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两岸”看“小两岸”：台湾民众“中美形象认知差”研究
中评社╱题：“从‘大两岸’看‘小两岸’：台湾民众‘中美形象认知差’研究” 作者：艾民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张遂新（北京），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美国长期介入其中，对台湾社会进行渗透和影响，台湾存在中美影响力竞争的事实。从“大两岸”的分析视角出发，本文认为，在探讨台湾民众的中国大陆形象认知时，应考虑美国因素。为探索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和美国形象的认知差距，本文提出“中美形象认知差”的概念，幷基于理论和数据验证了这一概念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亚洲风向标第五轮(2018–2020)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台湾，互联网使用、社会经济状况感知，以及政党倾向与家庭经济状况的交互作用是台湾民众“中美形象认知差”的主要影响因素：台湾民众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或社会经济状况感知越差，对中国大陆形象的看法越正面，同时越不认可美国的形象；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国民党支持者更倾向于认可中国大陆的形象，同时不认可美国的形象。本研究为新形势下做好争取台湾民心工作，以及向国际社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大陆）形象，具有启示意义。
民进党上台以来，“台独”势力配合西方散布鼓噪“中国威胁论”，在台湾岛内播植“反中”“仇中”思想，导致不少民众对中国大陆的看法趋于负面，中国大陆形象在台湾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台湾民众承认自己具有“中国人”身份的仅3成多，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则超过6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异化，不利于中国完全统一进程。
关于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知，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往往限于单一讨论中国大陆形象。事实上，形象的好坏往往存在于对比中。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博弈在一些民众看来代表着不同发展模式、制度和价值观的竞争。因此中美形象在特定情境下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即正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的人往往负面看待美国形象，而正面看待美国形象的人又往往会负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1〕因为历史原因，这种现象在台湾尤其明显。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影响力在台湾长期激烈交锋，中美形象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因此在探讨台湾的中国大陆形象时，应当注意到中美形象的联动性，进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本文通过将美国因素纳入到中国大陆形象的分析框架中，发展出了核心因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即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和美国形象的认知差距，幷重点讨论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对台湾民众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影响。具体将从以下三个问题切入：
（1）传统媒体使用和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差距？
（2）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和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如何影响该认知差距？
（3）媒体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的影响效用在不同政党倾向中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一、文献综述
不少学者发现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往往存在差异性认知：即崇尚美国，同时贬低中国大陆。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接近70%的台湾成年人对美国抱有正面态度，而对中国大陆持有正面印象的人仅有35%。〔2〕
这种认知偏差可以从四种理论来解释。〔3〕首先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民众会基于个人利益来认知中国大陆和美国。例如，台湾民众一方面想要获取大陆的经济市场，〔4〕另一方面又想在军事安全上得到美国的保证。〔5〕其次是社会接触理论（social contact）：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会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台湾民众与中国大陆或美国的接触越多，越可能产生客观、正面的认知。再次是政治社会化理论（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个体的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塑造，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和大众传媒。台湾年轻人普遍对中国大陆缺乏瞭解，〔6〕但崇尚美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7〕最后是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社会身份会影响个体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知，越认同中国人身份、认同国民党立场的民众，越可能正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
其它因素也可能影响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首先是媒体使用。媒体是台湾民众瞭解大陆、形成大陆认知的重要渠道。罗慧的调查表明，82%的受访者认为大众媒体对他们形成中国大陆印象影响最大，91%的人通过互联网来获知大陆资讯。〔8〕虽然现有文献表明了媒介使用是台湾民众认知大陆的重要渠道，但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分别如何影响中国大陆印象，仍有待深入探讨。
台湾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估是另一个影响因素。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当民众感知到经济状况较好时，对两岸加强经济联系的诉求可能会降低，中国大陆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可能随之降低，因此民众可能会降低对大陆的评价。然而，学界对媒体使用（包括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包括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家庭经济状况感知）究竟如何影响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还缺乏实证研究。
此外如前所述，目前关于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认知的研究，大多未注意到其与美国形象的有机联系，有必要作为将中美形象认知差距作为整体进行研究。
二、研究视角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受到以美国因素为代表的诸多外部因素干扰。学界常采用罗德明的“战略三角”理论（strategic triangle）来解释海峡两岸和美国三方之间的关系互动，即任一组双边关系均会受到另两组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任一组双边关系的变动也会导致对另两组双边关系的压力。
然而，“战略三角”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李林杰和林冈发现“战略三角”理论已成为学界对台湾问题进行“结构审视”的分析工具，学者使用该理论时隐含的期待是在三角长期竞合中达致台海稳定，这与现实情况不符。两位学者认为美国一方面可选择操作中美关系来运作两岸关系，另一方面可以藉由台湾效益感知的不等值来保证美方的“枢纽”位置。他们因此呼吁学界从“战略三角”的视角转向“大两岸思维”，透过中美关系来理解两岸关系。〔9〕吴文钦等人的研究为该观点提供了证据。他们的实验显示，当台湾民众感知到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时（实验刺激为在一张台湾地图上标注美国军机的活动路线），更倾向于支持“法理独立”。〔10〕可见，美国因素显着影响着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态度。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与中美实力消长、两岸实力对比紧密相关。台湾学者周志杰认为目前台海存在一种“去台湾化”的趋势，即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台湾对两岸关系的绝对影响力在降低。〔11〕可见，中国大陆和美国在台湾存在着影响力竞争的问题，包括形象认知。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从“大两岸”的视角分析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亚洲风向标”第五轮调查数据库。台湾的数据收集于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采用的是概率抽样和入户访问的形式，调查对象是20岁及以上的人群。样本总量为1259，其中，48.8%的受访者为男性，24.2%的人完成了大学教育，20到39岁的人占比33.3%，40至59岁的占比37.2%，60岁及以上的占比29.5%。具体变量的测量如下。
中美形象认知差。在调查中，受访者在一个1到10的量表上被询问对美国和中国大陆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1代表“非常负面”，10代表“非常正面”。我们使用中国大陆印象的数值减去美国印象的数值，得到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数值越大，意味着受访者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可度比美国越大，也就是在越认可中国大陆形象的同时、越不认可美国形象；数值越小，则反之。该变量的平均值为-0.76，标准差为2.80，最小值为-9，最大值为9。
传统媒体使用。受访者被询问瞭解政治信息最重要的渠道，选项包括电视、报纸（包括纸质版和网络版）、广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其它。我们将该问题进行哑变量处理，转换为三个变量：电视渠道、报纸渠道和广播渠道（互联网渠道作为参照）。在瞭解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中，55.7%的人使用电视，5.4%的人阅读报纸，1.3%的人收听广播。
互联网使用。该变量的测量问题是询问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频率，选项从1到9，1代表“总是连接着网络”，2代表“每天数小时”，依次减少到9“从来不连接网络”。将该问题的数值变换方向后，得到变量“互联网使用”。该变量的平均值为6.91，标准差为2.90，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9。
政党倾向。调查者使用一个多项选择题来询问受访者认为自己最为接近的政党。通过重新编码，得到两个二分变量：国民党和民进党（中立群体作为参照）。在样本中，选择国民党的人占比26.2%，选择民进党的人占比22.1%。
控制变量。为解释中美形象认知差，我们还纳入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满意度以及政治兴趣。政治满意度询问受访者有多满意当下的政治体制，选项从1到4，1代表“非常满意”，4代表“非常不满意”，反向编码后得到该变量。该变量的平均值为2.71，标准差为0.67，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4。政治兴趣测量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感兴趣，选项从1到4，1代表“非常感兴趣”，4代表“非常不感兴趣”，反向编码后得到该变量。该变量的平均值为2.15，标准差为0.84，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4。
分析数据时，我们首先对因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做了描述性分析，幷检验其与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年龄以及党派的关系。其次，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了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和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对中美形象认知差的效用。最后，通过中心化的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党派对互联网使用、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和社会经济状况感知效用的调节作用。
四、研究发现
总体上看，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呈现微左偏的分布，偏度值为-0.25（见图1）。这说明在中美形象的认知上，台湾民众对美国形象的积极认知略多于对中国大陆的积极认知。值得注意的是，有25.3%的受访者（319人）对中美形象认知持平。
［图1：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分布］
具体而言，中美形象认知差在性别上存在差异。虽然均为负值，但女性（M=-0.60）比男性（M=-0.92）更多地认可中国大陆形象，他们的均值存在边缘性显着（p<0.10）。
中美形象认知与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不相关，但与年龄微弱相关（p<0.05），即年龄越大，越认可中国大陆形象，且越不认可美国形象。
在政党分布上，国民党、民进党和中立之间存在显着性的差异[F(2，935)=97.04，p<0.001]。国民党的中美形象认知差最高，其均值为0.53（SD=2.60），在0.05的水平上显着地高于民进党（M=-2.47，SD=2.75）和中立群体（M=-0.60，SD=2.44）。中立群体也在0.05的水平上显着地高于民进党。可见，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呈现出从国民党到中立群体到民进党依次递减的特征（见表1）。
［表1：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党派分布］
为检验媒体使用和政党倾向对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影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从模型2可以看出，传统媒体使用对中美形象认知差的效用不显着。阅读报纸虽然可以增加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积极认知（b=0.36，SE=0.38），但在统计上不显着（p=0.349）。看电视（b=-0.13，SE=0.18）和听广播（b=-0.59，SE=0.86）会减弱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积极认知，但效用同样不显着（p值分别为0.472、0.498）。模型3显示，互联网使用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存在显着的正向效用，b=0.12，SE=0.04，p<0.01。从模型2到模型3，R方增加了0.007。互联网使用越频繁，人们越倾向于正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且越不认可美国形象。
［表2：中美形象认知差的线性回归分析］
从模型4可以看出，虽然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和家庭经济状况感知都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存在负面作用，但仅有社会经济状况感知的效用具有显着性（b=-0.31，SE=0.09，p<0.01）。换言之，台湾民众感知到的社会经济状况越良好，越趋向于负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幷正面看待美国形象。
为检验政党倾向对互联网使用、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和家庭经济状况感知的调节作用，我们首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模型5显示，政党倾向对互联网使用不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然而，模型6显示国民党立场与家庭经济状况感知的交互作用显着（b=0.63，SE=0.24，p<0.05）。通过绘制交互作用图（见图2），我们发现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国民党支持者，以及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非国民党支持者，都更认可中国大陆形象，同时更不认可美国形象。
［表3：政党倾向的调节作用分析］
［图2：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和党派对中美形象认知差的交互作用］
为验证我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对台湾“社会安全调查”（TNSS）2022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纳入分析的变量包括三个：社会经济状况认知（类别变量：比较好、差不多、比较不好）、两岸经贸关系态度（类别变量：加强、降低）和统“独”立场（有序变量：1=“独立”，2=维持现状，3=统一）。“社会安全调查”项目没有设置直接与中美形象认知相关的题项，因此我们采用两岸经贸关系态度和统“独”立场两个变量来间接推测受访者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知。我们假定越支持加强两岸经贸关系、越支持两岸统一的人，更倾向于认可中国大陆的形象。我们分析的方法包括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经济状况认知与两岸经贸关系态度的交叉分析］
［表5：不同社会经济状况认知群体的统“独”立场分布］
表4显示，在社会经济状况认知“比较好”的人群中，高达82.7%的人倾向于支持降低与大陆的经贸关系，仅有17.3%的人支持加强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而在社会经济状况认知“比较不好”的人群中，67.4%的人支持加强与大陆的经贸关系，只有32.6%的人希望降低与大陆的经贸关系。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差不多”人群的经贸关系立场居中。卡方检验发现，社会经济状况认知与两岸经贸关系态度显着关联，χ2(2，N=1215)=172.07，p<0.001；Cramer’s V=0.37,p<0.001。整体来看，认为社会经济状况越差的人，越支持加强两岸经贸关系；认为社会经济状况越好的人，越同意弱化两岸经贸关系。从表5可见，社会经济状况认知“比较不好”（M=1.90,SD=0.54）和“差不多”（M=1.70,SD=0.55）的人比“比较好”的人（M=1.45,SD=0.56）更加支持两岸统一。三者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F(2，1428)=55.71，p<0.001，即认为经济状况越差的人，越支持两岸统一。“社会安全调查”2022年的数据间接地验证了我们基于“亚洲风向标”第五轮数据得出的结论，即台湾民众的经济状况感知是他们两岸关系立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从“大两岸”的分析视角出发，在两岸关系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中美形象认知差”的概念，旨在将美国因素纳入到台湾的中国大陆形象研究框架，进而在民意层面探索“大两岸”（中美关系）如何影响“小两岸”（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路径。通过对亚洲风向标第五轮（2018-2020）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积极认知要略低于对美国形象的积极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前学者的结论一致，即当前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存在较多的误解和负面印象。〔12〕
除此外，本文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负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男性通常更关注政治新闻，而女性更多关注经济、旅游等新闻门类。〔13〕由于两岸意识形态和制度化水平的差异，政治类新闻相比于非政治类新闻可能更容易让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产生负面认知。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正面认知中国大陆形象，同时不认可美国形象，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人更少受“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自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当局奉行“台独”政策，在文化上积极推动“去中国化”，如倡导“台语”教学、修改历史教科书。〔14〕因此，在“去中国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缺乏客观正确的瞭解，他们更容易形成对中国大陆的负面认知。
更重要的是，本文还对“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媒体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首先，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存在不同影响。有趣的是，尽管一般认为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是台湾民众接触大陆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但本文发现它们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幷不存在显着效用。可能是因为台湾民众在从传统媒体上获取关于中国大陆的信息时，也有类似的机会获取关于美国的信息。在传统媒体中，电视是台湾民众获取大陆信息的最主要媒介。然而，本文发现电视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存在负向作用，即电视在报道中国大陆和美国新闻时，可能更多地负面呈现与中国大陆相关的内容，或者更正面地报道美国。根据陈飞宝和吴雪芬的研究，民进党上台后，不断“绿化”台湾的公私营媒体（如通过人事任命控制公营媒体，以银行信贷、广告经费、政府预算控制民营媒体），强化“台独”宣传。〔15〕可见，虽然传统媒体是当前台湾民众瞭解大陆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但该媒体使用行为幷不能促进他们对中国大陆形象的正面认知。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使用能够显着地增加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正面认知，幷同时减少他们对美国形象的认可。究其原因，互联网是传统媒体之外的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16〕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审核和过滤水平远比传统媒体低，新闻信息能够相对自由地流动，给多元化话语提供了生存空间。幷且，相较于传统媒体的被动新闻消费及其塑造的刻板大陆形象，用户在互联网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新闻消费行为（selective exposure），可以自主地搜索相关的信息，作进一步的理解和消费，这使得用户更容易接触到有利于中国大陆形象的观点，从而形成积极认知。此外，传统的国际传播活动长期被西方国家所把控，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电视和电影。然而，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西方的话语权受到挑战，西方传统媒体对全球信息流动的控制也在减弱，与美国相关的负面信息更容易在互联网上得到传播和消费。因而，互联网使用越多，台湾民众越容易认可中国大陆的形象，同时越不认可美国的形象。
其次，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另一影响因素是经济状况感知，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和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中美形象认知差不存在显著作用，但是社会经济状况感知的效用具有显着性。台湾民众感知到的社会经济状况越良好，越趋向于负面认知中国大陆形象，幷正面认知美国形象。当民众感知到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时，可能会趋向于降低大陆市场对台湾重要性的判断。根据相对满意理论（relative gratification theory），当人们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另一群体进行对比，且感知到己方更有优势时，会产生相对满意的情绪。〔17〕当人们对己方群体相对满意时，则会对处于劣势的外部群体产生更多的偏见和歧视。〔18〕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当人们处于愉快的情绪中时，更有可能使用启发式的信息处理策略，而群体刻板印象即是一种启发式认知。〔19〕其二，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和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justification theory）认为，刻板印象和偏见是为社会功能服务的认知产物，即合理化社会不平等。当人们处于相对满足的状态时，发现自己处于特权地位，更多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出现是为了使这种特权正当化。〔20〕台湾民众感知到的社会经济状况越良好，越可能将中国大陆视为竞争对象，而将美国视作合作伙伴。
政党倾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感知对于中美形象认知差具有调节作用。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国民党支持者越倾向于认可中国大陆形象，同时越不认可美国形象；非国民党支持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差，越趋向于认可中国大陆形象，同时不认可美国形象。国民党支持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可能坚定其政治立场和群体身份（social identity theory），更认可中国大陆形象。而非国民支持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差，基于理性和个人利益的原则（rational choice theory），越可能正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支持加强两岸联系。
六、展望与建议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互联网是海峡两岸民众沟通的重要渠道，经济状况感知能够影响对大陆的形象塑造。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抓住特朗普重返执政后扩大中美形象“正面认知差”的契机。“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于2025年再度担任美国总统，其上台后可能出台一系列“反传统”的举措，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面临重大变化，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利用此机会对外展现维护现有秩序的“负责任”形象，“中美形象认知差”可能迎来正向扩大的机遇。在台湾，特朗普形象在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20年，台湾曾是亚太唯一对特朗普的印象好于拜登的地区，〔21〕但特朗普此次上台前，明确表态要向台湾加收“保护费”，幷对台湾的芯片产业虎视眈眈，使得台湾民众对特朗普的印象急转直下。〔22〕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对台政策可以更强调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措施，以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用好这一争取台湾民心的有利机会。
第二，互联网、新媒体已经成为引导台湾民众客观、正面瞭解大陆的主要渠道，但也要警惕民进党和美西方势力的反制和干预。相较传统媒体而言，民进党当局完全操控新媒体的难度较大，因此互联网所呈现的中美形象相对更客观真实。正如调查所揭示的，互联网使用能够正向扩大台湾民众的“中美形象认知差”。因此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传播，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大陆的形象。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持续加强对互联网的干预力度，不仅利用“网军”大肆操纵岛内舆论，还试图影响和破坏大陆网络生态，对此有必要严加防范。
第三，应根据岛内不同社会群体“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形成和变化所遵循的不同机制，拟定具有针对性的对台工作思路和方法。如对非国民党支持者而言，自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差，越倾向于认可中国大陆形象，不认可美国形象。对国民党支持者而言，则恰恰相反。因此，大陆对台政策在争取台湾民心的过程中，可参考岛内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知特点及区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21CZZ042）。
注释：
〔1〕朱云汉、肖唐镖、黄旻华：《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受众视角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39-50页。
〔2〕Pew Research Center.In Taiwan,views of Chinese mainland mostly negative.2020. https://shorturl.at/vNRYZ.
〔3〕Wang,Chia-Chou.Primordialism,instrumentalism,constructivism: Factors influencing Taiwanese people’s regime acceptance of mainland China’s governmen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7.109(2018): 137–150.
〔4〕Keng,Shu,and Gunter Schubert.Agents of Taiwan-China unification? The political roles of Taiwanese business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Asian Survey,50.2.(2010),287–310.
〔5〕Wang,Yuan-kang.Taiwan public opinion on cross-strait security issues: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7.2(2013),93–113.
〔6〕Liu,Frank C-S.,and Yitan Li.Generation matters: Taiwan’s perceptions of mainland China and attitudes towards cross-strait trade talk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6.104(2017),263–279.
〔7〕Gries,Peter Hays,and Jenny Su.Taiwanese view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Party identification,ethnicity,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4.1(2013),73–96.
〔8〕罗慧：《台湾大学生建构大陆认知的媒体选择与信息解读》，《台湾研究》，2023年第1期，第60–73页。
〔9〕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闽台关系研究》，2023年第2期，第11–26页。
〔10〕Wu,Wen-Chin,et al.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n the Chinese an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The China Quarterly,256(2023),1–14.
〔11〕周志杰：《台海现状“去台湾化”趋势之探析》，《全球政治评论》，2022年第80期，第25–30页。
〔12〕刘澈元、刘方舟、张晋山：《期望与认知的错位：台湾青年世代的“大陆印象”研究——基于对台湾四所高校103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2期，第6–13页。
〔13〕陈东旭：《台湾大学生接触大陆新闻与对大陆事务的认知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第2–9页。
〔14〕陈孔立：《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第1–11页。
〔15〕吴雪芬：《民进党上台后是如何操纵台湾媒体的》，《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3期，第63–66页。
〔16〕Couldry,Nick,and James Curran,eds.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17〕Vanneman,Reeve D.,and Thomas F.Pettigrew.Rac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the urban United States.Race,13.4 (1972),461–486.
〔18〕Guimond,Serge,and Micha.l Dambrun.When prosperity breeds intergroup hostility: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lative gratification on prejudic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8(2002),900–912.
〔19〕Bodenhausen,Galen V.,Geoffrey P.Kramer,and Karin Süsser.Happiness and stereotypic thinking in social judg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6(1994),621–632.
〔20〕Sidanius,Jim,and Felicia Pratto.Social dominance: An intergroup theory of social hierarchy and oppress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1〕Matthew Smith.Who do people in Asia-Pacific want to w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20.https://shorturl.at/pIkGg.
〔22〕游盈隆：《台湾政局、台美关系与美国总统大选》，台湾民意基金会，2024.https://shorturl.at/ShKLE.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3月号，总第327期，P47-56）
中评社╱题：“从‘大两岸’看‘小两岸’：台湾民众‘中美形象认知差’研究” 作者：艾民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张遂新（北京），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美国长期介入其中，对台湾社会进行渗透和影响，台湾存在中美影响力竞争的事实。从“大两岸”的分析视角出发，本文认为，在探讨台湾民众的中国大陆形象认知时，应考虑美国因素。为探索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和美国形象的认知差距，本文提出“中美形象认知差”的概念，幷基于理论和数据验证了这一概念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亚洲风向标第五轮(2018–2020)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台湾，互联网使用、社会经济状况感知，以及政党倾向与家庭经济状况的交互作用是台湾民众“中美形象认知差”的主要影响因素：台湾民众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或社会经济状况感知越差，对中国大陆形象的看法越正面，同时越不认可美国的形象；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国民党支持者更倾向于认可中国大陆的形象，同时不认可美国的形象。本研究为新形势下做好争取台湾民心工作，以及向国际社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大陆）形象，具有启示意义。
民进党上台以来，“台独”势力配合西方散布鼓噪“中国威胁论”，在台湾岛内播植“反中”“仇中”思想，导致不少民众对中国大陆的看法趋于负面，中国大陆形象在台湾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台湾民众承认自己具有“中国人”身份的仅3成多，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则超过6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异化，不利于中国完全统一进程。
关于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知，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往往限于单一讨论中国大陆形象。事实上，形象的好坏往往存在于对比中。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博弈在一些民众看来代表着不同发展模式、制度和价值观的竞争。因此中美形象在特定情境下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即正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的人往往负面看待美国形象，而正面看待美国形象的人又往往会负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1〕因为历史原因，这种现象在台湾尤其明显。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影响力在台湾长期激烈交锋，中美形象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因此在探讨台湾的中国大陆形象时，应当注意到中美形象的联动性，进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本文通过将美国因素纳入到中国大陆形象的分析框架中，发展出了核心因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即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和美国形象的认知差距，幷重点讨论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对台湾民众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影响。具体将从以下三个问题切入：
（1）传统媒体使用和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差距？
（2）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和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如何影响该认知差距？
（3）媒体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的影响效用在不同政党倾向中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一、文献综述
不少学者发现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往往存在差异性认知：即崇尚美国，同时贬低中国大陆。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接近70%的台湾成年人对美国抱有正面态度，而对中国大陆持有正面印象的人仅有35%。〔2〕
这种认知偏差可以从四种理论来解释。〔3〕首先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民众会基于个人利益来认知中国大陆和美国。例如，台湾民众一方面想要获取大陆的经济市场，〔4〕另一方面又想在军事安全上得到美国的保证。〔5〕其次是社会接触理论（social contact）：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会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台湾民众与中国大陆或美国的接触越多，越可能产生客观、正面的认知。再次是政治社会化理论（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个体的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塑造，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和大众传媒。台湾年轻人普遍对中国大陆缺乏瞭解，〔6〕但崇尚美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7〕最后是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社会身份会影响个体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知，越认同中国人身份、认同国民党立场的民众，越可能正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
其它因素也可能影响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首先是媒体使用。媒体是台湾民众瞭解大陆、形成大陆认知的重要渠道。罗慧的调查表明，82%的受访者认为大众媒体对他们形成中国大陆印象影响最大，91%的人通过互联网来获知大陆资讯。〔8〕虽然现有文献表明了媒介使用是台湾民众认知大陆的重要渠道，但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分别如何影响中国大陆印象，仍有待深入探讨。
台湾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估是另一个影响因素。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当民众感知到经济状况较好时，对两岸加强经济联系的诉求可能会降低，中国大陆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可能随之降低，因此民众可能会降低对大陆的评价。然而，学界对媒体使用（包括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包括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家庭经济状况感知）究竟如何影响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还缺乏实证研究。
此外如前所述，目前关于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认知的研究，大多未注意到其与美国形象的有机联系，有必要作为将中美形象认知差距作为整体进行研究。
二、研究视角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受到以美国因素为代表的诸多外部因素干扰。学界常采用罗德明的“战略三角”理论（strategic triangle）来解释海峡两岸和美国三方之间的关系互动，即任一组双边关系均会受到另两组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任一组双边关系的变动也会导致对另两组双边关系的压力。
然而，“战略三角”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李林杰和林冈发现“战略三角”理论已成为学界对台湾问题进行“结构审视”的分析工具，学者使用该理论时隐含的期待是在三角长期竞合中达致台海稳定，这与现实情况不符。两位学者认为美国一方面可选择操作中美关系来运作两岸关系，另一方面可以藉由台湾效益感知的不等值来保证美方的“枢纽”位置。他们因此呼吁学界从“战略三角”的视角转向“大两岸思维”，透过中美关系来理解两岸关系。〔9〕吴文钦等人的研究为该观点提供了证据。他们的实验显示，当台湾民众感知到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时（实验刺激为在一张台湾地图上标注美国军机的活动路线），更倾向于支持“法理独立”。〔10〕可见，美国因素显着影响着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态度。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与中美实力消长、两岸实力对比紧密相关。台湾学者周志杰认为目前台海存在一种“去台湾化”的趋势，即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台湾对两岸关系的绝对影响力在降低。〔11〕可见，中国大陆和美国在台湾存在着影响力竞争的问题，包括形象认知。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从“大两岸”的视角分析台湾民众对中美形象的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亚洲风向标”第五轮调查数据库。台湾的数据收集于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采用的是概率抽样和入户访问的形式，调查对象是20岁及以上的人群。样本总量为1259，其中，48.8%的受访者为男性，24.2%的人完成了大学教育，20到39岁的人占比33.3%，40至59岁的占比37.2%，60岁及以上的占比29.5%。具体变量的测量如下。
中美形象认知差。在调查中，受访者在一个1到10的量表上被询问对美国和中国大陆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1代表“非常负面”，10代表“非常正面”。我们使用中国大陆印象的数值减去美国印象的数值，得到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数值越大，意味着受访者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可度比美国越大，也就是在越认可中国大陆形象的同时、越不认可美国形象；数值越小，则反之。该变量的平均值为-0.76，标准差为2.80，最小值为-9，最大值为9。
传统媒体使用。受访者被询问瞭解政治信息最重要的渠道，选项包括电视、报纸（包括纸质版和网络版）、广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其它。我们将该问题进行哑变量处理，转换为三个变量：电视渠道、报纸渠道和广播渠道（互联网渠道作为参照）。在瞭解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中，55.7%的人使用电视，5.4%的人阅读报纸，1.3%的人收听广播。
互联网使用。该变量的测量问题是询问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频率，选项从1到9，1代表“总是连接着网络”，2代表“每天数小时”，依次减少到9“从来不连接网络”。将该问题的数值变换方向后，得到变量“互联网使用”。该变量的平均值为6.91，标准差为2.90，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9。
政党倾向。调查者使用一个多项选择题来询问受访者认为自己最为接近的政党。通过重新编码，得到两个二分变量：国民党和民进党（中立群体作为参照）。在样本中，选择国民党的人占比26.2%，选择民进党的人占比22.1%。
控制变量。为解释中美形象认知差，我们还纳入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满意度以及政治兴趣。政治满意度询问受访者有多满意当下的政治体制，选项从1到4，1代表“非常满意”，4代表“非常不满意”，反向编码后得到该变量。该变量的平均值为2.71，标准差为0.67，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4。政治兴趣测量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感兴趣，选项从1到4，1代表“非常感兴趣”，4代表“非常不感兴趣”，反向编码后得到该变量。该变量的平均值为2.15，标准差为0.84，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4。
分析数据时，我们首先对因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做了描述性分析，幷检验其与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年龄以及党派的关系。其次，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了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和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对中美形象认知差的效用。最后，通过中心化的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党派对互联网使用、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和社会经济状况感知效用的调节作用。
四、研究发现
总体上看，变量“中美形象认知差”呈现微左偏的分布，偏度值为-0.25（见图1）。这说明在中美形象的认知上，台湾民众对美国形象的积极认知略多于对中国大陆的积极认知。值得注意的是，有25.3%的受访者（319人）对中美形象认知持平。
［图1：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