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聚焦:全球南方共商现代化发展新路径

博鳌分论坛聚焦全球南方主题(图片来源:年会图片中心)

  中评社博鳌3月27日电(中评社报导组)2025年3月26日上午,“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论坛于BFA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厅开幕,该论坛由土耳其原欧盟事务部长、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有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联合国南合作办公室基金主任王晓军,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月跟奥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印度中国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副教授叶文。众嘉宾围绕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南南合作新机遇等议题展开对谈。

  论坛伊始,博兹克尔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多元化路径推动现代化,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与公平发展中寻求平衡,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技术鸿沟等系统性挑战。随后,他提出了本次论坛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南方国家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下,如何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现代化路径,并在贸易、科技、气候行动等领域加强合作,缩小南北差距?

  针对该问题,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表示,全球现代化存在多种路径,包括以自由民主和全球化经济为特征的西方道路、经济高度受国家控制的中央集权模式,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全球化经济与改革开放之路。香港、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作为亚洲四小龙,也探索出了不同于传统西方的现代化成功范例。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考,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目标、政策特点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为了进一步增强国际合作,减少意识形态障碍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使各国能更充分地利用来自大国如中国、美国、俄罗斯的支持与资源。同时,南方国家间应加强团结协作,通过建立类似西非经济共同体和东盟这样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成员国之间共同发展。

  巴巴耶夫表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正在蓬勃增长,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中有超过32%来自南方国家。全球经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传统的南北对立观念已不再适用。当前,所谓的“北方国家”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从美国与欧盟间的深刻差异以及欧盟内部分歧中可见一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成员国的观点和全球南方国家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国家的代名词。全球南方国家主张基于联合国宗旨及自由贸易原则,促进资金自由跨境流动,反对制裁引发的人为贸易障碍,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全球经济体系。这种共识标志着全球经济体系的新基础,并促进了全球经济向新的命运共同体迈进。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单一整体,但它们通过各种区域性组织如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进行合作,进一步团结在一起。金砖国家作为南方国家平台之一,虽尚未成为正式国际组织,但正逐步机制化、组织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计划也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合作平台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和发展原则,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贡献力量,并在世界舞台上逐渐显现影响力。今天,我们讨论如何推进这一进程,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对于构建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至关重要。

博鳌讨论全球南方发展路径(图片来源:年会图片中心)

  黄益平教授指出了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的挑战。他表示,第一个是历史遗留挑战,即如何提升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很多国家很难跃升到高等收入国家,是因为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很多国家没有达到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在低收入阶段陷入陷阱,我们应找出有效的方式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二个是比较新的挑战,即全球的经济秩序变化。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其书中提出,尽管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未能如英国般为全球公共利益提供坚实保障,形成了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随着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逐渐后退,全球南方国家及其他国家需要发挥更大作用。

  黄教授进一步以中国经验为例提出解决方案,他认为务实主义是发展经济非常重要的方式,中国采用的方法是非常务实主义的三件事:第一,设计一项政策达成可行性的要求;第二,衡量这项政策是否能够促进增长,如果能促进增长就继续落实,反之就收回;第三,务实改革、持续推进,尽管在某些阶段会有一些风险,但是不能因为碰到风险就停滞不前。他认为很多经济体都是通过全球化受益匪浅,全球南方国家在应该保持开放和透明的贸易和投资。

  王晓军主任对该问题的回答从三个层面切入。第一点是“如何定义现代化”,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曾经可能与工业化或自动化等同,但现在应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理解。现代化不仅仅是利用当前时代的最佳机遇促进全人类的福祉,还需考虑对未来世代的影响以及全球数字化带来的变革,没有和平与秩序,讨论现代化是不现实的;第二点是“如何讨论现代化”,她认为不能仅以GDP作为衡量标准,全球有1亿人流离失所,如果忽视这些人权和公平正义的问题,如儿童饥饿等现象,就无法真正谈论现代化。因此,现代化还应关注那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具体需求,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关切;第三点,“团结与多样化”是实现目标的关键。作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一员,她强调在全球改革过程中,合作至关重要。这不仅包括信息和技术的交流,更需提升至共同目标的协调,如政策制定、技术设计及标准设定等方面的合作,这些都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使全球受益。同时,应欢迎愿意合作的发达国家贡献其专业知识和技术,构建一个不分割的全球伙伴关系,我们的核心词应当是“团结和多样化”。

  郑永年首先指出,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挑战主要源自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性影响,这导致了国际秩序的混乱,并可能逆转全球化进程,使许多国家陷入贫困与动荡。美国将自己的利益嵌入各地区,往往造成该地区的不稳定。内部挑战则在于全球南方并非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具有多样声音的运动或表达形式,过多的抱怨而缺乏实际行动是其一大问题。在讨论西方现代化模式时,郑永年认为这种模式本质上是排他的,尽管美国体系曾具备包容性,但如今已变得极为封闭。西方国家在自身富裕后未能有效帮助贫穷国家发展,在贸易和投资上附加诸多条件,这对全球南方国家尤为不利。例如人权议题,在极度贫困状态下过分强调人权而不注重经济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历史表明,早期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人权状况同样堪忧。
随后,郑永年转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他引用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的观点来阐述这一理念。他认为不应过多抱怨现状,而是要思考如何摆脱贫困,通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实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开源式现代化,强调发达后应助人为乐,共同发展。通过新发展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中国正尝试将工作阶层升级为中产阶级,促进各国经济增长,他反驳了关于中国式“帝国主义”的误解。   柯成兴发表了三点看法。首先,关于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利用过去的机会,他指出一些国家通过改善民众健康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实现了发展;而另一些则通过建厂和基础设施项目,将劳动力从低产出产业转移到高产出产业,为国家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柯成兴先生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传统上依赖扩大供应能力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已不再有效,因为需求侧市场发生了变化,许多发达国家关闭市场,减少了对全球南方产品的需求。这意味着以往通过增加生产和扩大出口来促进发展的策略已行不通,这对全球南方国家构成了重大挑战。最后,针对这些挑战,柯先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他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多边主义体系,确保各国能在公平竞争环境中受益。尽管多边主义正遭受攻击,但它仍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关键。面对金德尔伯格陷阱带来的困境,即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南方国家应创建自己的合作平台,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在全球缺乏传统领导者的情况下,小国必须发挥自身领导力,积极进行对话与合作,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这样不仅能促进各自国家的发展,还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克服没有外部引领带来的挑战。通过这样的方式,全球南方国家能够继续推进其发展议程,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叶文教授的谈话从19世纪中国的“中体西用”理念展开,指出当时中国尝试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经验。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当前讨论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路径选择。每个国家基于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和目标。例如,东亚国家领导人考察农业的做法与西方有所不同,反映了各自的发展重点。叶文教授认为,在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落入发展陷阱至关重要。一方面需要提升国民福祉,另一方面要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确保无人掉队。这要求各国不仅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还要注重普惠发展,并建立对等合作关系。共同学习、互相借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叶文强调,“对等”并非贬义词,而是强调全球南方国家间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间的平等合作。全球南方不应被视为对立于全球北方的存在,而是在同一星球上共同发展的伙伴。

  第一轮讨论结束后,博兹克尔对嘉宾观点作了简要总结,并引导与会者展开更深入的交流。

  阿罗约在第一轮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其十年菲律宾总统的执政经验,分享了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思考。她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借鉴中国及东亚模式而非盲目追随西方道路,并以菲律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因灵活施策而免受重创为例,指出政策制定需兼顾国家规模与实施时机。作为在场唯一民选领导人代表,她特别提醒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主张现代化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可行性。通过对比西非经济共同体与东盟的发展差异,她揭示了区域合作的成败关键:西非因外部干预和内乱陷入动荡,而东盟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五大原则,保持了区域稳定与发展。她建议全球南方国家效仿东盟模式,通过强化团结发声来提升国际话语权。最后,阿罗约重申,发展中国家既要保持理想追求,更需以务实态度应对现实挑战,在主权平等基础上探索特色现代化路径。

  巴巴耶夫在发言中高度肯定了阿罗约总统的观点,强调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单边主义、单边制裁等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他特别赞同阿罗约提出的东盟五大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包括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应当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遵循的基本宗旨。同时,巴巴耶夫也表达了与全球北方国家开展对话的开放态度,主张建立一个包容各方的单一合作平台。巴巴耶夫宣布了一个重要倡议:他将于今年6月在圣彼得堡主持召开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论坛,继续深化这一关键议题的讨论。他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坚持自由选择、相互尊重和利益均衡的基本原则,强调不论国家大小,各国的发展权益都应得到平等保障。这一倡议体现了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

  王晓军主任首先回顾了南南合作的历史根基,强调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等基本原则历经70年始终未变。她指出,虽然合作形式与时俱进,但这些核心宗旨始终是南方国家合作的基石。针对合作机制建设,她提出了制度化的创新思路。王晓军主任认为南南合作应当超越双边技术交流的局限,建议借鉴东盟等成功案例,建立区域性乃至次区域性的合作框架。她特别提到,现有的77国集团等机制虽具价值,但更需要创造“涟漪效应”,即通过共同利益和根基将南方国家有机联结,最终形成推动共同发展的“波浪“。这一形象的比喻生动阐释了她对南南合作机制化路径的独到见解。

  黄益平教授在发言中回应了上一轮谈话提到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困境。他指出,历史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曾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但如今美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明显倒退,而短期内又难以出现能够完全替代美国角色的国家。面对这一结构性挑战,黄教授既保持清醒认识又展现乐观态度:一方面承认现有国际秩序出现断层,另一方面强调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既有多边机制仍具重要价值,全球南方国家应当通过加强合作维系国际经贸体系的基本运转。   在解决方案层面,黄教授特别赞赏东盟的区域合作模式,并创新性提出“区域自贸协定联网”构想,主张通过整合现有区域性自贸安排,构建更开放的贸易平台。针对最迫切的绿色发展议题,他系统阐述了“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计划”的具体路径:以中国成熟的绿色产业链为基础,结合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需求,建立涵盖资金、技术、产品的综合性支持体系。这一构想与“绿色马歇尔计划”异曲同工,但更突出南南合作的特色。黄教授特别指出,虽然中美合作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现实政治约束下,全球南方国家不应被动等待,而应主动构建去政治化的务实合作机制。他以绿色转型为例,说明即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精准对接供给与需求,依然可以创造多赢格局,既促进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又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实质贡献。这种立足现实、着眼行动的思路,为突破当前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方案。

  叶文教授以尖锐的批判视角剖析了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他直指美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本质——从未建立平等伙伴关系,而始终维持着交易性的剥削模式。通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碳减排标准双重性等典型案例,叶文教授揭露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存在的系统性矛盾:一方面通过G20等机制边缘化南方国家议题,另一方面又将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能力的减排目标强加于人。他特别以印度尼西亚需要2000亿美元实现西方碳标准的案例,揭示了气候治理中的资金与技术鸿沟。叶文教授指出,这种不平等已渗透到经济神经末梢:印度IT服务业85%的雇主来自美国,形成深层依附关系。在批判基础上,叶文教授呼吁道,当西方议程损害自身发展权益时,全球南方国家应勇敢说“不”。这种态度转变不仅是对既往顺从姿态的突破,更是重构国际话语权的起点。

  柯成兴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了对国际合作前景的审慎思考。他以冷静的学术视角指出,当前国际合作的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北方国家的自私行为,而应认识到国际合作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难题。柯教授通过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他以巴黎气候协定和可再生能源推广为例,说明即使存在明显共同利益的领域,国际合作仍可能失败;其次,他指出WTO等国际机构功能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最后,他特别强调,单纯依靠“良好意愿”不足以维系国际合作,必须建立有效的制度平台。在悲观论述中,柯教授仍保留建设性立场:一方面承认东盟等成功案例的价值,另一方面呼吁全球南方国家以更务实的态度参与国际机制改革。

  郑永年教授的发言围绕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路径提出了三个关键洞见:第一,他辩证地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必须平衡集体行动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强调任何合作框架都应尊重各国发展需求的差异性。这一观点既肯定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又警惕“一刀切”模式的潜在风险。第二,他提出“开源式现代化”理论,以中日新三国成功经验为例,说明现代化不是封闭的专利体系,而是可因地制宜、博采众长的开放进程。这一理念打破了现代化道路的单一性迷思。第三,在全球治理层面,郑教授呼吁新兴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特别强调中国应通过分享自身现代化经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伙伴关系。   随后,现场进入提问环节。黄益平教授在回应全球化逆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指出,尽管贸易壁垒的无序上升带来挑战,但中国已从小型开放经济体转型为大型开放经济体,必须转变增长模式。他着重强调双循环战略中内循环的关键性,认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应成为应对全球变局的核心策略,这一转型虽具挑战但势在必行。

  阿罗约前总统在回答南南合作有何新机遇这一问题时,以百年来的三大高光时刻为例阐述国际合作真谛: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美苏核裁军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她特别指出,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点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释放人民的善意。针对南南合作,阿罗约提出三项原则:一是最小化意识形态干扰;二是聚焦共同利益;三是复兴不结盟运动精神。她认为,正如“一带一路"”已惠及130多国,全球南方国家应当建立基于务实合作的新不结盟网络,这一观点既立足历史经验,又为当前南南合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实践框架。

  最后,博兹克尔对本次论坛进行总结,他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唯有通过深化合作与完善机制,才能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包容的国际秩序。他强调这种变革不是简单争取话语权,而是要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最终实现各国共享和平繁荣的愿景。在闭幕致辞中,他再次对各位嘉宾、听众表示感谢。

  (后方支援记者郭至君实习记者许思悦)

博鳌分论坛聚焦全球南方主题(图片来源:年会图片中心)

  中评社博鳌3月27日电(中评社报导组)2025年3月26日上午,“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论坛于BFA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厅开幕,该论坛由土耳其原欧盟事务部长、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有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联合国南合作办公室基金主任王晓军,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月跟奥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印度中国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副教授叶文。众嘉宾围绕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南南合作新机遇等议题展开对谈。

  论坛伊始,博兹克尔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多元化路径推动现代化,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与公平发展中寻求平衡,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技术鸿沟等系统性挑战。随后,他提出了本次论坛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南方国家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下,如何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现代化路径,并在贸易、科技、气候行动等领域加强合作,缩小南北差距?

  针对该问题,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表示,全球现代化存在多种路径,包括以自由民主和全球化经济为特征的西方道路、经济高度受国家控制的中央集权模式,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全球化经济与改革开放之路。香港、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作为亚洲四小龙,也探索出了不同于传统西方的现代化成功范例。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考,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目标、政策特点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为了进一步增强国际合作,减少意识形态障碍是至关重要的,这将使各国能更充分地利用来自大国如中国、美国、俄罗斯的支持与资源。同时,南方国家间应加强团结协作,通过建立类似西非经济共同体和东盟这样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成员国之间共同发展。

  巴巴耶夫表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正在蓬勃增长,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中有超过32%来自南方国家。全球经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传统的南北对立观念已不再适用。当前,所谓的“北方国家”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从美国与欧盟间的深刻差异以及欧盟内部分歧中可见一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成员国的观点和全球南方国家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国家的代名词。全球南方国家主张基于联合国宗旨及自由贸易原则,促进资金自由跨境流动,反对制裁引发的人为贸易障碍,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全球经济体系。这种共识标志着全球经济体系的新基础,并促进了全球经济向新的命运共同体迈进。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单一整体,但它们通过各种区域性组织如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进行合作,进一步团结在一起。金砖国家作为南方国家平台之一,虽尚未成为正式国际组织,但正逐步机制化、组织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计划也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合作平台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和发展原则,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贡献力量,并在世界舞台上逐渐显现影响力。今天,我们讨论如何推进这一进程,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对于构建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