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对等关税” 美国衰退风险大增

对等关税实施后,美国经济风险剧增。(图片来源:大公报)

  中评社北京4月2日电/据大公报报导,对等关税实施后,美国的有效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将达近百年来最高水平,全球贸易体系和增长的“耐受力”将经受“压力测试”,并产生深远的蝴蝶效应。

  虽然理论上,特朗普提出的“对等关税”框架应综合评估关税、增值税、汇率及各项非关税壁垒,但实际操作中,难以想像特朗普贸易团队会短期内对全球各国情况做出详尽的分析。

  逻辑上,若要发挥最大杠杆作用,匆忙中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理应针对易于量化的标准,并且满足关税政策增加财政支出,缩减贸易逆差,以及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强制造业实力的三大目标。因此,对等关税的制定可能更多基于两大维度:1)对美贸易规模:对美贸易基数大、或对美顺差较大的国家;2)对美关税和增值税率:对美关税较高且增值税较高的国家。综合来看,欧盟、印度、巴西、越南、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被加征对等关税的可能性较大。

  目前美国对墨西哥、加拿大、中国的进口关税已高于、或接近对等关税原则所隐含的水平,三国不太可能成为本轮重点目标。经过2018至19年对中国加征三轮关税,以及今年2、3月进一步加征20%的关税之后,目前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关税水平估计在35%左右,明显高于对等关税隐含的14%左右的水平。

  2018至19年间的历史经验显示,对单一国家大幅提高关税对美国通胀的传导效应较为显着。随着2017年特朗普大规模减税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消退,2018年下半年起美国通胀整体呈回落态势,但对中国加征关税仍明显推升美国消费品价格。此外,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所以对华加征关税不仅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价格有抬升作用,也对全球相应品类商品价格有一定的抬升和示范作用。

  此外,美、加、墨三国经济深度融合、互为补充,对加、墨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早在1994年,三国就签订了《北美贸易自由协定》,通过关税减免、原产地规则等促进三国产业链深度融合,到2018年,三国又签订了升级版的《美加墨协议》。根据白宫公布的数据,到2024年,美加墨协定涵盖了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约一半商品,以及从加拿大进口的约38%的商品。

  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加墨协议要求车辆75%的价值必须来自北美,推动了三国的汽车产业链高度融合,2024年在美销售的约1600万辆车中约23%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组装,同时畅销车型的零部件有30%至70%来自美国和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