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时代台海问题未来展望
【摘要】虽然“新现状维持论”拥有很大市场，但揆诸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三角”与“三边”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展望台海两岸的未来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战”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继续“拖”下去的概率则是最小。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有望打破台海政治“僵局”的诸多空间，使得中美通过协商解决台湾问题的机率变大。对于中国大陆，这是百年一见的大机遇，需要把握这个机会，幷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台海问题之症结在于中美关系。这就意味着，研判台海问题，需要侧重于从“三角”与“三边”进行综合研判。所谓“三角”指的是台湾地区“内政”、美国内政及中国大陆内政，属于“内部政治”范畴；而“三边”则是中美、美台及两岸关系，属于“外部政治”范畴。外部政治往往只是内部政治的延伸，内部政治实质影响甚至直接决定着外部政治。此等朴素的政治常识，投射到台海问题上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2024年至今，台美内部政治的重大变化——民进党再次执政与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无疑给台海问题之未来走向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赖清德当选，等于拥抱“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连续三次得到台湾人民的肯定，如这种趋势不予制止，两岸割裂状况会更加严重；而通过观察特朗普以凶猛的大国交易方式处理乌克兰问题，不排除他会以发表第四份联合公报的方式与中国大陆达成一笔涉及台湾地位的大交易。有鉴于此，在情势发生重大变更的基础之上，需要结合业已改变的变量来对台海问题之未来走向进行与时俱进式的新展望。
一、难以继续“拖”下去的理由
不可否认，无论在当下台湾内部抑或美国本土甚至整个西方战略观察者甚至决策者中，虽然“新现状维持论”都拥有很大市场，但揆诸现有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三角”与“三边”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展望台海两岸的未来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战”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继续“拖”下去的概率则是最小。对于中国大陆，“新现状维持论”难以继续维持的最深层原因在于，台湾内部经过多年分离主义的洗脑与舆论诱导，“台独”早已深入社会大众的潜意识，台湾社会整体上是朝向“独”的方向迈进的。处于此等社会氛围中，几乎不可能指望台湾岛内势力主动选择回归。一些大陆媒体经常播出针对台湾同胞的所谓随机访谈，更多的是在营造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正确”的氛围，但可能在不经意间造就一种自欺欺人的反效果。借用本人在2025年2月所访谈的任职于台北高校的一位统派人士的话来说：“今时今日，真正赞同与大陆统一的台湾民众，恐怕早已不足人数的百分之十。”
在这一社会构造下，趋向“安于现状”的整体民意可能会直接重塑台湾的选举政治，进而造就一个不断自我证成与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民进党更易获得选民青睐，而早已被“抹红”的国民党为赢得执政机会在两岸议题上会刻意迎合此等民意而变得愈发“民进党化”，但又因无法做得更为彻底，同时难以找到其他更好的竞选理念，加之派系众多，难以与愈发“一致对外”的民进党分庭抗礼，自然逐渐会被彻底边缘化；而由此获得长期执政机会的民进党，自恃获得充分民意加持后自然会变本加厉：藉助各种手段多方诱导民众使得台湾社会朝着更“独”的方向继续演进；与此同时，鉴于对台政策无法对岛内民众施加直接影响而需要“折射”才可实现，所以，民进党政府更会采行各种话语刻意歪曲大陆对台的各种善意施惠政策，进而使得台湾民众愈加不愿改变现状，内在排斥统一。
一种貌似客观的立场认为，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关键之一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而中美之间的较量类似于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说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①就像掰手腕、比腕力一样，是一场长期的较量，耐力强的一方才能胜出。所以，中国大陆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国内的问题，切勿急着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摊牌，让台湾问题拖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时间站在中国大陆这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台湾问题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然而，置身于上述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着实很难做出如此乐观期待，固守继续“拖”下去的立场。道理很简单，如整体趋“独”的趋势不予制止，时间久了，就是“他乡变故乡”，台湾势将永远脱离中国母体；更严重的是，如果民进党再执政四年甚至永久执政，继续协助美国掐住中国的战略咽喉，阻遏“中华复兴”，结果不仅“统一”无望，“中华复兴”也会泡汤。鉴于此，需要重估“中华复兴”与“统一”的顺序，不能静等“统一”水到渠成；宁可忍受“统一”可确定的短痛，也不要让“中华复兴”承受长痛带来的无尽折磨及“统一”的不确定性。
二、可能出现“和”的概率分析
既然现状难以继续维系，那么两岸是否可能开战？就此，王毅外长曾明确表态，指出根据中国宪法，有三种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第一，台湾宣布“独立”；第二，他国代表台湾推动其“独立”；第三，所有和平手段已耗尽。对此官方立场，以往观察者的解读大体是，在现状下，三项开战的理由都不存在，冲突和战争可以避免，结论是维持现状最好，否则局面会是灾难性的。这明显建立在两岸不可能谈与中美双方即便谈也很难谈妥而只能选择“战”或“拖”这一基础之上。揆诸过去十年的中美、美台以及两岸三边关系之情势，此等论断可以说具有相当牢固的现实支撑：既然战争是海峡两岸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同时，协商对话又不具有现实可能，那么维持现状就成了在表面上貌似具有正当性但事实上可能相当无奈的一个选择。然而，特朗普的二次上台执政无疑提供了有望打破这一政治“僵局”的诸多空间，使得中美之间通过协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成功机率变得更大。就此等预判，可从下述几个内在相互勾连且彼此互动的层面加以证成。
其一，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国政治几乎所有常规。他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但自己却是最不美国化的总统。特朗普丝毫不拘泥于美国的立国理念、道德标准等意识形态思维的束缚，也不受维护国际原则承诺的约束。特朗普2.0的外交思维和行为，比起1.0阶段，显得更加怪诞、多变、难以预测、缺乏自洽，但其中唯一不变的核心内涵却是以利益而非原则为基准。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有其价格。特朗普主政的美国如今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这个最新发展显示，跟美国打交道会越来越像是做买卖。这大概率意味着，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的上行空间将受到制约，但下行空间却存在无限可能。特朗普厌战，意味着中国短期内卷入战争的风险降低。在特朗普上台后，中国面对的经济压力无疑将大增，但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和军事紧张则会减少。种种迹象预示，特朗普很可能采取有作为，而不是一味对抗的对华政策。他上台之后，对中国问题的讲话，大多留有余地（不像对其他弱国那样），不会像拜登那样讲得那么绝对。他称自己“热爱中国”，同习近平主席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幷称“美中合作可以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幷不在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
这或许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对中国而言，较之传统的美国政客，一个不拘泥意识形态，更可能打破常规的美国总统，或许更容易周旋。在美国2024年大选之前，布鲁金斯学会两位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Bush）和何瑞恩（Ryan Hass）联名发表《特朗普或哈里斯政府将如何对待台湾？》一文，②重在通过分析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偏好和做事方式，来判断他们不同的对台手法。两位专家表示，特朗普公开质疑盟友和朋友的价值，担心这种关系可能会让美国陷入幷非美国选择的冲突。文章引用媒体报导和相关传记所述，称特朗普的涉台言论有一个共同点：暗示台湾太小太远，美国没有义务保卫它；一旦谈论台湾，大多是表达对台湾利用美国的不满。“保护台湾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种怀疑态度一直根植于特朗普的世界观中。他们预期，如果当选，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交易方式对待台湾，就像保险公司对待支付“保费不足的客户”一样。
其二，相较于行政部门，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更统一，支持力度更大。根据香港大学教授李成的统计，2020年到2023年间，美国国会曾提出一千个与中国有关的议案，仅2023年上半年就有三百个，其中99.5%都明显以反中为基调。③然从宪政结构和实际运作来看，国会在影响台湾政策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作为政府的平行权力机构，国会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提名人选具有建议权与同意权；通过“财政拨款权”，国会决定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如何分配；虽然国会有权决定美国是否进入战争，但自二战以来，该权力未被正式行使；国会可通过听证会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但总统在实际决策上享有由国会准许的广泛自主权。迄今为止，第119届美国国会在履行其作为“平行权力机构”的角色上较为谨慎，更多是沿着党派界限运作，幷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与人事提名。④如果说，特朗普2016年当选时缺乏经验，没有培养自己的信徒，遭到两院领导的抵制，但今时远远不同往日，当前的特朗普可谓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鲜有的“大总统”：这次不仅横扫七个摇摆州，赢得多数普选票，而且国会参众两院均被共和党控制，在未来两年中将保持行政立法两权在手，实现所谓的“三重执政”（governing trifecta）之鼎盛状态。
概言之，特朗普不再是华盛顿的初来乍到的圈外人，在两院当中，特朗普已经拥有了无数忠诚的MAGA追随者。尽管共和党在两院的席位优势均不明显，国会共和党人的内部政治生态又以分裂无序而著名，但往往十年才出现一次的府院一致政局，有望使得特朗普最大限度地排除制度性掣肘，畅通无阻地全力推行自己认定的一揽子内政与外交政策。正如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特洛伊·内尔斯(Troy Nehls)说的那样：“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说‘跳三英尺高，抓头’，我们都会跳三英尺高，抓头，就是这样。”⑤在当下的政治构造下，虽然美国国会在美台关系中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美国总统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推动者。虽然特朗普政府中存在诸多主张优先考虑台湾防务的鹰派，例如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Michael Waltz）等要员，但这些所谓的“亲台幕僚”的逻辑不太可能过多影响特朗普的对台政策。道理很简单，特朗普没有表现出主动增加对任何合作伙伴安全援助的倾向，除非这种行动得到明显的回报。最关键的是，特朗普个人执拗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容许这些年龄普遍比自己小三十甚至四十岁的年轻幕僚们直接左右甚至干扰自己的判断。面对特朗普的“独裁”倾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然抱持容忍态度，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为其提供便利。换句话说，有关美国对台海危机的反应决定，整体上最终仍由特朗普一人乾纲独断。
其三，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但基础幷不总是国家利益，美国幷不担心现在的中共会将世界赤化，此种共识更多是认知和意识形态上的共鸣，是旧政治借尸还魂。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浓厚的建制派都不同，特朗普是实用主义者，他的MAGA纲领决定了其会将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要打压中国，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但秉持却幷非典型美国建制派政客那种非白即黑的二元思维模式。相反，他打压中国就像他在商界打压竞争对手那样，纯粹只为利益，而非是与“邪恶共产帝国”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就此，投射到台湾问题上，他最感兴趣的或许是出售军火而不是出兵。⑥此等回归理性的保守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幷非特朗普的个人作风使然，而是共和党内部所发生的更为根本之观念转变的外在表征。诚如政治学者格奥尔格·洛夫曼（Georg L.fflmann）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政府的长期意义幷不在于政策变化，而在于它打开了“美国大战略可能重新调整的大门，即摆脱两党对自由主义霸权的共识，转向精英和公众舆论更紧密的结合”。⑦换言之，此等以国家保守主义为内核而呈现的所谓“特朗普主义”幷不会随着特朗普四年任期的结束而人走茶凉，而势必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主导美国政治。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精英沉迷于所谓“美式民主”加“无限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幷将其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以便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然而，在内外变局的大背景下，新自由主义议程在国内治理与国外实践层面都遭遇碰壁：市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把美国“掏空”；经济一体化、相互依赖幷未使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也未能使“全球秩序更加和平与合作”。身处此等深层困境之下，新右派的崛起和其内部国家保守主义的勃兴恰恰彰显了美国精英阶层对过去几十年国家发展道路的整体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治国思维的深刻转变：从“华盛顿共识”迈向“新华盛顿共识”。可以说，“国家保守主义的崛起将巩固而不是挑战所谓的以国家为导向的‘新华盛顿共识’，该共识的核心是制造业回流、降低重要供应链的风险、大规模产业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对华强硬立场”。⑧换言之，未来四年甚至更久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呈现出这样的“新常态”：战略上没有改变，最主要的敌人仍是中国，但战术上会出现很大的更张。在此情形下，美国的决策者可能更多地考虑如何“使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核心国家利益，而不太再会回到“民主对抗威权”的话语框架中为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你死我活的博弈。
其四，美国权威的外交期刊《外交事务》2024年1月刊登了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Kelly A.Grieco）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尼弗·卡文纳（Jennifer Kavanagh）合写的名为《美国在亚洲无法超越中国实力》的文章。此文的核心主张是，奥巴马政府结束以来，在未来亚洲所扮演角色的问题上，美国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伴随中国日益强大且自信，华盛顿选择加倍努力，付出高昂代价继续维系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要么选择承认中国注定将在亚洲扮演愈加重要的军事角色，幷利用有限的资源平衡中国的力量，在不必维持自身亚洲霸权地位之同时尝试阻止中国在该地区建立霸权。“平衡战略既不是绥靖主义，也不是失败主义。这也许是未来几十年保护美国在该地区利益方面，唯一一种财政上可持续的方式。”⑨与此文的立场异曲同工，在2025年3月份的《外交事务》上，两位美国智库学者发表专文《台湾执念：美国的战略不应绑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上》。⑩两位作者声称，一旦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虽美国将在军事、经济和声誉上遭受重大挫折，但这还不足以证明为这场潜在冲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成本是“合理的”。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亚洲出现“不受约束的霸权”，减少关注台湾本身，即便中国完成统一，美国仍有能力集结一个“制衡联盟”，以阻止中国在亚洲地区寻求政治和军事霸权。文章题目说“执念”（fixation）是指现有的保台理由逻辑上根本难以自洽，而在作者看来，保台的最佳方式其实就是弃台。
这些观点目前尚非美国主流，但却契合特朗普阵营中多数政军学高级幕僚们的立场。典型体现是，今年1月23日《南华早报》引述国防部助理部长奥斯汀·达默（Austin Dahmer）的话说：“对美国而言，台湾很重要但幷非攸关生死。美国不会折断矛头以保卫台湾。既使丢了台湾，美国人民仍能安全繁荣且自由的生活。”《日本经济新闻》引述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的话说，“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夺取台湾，但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地区权力平衡依然可以得到维持”。3月5日，美国新任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被质疑对中国立场变软。就此，他反驳说，“美国在印度太平洋的核心利益是防止中国称霸，但印太区域的新情势是军力平衡已戏剧性的恶化……如果我们与中国军事冲突，没有结果、军费昂贵、军力被毁。”⑪
在《中美对抗下的台湾选择》一书中，苏起先生评判道，将来美国愿意和谈主要取决于“现实主义”者是否心理上先认清美国起码在东亚必须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现实，而数世纪国际关系经验显示，务实心理的抬头，除了美国精英自己的灵魂探索及大量彼此说服外，更重要的是中美实力的展现。很明显，上述所谓的“新弃台论”和“制衡论”等观点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无疑是中美军事实力在印太地区的此消彼长。“冷战初期，美苏对峙二十多年，历经多少大小危机，甚至包括惊心动魄的古巴危机，直到苏联整体核子武器数量，尤其既精准又快速的陆基洲际飞弹，超越美国时，美国才藉核武谈判开始与苏联平起平坐，讨论世界大局”。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在的情势堪比当年的美苏争霸格局。无怪乎，台湾当局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近日撰文明确指出，“中美军力一升一降，美国抗中共识下，川普高层已逐渐移向谋和”。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