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克和沃格林的政治思想看当代俄罗斯的战略意图
【摘要】本文分析回顾了两位大政治思想家——柏克和沃格林，有关古罗马帝国和所谓“第三罗马”的相关论述。虽然普京和今天的俄罗斯政府未必会知道或在意沃格林和柏克曾说过些什么，但晚近俄罗斯政治文化和所谓“第三罗马”之间的叙事纠结应是真实存在的，俄罗斯既然立志要做“第三罗马”，其意愿恐怕就不仅仅只是击退北约东扩，而且很可能包含有在中长时段影响乃至主导欧洲事务的期望（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已无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行动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在2022年此轮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洲似乎颇有向往“战略自主”的态势，但2022年后，欧洲主要政治体似乎都明显向美靠近，且除非2024美国内部政治权力大洗牌，或俄乌之争尽快完全结束落幕，否则这种靠近趋势似乎都不会被逆转。
一、来源于俄罗斯历史时期的“第三罗马”称号
俄罗斯帝国（Russian Empire ）是指1721年彼得一世加冕为皇帝后，直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为止的俄罗斯国家，由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在这一时期里，俄国一般自称其为“第三罗马”（Third Rome）。俄罗斯帝国是欧洲传统五大强国之一，俄罗斯帝国有好几个别名，但其中俄罗斯人自身最引以为傲的别名，就当属这个“第三罗马”。这个“第三罗马”之说，一半是后人附会和引申，另一半则或多或少算是有一点儿历史根据和依凭。
第二罗马通常指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拜占庭帝国行将覆灭之时，俄罗斯（当时仍只是公国）通过联姻与之发生了一定的“承继”关系。俄罗斯的伊凡三世（1440-1505）与拜占庭末代公主索菲亚联姻，引进拜占庭国徽（即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征服东部地区，幷捍卫东正教。1480年，伊凡三世打败了阿合马汗的进攻，从此蒙古人逐渐放弃了其对罗斯人的统治〔1〕。1497年时,伊凡三世颁布了被推行于全罗斯的法典，在各地和各城市都任命了地方长官。
伊凡三世和拜占庭公主之子称瓦西里三世，在其统治期间，一位来自普斯科夫的名为菲洛费依（Filofei）的僧侣将一封信件寄给了他，其中直白地声称：“我想对我们东正教帝国最杰出、最崇高的统治者说几句话……爱基督和爱上帝的人都知道，所有基督教帝国终将灭亡，然后我们的国家将会继承其衣钵。正如预言书中所说的那样，那就是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倒下了，但是第三个屹立不倒，不再会有第四个，这将会是永久的罗马。由于亚波里拿留的无神异端，第一罗马的教会衰落了。而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罗马的大门也被以实玛利人粉碎了。如今在你的帝国中，第三罗马圣使徒教会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之下遍及全世界。”〔2〕由此，“俄罗斯就是第三个罗马帝国”的说法开始登堂入室，幷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成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也伴随着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逐渐发展壮大为彼得一世时的俄罗斯帝国。虽然这些历史陈迹看似已经翻篇，但很可能潜移默化地仍影响着今日俄罗斯的思维。俄罗斯政府高官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就曾宣称，“普京的国家汲取了历代的治国经验以及历史传统，扎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而600多年以来俄罗斯的国家模式大致可被概括为四种：伊凡三世的国家（即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5—17世纪）、彼得大帝的国家（即俄罗斯帝国，18—19世纪）、列宁的国家（即苏联，20世纪）和普京的国家（即俄罗斯联邦，21世纪）〔3〕，由此亦可见，历史的叙事因素幷未真正退场。
从号称是“普京大脑”的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家杜金（Alexander Dugin）〔4〕的逻辑里，我们也能看出所谓“第三罗马”概念的影响，杜金声称其受到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影响，而在麦金德那里，大英帝国对俄罗斯帝国不仅是海权针对陆权，而且还是“迦太基对抗罗马，威尼斯对抗拜占庭帝国”。从这个维度看，我们就更能理解所谓将“第三罗马”与今日俄罗斯相连的逻辑理路，这不仅是历史的一种附会，而且充满了当代的现实政治意涵和投射。
二、沃格林论俄罗斯的“第三罗马”情结
无独有偶，二十世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教授对俄罗斯的“第三罗马”情结有一大段详尽深刻的论述分析：
这一观念的兴起与制度化的日期是重要的。伊凡大公的统治与西方民族国家（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巩固同步，伊凡四世和西奥多一世的统治与西方宗教改革同步。确切地说，当西方帝国的联结最终瓦解的时候，也就是当西方社会重新把自身纳入诸民族与多元化的教会当中去的时候，俄国作为罗马子嗣的事业开始了。自打开始，俄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性地域——就通过大公俄罗斯人（the Great Russians）的概念支配了种族，幷通过“罗马延续者”的符号形成为一个政治社会。俄罗斯社会是属于自身的独特种类，这渐渐被西方所认识。1488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仍然试图通过给伊凡大公加冕来将俄国整合到西方政治系统里面去。莫斯科大公拒绝了这一头衔，其坚实的理由是其权力来源于他的祖先，有着神的庇佑，因而就无需来自西方皇帝的确认。一个世纪以后的1576年，在西方国家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他授予伊凡四世以希腊东方皇帝的公衔以换取其帮助。同样地俄国统治者幷不是对一个帝国冠冕感兴趣，因为在那个时候，通过铲除封建贵族幷代之以“沙皇禁苑”这一新的为其服务的贵族，伊凡已经在着手建造俄罗斯帝国。通过这一残忍的操作，“恐怖伊凡”深深地烙在了俄国之上，成为了令人难忘的社会节点，这决定了直到今天的俄国内部政治历史。俄国进一步地与所有西方国家——作为基督教真理的帝国代表——区别开来了。幷且，通过俄国的社会再接合（rearticulation）过程，从中沙皇以生存性代表的角色出现，她就彻底地从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代表制度形成过程中隔绝了出来。最后在1802年的时候，拿破仑认识到了俄国的问题，他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种国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俄国形成了一种在超验与生存方面都自成一格的代表类型。自彼得大帝开始的西方化幷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类型，因为就社会接合（articulation）来说，它没有产生实践上的影响。确实可以这样说，在显要的贵族当中、伴随着拿破仑战争、在恰达耶夫、加加林和配切林的时代，存在着个人的西方化。但是，沙皇的个人侍从幷没有转变成贵族身份，没有转变成接合性的男爵身份。也许，作为俄国政治西方化之必要条件的合作性阶级行动就从未出现过。幷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此方向上的演变可能性曾存在过的话，那也随着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而消失了。紧接着，随着霍米亚科夫开启的亲斯拉夫、反西方的历史哲学，“第三罗马”的启示被增强了，这在中层贵族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广泛的效应，产生了那种为了全人类的俄国弥赛亚末世论使命。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弥撒亚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在他对独裁的东正教俄国好奇地充满了暧昧的愿景，认为它会以某种方式征服世界，幷在此征服中促成充满真实信仰的全基督徒自由社会的产生。正是这一暧昧的愿景，在它的世俗化了的形式中激起了一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它对世界的征服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的产生。在自由沙皇之下进行的这一俄国社会初步的西式接合，随着1917革命的发生已经变成了过去的一段插曲。总体而言，人们已经再次变成了老俄国人意义上的那种沙皇的仆人，将共产党的干部作为其服务的贵族。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恐怖伊凡”的沙皇禁苑，又在工业经济基础上随着一种报复重新建立起来了〔5〕。
沃格林这一大段文字当然是有对苏联体制的强烈偏见（甚至可以说是基于冷战格局下典型西方意识形态的），且在其写作时远远未能预料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新时代和新政治生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沃格林对于俄罗斯的“第三罗马”志向及其独特政治道路和政治传统的刻画可说是入木三分，从这种刻画中我们或多或少能窥见今日俄罗斯的整体战略意图。正如中国学者刘小枫教授所指出的，在沃格林看来，“罗马和平”（pax romana）实质上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6〕。乌克兰对北约东扩的积极响应，对今日俄罗斯来说，也许就恰恰触动到了其“第三罗马”政治意念中的“罗马和平”环节。
三、柏克论欧洲秩序
关于古罗马帝国在欧洲史上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十八世纪英国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相关论述里，看到一些端倪。
若按照学者Sora Sato的整理与分析，在柏克眼中，整部欧洲史，除了古罗马算是明显的例外，都遵循于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即尽管其社会面逐渐发展，但整体而言，从古代到十六世纪一直处于野蛮或混乱的状态。柏克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颇有不同，那些思想家们一般都强调欧洲国家体系的成长，16、17世纪欧洲权力平衡体系的兴起，封建主义秩序的倒台，绝对君主体制的建立等，但柏克觉得这些幷不重要，都只能算是表浅现象，而柏克所在意的，是更深层次的元素和议题，柏克所强调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讲的“一阳来复”的精神，即尽管欧洲列国的发展长期停滞，幷遭遇了许多摧残和打击，但只要其社会和文化的根基没有被毁灭，就终会有复兴那一天〔7〕。由此可见，古罗马在柏克心目中较为重要的位置。
在柏克的晚年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组对立的叙事，即将法国大革命一方视为所谓“巴黎的共和国势力”（Republic of Paris），将法国大革命的对手，亦即欧洲的各君主国联盟视为所谓“欧洲诸国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Europe），前者新起而后者源自古代以来传统，柏克支持后者而反对前者。柏克认为后者诸国不仅都是皈依于基督教信仰，而且都是谨守着罗马法的遗教（尤其在财产权和其它一些法律规定方面），柏克期待着这些共同分享的相似传统属性能促使欧洲诸君主国协同一致行动，去驱散法国革命雅各宾派势力的影响。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事件，公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一度发生政治危机，高卢驻军司令官波斯杜穆斯率军脱离罗马，自立为皇帝，建立独立的所谓高卢帝国，自设行政机关，自铸货币，公元二七三年，罗马皇帝奥勒良收复高卢，这个高卢帝国随之覆亡，柏克认为这就算是个激励人心的先例，即欧洲诸国协同一致，扑灭建基于法国的新起势力，柏克倡导欧洲诸君主国能效仿罗马先例，阻遏法国革命浪潮〔8〕。在柏克的反法国大革命相关写作中，曾多次提到了罗马时期文化的例子，尤其是较多地引用了罗马大思想家西塞罗的看法，在柏克笔下，罗马的例子不仅是有相关连关涉性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应该被模仿〔9〕，甚至有学者认为整个柏克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思想都发源于西塞罗〔10〕。柏克认为，欧洲本为一家，列国间联系甚深且共享许多生活方式，一国之人走在欧洲之内的任何其它一国都会或多或少有归家之感（no citizen of Europe could be altogether an exile in any part of it），就算在彼此各自为战时，列国间联系仍远未断绝。这种现象的成因，若按柏克的说法，是因为欧洲列国几乎共享着同一套制度范本，包括基督教信仰、君主体制、罗马法（Roman law），以及相近似的习俗和教育制度〔11〕。
虽然普京和今天的俄罗斯政府未必会知道或在意沃格林和柏克曾说过些什么，但晚近俄罗斯政治文化和所谓“第三罗马”之间的叙事纠结应是真实存在的，俄罗斯既然立志要做“第三罗马”，其意愿恐怕就不仅仅只是击退北约东扩，而且很可能包含有在中长时段影响乃至主导欧洲事务的期望（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已无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行动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在2022年此轮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洲似乎颇有向往“战略自主”的态势，但2022年后，欧洲主要政治体似乎都明显向美靠近，且除非2024美国内部政治权力大洗牌，或俄乌之争尽快完全结束落幕，否则这种靠近趋势似乎都不会被逆转。杜金在其近期发言中曾一再呼吁欧洲国家要战略自主，摆脱英语系国家的单极掌控，但从事态的宏观进展来看，这种呼吁恐怕很难见实效（对匈牙利等部分国家应是有一点效果）。
而且，仅从战略意图上来说，俄罗斯的“第三罗马”志向似乎仍归于领导和影响欧洲，而美国奉行的“美国例外论”（在拜登时期尤其明显〔14〕）则似乎幷未将欧洲特别当回事（在其框架视角下英语系国家地位似高于欧陆国家），但经历一年的俄乌冲突鏖战煎熬后，欧洲国家（至少在官方层面）似已明显倾向于美方一边，因此，俄罗斯至少看起来是颇为得不偿失的。中国传统哲学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今日俄罗斯虽幷不至于全只是权谋，但仍有向王道（或王霸杂糅之道）理想之境去发展的不小差距和空间。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柏克还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带有辩证法色彩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对贵族阶层采取放任其自流的态度，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行为放荡，逾越边界，且不断累积巨额财富资产，贵族阶层的本性就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必须要对他们采取引狼兴鹿的做法，而具体而言，就是要向他们引入战争，使他们陷入战争的危机，柏克特别提到，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应当期待作为罗马传统的对手和敌人的迦太基被彻底摧毁掉，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个主要敌手，罗马将终日沉醉在各种豪华奢侈的纸醉金迷里，最终反而会将自身给毁灭掉〔15〕。因此，似乎在柏克看来，不断的战争对罗马未必是件坏事，但不应期望在任何一场具体作战中彻底和永久地消灭对手，对手一旦消亡，罗马也将命不久矣。柏克对贵族阶层还有一段特别辛辣的批评，他说历来君王都喜欢阿谀奉承的弄臣，偏有不少高阶的贵族人物为了一己私利而乐于为此，甘于为此，而古罗马帝国的最终衰亡和崩溃的主因就在这个方面，即君王沉溺于品格卑劣低下的贵族们的奉承和误导中最终导致亡国〔16〕。
此外，俄乌之战时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感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合于柏克所特有的美学理论。柏克认为，美与崇高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崇高感（sublime）往往来自于心灵的震颤和惊愕（astonishment），而恐惧和恐怖的感官体验（horror）恰好是促发震颤的一大元素〔17〕，2022年初俄罗斯对乌克兰打响的特别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倒也许确实能促发某种意义的崇高感，但逾一年旷日持久的反复苦战拉锯下来，估计也早消耗殆尽了。不过，话说回来，俄罗斯不惧承受苦难的民族性向来如此，正如俄罗斯大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说：“在战争与革命之中，我们最有可能冲向终结。没有终结的历史是无意义的，无限的进步也是无意义的”〔18〕，因此，我们也不能假设旷日持久的消耗就一定会拖垮俄罗斯。
四、关于俄乌冲突问题的中国立场
正是基于俄乌冲突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深远历史纠葛，尤其是域外国家的巨大干预和影响，中方在此问题上一直非常审慎，力求保持客观和持平，力求做和平的推动者和维护者。同时，这也符合中国历来的基本对外政策方针，亦即“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互尊互鉴、开放包容的和谐世界”〔19〕。
2023年2月，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危机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同各方一样，对冲突扩大化、长期化感到担忧。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中方的立场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一年来，我们没有袖手旁观，从不火上浇油，更反对趁火打劫。我们积极推动局势降温，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这场危机发生在欧洲，影响波及全球，不能无限期拖下去。中方支持欧洲在劝和促谈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中方认为，形势越是复杂，越要保持清醒；问题难度越大，越要坚持对话。中方将继续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支持当事方不放弃任何致力于和平的努力，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探索政治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更是时代前进的正确方向。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动荡战乱，根源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真正的遵守。任何国家都没有特权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本国例外和双重标准，任何霸权、霸凌、霸道之事都应得到各国人民的一致抵制”〔20〕。同月，外交部长秦刚在发言中指出：“中方对冲突不断加剧甚至导致失控深感忧虑。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始终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我们将继续劝和促谈，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中国智慧，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对话协商，解决各方关切，谋求共同安全。同时，我们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拱火浇油，停止向中国甩锅推责，停止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21〕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鼓励和支持。中方坚定站在和平一边、对话一边、历史正确的一边，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作出自己的贡献。”〔22〕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亦在联合国大会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上指出，“无论困难多大，政治解决的大门不能关上，推动尽快实现停火止战是当务之急，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23〕。同样在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正式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详细阐释了中方基本看法，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维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食外运,停止单边制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战后重建。该文件尤其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公认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严格遵守，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各方要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国际法应当得到平等统一适用，不应采取双重标准”，同时呼吁“摒弃冷战思维。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各国的合理安全利益和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着眼世界长治久安，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防止形成阵营对抗，共同维护亚欧大陆和平稳定”〔24〕。应当说，这是一个考虑周全、视野宏阔、充分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文件，也再次说明了中国“劝和促谈”、推动和平的坦荡诚意。
事实上，中国对待俄乌冲突问题虽有自身独立的立场，但幷未在俄乌两国之间有特别的偏袒或者拉偏架，比如，2023年2月，王毅在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时即明确指出：“中国和乌克兰是战略伙伴，两国人民有着长久友好交往。我们再次感谢乌方在紧急状况下协助中方顺利开展撤侨行动。赞赏乌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希望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发展。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我们不愿看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愿同国际社会一道，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持之以恒地争取和平”〔25〕，而这样的表述，其实也再次呼应了2022年9月王毅会见库列巴时所指出的“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致力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应该予以支持。这‘四个应该’是中方看待处理这一问题的根本遵循。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从不袖手旁观，也不火上浇油，更不会趁机牟利。我们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感谢乌政府和人民为在乌中国人员特别是留学生撤离提供的帮助和关照，彰显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26〕。乌克兰方面倒也算是投桃报李，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中国发出瞭解决俄乌冲突的积极信号，愿意与中方就此展开会谈”〔27〕。
注释：
〔1〕参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339761
〔2〕转引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172121861
〔3〕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30/c_1210123588.htm
〔4〕早在2014年左右，杜金就曾公开说：“乌克兰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
〔5〕中译本摘录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22922336
〔6〕https://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19_10_ 11_520836_s.shtml
〔7〕SATO,S.(2016).VIGOUR,ENTHUSIASM AND PRINCIPLES: EDMUND BURKE'S VIEWS OF EUROPEAN HISTORY.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13(2),299-325.
〔8〕关于此点，可参阅https://sites.tufts.edu/intellectualcommons/2020/10/23/burkes-rome/
〔9〕参阅Timothy Michael，review of Jonathan Sachs,Romantic Antiquity: Rome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1789–1832，Modern Philology 2013 110:4,E282-E286
〔10〕Browning,Reed.“The Origin of Burke’s Ideas Revisited.”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8,no.1 (1984): 57–71.
〔11〕参阅Mikkeli,H.(1998).Nationalism,Federalis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In: Campling,J.(eds)Europe as an Idea and an Identity.Palgrave Macmillan,London.
〔12〕参阅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burke/，亦可参阅Mahoney,Thomas H.D.“Edmund Burke and Rome.”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43,no.4 (1958): 401–27.
〔13〕可参阅https://theimaginativeconservative.org/2019/05/ciceros-republic-implanted-nature-man-bradley-birzer.html
〔14〕参阅李海默：《拜登国情咨文中所凸显的“美国例外论”》，被转载于《中国时报》（台北），2023-02-24
〔15〕参阅Spinner,Jeff.“Constructing Communities: Edmund Burke on Revolution.”Polity 23,no.3 (1991): 395–421.
〔16〕参阅https://fee.org/articles/edmund-burke-s-little-known-speech-that-eroded-the-british-monarchys-command-of-money-and-power/
〔17〕https://natureofwriting.com/courses/literary-theory-1/lessons/edmund-burke/topic/the-sublime/
〔18〕转引自【俄】波鲁斯：《俄罗斯哲学与欧洲文化的危机》，张百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7年，138-139页。
〔19〕秦治来：《和平，发展，合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12-13页。
〔20〕https://international.caixin.com/2023-02-24/102001308.html
〔21〕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2_ 21_680758.shtml
〔22〕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202302/t20230224_11031214.shtml
〔23〕http://www.news.cn/2023-02/24/c_1129393551.htm
〔24〕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2_ 24_681245.shtml
〔25〕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219/c1002-32626804.html
〔26〕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209/t20220923_ 10770526.shtml
〔27〕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2_24_ 681363.s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5月号，总第305期）
【摘要】本文分析回顾了两位大政治思想家——柏克和沃格林，有关古罗马帝国和所谓“第三罗马”的相关论述。虽然普京和今天的俄罗斯政府未必会知道或在意沃格林和柏克曾说过些什么，但晚近俄罗斯政治文化和所谓“第三罗马”之间的叙事纠结应是真实存在的，俄罗斯既然立志要做“第三罗马”，其意愿恐怕就不仅仅只是击退北约东扩，而且很可能包含有在中长时段影响乃至主导欧洲事务的期望（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已无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行动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在2022年此轮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洲似乎颇有向往“战略自主”的态势，但2022年后，欧洲主要政治体似乎都明显向美靠近，且除非2024美国内部政治权力大洗牌，或俄乌之争尽快完全结束落幕，否则这种靠近趋势似乎都不会被逆转。
一、来源于俄罗斯历史时期的“第三罗马”称号
俄罗斯帝国（Russian Empire ）是指1721年彼得一世加冕为皇帝后，直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为止的俄罗斯国家，由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在这一时期里，俄国一般自称其为“第三罗马”（Third Rome）。俄罗斯帝国是欧洲传统五大强国之一，俄罗斯帝国有好几个别名，但其中俄罗斯人自身最引以为傲的别名，就当属这个“第三罗马”。这个“第三罗马”之说，一半是后人附会和引申，另一半则或多或少算是有一点儿历史根据和依凭。
第二罗马通常指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拜占庭帝国行将覆灭之时，俄罗斯（当时仍只是公国）通过联姻与之发生了一定的“承继”关系。俄罗斯的伊凡三世（1440-1505）与拜占庭末代公主索菲亚联姻，引进拜占庭国徽（即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征服东部地区，幷捍卫东正教。1480年，伊凡三世打败了阿合马汗的进攻，从此蒙古人逐渐放弃了其对罗斯人的统治〔1〕。1497年时,伊凡三世颁布了被推行于全罗斯的法典，在各地和各城市都任命了地方长官。
伊凡三世和拜占庭公主之子称瓦西里三世，在其统治期间，一位来自普斯科夫的名为菲洛费依（Filofei）的僧侣将一封信件寄给了他，其中直白地声称：“我想对我们东正教帝国最杰出、最崇高的统治者说几句话……爱基督和爱上帝的人都知道，所有基督教帝国终将灭亡，然后我们的国家将会继承其衣钵。正如预言书中所说的那样，那就是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倒下了，但是第三个屹立不倒，不再会有第四个，这将会是永久的罗马。由于亚波里拿留的无神异端，第一罗马的教会衰落了。而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罗马的大门也被以实玛利人粉碎了。如今在你的帝国中，第三罗马圣使徒教会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之下遍及全世界。”〔2〕由此，“俄罗斯就是第三个罗马帝国”的说法开始登堂入室，幷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成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也伴随着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逐渐发展壮大为彼得一世时的俄罗斯帝国。虽然这些历史陈迹看似已经翻篇，但很可能潜移默化地仍影响着今日俄罗斯的思维。俄罗斯政府高官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就曾宣称，“普京的国家汲取了历代的治国经验以及历史传统，扎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而600多年以来俄罗斯的国家模式大致可被概括为四种：伊凡三世的国家（即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5—17世纪）、彼得大帝的国家（即俄罗斯帝国，18—19世纪）、列宁的国家（即苏联，20世纪）和普京的国家（即俄罗斯联邦，21世纪）〔3〕，由此亦可见，历史的叙事因素幷未真正退场。
从号称是“普京大脑”的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家杜金（Alexander Dugin）〔4〕的逻辑里，我们也能看出所谓“第三罗马”概念的影响，杜金声称其受到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影响，而在麦金德那里，大英帝国对俄罗斯帝国不仅是海权针对陆权，而且还是“迦太基对抗罗马，威尼斯对抗拜占庭帝国”。从这个维度看，我们就更能理解所谓将“第三罗马”与今日俄罗斯相连的逻辑理路，这不仅是历史的一种附会，而且充满了当代的现实政治意涵和投射。
二、沃格林论俄罗斯的“第三罗马”情结
无独有偶，二十世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教授对俄罗斯的“第三罗马”情结有一大段详尽深刻的论述分析：
这一观念的兴起与制度化的日期是重要的。伊凡大公的统治与西方民族国家（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巩固同步，伊凡四世和西奥多一世的统治与西方宗教改革同步。确切地说，当西方帝国的联结最终瓦解的时候，也就是当西方社会重新把自身纳入诸民族与多元化的教会当中去的时候，俄国作为罗马子嗣的事业开始了。自打开始，俄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性地域——就通过大公俄罗斯人（the Great Russians）的概念支配了种族，幷通过“罗马延续者”的符号形成为一个政治社会。俄罗斯社会是属于自身的独特种类，这渐渐被西方所认识。1488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仍然试图通过给伊凡大公加冕来将俄国整合到西方政治系统里面去。莫斯科大公拒绝了这一头衔，其坚实的理由是其权力来源于他的祖先，有着神的庇佑，因而就无需来自西方皇帝的确认。一个世纪以后的1576年，在西方国家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他授予伊凡四世以希腊东方皇帝的公衔以换取其帮助。同样地俄国统治者幷不是对一个帝国冠冕感兴趣，因为在那个时候，通过铲除封建贵族幷代之以“沙皇禁苑”这一新的为其服务的贵族，伊凡已经在着手建造俄罗斯帝国。通过这一残忍的操作，“恐怖伊凡”深深地烙在了俄国之上，成为了令人难忘的社会节点，这决定了直到今天的俄国内部政治历史。俄国进一步地与所有西方国家——作为基督教真理的帝国代表——区别开来了。幷且，通过俄国的社会再接合（rearticulation）过程，从中沙皇以生存性代表的角色出现，她就彻底地从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代表制度形成过程中隔绝了出来。最后在1802年的时候，拿破仑认识到了俄国的问题，他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种国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俄国形成了一种在超验与生存方面都自成一格的代表类型。自彼得大帝开始的西方化幷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类型，因为就社会接合（articulation）来说，它没有产生实践上的影响。确实可以这样说，在显要的贵族当中、伴随着拿破仑战争、在恰达耶夫、加加林和配切林的时代，存在着个人的西方化。但是，沙皇的个人侍从幷没有转变成贵族身份，没有转变成接合性的男爵身份。也许，作为俄国政治西方化之必要条件的合作性阶级行动就从未出现过。幷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此方向上的演变可能性曾存在过的话，那也随着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而消失了。紧接着，随着霍米亚科夫开启的亲斯拉夫、反西方的历史哲学，“第三罗马”的启示被增强了，这在中层贵族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广泛的效应，产生了那种为了全人类的俄国弥赛亚末世论使命。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弥撒亚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在他对独裁的东正教俄国好奇地充满了暧昧的愿景，认为它会以某种方式征服世界，幷在此征服中促成充满真实信仰的全基督徒自由社会的产生。正是这一暧昧的愿景，在它的世俗化了的形式中激起了一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它对世界的征服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的产生。在自由沙皇之下进行的这一俄国社会初步的西式接合，随着1917革命的发生已经变成了过去的一段插曲。总体而言，人们已经再次变成了老俄国人意义上的那种沙皇的仆人，将共产党的干部作为其服务的贵族。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恐怖伊凡”的沙皇禁苑，又在工业经济基础上随着一种报复重新建立起来了〔5〕。
沃格林这一大段文字当然是有对苏联体制的强烈偏见（甚至可以说是基于冷战格局下典型西方意识形态的），且在其写作时远远未能预料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新时代和新政治生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沃格林对于俄罗斯的“第三罗马”志向及其独特政治道路和政治传统的刻画可说是入木三分，从这种刻画中我们或多或少能窥见今日俄罗斯的整体战略意图。正如中国学者刘小枫教授所指出的，在沃格林看来，“罗马和平”（pax romana）实质上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6〕。乌克兰对北约东扩的积极响应，对今日俄罗斯来说，也许就恰恰触动到了其“第三罗马”政治意念中的“罗马和平”环节。
三、柏克论欧洲秩序
关于古罗马帝国在欧洲史上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十八世纪英国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相关论述里，看到一些端倪。
若按照学者Sora Sato的整理与分析，在柏克眼中，整部欧洲史，除了古罗马算是明显的例外，都遵循于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即尽管其社会面逐渐发展，但整体而言，从古代到十六世纪一直处于野蛮或混乱的状态。柏克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颇有不同，那些思想家们一般都强调欧洲国家体系的成长，16、17世纪欧洲权力平衡体系的兴起，封建主义秩序的倒台，绝对君主体制的建立等，但柏克觉得这些幷不重要，都只能算是表浅现象，而柏克所在意的，是更深层次的元素和议题，柏克所强调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讲的“一阳来复”的精神，即尽管欧洲列国的发展长期停滞，幷遭遇了许多摧残和打击，但只要其社会和文化的根基没有被毁灭，就终会有复兴那一天〔7〕。由此可见，古罗马在柏克心目中较为重要的位置。
在柏克的晚年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组对立的叙事，即将法国大革命一方视为所谓“巴黎的共和国势力”（Republic of Paris），将法国大革命的对手，亦即欧洲的各君主国联盟视为所谓“欧洲诸国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Europe），前者新起而后者源自古代以来传统，柏克支持后者而反对前者。柏克认为后者诸国不仅都是皈依于基督教信仰，而且都是谨守着罗马法的遗教（尤其在财产权和其它一些法律规定方面），柏克期待着这些共同分享的相似传统属性能促使欧洲诸君主国协同一致行动，去驱散法国革命雅各宾派势力的影响。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事件，公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一度发生政治危机，高卢驻军司令官波斯杜穆斯率军脱离罗马，自立为皇帝，建立独立的所谓高卢帝国，自设行政机关，自铸货币，公元二七三年，罗马皇帝奥勒良收复高卢，这个高卢帝国随之覆亡，柏克认为这就算是个激励人心的先例，即欧洲诸国协同一致，扑灭建基于法国的新起势力，柏克倡导欧洲诸君主国能效仿罗马先例，阻遏法国革命浪潮〔8〕。在柏克的反法国大革命相关写作中，曾多次提到了罗马时期文化的例子，尤其是较多地引用了罗马大思想家西塞罗的看法，在柏克笔下，罗马的例子不仅是有相关连关涉性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应该被模仿〔9〕，甚至有学者认为整个柏克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思想都发源于西塞罗〔10〕。柏克认为，欧洲本为一家，列国间联系甚深且共享许多生活方式，一国之人走在欧洲之内的任何其它一国都会或多或少有归家之感（no citizen of Europe could be altogether an exile in any part of it），就算在彼此各自为战时，列国间联系仍远未断绝。这种现象的成因，若按柏克的说法，是因为欧洲列国几乎共享着同一套制度范本，包括基督教信仰、君主体制、罗马法（Roman law），以及相近似的习俗和教育制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