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中美关系的关键—决策者的“世界观”

　　中评社北京12月5日电（实习记者张承易）12月4日，在“大学沙龙”（原“哈佛沙龙”）第172期“温故知新：中美关系一百年”上，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牛军就1945－1979年的中美关系史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期间中美关系主要受外力塑造，特点是两次“同盟”。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则是“共同的敌人”，中美关系转折的实现则有赖于双方决策者的“世界观”。

　　牛军在讲座开始时提到，王缉思曾在一篇序言中提到中国人看中美关系史是以中国史为视角的，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为划分，但由于档案开放原因，我国学者大量使用的是美国政府的资料。因此形成一种中国“听其言，观其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断做出反应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叙事方式。而随着中国相关档案的开放，中美关系史中那些巧合被发现实际上是中美互动的结果，这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与反思。

　　他认为从太平洋战争到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受外力推动。其中有两个时期中美关系密切，第一个是国民政府时期与美国形成的战时同盟时期，另一个则是基辛格所说的，自1972年开始中国与美国　“心照不宣”的“同盟”时期。

　　牛军认为，这两次“同盟”形成的原因都是外部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美有共同的敌人。第一次是日本，第二次则是苏联。

　　而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美国克林顿政府推行全球化取向的政策。这一变化使两国找到了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找到内在动力，对长期受外力影响的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巨大的变化。

　　牛军认为国际体系的变动导致中美有共同的敌人，这个决定中美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力量是通过两国决策者对国际形势变化的认知来实现的，更进一步，是对于世界政治潮流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基本状态和变化的判断。他将这些认知称为决策者的世界观。而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缺少对于中美关系在冲突时期以及合作时期相关世界观的深度阐述。

　　第一次同盟到关系破裂 　　牛军指出，中美的第一次同盟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到国共内战爆发基本结束。面对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新政权建立后，双方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巧合。在1949年2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应国会议员咨询时，表示应对中国情况，应该先观望，搁置对华政策。艾奇逊表示，在中国政治情势尘埃落定之前，无法确定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做决策为时尚早。而在1949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表示不忙与解决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同样搁置了对美政策。

　　牛军说，在搁置的背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其实也在持续接触，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时任中共外事联络室主任黄华就一直保持联系。直到6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原则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美国政府也在几乎与此同时勒令司徒雷登不能北上进一步接触中国共产党。

　　牛军认为这样的巧合背后是冷战对于双方的重大影响，以及双方决策者对于冷战的认知，对国际局势的认知。毛泽东当时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中国将承担前所未有的重任，资本主义将爆发总危机。这样的判断使毛泽东做出了一边倒的决策。美国在1949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即使实现统一也会长期羸弱的认知，以及其对于冷战的判断也导致了美国不再试图与中国建交。

　　走向“解冻”

　　牛军指出，而第二次“结盟”也伴随着巨大的巧合，随着中国档案的逐渐公开，不难发现双方迈开和解的步伐几乎史同时进行的。 　　牛军说，双方是几乎是同时寻找打开大门的机会。1969年12月3日波兰华沙，美国大使追着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传达美国政府接触的意愿。同时在北京，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交报告，表示释放两个此前因误入广东水域的美国人，以释放中国对美国的善意来试探美国的态度。就在此时，华沙大使馆的报告被送到北京，周恩来很高兴，表示终于拿到“敲门砖”。外交部开始指示华沙大使馆详细报告相关情况。此事也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虽历经波折，中美关系仍持续发展以至建交。而这个巧合背后实际上是双方决策者应对世界局势变化所作出的重大的决策，1969年8月中苏冲突后，尼克松听了国务院的相关研究之后表示，表示冲突就是苏联挑起的，基辛格认为，尼克松此时其实已经表示了美国此后政策调整的立场，那就是不允许苏联入侵和打败中国，因为这会破坏国际力量的平衡。

　　牛军指出，中国做出相应决策也是出于决策者的战略判断，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谈到对外关系时说：“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而周恩来也在九大之后，让陈毅为首的“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继续做国际形势的变的研究，且不要受九大报告的约束。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周恩来。和当时公开流行的观点相反，在这份报告认为目前暂时没有爆发大战的趋势，可以利用美苏矛盾。而此后陈毅还提口头建议可以提高中美会谈等级。这一系列的对于国际形势的认知与决策，最终促成了12月以及此后的接触。

　　牛军表示，中美关系史上这两次重大的巧合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次是搁置，一次是和解。而这两次表面是巧合，实际上是两国决策者对于世界政治潮流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的认识的变化导致的。双方都认为，世界政治出现极大的变化，苏联是安全的威胁，越战停止越早越好，这些相同的认知使两者开始接近。最终认知影响决策，中美走向接触与建交。

　　中评社北京12月5日电（实习记者张承易）12月4日，在“大学沙龙”（原“哈佛沙龙”）第172期“温故知新：中美关系一百年”上，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牛军就1945－1979年的中美关系史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期间中美关系主要受外力塑造，特点是两次“同盟”。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则是“共同的敌人”，中美关系转折的实现则有赖于双方决策者的“世界观”。

　　牛军在讲座开始时提到，王缉思曾在一篇序言中提到中国人看中美关系史是以中国史为视角的，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为划分，但由于档案开放原因，我国学者大量使用的是美国政府的资料。因此形成一种中国“听其言，观其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断做出反应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叙事方式。而随着中国相关档案的开放，中美关系史中那些巧合被发现实际上是中美互动的结果，这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与反思。

　　他认为从太平洋战争到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受外力推动。其中有两个时期中美关系密切，第一个是国民政府时期与美国形成的战时同盟时期，另一个则是基辛格所说的，自1972年开始中国与美国　“心照不宣”的“同盟”时期。

　　牛军认为，这两次“同盟”形成的原因都是外部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美有共同的敌人。第一次是日本，第二次则是苏联。

　　而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美国克林顿政府推行全球化取向的政策。这一变化使两国找到了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找到内在动力，对长期受外力影响的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巨大的变化。

　　牛军认为国际体系的变动导致中美有共同的敌人，这个决定中美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力量是通过两国决策者对国际形势变化的认知来实现的，更进一步，是对于世界政治潮流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基本状态和变化的判断。他将这些认知称为决策者的世界观。而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缺少对于中美关系在冲突时期以及合作时期相关世界观的深度阐述。

　　第一次同盟到关系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