统一后对涉台海域管辖权划分的制度安排。“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作为一项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工程，应该提前研究未来国家统一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并探索解决之道。统一后如何在中央政府与台湾特别行政区之间划分和配置台湾目前所控制海域（包括环台、澎、金、马周边海域和南海地区环太平岛、环东沙岛周边海域等）的管辖权问题（即“涉台海域管辖权划分问题”），不仅是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重要内容，还是统一后中央对台湾特别行政区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根据。长期以来，因该问题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或复合，致使对它的研究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然而，随着民族复兴进程和两岸统一步伐的加快，该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统一后如何处理台湾目前所控海域的未来管辖问题，我们既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可以参考，还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可以遵循。鉴于以上分析，未来解决台湾目前所控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问题，必须立足两岸关系的实际，结合现实情况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笔者认为，解决该问题应坚持“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变”与“不变”相区分、“主权性管辖权”与“事务性管辖权”相区分、“对内”与“对外”相区分三大原则。
李振广：紧扣时代命题 智绘统一方案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现状与特点的思想者论坛，聆听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首先，真诚感谢伟峰社长对我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关爱和支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刚刚出版，伟峰社长就特别交代罗执行长祥喜兄惠送我院同仁每人一本。4月初，收到了中评智库寄来的这部沉甸甸的著作，我们迅速分发、分享给全院各位同仁，并特意在院资料室留存本书，供未来的学生阅读学习。拿到这本书，细细翻阅，特别是读了伟峰社长亲自写的序言，深感伟峰社长和中评智库基金会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使命情怀，而且紧紧抓住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出版这本著作，可谓立意高远，意义非凡。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出版的重要意义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引发了很多人关注和思考。从2019年初到现在，中国知网上现有研讨“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大约30篇左右。这是大陆学者在内地期刊发表的讨论和研究“两制”台湾方案相关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两制”台湾方案的条件、环境、策略、理论、实践、心理建设、历史视角、路径、障碍、经验、法律、定义、原则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中评智库基金会长期关注并研究“两制”台湾方案，组织发表过不少有深度的研究论文。中评智库这部著作，一次性收录了40篇专题研究文章和思想者论坛对这一议题三次讨论的精华。很明显，《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可以说是一次全方位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巨著。如果说中国知网关于“两制”台湾方案文章的作者主要来自大陆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那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的作者不仅有大陆学者，而且也有香港、澳门、台湾学者。特别是，其中很多学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理论素养，长期从事港澳台“一国两制”研究，而且还是“一国两制”的参与者、实践者，有着丰富的“一国两制”实践经验和研究经验，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着更深刻的感悟。这是这部研究“两制”台湾方案著作的宝贵之处。
中评社、中评智库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讨论与研究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和重要学术平台，在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是对“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重要智力奉献，大大丰富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内容，扩展了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围，为下一步深入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撑和基础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目前正面临瓶颈，亟待创新和突破。《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的出版，为我们突破相关研究瓶颈注入一股强大的智慧力量，非常难能可贵。
当前，“两制”台湾方案研究总体看仍然缺乏突破。关于“两制”方案的核心内容仍然局限于自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历届领导人关于“一国两制”条件的论述，未见到新的突破性的关于“两制”新增条件的提出和论证。也就是说，“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轮廓仍然是历届领导人所勾画原则性条件。专家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两制”台湾方案周边的论证，既宏观又抽象，而且此类论证很充分，但对触及“两制”方案的新的核心条款的提出和论证，并不多。从诸多有关“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中，也没有看到完整成型且具体可实施的方案。如果说“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要我们画一棵大树的话，这个大树的基本轮廓仍然是历届领导人勾勒的，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论述更多的是把大树周边的山、水、鸟、草、云、小动物等环境因素画出来了，但很少能在历届领导人勾勒的大树轮廓的基础上，把树干、各个树枝、树皮、树叶、树上的小鸟等具体环节画出来。简单说，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周边因素的论证已经很充分，但是对方案核心内容的贡献却需要提高。
比方说，“两制”台湾方案中的政治方案、国家安全方案、军事方案、经济方案、教育方案、法律方案、文化方案、“两制”下的两岸关系方案等。这些方案应该是具体的，不应该再是抽象的宏观的思辨和论说。目前，还未看到这种内容更加细致具体的研究成果发表。
未来如何深化“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
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由专家学者以个人学术志趣自发展开对“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能够展现个体的智慧光芒，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位学者都有自身的知识领域、阅经历的局限，很难驾驭台湾方案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工程。发挥集体力量，展开集体攻关，应该成为“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的一种选择。
我们在学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中有一句较为流行的话，那就是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国家统一和“两制”台湾方案应该是一个国家工程，是重大政治工程、历史工程，也是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程。一方面需要各界人士、各高校地方科研机构自发或有组织的研究，同时也需要相关更高层级的机构牵头，组织展开联合攻关研究，即有组织的研究。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各界人士、专家的自发性研究或地方机构发布的研究项目有其自身优势和特点，当然也有自己的研究局限，而相关机构牵头组织的集体攻关，一方面可准确把握中央战略意图，从全局角度全方位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相关各机构、专家的集体研究优势，克服个体研究的局限，在集体智慧下的“两制”台湾方案将更加科学。
郑剑：“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新变化与相关建议
中国评论是台湾问题研究与传播领域独特且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平台，是随动两岸关系脉搏的平台，是紧跟两岸统一进程的平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是中国评论的一大新贡献。习总书记提出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来，我还没有看到一本集两岸重量级学者之智慧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专题研究文集。这些文章对决策有且已经发挥了启发作用，对台湾问题与国家统一的战略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在工作实践中瞭解到，中国评论这个平台是决策部门关注的平台；在与国外著名智库交流时，我也发现中国评论及其网站在其关注范围之内；我在重要场合，也经常在向有关方面推荐这个平台。我相信，这本《初论》的阅读面也会是非常广泛的。
中国评论这个平台为什么受关注？因为他的领导者秉持人间正道的价值导向、充分利用好香港的区位优势、恰当把握客观公正理性的游戏规则，有一支高度敏锐且高度吃苦耐劳敬业的采编队伍，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厚重的企业文化，后者将是中国评论生命力最重要的支撑。具有领先性、开拓性、实践性和历史性意义的《初论》出版，也就不足为奇。我在这里谨表示热烈祝贺！希望这本书作为这一代人孜孜以求探索国家统一终极方案的载体，能够进入史册。魏阙之下，也可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两岸统一问题的研究讨论和交流，始自如何统一即——统一方案，退至为何要统一。以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两岸民主协商“两制”台湾方案为标志，现在又回到如何统一及统一方案问题了。这本身就是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进程的一个进步，是谓螺旋式上升。目前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热烈讨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密使式讨论，到底上升在哪些方面？我们在研究探讨的指导思想上应该把握一些什么样新变化？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正是因为这种群众参与、广泛民主，要求我们学者在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要有群众观点、利益集团分野的意识，广泛进行田野调查、深入瞭解台湾社会阶层、群体和利益结构，使得方案更加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更能照顾社会的大多数；不要寄希望于构建“乌托邦”，不可能有一个理想方案使得每一个人都满意。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取舍的标准是最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要坚决避免方案被个别利益阶层和集团误导、绑架这样一种导向，这样的导向必然为统一后的变乱埋下祸根。
二是上升在民族复兴、势所必然。统一的时间节点实质是清晰的、日益紧迫。坦率地讲，目前统一已经前所未有地临近了，最晚的时间节点不过是民族复兴实现之日。或许可能提前到中美关系再平衡之时，或“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国际干预势力挑衅逼迫、进逼红线那一刻。换言之，以前紧迫感不强，现在要有时间节点意识，至少是最后的截止日——本世纪中叶是清楚的。
随着我们前所未有一步步逼近民族复兴的目标，统一不再是以往那种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实质无限期、留给下一代的问题了，而是现在进行时。以前的相关研究推动不能说与民族复兴无关，但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的紧密。目前的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与民族复兴进程如此紧密地连为一体，与民族复兴的进程如此同呼吸共命运紧相连，以至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么可能导致我们的方案保守，要么可能导致我们的这种讨论与历史的进程脱节而失去意义。跟不上历史的进程，历史就会用强制力揭示其强大的推动力（武力解决）。
这就要求研究探讨“两制”台湾方案时，要与民族复兴进程不同阶段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的特点相结合，要与统一实现之日的中国场景因素相对接，这里面就有我们容易想到的社会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公民文明素质极大提高等因素，也有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治理、经济结构、外交空间、战略地位、军事能力等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而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我们与台湾方面讨论“两制”台湾方案时，便能找到更多的结合部、同频共振点。这里面，切忌泛泛地讲民族复兴，而是要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描绘的蓝图，实实在在地把民族复兴的场景展现出来，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接起来。如此以来，我们研究、讨论和民主协商的东风就更强劲了。这不是个简单的借东风问题，更是个时所必然的问题；不是大跃进，而是实事求是的问题。
四是上升在两种动力、统一被统。新时代，两岸必须统一，两岸必然统一，或者是统一与被统一两种动力都越来越强劲，其力度前所未有，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讨论成为势所必然。如果台湾政治势力和广大民众不参与到这个讨论过程中，要么就是大陆采取特有的民主方式征求台湾民众的意见，丰富自己的方案；要么就是武力解决，先有个武力解决后的管制过渡时期，再推进看常态化体制机制。这种方案也需要研究讨论，使得这个过程更加平稳有序。在后者来说，大陆方面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大陆方面有接收、管制到常态化各种各样特点的地方的经验，包括国民党的模范区、边疆民族地区、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经验的丰富程度古今中外未有。所以，这个方面不担心。历史是有规律的，昨天的“911事件”结合今天的世纪，只要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类社会的常识、符合人性，就没有过时的问题。
五是上升在网络空间、无缝管道。这使得这种民主协商有了更广阔的管道和平台，不再受制于政治的限制、制约和阻挠。这是前所未有的环境条件。互联网资讯可以激发两岸敌意，但可以滋养两岸认同；互联网本身没有倾向，如何用好互联网这个管道，包括ChatGPT这样的AI新工具，也可以推进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程。这里的关键是重视互联网、瞭解互联网、善用互联网。
专家学者要通过互联网连接海峡两岸不同群体、个人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想法，善于从反对意见群体中寻找共鸣点，进而由点及面，扩大共识。推进统一无非就是把反对统一的人争取过来。如果不能听取反对意见，如何实现统一的协商？中评社可以发起这样的两岸讨论，注重引导，培养共识。
六是上升在方案论与过程论相统一。方案的协商既是统一的结果，也是统一的过程，协商本身也是统一进程的一部分。所以，要把握这个特点，把争取对统一必然性及要求的认识和主战场，融化到我们研究及协商进程中。而不是仅仅针对结果。如果海峡两岸能探索出在研究协商中建构认同、推进统一、实现统一的模式，不啻为对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贡献，那么这个理论和经验体系，也可以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及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一部分，从而对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这其中，海峡两岸人民都是贡献者，亦都可为之自豪。
七是上升在反“独”遏“独”到消融“台独”的演进，是谓“化独渐统”。民主协商的对象，在一定历史阶段自然也包括主张形形色色“台湾独立”的台湾民众。协商本身就是转变其立场的过程。台湾民众对“台独”的误解，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大陆方面也有责任消除这些因素。那么如何在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程中化解“台独”，争取特定人群的思想转变，也是思考的焦点。包括让他们认识到统一之必然，“台独”之死路。
一、把握大前提——两岸民主协商。也就是说，不是战争解决的方案，不是强制解决的方案，而是常态下推进的商谈的，而且是与台湾全社会特别是中下层为主协商的方案。甚至我方是不是应该立足这么一个前提，就是和平地把台湾谈过来。战争、强制解决的方案，必然会进行研究和准备，但其研究方式、原则等等，与两岸民主协商的核心意涵是不同的。
二、作为让台湾民众认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瞭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体会大陆对台政策的人民利益原则的一本好材料，推到台湾岛内。
三、召开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参加的本书研讨会，形成热点；中国评论建立一个论坛，定期开会，共议统一方案，形成品牌。由于区位优势，中国评论可以灵活组织跨两岸、全球华侨华人，甚至国际人士参加。既集思广益，也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统一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这个论坛或机制本身，也是一个战略传播机构。魏阙之下也有魏阙之下好处，就是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话语空间。
四、如何进入决策问题。可以梳理出这些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作为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参考。不仅仅是政府部门，也包括其他党派、组织和社团、媒体等的决策参考；作为舆论讨论话题，搞一个系列。中国评论也可以搞一个系列专家研讨，就梳理出的问题各抒己见，形成讨论。实际上形成讨论本身就是推进祖国统一、推进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改革开放思想准备阶段，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形成的讨论，就是先例。要坚信，真理越辩越明，人间正道是沧桑。
五、从军事安全角度思考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意义重大。台湾问题起于战争，是否会终于战争？如何把战略、军事与安全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华的战略与安全传统及其价值导向、军事在促统中的作用、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军事文明如何表达？在“两制”台湾方案中军事问题如何处理才能有利于累积两岸认同？过渡时期如何让军事成为遏制“台独”和干预的因素，并实质上成为和平统一的保证？机制化如何实现？
最后我想强调，真的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两岸民主协商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和平解决，这将是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方案也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