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音乐文物与中华礼乐文化的传承发展

　　中评社北京3月3日电／据光明日报报导，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中，“礼”是建立社会群体秩序的重要原则和实践体系，贯穿于传统观念、伦理、风俗、制度等各个方面。“乐”是源自人们内心情感的自然诉求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蕴涵仁爱之义的古雅音乐。“乐”与“礼”相须为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华礼乐制度的基础。汉唐时期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礼乐发展不仅彰显着中华传统美学的魅力，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礼记·乐记》言，“乐统同，礼辨异”。“乐”是“礼”不可或缺的另一面，二者共同构成了“和”的两面。先秦时期，“礼”为“理”，“乐”为“节”，彼此互达，从而实现不“素”不“偏”。以礼乐制度为基础建立的理想化的政治蓝图，在《礼记·乐记》中有所描绘：“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郑樵总结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汉唐时期是礼乐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华文明在与外界的碰撞与交融中走向开放与包容，同时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礼乐制度随之呈现新的面貌，礼乐文化也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目前考古所见的各类遗存与文物中，乐器以及用来描绘音乐场景的图像、装饰等是重要的一类，学界通常将其称为“音乐文物”。这些音乐文物是与音乐文献互为补充的实物资料，它们不仅提供了考证古代音乐的依据，更有助于我们管窥礼乐文化的精神特质。先秦时期，“礼”的核心是宗法与等级，礼制框架下的“乐”表现为以大型钟磬为核心的乐悬组合。“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是对其生动的描绘。随着秦汉的统一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以降郡县制度全面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走向瓦解，“乐钟制度”亦随之式微。然而，礼乐观念已经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精神的塑造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对《礼记·乐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音乐兼具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同时其本身还具有娱乐功能。这三重功能既是“乐”与“礼”联结的立足点，也是汉唐时期塑造礼乐符号的出发点。

　　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中心的乐悬组合即是音乐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体现，这种音乐组合在汉唐时期随着政治和社会变迁转变为鼓吹乐。“鼓吹”本为音乐的总称，源自汉代“黄门鼓吹”“短箫铙歌”。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鼓吹乐”概念出现了分野。受到军事化影响，这一音乐形式融入“功成作乐”之义，从而形成“军乐鼓吹”，又因“丈夫四方之功”“恩加宠锡”“献功之乐”等意涵，逐渐成为等级和身份的象征，从而形成“卤簿鼓吹”。两类鼓吹在北魏后期逐渐合流，并在隋唐时期形成定制，官方专门设置鼓吹署进行管理。在音乐文物中，鼓吹乐常以壁画或陶俑的形式呈现，用于军队凯歌或出行卤簿之中。乐手们骑于马上或步行前进，演奏节鼓、鼗鼓、排箫、筚篥、大角等乐器，以声势彰显身份阶序之高、军容威严之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