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非常戒严”引发的韩国混乱政局分析
中评社╱题：尹锡悦“非常戒严”引发的韩国混乱政局分析 作者：李奎泰（韩国），前韩国关东大学教授
【摘要】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非常戒严”,但国会随后通过“要求解除戒严决议”，12月4日凌晨总统让步接受国会决议，“非常戒严”结束。这场风波后果严重，韩国政治、社会、经济陷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2月14日，即宣布戒严的11天后，反对党主导的国会以“严重违反宪法”起诉总统尹锡悦，交给宪法法院审议是否弹劾总统，并依法立即停止了总统行使职权。同时，总统尹锡悦停止行使职权，他和参与戒严行动的前、现任主要政府官员和军警干部都以涉嫌“内乱罪”为由被立案调查，之后总统本人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也被逮捕羁押拘留，韩国政府由代理总统来管理。对于尹锡悦总统“非常戒严事件”带来的韩国政治危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要认真反省韩国政治，需要重新构筑民主政治体制；将来世界不少学者也以这个韩国案例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问题。本文从此次“非常戒严”及其后续事态发展为切入，探讨历任韩国总统不正常命运的“青瓦台魔咒”，及韩国政治的乱象，分析目前韩国政治动荡的核心因素，并展望韩国政治的未来发展。
尹锡悦总统“非常戒严”引起问题
2024年12月3日晚上10点28分左右，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实施“非常戒严”,试图凭藉可动员军队的戒严手段占据“朝小野大”的国会大厦，以及指控尹锡悦选举舞弊嫌疑的“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等国家机关，尹宣称此举是要“铲除亲朝势力并维护自由宪政秩序”。然而，反对党的政治人物和大批民众很快聚集在国会周边抵挡军队，并协助在野党议员和部分执政党议员进入国会。12月4日1时03分，国会议长召开紧急会议，亦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顺利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尹总统于3时30分让步，声明接受国会的解除戒严的决议，凌晨4时30分，总统主持国务会议正式决定解除戒严。如此，这次“非常戒严”持续了短短5个半小时便结束了。虽然尹锡悦总统辩称出动军队的“非常戒严”是“宪法赋予总统的合法统治行为”，其目的旨在“警示国民”反对党在制造破坏国家事务的严重行为，因此他不得已而为之。但反对党和部分执政党成员，包括前党首韩东勋等一些人，认为此次“戒严事态”是昭然若揭的总统“违法内乱”事件，认为总统企图动员军队压制包括国会等宪法机构，是以此巩固或强化自己权力的“自我政变"。12月14日，即宣布戒严的11天后，“野大朝小”格局下反对党主导的国会投票通过了以严重违宪和“内乱罪”起诉总统的弹劾决议，交给宪法法院（韩国称“宪法裁判所”）审议，依法律规定立即停止了总统行使职权。同时包括总统尹锡悦和参与戒严行动的前、现任主要政府官员和军警干部都以涉嫌“内乱罪”被立案调查，包括尹本人在内的一些直接参与的人已被逮捕、拘留或起诉。在总统职权停止情况之下，依照宪法规定，由代理总统来管理国政，维持政府运作。
戒严事件之后，朝野之间的政治斗争更为恶化，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也被国会的弹劾动议停职，接任代行总统兼代行总理职权的副总理崔相穆也被指控涉“内乱”而被立案审理，全国各地连日爆发支持和反对弹劾总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媒体每天都充斥着与戒严和“内乱”相关的新闻，包括经济和外交安保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时隔40多年，在2024年再次面对戒严和引发的弹劾等严重的政治社会的动荡乱象，对于韩国老一代来说，其实尚不陌生，他们感觉到韩国政治似乎倒退回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乱局；而对出生于民主化时代的韩国年轻一代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被称为“民主化模范”的国家，却在朝野政治博弈当中遭遇如此突如其来的戒严和弹劾总统的政治风暴，他们在积极参与此番政治运动的同时，却也陷入了迷思，一时难以评估自己国家民主政治的真正水平究竟怎样。
许多外国学者们都关注韩国这次戒严问题和后续发展情况。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Robinson)等学者，在研究国家何为失败的课题当中，就曾经对比了韩国和朝鲜的现代化的方式，他们将韩国称赞为非常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模范国家案例，而此刻他们都非常关注因戒严而陷于非正常政治困境的韩国对于民主制度和国际局势的影响。明明早已通过现代化而成为发达国家的韩国，却突然出现戒严风波，暴露了其民主政治依然脆弱和充满缺陷。为何韩国这样的被公认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却难以更上一层楼，解决国家的深层政治困境？这次韩国戒严风波或将成为解释西方民主或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困境危机议题的一个经典案例和研究突破口。
在韩国这样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中突然出现威权主义或独裁倾向，最近受到各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代议民主政治或“少数服从多数”导致的危机的角度关注此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的“野大朝小”的议会政治、以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代表的被批为“立法独裁”掣肘政府的现象和总统尹锡悦“非常戒严”，都是此次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这些可能成为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危机或民主权威主义问题的重要研究案例。总之，2024年底发生的“非常戒严事件”，对于一般韩国人而言，虽然一时难以理解，但人们普遍认为是时候要认真反省韩国民主政治历史了，这也是重新构筑民主政治体制的契机；对全世界关注民主政治的专家来说，无疑是用此韩国案例以更深入研究民主政治制度本身问题的机会。
从历史反思韩国的戒严政治
自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到2024年底，韩国总统或代总统等最高领导人总共公布实施了17次戒严，包括4次的“警备戒严”和13次的“非常戒严”。1987年第九次修改的现行《宪法》和1949年11月颁布至今仍然有效的《戒严法》，规定了宣布紧急戒严和戒严的条件。虽然迄今为止实施的所有戒严都是打着“维护公共和平与秩序”的旗号。但是从戒严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个“维持公共和平与秩序”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因此令最高当权者有了可以恣意实施戒严的托辞。1987年修改宪法之前的戒严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韩国战争（即朝鲜战争）期间从1950-1952年间实施的六次戒严之外，1948年的两次和从1960年到1981年之间的十次的戒严令，名义上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但是，实际上是当权者镇压反政府活动或民主化示威运动，夺取和扩大政治权力，以强化军事专政或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权。
朴正熙将军以解决政局混乱为由，于1961年5月通过军事政变而掌权，宣布全国“非常戒严”，紧接着他以“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为了固其政权和政治稳定，又宣布“警备戒严”，维持到1962年12月。1963年12月通过国民投票当选为总统的朴正熙在其任职期间的1964年（警备戒严）、1972年（非常戒严）和1979年（非常戒严）三次宣布了戒严。1972年10月，朴正熙总统再次宣布了“非常戒严”，声称其目的在于“改革政治制度，以支持国家和平统一”，当时修改的宪法被称为“维新宪法”，以这个宪法来采取的政治改革在当时被称为“十月维新”，旨在实现“韩国式民主政治”的维新改革措施，但实际上最主要的修改内容就是废除全民直接选举总统，改由称之为“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代表来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以及强化总统职权，总统可在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之上行使权力，于是反对者批评此为“皇帝总统制度”，开启了可使朴正熙成为终身总统的专制独裁的时代。朴正熙总统多次的“紧急措施”并没有稳定政局和压制民主化运动，于是在1979年10月18日，宣布以镇压釜山和马山地区学生抗议为目的的“非常戒严”，但是在此期间的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被下属的中央情报部部长枪杀，就这样在“非常戒严”状态之下，朴正熙总统的时代结束了。
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全斗焕将军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权力，他以“国家安全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行使了最高领导权，并持续维持“非常戒严”状态，直到他正式上任总统之后的1981年1月24日，其政权稳定下来，因而解除了戒严。以后的43年间，也就是其后修改的“1987年宪法”体制之下，从卢泰愚政府、金泳三政府、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李明博政府、朴槿惠政府到文在寅政府的时期，尽管在首尔的市中心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不同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但这些“民主时代”的韩国总统们并没有以“维护公共秩序”的名义宣布戒严等紧急措施。由于戒严的历史经验和其教训，韩国民众对于戒严普遍颇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违反一般民主程序及宪法的非法行为。
基于这样的认识，1990年代以后，所有因戒严等原因受到国家权力压迫而遭受损失的人，均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平反及赔偿等，这也成为后来历届政府的主要民主化政绩之一。如1995年底，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中心的1979-80年代初的“新军部领导人”都被捕监禁而进入法院审判程序。在1979年10月朴正熙总统被杀之后的戒严时期，他们因为主导的1979年12月12日军事叛乱、1980年5月17日为夺权而领导的紧急戒严扩大措施，以及被他们动员军队血腥镇压的“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等的犯罪行为遭到法院审理，1997年4月法院最后确定刑事责任。他们因“领导叛乱、参与阴谋叛乱、为叛乱执行重要职务、以叛乱为目的杀人、特定犯罪从重处罚”等违法行为，罪成获刑，全斗焕被判处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1995年韩国制定了《关于5月18日民主化运动等的特别法》，对戒严时期的受害者采取了补偿措施,认定了“5·18民主化运动纪念日”，自1997年起韩国政府都会在该日举办纪念活动。1999年12月16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寻找真相并恢复“济州4·3事件”受害者名誉特别法》，并于2000年生效。2021年6月29日，《丽水事件特别法》（关于丽水顺天10·19事件真相及恢复受害人名誉的特别法）获得通过，以恢复当时那些受到国家权力不公而牺牲和戒严惩罚的人的权利，也为补偿他们的损失奠定了法律基础。
因此，2024年9月左右，当在野的共同民主党、祖国革新党和一些反政府人士召开记者会称“尹锡悦总统准备发布戒严令”的时候，媒体和民众都不相信。当时的保守派报纸《朝鲜日报》的社论如是说: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如果政府发动戒严令，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会遵从，政府应该会几乎同时垮台。哪个政府会做出这种自残的行为？即使政府发动戒严令，如果宪法规定国会用在籍议员的过半数赞成要求解除戒严令，戒严就会立即被解除。民主党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却心知肚明地渲染危机意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把国民当成傻瓜。”①然而，被普通韩国人、政治人士及媒体都视为“怪谈”或“把国民当成傻瓜”的戒严令，竟然真的在2024年12月3日被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了。这次“非常戒严”是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第11次“非常戒严”，也是继全斗焕总统解除戒严的1981年以来约43年之后再次宣布的。特别是，这是1987年修改宪法增加“戒严”宣布程序的难度，和赋予国会议员只要过半同意就可以解除戒严的规定，以此牵制和防止总统滥用戒严之后，第一次由总统宣布的戒严。
由于戒严的历史教训以及宪法的规定，尹锡悦总统这次的“非常戒严”刚一宣布，就马上招致反对党的批评，就连韩国百姓都认为戒严是违反宪法规定及反民主程序的，是最高领导滥用权力的非法行为。戒严军队遭到包围国会周边的民众强有力的反抗和抵挡，在戒严宣布的155分钟之后，当国会决议解除戒严时，尹锡悦总统无奈发表声明接受，并主持国务会议，在330分钟后正式解除戒严。尹锡悦总统的戒严在韩国的“公民民主力量”和反对党的强力抵抗，并且在国会的“野大朝小”的情况之下，彻底失败了。总统尹锡悦自己声称，“非常戒严”的宣布和解除，都是依法行使“合法的总统统治行为”，但“野大朝小”的国会通过决议弹劾尹锡悦，并很快将其总统职权停了，并进入到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程序当中。同时，尹因动员军队图谋接管宪法机构的国民议会和占据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等行为，有触犯刑法“内乱罪”的嫌疑，被检警单位立案以涉嫌“内乱罪”和“滥用权力罪”等进行调查，目前他已被逮捕拘留羁押。
尹锡悦总统上任后，就将总统办公室从被批评为“帝王总统”象征的青瓦台，迁至位于龙山区的前国防部大楼，开启了“龙山时代”。在野党和一些民间团体批评他此举是听从了风水算命师的安排，认为这是尹想要避免“青瓦台魔咒”的迷信心态使然，并且浪费了国家财力。然而，从最近尹锡悦总统遭遇被弹劾的处境来看,虽然他把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迁至龙山，但在韩国总统身上屡屡上演的“青瓦台魔咒”却并未解除。“青瓦台魔咒”是对大部分韩国总统的悲惨或非正常命运结局的戏谑表述，但实际上它证明了韩国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明明韩国已经建国70多年，却还没解决复杂严重的政治恶斗问题，也难以进行政治创新。
韩国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自1919年日本殖民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已有106年的历史，1948年建立大韩民国政府以来国家政治制度建立已有77年。李承晚早在1925年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被弹劾过。1948年大韩民国建国以来，包括目前尹锡悦总统在内，共历经13位总统。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因民众抗议而被迫辞职。第二任总统尹潽善因军事政变而被迫辞职未能完成任期。第三任总统朴正熙因被自己的下属谋杀未能完成他的任期。第四任总统崔圭夏再因军事政变而被迫下台未能完成任期。第5任总统全斗焕和第6任总统卢泰愚正常完成任期，然而，卢泰愚总统一度将全斗焕流放到雪岳山，继而两人以发动军事政变的“内乱罪”而一起受审及入狱。第7任总统金泳三和第8任总统金大中正常完成任期，但他们的儿子因腐败指控而被判刑入狱。第九任总统卢武铉在任期间遭到国会弹劾，虽然当时卢度过了弹劾危机，但卸任后其在接受腐败调查时自杀了。第十任总统李明博正常离任，但后来因贿赂和贪污等罪名被判刑17年有期徒刑。第十一任总统朴槿惠是朴正熙总统的女儿，也是第一位女总统，但在任期内因弹劾而被罢免，并因滥用职权等罪被判刑22年有期徒刑而入狱服刑。第十二任总统文在寅在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后当选并正常完成任期，但家人仍因各种涉嫌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当中，总统本人仍未能完全摆脱各种嫌疑和家庭犯罪的有关指控。第十三任总统尹锡悦上任仅2年7个月就因为此次风波，目前正等待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以及遭到“内乱罪”嫌疑的司法调查当中。
如此看来，自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的13位总统中，有3人在任期间被逼辞职，1人被杀，1人卸任后自杀，包括尹锡悦在内3人被弹劾起诉，5人入狱，13位总统各因不同的“青瓦台魔咒”而遭到韩国总统特有的不幸政治命运。
现任的尹锡悦总统是任期内面临被弹劾危机的三位总统之一，目前正以“内乱罪”和滥用职权的嫌疑接受司法调查当中，并遭到拘捕，如果最终被判有罪，他很可能成为第五位被监禁的总统。与全斗焕和卢泰愚一样，他也因涉嫌非常严重的“内乱罪”而受到调查。如果尹最终被弹劾免职，那么“青瓦台魔咒”就还在韩国政治上徘徊不散。韩国社会、经济、外交陷入政治漩涡，韩国的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本身成为世界关注的议题。
尹锡悦总统在非战争或军事事变的状态下宣布“非常戒严”本身就显示出严重的政治落后现象，也显示造成这种局势的韩国政治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也清楚表明，尹锡悦总统本身的政治能力存在问题。面对这种局面，包括朝野在内的所有韩国政党以及各党领导人都难免受到批评，他们如此无能，无法通过妥协解决严重的政治矛盾，没有令韩国政治创新的智慧，只一味追求各自的短期政治利益而已。
若尹锡悦很快就能被宪法法院弹劾，总统选举将自该日起60天内实施。目前的舆论来看，如果短期内举行下届总统大选，最有可能当选的就是目前声望最高的在野党党魁李在明，但是，由于他目前也正在法庭上接受五项犯罪嫌疑的审判，不难预见，在当前朝野矛盾严重的政治情势下，政治冲突可能性就会急剧上升，李在明可能也难摆脱类似“青瓦台魔咒”的情况。因为，他作为国会多数党领袖，过去三年来一直妄图成为最高领导人，已经滥用立法权，被称为“立法独裁者”，因此人们更加担心如果他当选总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帝王总统”。正因如此，在尹锡悦被捕后，李在明的支持率停滞甚至下降，执政党和主要在野党的支持率已经发生逆转。于是，目前弹劾风暴愈演愈烈，但尹锡悦总统遭遇的弹劾进程与过去朴槿惠总统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自一个月前戒严事件以来，尹锡悦的支持率反倒处于大幅上升当中。2024年12月初在其宣布戒严后，他的民意支持率曾最低跌至11%，但50天后，其支持率已经上升到超过40%，这种现象或许反映了保守派日益团结，他们虽然无法认同总统尹锡悦的戒严行为和政治能力，但下届总统大位绝对不能交给在野党的李在明。尹锡悦总统支持率持续上升的趋势，将对宪法法院弹劾审判乃至整体政治博弈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关注。
韩国人民这次齐心协力阻止戒严，证明韩国民主化的基础和其民主化意识已经非常稳固，值得高度赞扬。然而，许多韩国人看到总统尹锡悦如此贸然的戒严令，以及李在明为首的在野党滥用立法权的“立法独裁”，首先强烈怀疑以“1987年宪法制度”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的问题和缺陷，更深刻怀疑当前韩国政治家是否有能力、智慧和勇气驱除尚未从韩国政坛消失的“青瓦台魔咒”。
如外电报导所称，总统尹锡悦实施戒严失败后，朝野之间难以预测的政治斗争就像一场“鱿鱼游戏”。韩国政治斗争与权力博弈的核心，就是总统尹锡悦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之间的一场政治血战，前者试图通过避免被弹劾或调查以来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后者则试图迅速罢免总统而赢得提前大选成为总统。目前占据优势地位的在野党正动用一切手段，试图尽快弹劾罢免尹锡悦，而执政党则动用各种手段试图延缓宪法法院的弹劾程序。国会弹劾辩论代表则在2025年1月3日在宪法法院的第一次庭前会议上表示，弹劾案审理重点为是否违反宪法，而不再追究是否违反刑法的内乱罪，撤回原弹劾起诉案里的宪法第84条规定的内乱及外患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定的审理要求。总统方面认为，国会取消了宪法法院对弹劾案中原本包含的违反刑法的内乱罪嫌疑，这与弹劾起诉案原定的决议相悖，因此弹劾案不成立。法律专家表示，以在野党为主的国会弹劾辩论团，决定撤回违反刑法的内乱罪的审理要求，而只要求审理违反宪法的戒严令嫌疑，其目的可能在于减少审理内容以缩短弹劾审判的时间，以此尽早时间结束宪法法院的审理程序，以尽快弹劾总统。一般舆论认为反对党此举的意图是迫切希望不要让宪法法院的弹劾程序延长到180天，确保在法院对党魁李在明违反选举法和虚假证言的裁决完成之前弹劾尹锡悦，并尽快举行总统选举，这样才对李在明绝对有利。但国会以内乱罪成立为理据通过弹劾案，倘若尹的内乱罪不成立，国会弹劾总统便是错误之举，正如尹锡悦总统方面和执政党方面主张要起诉弹劾无效或要求国会重新决议。当然，一切的关键还是要等待宪法法院的法官们的裁决。
韩国政治体制与政治问题的挑战与前景
韩国被评价为国家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同时成功的最具代表性的典范，虽然有过政治动荡，但也没有影响韩国民主化的稳定进程。但尹锡悦这次突然宣布戒严以及随后被弹劾起诉，政治冲突加剧到社会舆论的大分裂、两极化，韩国的成功才真正被世人普遍怀疑，原来韩国在政治上仍然有待发展，政治制度和政治运用的能力仍有所落后。当然也有人正面评价说，韩国人民的民主化意识已经成熟和发展，足以防止这样一个没有合理名分的“非常戒严”，也勇于抵挡军队涉政。事实证明，韩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远低于人民民主化意识的成熟度。尽管韩国在被称为“青瓦台魔咒”的政治冲突中出现了很多内耗，但韩国还是成长为世界综合国力前十名的国家。在此过程中同时成长的韩国公民社会的民主意识被评价为有足够的能力克服韩国的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政治上的“青瓦台魔咒”与公民的“民主成熟”并存，非常政治行为如戒严和停止最高领导职权的弹劾事件发生，都足以证明韩国政治仍未摆脱落后的现实。对于研究民主政治的学者而言，这是西方民主或民主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或者说是无法克服的问题。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些南美国家，即使进入21世纪，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存在着民粹主义流行和选举制度被滥用的情况，“民主政治破坏”或“民主政治分裂”而导致国家政治和国家发展倒退的现象，这次韩国的戒严事态和弹劾的进程再次充分证明，即使在21世纪的西方式民主国家，这种民主制度的危机也随时可能突然发生。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韩国社会普遍公认，政治问题是进入21世纪以来阻碍韩国经济社会迈上新台阶而持续停滞的最大因素。例如，韩国由于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无能和野心而导致的扭曲的民粹主义和选举制度的问题，经舆论宣传而加深的民间意识形态冲突和社会两极分化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韩国社会特有的，目前世界各国民主政治体制都面临问题。讨论这些政治问题时，不能不提到的是与这些政治议题相关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民主化冲突。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对立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韩国内部政治和社会冲突，助长了安全困境和意识形态冲突。也有观点认为，这是韩国之前长期处于军事独裁之下，导致了根深蒂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其后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快速民主化，由此产生了冲突，这是韩国特有的“东亚发展模式”遗留的问题。
在尹锡悦总统戒严和弹劾事件发生之前，2024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达龙·阿杰姆奥卢和詹姆斯·罗宾逊在线上记者会上表示：“韩国的发展并非易事，虽然韩国的民主化过程异常艰辛，但韩国在民主化之后，不仅经济飞速发展，其增长方式也更加健康。韩国在二战后深陷贫穷，是具有权威主义的国家。虽然期间发展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也有诸多问题，但韩国经济处于较好的状态，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们应该通过研究，为世人提供以韩国为样板的经济发展模式。”两位获奖者在著作《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明确提到了韩国等军事独裁专制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问题所造成的限制。世界知名的民主理论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对韩国戒严和尹锡悦总统遭弹劾后出现的问题评价道：“韩国人应该记住，这场危机就算过去，也并不代表根本问题已经解决。即使从中风中康复并且看起来一切正常，但中风发生的根本问题仍然存在。”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韩国总统遭弹劾之间的时间联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韩美政治之间不太可能再次发生这样的巧合。韩国民主化后国会通过的三项弹劾决议中，第二次弹劾是在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后的2016年12月发生，那时韩国国会决议弹劾朴槿惠总统；第三次是在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后的2024年12月发生，就是此次韩国国会决议弹劾尹锡悦。更巧的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在2019年和2021年两次面临被美国众议院决议弹劾的风险，但最终因参议院的否决而没有被弹劾。还有，如特朗普声称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存在舞弊、存在“内部敌人”一样，尹总统也指责在野党是“反国家势力”，还在戒严令公布之后派情报部队人员到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意图收集证明选举舞弊的资料。韩国国会决定弹劾总统尹锡悦后，特朗普对韩国局势闭口不谈，原因可以理解，可以想像这样的巧合在特朗普心中产生了多大的冲击。坚持与美国保持价值观联盟、强调自由民主的尹锡悦也曾主办过美国总统拜登发起的第三次世界民主峰会，如今，尹锡悦总统却实施戒严这样的非民主的紧急措施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不知接任拜登的特朗普和美国朝野会有何感想。一如特朗普总统在上次总统大选失败后，也动员支持者起事，宣称选举有舞弊行为。因此，重回白宫的特朗普总统将如何看待尹锡悦总统以选举舞弊为由宣布戒严的举措，以及李在明领导的反对党将尹锡悦总统一向强调的“韩美民主价值联盟”作为理由对尹总统进行弹劾。由于尹锡悦被停职，尹锡悦的外交政策和对朝政策等一切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韩国最高领导人被停职的政局难免会加剧韩美外交关系的不稳定性。
即使尹锡悦总统此次能避免被弹劾，并重新获得总统职权，但是大多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尹锡悦可能还是难以完成余下的任期。这是因为，正如前文分析过的戒严的历史和教训，当今韩国绝大多数政治精英及百姓都认为在没有战争或军事内乱的情况之下，以“清除亲朝反国家势力”或“反对党在乱用权力”为藉口动员军队搞“戒严”，如此行径作为执政手段的总统很难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迫切希望迅速罢免尹总统，并通过总统选举使自己当上总统的在野党党魁李在明没有理由向如此失败的尹锡悦妥协。所以，即使这次的弹劾能暂时被驳回，尹锡悦也只能成为“跛脚鸭总统”，甚至比“跛脚鸭”的情况还要糟糕，随时可能再次遭遇弹劾危机。
在韩国颇有名气的法轮和尚说：“这次戒严风波，就像是我们突然掉进水里，趁这个机会反倒可捡到珍珠。”当反对党掌握绝对多数，“野大朝小”时，国家政治就会像现在这样陷入瘫痪，这已然经历过多次了，所以现在正是修改宪法、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契机。同时，人民也应该通过选举选出更好的领导人。
注释：
①“把国民当傻瓜的戒严令怪谈”（2024-09-04），朝鲜日报网（https://cnnews.chosun.com）。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2月号，总第326期，P4-11）
中评社╱题：尹锡悦“非常戒严”引发的韩国混乱政局分析 作者：李奎泰（韩国），前韩国关东大学教授
【摘要】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非常戒严”,但国会随后通过“要求解除戒严决议”，12月4日凌晨总统让步接受国会决议，“非常戒严”结束。这场风波后果严重，韩国政治、社会、经济陷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2月14日，即宣布戒严的11天后，反对党主导的国会以“严重违反宪法”起诉总统尹锡悦，交给宪法法院审议是否弹劾总统，并依法立即停止了总统行使职权。同时，总统尹锡悦停止行使职权，他和参与戒严行动的前、现任主要政府官员和军警干部都以涉嫌“内乱罪”为由被立案调查，之后总统本人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也被逮捕羁押拘留，韩国政府由代理总统来管理。对于尹锡悦总统“非常戒严事件”带来的韩国政治危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要认真反省韩国政治，需要重新构筑民主政治体制；将来世界不少学者也以这个韩国案例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问题。本文从此次“非常戒严”及其后续事态发展为切入，探讨历任韩国总统不正常命运的“青瓦台魔咒”，及韩国政治的乱象，分析目前韩国政治动荡的核心因素，并展望韩国政治的未来发展。
尹锡悦总统“非常戒严”引起问题
2024年12月3日晚上10点28分左右，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实施“非常戒严”,试图凭藉可动员军队的戒严手段占据“朝小野大”的国会大厦，以及指控尹锡悦选举舞弊嫌疑的“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等国家机关，尹宣称此举是要“铲除亲朝势力并维护自由宪政秩序”。然而，反对党的政治人物和大批民众很快聚集在国会周边抵挡军队，并协助在野党议员和部分执政党议员进入国会。12月4日1时03分，国会议长召开紧急会议，亦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顺利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尹总统于3时30分让步，声明接受国会的解除戒严的决议，凌晨4时30分，总统主持国务会议正式决定解除戒严。如此，这次“非常戒严”持续了短短5个半小时便结束了。虽然尹锡悦总统辩称出动军队的“非常戒严”是“宪法赋予总统的合法统治行为”，其目的旨在“警示国民”反对党在制造破坏国家事务的严重行为，因此他不得已而为之。但反对党和部分执政党成员，包括前党首韩东勋等一些人，认为此次“戒严事态”是昭然若揭的总统“违法内乱”事件，认为总统企图动员军队压制包括国会等宪法机构，是以此巩固或强化自己权力的“自我政变"。12月14日，即宣布戒严的11天后，“野大朝小”格局下反对党主导的国会投票通过了以严重违宪和“内乱罪”起诉总统的弹劾决议，交给宪法法院（韩国称“宪法裁判所”）审议，依法律规定立即停止了总统行使职权。同时包括总统尹锡悦和参与戒严行动的前、现任主要政府官员和军警干部都以涉嫌“内乱罪”被立案调查，包括尹本人在内的一些直接参与的人已被逮捕、拘留或起诉。在总统职权停止情况之下，依照宪法规定，由代理总统来管理国政，维持政府运作。
戒严事件之后，朝野之间的政治斗争更为恶化，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也被国会的弹劾动议停职，接任代行总统兼代行总理职权的副总理崔相穆也被指控涉“内乱”而被立案审理，全国各地连日爆发支持和反对弹劾总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媒体每天都充斥着与戒严和“内乱”相关的新闻，包括经济和外交安保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时隔40多年，在2024年再次面对戒严和引发的弹劾等严重的政治社会的动荡乱象，对于韩国老一代来说，其实尚不陌生，他们感觉到韩国政治似乎倒退回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乱局；而对出生于民主化时代的韩国年轻一代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被称为“民主化模范”的国家，却在朝野政治博弈当中遭遇如此突如其来的戒严和弹劾总统的政治风暴，他们在积极参与此番政治运动的同时，却也陷入了迷思，一时难以评估自己国家民主政治的真正水平究竟怎样。
许多外国学者们都关注韩国这次戒严问题和后续发展情况。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Robinson)等学者，在研究国家何为失败的课题当中，就曾经对比了韩国和朝鲜的现代化的方式，他们将韩国称赞为非常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模范国家案例，而此刻他们都非常关注因戒严而陷于非正常政治困境的韩国对于民主制度和国际局势的影响。明明早已通过现代化而成为发达国家的韩国，却突然出现戒严风波，暴露了其民主政治依然脆弱和充满缺陷。为何韩国这样的被公认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却难以更上一层楼，解决国家的深层政治困境？这次韩国戒严风波或将成为解释西方民主或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困境危机议题的一个经典案例和研究突破口。
在韩国这样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中突然出现威权主义或独裁倾向，最近受到各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代议民主政治或“少数服从多数”导致的危机的角度关注此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的“野大朝小”的议会政治、以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代表的被批为“立法独裁”掣肘政府的现象和总统尹锡悦“非常戒严”，都是此次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这些可能成为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危机或民主权威主义问题的重要研究案例。总之，2024年底发生的“非常戒严事件”，对于一般韩国人而言，虽然一时难以理解，但人们普遍认为是时候要认真反省韩国民主政治历史了，这也是重新构筑民主政治体制的契机；对全世界关注民主政治的专家来说，无疑是用此韩国案例以更深入研究民主政治制度本身问题的机会。
从历史反思韩国的戒严政治
自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到2024年底，韩国总统或代总统等最高领导人总共公布实施了17次戒严，包括4次的“警备戒严”和13次的“非常戒严”。1987年第九次修改的现行《宪法》和1949年11月颁布至今仍然有效的《戒严法》，规定了宣布紧急戒严和戒严的条件。虽然迄今为止实施的所有戒严都是打着“维护公共和平与秩序”的旗号。但是从戒严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个“维持公共和平与秩序”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因此令最高当权者有了可以恣意实施戒严的托辞。1987年修改宪法之前的戒严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韩国战争（即朝鲜战争）期间从1950-1952年间实施的六次戒严之外，1948年的两次和从1960年到1981年之间的十次的戒严令，名义上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但是，实际上是当权者镇压反政府活动或民主化示威运动，夺取和扩大政治权力，以强化军事专政或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权。
朴正熙将军以解决政局混乱为由，于1961年5月通过军事政变而掌权，宣布全国“非常戒严”，紧接着他以“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为了固其政权和政治稳定，又宣布“警备戒严”，维持到1962年12月。1963年12月通过国民投票当选为总统的朴正熙在其任职期间的1964年（警备戒严）、1972年（非常戒严）和1979年（非常戒严）三次宣布了戒严。1972年10月，朴正熙总统再次宣布了“非常戒严”，声称其目的在于“改革政治制度，以支持国家和平统一”，当时修改的宪法被称为“维新宪法”，以这个宪法来采取的政治改革在当时被称为“十月维新”，旨在实现“韩国式民主政治”的维新改革措施，但实际上最主要的修改内容就是废除全民直接选举总统，改由称之为“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代表来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以及强化总统职权，总统可在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之上行使权力，于是反对者批评此为“皇帝总统制度”，开启了可使朴正熙成为终身总统的专制独裁的时代。朴正熙总统多次的“紧急措施”并没有稳定政局和压制民主化运动，于是在1979年10月18日，宣布以镇压釜山和马山地区学生抗议为目的的“非常戒严”，但是在此期间的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被下属的中央情报部部长枪杀，就这样在“非常戒严”状态之下，朴正熙总统的时代结束了。
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全斗焕将军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权力，他以“国家安全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行使了最高领导权，并持续维持“非常戒严”状态，直到他正式上任总统之后的1981年1月24日，其政权稳定下来，因而解除了戒严。以后的43年间，也就是其后修改的“1987年宪法”体制之下，从卢泰愚政府、金泳三政府、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李明博政府、朴槿惠政府到文在寅政府的时期，尽管在首尔的市中心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不同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但这些“民主时代”的韩国总统们并没有以“维护公共秩序”的名义宣布戒严等紧急措施。由于戒严的历史经验和其教训，韩国民众对于戒严普遍颇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违反一般民主程序及宪法的非法行为。
基于这样的认识，1990年代以后，所有因戒严等原因受到国家权力压迫而遭受损失的人，均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平反及赔偿等，这也成为后来历届政府的主要民主化政绩之一。如1995年底，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中心的1979-80年代初的“新军部领导人”都被捕监禁而进入法院审判程序。在1979年10月朴正熙总统被杀之后的戒严时期，他们因为主导的1979年12月12日军事叛乱、1980年5月17日为夺权而领导的紧急戒严扩大措施，以及被他们动员军队血腥镇压的“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等的犯罪行为遭到法院审理，1997年4月法院最后确定刑事责任。他们因“领导叛乱、参与阴谋叛乱、为叛乱执行重要职务、以叛乱为目的杀人、特定犯罪从重处罚”等违法行为，罪成获刑，全斗焕被判处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1995年韩国制定了《关于5月18日民主化运动等的特别法》，对戒严时期的受害者采取了补偿措施,认定了“5·18民主化运动纪念日”，自1997年起韩国政府都会在该日举办纪念活动。1999年12月16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寻找真相并恢复“济州4·3事件”受害者名誉特别法》，并于2000年生效。2021年6月29日，《丽水事件特别法》（关于丽水顺天10·19事件真相及恢复受害人名誉的特别法）获得通过，以恢复当时那些受到国家权力不公而牺牲和戒严惩罚的人的权利，也为补偿他们的损失奠定了法律基础。
因此，2024年9月左右，当在野的共同民主党、祖国革新党和一些反政府人士召开记者会称“尹锡悦总统准备发布戒严令”的时候，媒体和民众都不相信。当时的保守派报纸《朝鲜日报》的社论如是说: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如果政府发动戒严令，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会遵从，政府应该会几乎同时垮台。哪个政府会做出这种自残的行为？即使政府发动戒严令，如果宪法规定国会用在籍议员的过半数赞成要求解除戒严令，戒严就会立即被解除。民主党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却心知肚明地渲染危机意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把国民当成傻瓜。”①然而，被普通韩国人、政治人士及媒体都视为“怪谈”或“把国民当成傻瓜”的戒严令，竟然真的在2024年12月3日被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了。这次“非常戒严”是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第11次“非常戒严”，也是继全斗焕总统解除戒严的1981年以来约43年之后再次宣布的。特别是，这是1987年修改宪法增加“戒严”宣布程序的难度，和赋予国会议员只要过半同意就可以解除戒严的规定，以此牵制和防止总统滥用戒严之后，第一次由总统宣布的戒严。
由于戒严的历史教训以及宪法的规定，尹锡悦总统这次的“非常戒严”刚一宣布，就马上招致反对党的批评，就连韩国百姓都认为戒严是违反宪法规定及反民主程序的，是最高领导滥用权力的非法行为。戒严军队遭到包围国会周边的民众强有力的反抗和抵挡，在戒严宣布的155分钟之后，当国会决议解除戒严时，尹锡悦总统无奈发表声明接受，并主持国务会议，在330分钟后正式解除戒严。尹锡悦总统的戒严在韩国的“公民民主力量”和反对党的强力抵抗，并且在国会的“野大朝小”的情况之下，彻底失败了。总统尹锡悦自己声称，“非常戒严”的宣布和解除，都是依法行使“合法的总统统治行为”，但“野大朝小”的国会通过决议弹劾尹锡悦，并很快将其总统职权停了，并进入到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程序当中。同时，尹因动员军队图谋接管宪法机构的国民议会和占据国家选举管理委员会等行为，有触犯刑法“内乱罪”的嫌疑，被检警单位立案以涉嫌“内乱罪”和“滥用权力罪”等进行调查，目前他已被逮捕拘留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