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邑遗址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

　　中评社北京3月3日电／据光明日报报导，陶寺位于临汾盆地的核心区域、塔儿山脚下，如果将其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陶寺遗址处于我国两大农耕区的交汇地带。考古学界多用“重瓣花朵、多元一体”形容史前文化格局，其中，花蕊所在区域就是中原地区，即陶寺所在区域。可以说，陶寺遗址是探索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亮点”，也是探索与传承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和精神标识的典型遗址之一。全面系统梳理陶寺遗址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与总结其成就和贡献，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初识陶寺

　　1958年，山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在陶寺村的南沟与赵王沟之间，发现面积可能为数万平方米的史前遗址，陶寺遗址遂被发现。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同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研究给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了“夏文化”研究的升温，甚至成就了时至今日未曾中断的研究热点，夏文化探索也成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之一。

　　1959年至1963年秋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从行政区域看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8000余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306处，其间发掘垣曲县的丰村、龙王崖、口头遗址等，尤其是1963年冬，在陶寺村南、李庄东南、中梁村东北和沟西村北又发现4处遗址。以往学界对1959至1963年晋南大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次调查不仅发现了众多遗址、开展了一些田野发掘，一定程度上还奠定了山西考古的早期基础，也是徐旭生夏墟调查工作的延续，调查中发现的陶寺遗址以及东下冯遗址等成为探索晋南夏文化的重点遗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考古调查材料揭示出河南龙山—二里头时代晋南政治中心的兴衰，　学界普遍认为与陶唐、夏墟传说紧密相连。此外，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此次区域调查可以说是聚落形态考古引入中国前，具有聚落考古特点的“区域系统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复查了陶寺遗址，敏锐地发现之前陶寺周边的几处遗址基本连成一片，面积已达到数百万平方米，陶寺从一个普通规模的遗址跃居成为超大型遗址。考古工作者初步认识到它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遗址，于是将其确定为晋南首选发掘对象。1977年，高天麟、高炜、郑文兰与襄汾县文化馆的尹子贵、陶富海，再次复查陶寺遗址，为接下来的正式考古发掘打下基础。1978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拉开了陶寺考古科学发掘与研究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