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杂质说出自蒋介石 消除不如对话

洪耀南脸书发文说明杂质说。(取自洪耀南脸书)

  中评社台北6月27日电(记者 黄筱筠)赖清德日前在“团结二讲,提到打掉杂质,引起在野党抨击。过去被归为英系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洪耀南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杂质说”早在1930年代,蒋介石所推动的“新生活运动”就展现出高度相似的治理思维。他强调,与其寻找杂质,不如培养对话的能力;与其追求纯净,不如学会共处。民主社会的强大,不在于压平差异,而在于能否承受杂质、消化杂音,然后一起前进。

  洪耀南是昔日英系核心、民进党前秘书长洪耀福胞弟。

  洪耀南在脸书说,“谁是杂质”的定义权若不透明、不民主,极易沦为政治清算与集体焦虑的出口。反观台湾的经验,我们对“是谁的‘国家’、谁是我们人”的认同,并非靠口号或排除,而是靠一次次民主选举、一次次公民运动与公共辩论,逐步在差异中累积共识、在争辩中形成共同的未来想像。这不是“清除杂质”,而是拥抱多元、透过制度性对话建立认同。

  洪耀南脸书全文如下:

  最近,“杂质说”成为热议话题——这是一种主张,透过辨识与排除社会中的“不纯净”元素,有助于凝聚群体、维系秩序的思想。事实上,这套逻辑并非新创。早在1930年代,蒋介石所推动的“新生活运动”就展现出高度相似的治理思维。

  新生活运动不只是清洁街道或改善卫生,更是一场结合“公共卫生”与“道德教化”的全社会改造工程。它试图用“整洁=文明”的价值公式,从生活习惯到个人品德,全面重塑“国民性”。例如提升公共设施卫生、推广文明礼仪、提倡节俭自律,意图透过行为规范来建构公民身份。

  这种“世俗净化”,在理论上确实具备某种政治动员与认同整合的潜力。蒋政权透过军事化、纪律化、行为一致性的强调,试图消除社会“杂质”、统合人民价值观,藉此巩固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

洪耀南。(中评社 资料照)

  但吊诡的是,蒋介石虽是威权统治者,拥有强大“国家机器”与政令贯彻力,却无法真正实现他想像中的“洁净社会”——因为他口号很多,制度很少;动员很勤,信任很少。整个新生活运动始终停留在宣传与训话的层次,缺乏对人民生活世界的理解与真实介入,最后成为形式主义的道德运动,无法真正改变民心,也无法建立可持续的社会共识。

  一个可以掌控报纸、广播、军警与监狱的独裁者,却无法“去除杂质”,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真正的社会整合,不是靠清除异己,而是靠制度化的共识形成与认同累积。

  对照今日的“杂质说”思维——当社会面临分裂与失序,主张透过辨识并清除异质文化、行为与思想以促进整合——新生活运动提供了历史借镜。

  它提醒我们:群体净化的工程需要清晰目标与具体行动;仅靠象征性宣导与道德说教,无法建构稳固的认同体;“谁是杂质”的定义权若不透明、不民主,极易沦为政治清算与集体焦虑的出口。

  反观台湾的经验,我们对“是谁的‘国家’、谁是我们人”的认同,并非靠口号或排除,而是靠一次次民主选举、一次次公民运动与公共辩论,逐步在差异中累积共识、在争辩中形成共同的未来想像。这不是“清除杂质”,而是拥抱多元、透过制度性对话建立认同。

  与其寻找杂质,不如培养对话的能力;与其追求纯净,不如学会共处。民主社会的强大,不在于压平差异,而在于能否承受杂质、消化杂音,然后一起前进。

洪耀南脸书发文说明杂质说。(取自洪耀南脸书)

  中评社台北6月27日电(记者 黄筱筠)赖清德日前在“团结二讲,提到打掉杂质,引起在野党抨击。过去被归为英系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洪耀南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杂质说”早在1930年代,蒋介石所推动的“新生活运动”就展现出高度相似的治理思维。他强调,与其寻找杂质,不如培养对话的能力;与其追求纯净,不如学会共处。民主社会的强大,不在于压平差异,而在于能否承受杂质、消化杂音,然后一起前进。

  洪耀南是昔日英系核心、民进党前秘书长洪耀福胞弟。

  洪耀南在脸书说,“谁是杂质”的定义权若不透明、不民主,极易沦为政治清算与集体焦虑的出口。反观台湾的经验,我们对“是谁的‘国家’、谁是我们人”的认同,并非靠口号或排除,而是靠一次次民主选举、一次次公民运动与公共辩论,逐步在差异中累积共识、在争辩中形成共同的未来想像。这不是“清除杂质”,而是拥抱多元、透过制度性对话建立认同。

  洪耀南脸书全文如下:

  最近,“杂质说”成为热议话题——这是一种主张,透过辨识与排除社会中的“不纯净”元素,有助于凝聚群体、维系秩序的思想。事实上,这套逻辑并非新创。早在1930年代,蒋介石所推动的“新生活运动”就展现出高度相似的治理思维。

  新生活运动不只是清洁街道或改善卫生,更是一场结合“公共卫生”与“道德教化”的全社会改造工程。它试图用“整洁=文明”的价值公式,从生活习惯到个人品德,全面重塑“国民性”。例如提升公共设施卫生、推广文明礼仪、提倡节俭自律,意图透过行为规范来建构公民身份。

  这种“世俗净化”,在理论上确实具备某种政治动员与认同整合的潜力。蒋政权透过军事化、纪律化、行为一致性的强调,试图消除社会“杂质”、统合人民价值观,藉此巩固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