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经验、价值与新篇章
【摘要】“一国两制”根植中华文明古典智慧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体系思维之中，是中国参与当代世界体系与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大战略杠杆。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是这一制度实验的重要承载和样本，与香港经验构成比较与互鉴关系。习近平主席在澳门回归2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对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就、规律、发展路径与未来方向的系统而科学的总结，更关键的是提出了基于港澳经验的“一国两制”的“好制度论”和“普遍价值论”，赋予了“一国两制”以人类政治文明新内涵与人类和平发展新效用的哲学高度和政策期待，为新时代“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指明方向。习主席讲话凸显了横琴改革在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建设新澳门与探索“一国两制”新制度方面的战略引领意义。在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新阶段与新篇章中，机遇和挑战幷存，需要澳门在中央坚定支持下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动员，在民族复兴与新全球化的未来进程中作出爱国爱澳的独特贡献。
2024年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①，对澳门特色“一国两制”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总结，对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发挥更好的全球化作用给出政策指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港澳篇’的最新成果”（夏宝龙）。2025年1月9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学习习近平主席上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上发表长篇阐释性致辞，推动各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讨重要讲话精神，进行理论阐释和政策转化。
“一国两制”是解决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发展问题的重要战略与制度杠杆，蕴含深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体系智慧，本身就是“两个结合”②的理论与政策成果。“一国两制”由中央决策及推行，中央始终是该制度的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而近些年以“全面管治权”法理和中央港澳办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的构建为标志③，“一国两制”的法理原则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政治文化、法律规范与管治体系更加完备，“一国两制”的政治文明创新意义与制度理性更加凸显，“一国两制”进入了新阶段和新周期。
在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在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我们需要立足“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民族复兴大局以及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演变，对澳门经验加以总结，对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幷参与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进行展望，以共同探讨新时代澳门特色“一国两制”长期坚持与繁荣稳定之道，以及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的路径与方法。
一、回眸“一国两制”：沟通世界体系的中国大战略
“一国两制”，英文通常译为“One Country Two Systems”，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是中国创造性提出的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幷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宪制构想和政治制度模式。“一国两制”具有生生不息的法理本质和制度生机。
“一国两制”的概念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有着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治理智慧的深刻背景及新中国建国以来因应港澳台问题和世界体系挑战的战略智慧。“一国两制”是在问题导向和实践过程中逐步沉淀和成熟为一个较为合理化且内涵清晰之政治概念与社会科学概念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发展，理论体系也需要深化构建。④
理解“一国两制”，至少需要从战略、政策、法律和文化（全球化）四个基本层面加以分析与整合：
其一，战略层面。“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战略⑤。首先将“一国两制”理解为一种战略形态，这是有实践根据的。这一战略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感、对和平主义的规范性追求、对世界体系变迁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规划。
其二，政策层面。处于“一国两制”概念第二层的是政策，即战略确定之后，需要具体政策予以落实，而且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且有效支撑战略目标。“一国两制”的政策设计、评估与修正，始终回应“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及“两制”的合理差异性，在趋同和存异方面维持一种动态均衡。
其三，法律层面。“一国两制”面向的是具有法治认同和国际开放性的发达区域，其治理逻辑上需要体现法治原则和法治方式，故“一国两制”的有关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条目需要落实为清晰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程序。法律与法治层面是“一国两制”战略、政策范畴有关规范性承诺、价值、机制和实践因素的规则化沉淀，是“一国两制”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的主要成果。必须在“一国两制”范畴坚持法律至上和法治核心价值，才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其四，文化（全球化）层面。“一国两制”在历史文化渊源上与中国古典治理经验及天下秩序思考有关，是“内含天下的中国”之大一统秩序的一个具体环节，同时又因对接当代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关键面向。在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文化与全球化维度得以凸显和焦点化。正是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全球化秩序）的意义上，“一国两制”获得了完整、饱满、新颖而可持续的规范生命力与实践创造力，从而具有“长期坚持”的文明与制度正当性。
“一国两制”基于上述相关层面和要素的关联及整合，已基本定型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世界体系沟通方式的科学概念和严谨制度体系。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正是在“一国两制”的上述战略、政策、法律与文化的综合性历史与制度周期中奠基与演变的。
二、澳门回归25周年：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的整体性分析
习近平主席2024年12月20日的重要讲话系统、科学、权威、深刻地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的相关性及互动机制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从整体逻辑与主要内容来看，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讲话对澳门与祖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进行简要回顾和高度评价，视为“伟大祖国的一方宝地”，视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文化平台，将之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社会互动构建的桥梁纽带。这一讲话精神与逻辑，和2022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香港讲话对香港与内地“血肉联系”的共同体论述是高度一致的。这显示出，中央将港澳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定位和建设⑥，幷充分理解和运用其与西方世界的互联互通关系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就从历史文化及现代化层面较好解释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与文化正当性。
第二，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特色论与成就论。讲话对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伟大成就进行总结，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其一，制度体系层面，即“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其二，经济社会层面，即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跃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强；其三，对外关系层面，即澳门对外合作持续扩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显。澳门“一国两制”的制度特色是显着的，“爱国者治澳”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制度化程度相比香港要更稳固和深入，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治理体系的意愿与程度也相对更高，澳门的行政主导体制较为坚实和顺畅，澳门的民主法治秩序相对平稳有序发展。澳门在经济社会治理与对外关系处理上更加凸显对民生的保障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这些都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重要经验和成就。
第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论。讲话非常重视提炼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法理内涵和实践规律。讲话创新性地提出了澳门经验所证明的“一国两制”是一项“好制度”幷蕴含着“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这是从哲学与法理层面进行的思想性概括与升华，是对“一国两制”理论话语的创新性阐释。与2022年香港讲话有所呼应和发展的是，此次讲话在总结提炼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规律时提出了综合港澳经验与中央深入思考的新的“四条原则”：其一，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其二，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三，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其四，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这四条原则既集中凝练地反映了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实践精髓与经验升华的结晶，又构成了中央对“一国两制”法理与文化内涵的积极思考与表达。
第四，“一国两制”澳门新篇章的政策指南论。讲话特别重视从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定位和引导澳门未来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一，着力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二，着力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其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其四，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澳门有非常良好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及“爱国者治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与管治体系，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结构性困局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严重限制了澳门自身国际竞争力体系的优化及澳门对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故习主席讲话的政策指南部分首先指向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发展不是孤立的政策课题，而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系统优化问题，为此习主席在“四点希望”中又重点提出了治理效能、对外开放平台与社会稳定的要求，指导特区政府与社会在未来发展中注重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的运用。
第五，“一国两制”新篇章的青年作用论。讲话采取与2022年香港讲话类似的结构和落脚主题，对澳门青年作用与青年培养问题展开专门论述。讲话提出：“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习主席特别提到在澳门视察期间接触到的四类澳门青年：其一，优秀管治人才；其二，创新创业人才；其三，教学科研人才；其四，国际治理人才。习主席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和全社会重视对澳门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幷将澳门青年整体定位于“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性的资本主导、阶层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社会正义政策及教育和人才培养机制失灵的大格局下，港澳青年成长同样遭遇结构和瓶颈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进行关怀和支持。习主席的青年论述与政策指引对澳门的青年政策、青年人才培养及融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一国两制”的好制度论和普遍价值论
在上述系统完整的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就、规律与前景的论述中，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法理凝练与哲学提升，创造性拓展论述了“一国两制”的“好制度论”和“普遍价值论”，幷呼吁中国和世界“共同守护”。
关于“好制度论”，此次讲话之论述是对二十大报告有关论述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对“一国两制”的好制度属性进行了理论阐释，具体包括两大理由：其一，“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其二，“一国两制”是港澳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这两大理由是非常经典和关键的：前者解决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身份合法性问题，即“两制”虽有资本主义因素，但“一国两制”作为有机整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无此“创举”，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一国两制”在中国文化与政治上的创新属性；后者是从制度理想类型及港澳实践经验层面进行的强化论证，即“一国两制”作为港澳回归后的治理制度安排，在类型上优于“一国一制”和“完全自治”，同时“一国两制”经过了港澳回归后的实践检验，整体上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均实现了长期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有能力应对和化解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幷推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构建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