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泛安全化”行为逻辑与影响
【摘要】在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各类议题“泛安全化”已成为执政者扩张权力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社会观念与结构。赖清德上台以来，通过加强对台军掌控、推进“全民防卫”与加紧对美勾连等手段，导致台湾社会“泛安全化”全面加速。赖清德在藉此巩固权力、推进“以武拒统”的同时，其反复标榜的台湾“民主优越性”更为空洞化，也严重威胁台湾社会稳定与发展。
安全指一个社会所处的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环境。伴随国际环境的快速演变，越来越多社会议题被定义为安全事务，也导致西方民主制度下行政部门以安全为名加强集权的“泛安全化”现象愈演愈烈。在台湾岛内，赖清德当局为巩固自身权力，一面加紧掌控台军，推动其“台独化”、“去中国化”，一面持续推进“全民防卫”建设，在社会各领域全面建构“台独”势力的整体军事潜能。一系列举措不仅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也加速了台湾社会的“泛安全化”进程。
一、“泛安全化”的概念特征
安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需求，但“安全观”又受到主体对内外环境认知的深度影响。基于此，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愈发倾向于炒作“安全”概念，使越来越多事务成为“至关重要”的“安全议题”。这一“泛安全化”局面不仅为行政部门扩张权力创造机会，引发民间与军队的关系重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会观念和民众的认同。
（一）安全风险强化行政权力
维护安全一直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西方社会，伴随政权基本完成了对军事能力的垄断，其在安全领域发言权也显着增强。而维护安全的需求不断扩大，反过来也成为强化集权的绝佳理由。哈乐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指出，对安全的关注促使掌权的政党更主动地压制竞争对手、引导民众的思想，这也将使民主逐渐流于形式，沦为佐证执政合法性的符号。①
同时，社会对安全风险的态度，也将改变公众对公权力的看法。拉斯韦尔指出，安全风险的压力可能促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状态，即个体自觉地抑制反抗公权力的思想倾向。特别是青年一代将自发地支持和维护公权力施行的高压政策，并将一切反抗视为“反社会”罪行。②这无疑为滥用公权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二）安全议题加剧军政博弈
军队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社会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社会的“泛安全化”，却在两个层面削弱了军队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安全领域纯粹军事力量的比拼让位于综合实力的较量，能够充分调用社会资源的管理专家开始取代传统的军人，掌握了军事议题话语权；另一方面，安全议题内涵的扩大，也促使行政部门出面统筹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专业领域，从而进一步稀释了军事部门在整体安全事务中的重要性，也使行政部门更为乾纲独断，导致其首脑权力的“帝王化”。③
而在一些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却又高度依赖美西方资源而存续的附随政权统治下，军事部门权力的下降又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安全民粹化”。在行政部门影响下，民间的青年被民粹团体组织和动员起来，以维护“安全”为名，进行针对美西方战略竞争对手的政治斗争甚至战争准备。由此，与掌权者关系密切的政客，以及上述民粹团体的领袖逐渐取代职业军人群体成为军事议题的代言人。这就降低了安全议题相关讨论的专业性和严肃性，也削弱了对掌权者藉炒作安全议题进行政治动员的制约。
（三）安全意识重塑民众认同
安全虽然是个人与社会的核心需求，其具体内容却不断变化。巴里·布赞就指出，“安全问题”并非简单的客观存在，而是经由主体间性的叙述而产生的。当某个议题被行为主体贴上安全标签，作为优先考虑并处理的问题，它便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这一“安全化”过程不仅包括安全问题的产生，还包括“威胁”的建构和传播，以及应对威胁的“紧急措施”的形成。④
与此同时，安全意识本身也是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安全风险的存在，将在相当程度上重塑社会对自身的看法。亨廷顿就认为人们需要敌人的存在才能产生归属感。他以美国为例，论述历史上多次重大对外战争和冷战均有效地强化了人们对“美国信念”所体现的政治原则的认同。而当重大外部威胁消失后，由其所引发的社会凝聚力也往往开始下降，内部矛盾则随之冒头。⑤换言之，塑造外部威胁，可以成为掌权者建构社会认同、维持支持度的重要手段。
民进党当局长期将“安全”作为大陆政策的主导性要素，基于泛化的“大陆威胁”认知，推动大陆政策的“泛安全化”，即“非安全领域的‘安全化’”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过度安全化”。这不仅导致台湾社会对大陆“威胁”认知的泛化和激化，也为民进党当局以“安全”为名，动用检调和司法手段，对反对人士进行施压，谋求长期执政提供了条件。⑥
二、赖清德当局“泛安全化”的行为逻辑
赖清德上台后，通过加强对军队掌控、推动全社会备战并在美国指导下重塑民众的安全理念，变本加厉地推动台湾社会“泛安全化”。其一系列举措在进一步加剧台海安全风险的同时，也为个人扩张权力创造了空间。
（一）以“保卫台湾”为藉口推动军队“台独化”
首先，以“台独”理念进行军内“抗中保台”动员。赖清德极力在军中灌输“敌我意识”，如在陆军官校黄埔百年校庆活动讲话中，就大肆渲染大陆“威胁”，妄称大陆意图“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是台军最大挑战；强调台军“绝不能敌我不分，也不能敌友不分，更不能接受‘首战即终战’的投降主义”。藉助一系列类似言论，赖清德当局正将黄埔精神偷梁换柱为“抗中保台”的战争动员。此外，岛内“台独”势力也进一步强化对军中退役军官参加两岸交流活动的封锁和干扰，竭力切断两岸“黄埔精神”的天然联系，企图消解台军对“台独”的抵触情绪，将其改造为彻底的“台独”武装。
其次，利用行政权力强化民进党对军队掌控。赖清德上台以来，不仅藉助增加视察指导各地军事设施、改变军官晋升仪式流程甚至当众训斥高级将领等手段在军中“立威”，还以更大力度在军内传播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早在蔡英文卸任前，其“行政院长”陈建仁就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防部”筹设军中“转型正义教育外部专家谘询小组”，全面推进军中“转型正义”教育。赖清德执政后，为推进其“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台军又从各军校通识教育中删除“中国现代史”课程，改为“世界历史”，并新设传播民进党意识形态的“近代思想”与“人权与民主发展”课程等。即使相关动作受到台军内部抵制，台湾当局“国安会”和萧美琴本人仍强硬推动其落实，各军种都有将领被“传召”向其报告政策进度。
再次，藉助外部力量重塑军事部门运作模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配合西方舆论，进行“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炒作，也在战略战术层面加紧宣传和吸收所谓“乌克兰经验”，提出准备“不对称作战”、“城镇作战”，强化后备部队战力，重视“战力保存”，提升海空战力等设想。赖清德执政后，台湾当局“国防部”又邀请乌克兰军方人士赴台分享所谓资讯战、无人机作战以及“民防动员”经验。⑦一系列举措都从专业层面冲击了台军原有的战略战术安排。加之2024年台军依照“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在恢复1年制义务役的同时，着手调整兵力结构，将“主战部队”、“守备部队”、“民防系统”和“后备系统”共同纳入“国防力量”，尤其是将后备军人列为“总体战力”的重要补充，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仅有少量职业军人、训练与动员都不再依赖台军传统模式的“县市后备旅”，⑧实际上是逐步以退伍已久、与平民无异的教召人员取代传统军队，不仅将更多台湾民众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也降低在安全领域对职业军人群体的依赖。
（二）以“全民防卫”为号召裹挟民众全面备战
首先，加紧落实“全民防卫”相关举措。赖清德当局着手设置“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并由赖清德本人担任召集人，萧美琴、潘孟安、吴钊燮担任副召集人，邀集官方、产业界、民间团体代表及学者专家担任委员及顾问，讨论民力训练与运用、战略物资盘点运输、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维护、社福医疗及避难设施整备以及资讯、运输及金融网路安全等议题。该“委员会”甚至提出培养四十万“具有中等强度值勤能量的可恃民力”的目标，公然暗示将把更多普通民众送上战场，引起岛内舆论哗然。赖清德还亲自参与“福尔摩萨学院方舟计画”的民防训练活动，并接受网路媒体邀请，用闽南话录制“民防讲看觅”系列节目，多方为“全民防卫”站台，对相关事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持续纵容民间“台独”势力军事化。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不断炒作“保卫台湾”相关议题，鼓励岛内青年主动参与军事训练，效仿“乌克兰模式”强化民众安全意识。在此基础上，赖清德当局还以推进“全民防卫”为名，回避台湾当局既有系统与机制，拉入体制外的“黑熊学院”、“壮阔台湾”、“台湾民主实验室”、“福尔摩萨学院”等“台独”色彩浓厚的民间组织，发掘其“防卫潜能”。上述“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就同时纳入了相关组织和部分企业、社团相关人士。未来其将重点从三个方面配合台湾当局的“全民防卫”工作：一是以训练“应急防灾”专业人士为名，协助培养所谓“可恃民力”；二是以反制“认知作战”的藉口，共同参与对岛内民众的洗脑；三是利用相关企业、社会组织的资源，为台军提供运输、通讯等方面支援。
再次，利用退役将领扩大行政部门在安全领域发言权。赖清德就职后，任用一批在台军内部有一定影响的亲绿退将，如留任“本土意识强烈”的前“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刘德金为“国安会副秘书长”，使其继续在对外情报交流上发挥影响；强力护航秉承绿营和美国意志，推动“潜舰国造”的前任“参谋总长”黄曙光，由其继续担任“国安会谘询委员”；由与赖清德本人及陈菊关系密切，因“亲绿”而屡受质疑的前“陆军副司令”季连成担任首位具有退伍军人身份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发挥他在“全民防卫”等方面的特长，“强化台湾社会和国家安全韧性”等。一系列任命意在利用相关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强化行政部门对安全事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