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看两岸关系新变局
中评社╱题：从香港看两岸关系新变局
主办：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 中评智库基金会
督导：郭伟峰 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
主持人：李 风（香港）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所长
评论员：李大壮（香港）中华新时代智库基金会理事长
邵善波（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
刘澜昌（香港）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
宋小庄（香港）前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罗祥喜（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束 沐（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执行人：罗祥喜 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
王 平 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
郭至君 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
时间：2024年9月27日
地点：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会议室
李风：开场白
感谢各位参与此次思想者论坛。当前台海局势更加严峻复杂，赖清德相较蔡英文更加猖狂谋“独”挑衅，不顾一切执行“台独”路线。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亦愈发激烈，反“独”促统事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台湾内部反“独”力量也在壮大，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不认同赖清德路线，希望和大陆交流合作，希望台海和平稳定，更多台湾民众和民进党划清界限，不希望走向战争。大陆牢牢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对激进“台独”分子有更多办法、更好手段精准处理，决不让“台独”得逞。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了27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在座都是香港智库菁英和重要人士，多年处理对台工作和研究台湾问题。香港如何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希望香港有识之士在这方面多提供智慧、意见和方案，为祖国统一做出独特贡献。
李大壮：520后台海局势新变化、新风险与新机遇
我近期赴台期间，在台北进行了十几场交流，与不同背景和界别的人士深入讨论。我也藉此机会在不同场合分享并宣讲《解析三中全会精神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在同一时段，台湾政坛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进党的郑文灿被检调部门正式起诉，民众党的柯文哲则被拘留调查。这些事件对2026年和2028年台湾地区选举的影响深远，预计将对未来4至8年的岛内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郑文灿和柯文哲案
对未来几年台湾政局影响重大
民进党在“立法院”未阻止“蓝白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柯文哲的政治势力壮大。柯文哲被视为2028年最有可能与民进党竞争的关键政治人物。目前柯文哲和郑文灿的法律状况，尽管台湾实行“无罪推定原则”，但根据我上月与台湾法律界人士交流，基于他的经验，这两位政治人物面临所需打官司的时间起码是“十年八年”。
从当前形势来看，赖清德已为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做好部署。在南部的高雄与台南，问题似乎仅是谁将代表民进党出战。相对地，蒋万安在台北和张善政在桃园寻求连任应无太大障碍。至于台中与新北，由江启臣接替卢秀燕出战台中，应该也不会面临太多困难，毕竟江是当地有深厚基础的政治人物。新北的情况则较难预测，是否会出现党内竞争，尚需观察。
柯文哲事件或让部分年轻人重新选择蓝绿两党，这对国民党而言是不利的。数据显示，2024年大选，20至29岁的年轻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率非常之低，短期内这一趋势不大可能改变。
若赖清德在高雄和台南保持优势，并在其他地方市议会增加议席，他的2028年连任计画将更为巩固。赖可以轻松应对对手，专注于击败任何挑战者。与此同时，在野党的人选仍然未定，这是个老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问：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以期待局势会有所改变？就像最近一位在台湾的学者朋友告诉我，美国在台协会（AIT）与台湾各政党的各阶层都保持着规范严谨的接触和沟通，而非仅依赖媒体报导。这也是我们大陆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据瞭解，“国安会”与陆委会将实施新的智库交流标准，尽管台方仍然非常欢迎大陆学者前往台湾交流，但这也导致一些大陆涉台智库推迟了访问台湾的计画。
两岸交流应避免同温层交流
要敢于面对不同的声音
想要干实事，难免伴随“风险”，关键在于如何进行管控。我们必须明确目标，只有确定了目标，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合适的人来执行。例如，近期中央提出要加强两岸四地的“交流与融合”，随之我们看到类似活动明显增多。关键是要客观地识别我们的真正“观众”。如果目标观众是台湾同胞，我们必须确保他们能真正接收到我们的资讯。
我坚信，真正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必须是“有来有往”的过程。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有机会创建协商与韧性的空间。香港在这一进程中应大胆改变以往交流策略，避免仅在同温层内交流，而是要敢于面对不同的声音。
在过去的24年中，民进党已有超过16年的执政经验，台湾问题的风险越来越高。对此，我们不应仅仅区分“新旧”风险，而应面对由政策问题引发的系统性“沟通不畅”，这是产生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也面临实际的交流障碍。例如，今年春节部分大陆学者计画访问台湾观选，但不知因内部什么原因而未能成行。这种情况不利于解决问题。此外，在9月5日台北举行的第10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中，尽管多位知名人士赴台，但因顾虑，只进行了表面交流，错过了与台方进一步交流的机会。为避免风险，人们可能选择“躺平”，仅做表面功夫应付过去，留给下一任去解决。这种做法虽然实用，但长期看来可能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先辈们告诫我们，要成功必须努力和坚持，成功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75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到现在，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科技、经济还是国际地位，都有了质的飞跃。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的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全新机遇。
在过去30多年中，我有幸穿梭于两岸三地，深入交流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尊重与理解台湾朋友的感受。虽然我们坚守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必须保持策略上的灵活性。例如，今年7月的一场大陆高校两岸学者交流活动中，有人对来访的台湾蓝营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不禁思考，这样的指责是否真的必要？
这让我回想起多年前参加的一次两岸交流研讨会，当时不少专家对某位绿营参会人士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如果他的观点与我们相同，我们还需要交流吗？交流的本质应是理解差异，寻求共识，而非单方面的指责。如果目的是批评，那么举办交流会就毫无意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习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这句话。面对“新机遇”，我们需要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和引领未来的变化？如何利用我们的智慧和资源来促进和平与发展？在这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用开放的心态和灵活的策略，迎接每一个挑战，抓住每一个机遇。通过真诚的交流和合作，我们可以期待局势的积极改变，共创美好未来。最重要的是需要自问：新机遇下，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可以期待局势会有所改变？
我们的目标是“和平统一”，过程是“融合发展”。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我们躺平，不有所作为，如果最终无法完成“和平统一”，只能用武力统一，后人会怎么撰写我们这段历史？所以我还是坚持走入岛内，广结善缘，不分颜色，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大业。
邵善波：香港在对台工作中应发挥更大作用
“一国两制”最开始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生，但香港走在前面实行了20几年，香港经验直接影响台湾问题如何处理，虽然两地历史、社会环境、经济不一样，但香港回归过程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作用。
中美关系下港台问题交织
香港角色需更好发挥
我们这几年比较关注台湾问题，背景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变成重要关键的环节，因此除了观察香港，中美关系也是重要部分，台湾、香港问题交织在一起。我的感受是，香港政府虽然有对台工作，但香港政府官员基本不懂台湾问题，对台湾也缺乏交流热忱，因此在对台工作上难以依靠。但不能说香港政府没有角色，虽然对台政策是中央政府定的，但是香港在对台关系方面应该有领导力量，可惜香港政府没能扮演这个力量，只是配合中央。所以整体来说，香港对台工作有很重要的作用和角色，但没有发挥出来，这也是中央希望香港发挥的。
传统来讲，港台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非常密切，香港回归的头5年，台湾朋友当时说：如果能像香港这样实行“一国两制”也可以，但很快香港出现的问题，让台湾人的态度反转，台湾目前很少有人接受“一国两制”，不论他们对此的理解对不对。但是在社会、商贸上，香港和台湾传统关系很多，台湾利用香港上市他们的企业，台湾不少人也利用香港作为往外走、分担风险的地方。因此在对台工作方面，香港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更大的作用，香港的角色还在，但我们没好好发挥。
美国不会放任“台独”乱搞
但内部有挑衅力量导致失控
争取和平统一，我不是很乐观，主要是台湾内部支持统一的力量很少，看起来情况一时半会儿不会改变，民进党对岛内控制很强，看不到台湾出现有分量的、支持统一的力量。而国民党是“三不”：不想打仗、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统一。国民党在未来5-10年会有很大变化，老一代逐渐远去，第二、第三代如何变化还不清楚。苏起这种老一代国民党人的民族感情很强，让他们放弃“中华民国”很难，马英九也不可能放弃“中华民国”，但再下一代会如何？我们不乐观。岛内很难出现支持统一的力量和我们谈。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要清楚实现和平统一很难，但我们对和平统一的争取不曾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最近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说，在亚太潜在战争风险较高的区域之中，台湾相对最稳定，中美应该沟通。他的结论我同意。美国说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以我的理解是，中方也不急于改变现状。解决台湾问题有时间表吗？很多北京和香港朋友说没有时间表，我说还是有时间表的，既然定了2049年实现民族复兴，就一定要包括国家统一，只要有死线就有时间表了。而且2049年是死线，就不可能2048年才做，所以会在2040年或2030年左右解决问题。美国国防部内部预测的统一时间表是2027年，说美国要抓紧用这几年的时间调动国防力量，否则就会打不过中国，这是美国军队里面的说法，但他们不公开承认。美国也明白我们有红线，我们的红线是什么？有人说是不能法理“台独”，不能公投、“修宪”、改“国号”，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也侵犯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不过很清楚的是，美国不会让赖清德乱搞。
时教授说台海局势相对稳定，但美国可能不这么认为。《金融时报》爆料说，中国领导人判断西方有势力在怂恿我们打台湾。美国有没有怂恿我们打？肯定有，不是美国政府或军方，是里面一些极右派有这个想法，他们希望打起来，好好教训中国，对他们有好处。这不是主流看法，但的确存在。《经济学人》说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说中方会有所动作，这是误导的说法，中方动不动武，清清楚楚，但美国会不会做出行动就是很大问题了。美国不是铁板一块，有白宫、国会、军工、深层政府，权力是分散的。比如国会通过很多涉及香港、台湾的法案，我们就骂美国政府，但这是美国国会做的事情，我们骂美国政府，反而会掉进国会的陷阱，美国的法案从国会通过到生效还有很多程序要走，我们没有必要着急骂他们。我们面对的美国不是一个整体，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不想改变两岸关系，但政府难以控制其它力量。比如美国打伊拉克，究竟时任总统小布什在哪一天、哪一个会议上决定打伊拉克，没有记录可以追溯，稀里糊涂就做了决定。所以美国人非常怕擦枪走火，届时他们内部可能会失控，不是我们想打，是对方内部失控，不得不激烈反应，他们会担心这点。
所以台海真的很危险，不是因为我们和美国当权者的冲突，而是美国的体制、权力、政府运作问题，他们出现不受控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的，那就会出大事了。问题在美国内部，因此中美恢复军事沟通是对的。
“一国两制”非权宜之计
台湾问题关键是政治体制
有内地朋友说，如果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不用“一国两制”了，我不同意。“一国两制”不是收买人心的权宜之计，也不是阶段性的安排。“一国两制”是国家战略性安排，不是收买香港人，稳定了就收走了。中央政府认识到，世界上还是资本主义体系为主，我们要长期处于这个环境里面。毛主席说，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要保持港澳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这个要求不会因为香港稳定下来就不用了。所以不论用何种方式统一台湾，“一国两制”还是战略性的考虑。
最后，台湾如果维持现有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还有个问题，台湾搞西方选举制度搞了那么多年，虽然乱七八糟，但他们的中上层还是认同这套东西的。这和香港不一样，英国人到了最后时刻才在香港引入选举，试图用“民主体系”来阻止中方控制香港。虽然英国的想法很幼稚，但回顾香港回归20多年来不是没有道理，反对派当时能控制立法会，甚至能通过选委会选出他们中意的特首候选人。
因此台湾问题很棘手，台湾一时半会儿不愿接受“一国两制”，他们会参考香港，虽然香港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不变，但主要问题还是政治体制。香港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较大变动，中央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选举政治是怎么回事及其后果，主要是80年代时北京有些人也认同选举政治，乐见在香港搞民主，搞到后来出事了。所以台湾问题很棘手，他们的“民主”已经搞了30年了。
刘澜昌：治台比治港或难千万倍
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台海形势也随之急剧变幻，岛内“台独”越是嚣张，反“独”促统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赖清德数月之间，统“独”力量即呈现出极化发展的态势。形势往往比人强，在大变局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往往带来忽然的改变。赖清德不排除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同样，反“独”促统也可能突然质变，“治台”的准备万万不可滞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展开回归谈判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足足有十多年的准备，然而香港回归27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还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何况“治台”比“治港”难千万倍。
狄更斯有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任何历史进程的发生，都是新旧、正反、进步与落后的较量和博弈的结果。自520上台后，赖清德猖獗谋“独”的定性，连支持他的美国人也不能否定。从“520就职”，到“616凤山军校训话”、“831金门”等讲话，赖清德反反复复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没有人怀疑这就是他的“务实台独”的策论。显然，他比蔡英文走得更远更激进，危害也更大。
值得强调的是，在岛内制约“台独”的力量在弱化，而岛内统一的力量几乎看不到也听不到。打正旗号支持统一的新党，不但人少而且在政坛上没有半点位置。朱立伦控制的中国国民党实际不敢在统“独”问题上正面对抗民进党。至于柯文哲和民众党，底子本来就是绿的。岛内的朝野之争主要是权力之争。尽管赖清德在选举中只获得了四成票，但对岛内控制能力很强，第一枪打郑文灿，第二枪打柯文哲，第三枪不知道会打谁，所以有国民党“立委”投弃权票、生怕被民进党打。
在国际上，除了“以台制华”将是美国两党的长期战略，也有一些国家跟着鼓噪，例如三个国家军舰过台海，荷兰等小国起哄“联大第2758号决议”问题等。但是，维护中国统一的力量占据国际主流，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即使在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访台，但是上任后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政府明里也必须表示不支持“台独”。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包括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地位的提升，完全呈现碾压“台独”的态势。
故此，要有台海形势突变的准备。客观看，当前大陆的台湾工作，立足点还是侧重于防“独”反“独”，在反“独”防“独”中凝聚和壮大统一的力量，在反“独”防“独”中促进力量消长形势改变。应该肯定，时间在我们这一边。不过，也要有局势急剧变化的准备。回顾历史，解放战争最初毛泽东预估解放战争可能耗时15年，后来乐观估计要5年，再预计3年半，最后仅用了3年。现在大陆军事力量远超台湾，只要美国不介入，解决台湾问题在军事上不是问题。同时，也可能不断强大以至比肩美国的军事力量后盾产生超级化学作用，从而导致“北平模式”的提前到来。
然而，岛内统一力量的弱小，尤其可能与形势突变存在巨大落差，导致“治台”力量薄弱可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无疑，无论统一以何种方式实现，如同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一国两制”的模式是最佳的选择。中央也早早提出了思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是，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可以顺利过渡，1997年7月1日，换了一支旗，英国旗帜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进驻香港到位，香港回归祖国新的一页就翻开了。27年来，尽管出现过许许多多风风雨雨，但是政权的转换没有流一滴血，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最终得以落实，香港依然是会生金蛋的东方之珠。那么，宝岛一旦插上五星红旗，是否也能像香港顺利过渡？
平实看，治台首先在地理上就比治港困难得多。香港与祖国大陆只是小小的深圳河一水之隔，香港的食水及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靠内地供给。然而，台湾孤悬海外，统一之后的中央全面管治权如何达致，不能不说是问题。
其次，香港回归可以全盘接收和使用港英政府留下的十八万公务员队伍，总体上这支队伍的基本素质是可以肯定的。其中，法治观念和廉政观念尤其突出。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展开反贪工程，由此而建立的廉政公署机制行之有效。但是，台湾的贪污在陈水扁时代恶性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当下，蔡英文的大将郑文灿收监，民众党首柯文哲在囚待审，不过是冰山一角。台湾的结构性腐败，源自选举要花大量金钱，无论是蓝绿白都逃不过那个“魔咒”，先筹大钱再以权谋私还钱，不然就没办法打赢选战。选一个“立委”要上亿台币，县市长更是天文数字。所以，现在岛内各种弊案比比皆是。贪污渗透于政坛每一个角落。所以，台湾原有的管治队伍，能够原封不动照搬使用吗？
再看岛内当下的三大党，包括国民党、民众党都不跟大陆谈统一，赖清德旗下的民进党就更是别提了。关键还在于，台湾主流民意也没有这个意愿。岛内长期的“去中国化”，导致岛内中华民族意识薄弱，统一意愿弱化。民进党从陈水扁时期开始搞本土化，国民党也不反对，但本土化其实就是“务实台独”的论述。当下赖清德炮制的“新两国论”，不少国民党人也认同。
所以，培植和壮大岛内统一力量，任重道远。
宋小庄：以问题为导向谈三个涉台问题
基于“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我讲三个问题：
一是台湾领导人选举的当选制问题。
台湾的领导人选举制度采用的“相对多数当选制”是不民主的。该制度是学美国的，但却是东施效颦。台湾被美当政者誉为“民主标杆”，恐怕言过其实。当选制度一般采用“绝对多数当选制”，采用“相对多数当选制”并不民主。民主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应当是绝对过半，才能具有认受性。台湾的领导人选举，几乎都是四成选票当选，没有过半多数的支持，难以被称为“民主”。
以美国自己为例，美国总统选举以得到538名选举人团的过半数即270名选举人的支持为准，美国各州的选举人团的人数不等，按“赢家通吃”的制度来决定支持票的多寡。虽有诟病之处，但赢家还是由过半数决定的，如由得四成票者成为赢家，势必乱套，结果肯定不同。但台湾在野党不寻求改革，也是奇怪得很。因此，台湾的相对多数当选制应当进行改革，改为绝对多数当选制，如法国那样，才算“民主”。
二是台湾问题的由来问题。
在国际、国内法上，国家统一、殖民地独立，不论用和平还是战争的手段都是正义的。中美两个大国，都经历了这个历史过程。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均属此例。中国历史远比美国悠久，国家的统一战争也远比美国复杂。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国内还有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留下的殖民地问题，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处理，不可能完全一刀切。
就台湾问题而言，根据1943年2月1日中英美三国《开罗宣言》，日本以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窃取中国的台湾，要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因此，台湾在二战后需归还中华民国。
在国际法上，对中国而言，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应由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但翌年4月，孙中山辞职，南京临时政府被北京的北洋政府取代，在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前，由北洋政府代表中国。1927至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但由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代表中国。由于国际上两大阵营冷战和较量，未分胜负，直到1971年联合国才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到更广泛国际社会的承认。但至今两个对立的政权仍然存在。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史学上的“正统论”。以近现代国际法视之，该学说就是在中国存在两个及以上的政权情况下，何者为正统的问题。对中国古代的“正统论”，1977年饶宗颐所着《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可资参考。史家提出“正统论”的意义何在？正统之论，始于春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仁人志士们意识到，华夏国族的存亡系于一统，如果有多个政权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故创“大一统”之学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先秦诸子没有任何一家是反对国家统一的。而主张统一的主要思想家们，大致都认同实行“郡县制”，与古代存在的分封制（也与目前存在的联邦制）相区别。虽然秦朝后的中国合久必分，但分久亦必合。中华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与“大一统”学说息息相关。
但台湾民进党似乎缺乏中华史学修养。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统治台湾”，这是主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为“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一旦大陆对台湾动武，就可以说是“侵略”。实际上就是挑衅大陆，鼓动战争，还不排除有成为美国的战争代理人的图谋。这也违背了中国古代的正统论，即使两个政权互不隶属，中国也要统一；即使台湾孤悬海外，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要实现统一。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代表正统的政权必将实现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已经证明的。所谓政权正统性，要从统治中原是否有方、能否实现有效管治、一统教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有益社会民生等来判断。至于割据政权并不隶属正统，正统政权是否曾经管辖割据政权的区域，并非关键因素。而割据政权不论好坏，都不能独立为一个国家。
三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1982年中美签署的《八一七公报》有“对台军售”的限制性规定。但同日美国总统给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签署题为“对台军售”的保密备忘录，要求他们对台做出直接保证。国务卿又发电报给“美国在台协会”主任，转告给台湾当局的六项保证：
第一，美方不会设定期限停止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第二，美方不会同意就台湾武器销售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事前磋商；第三，美国不会同意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第四，美国不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而重新修订《与台湾关系法》；第五，美国并没有改变其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第六，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加压力，迫使其与北京进行谈判。
美国在《八一七公报》对中华人共和国作出逐步减售乃至不售武器承诺的同时，又在具有保密性的总统备忘录对台湾作了自相矛盾的表示。这是两面三刀办外交，有违国际法：
第一，《八一七公报》是国际协定，其地位高于美国总统给属下的备忘录（尤其是保密性备忘录），也高于美国国务卿给“在台协会”的、转交给台湾当局的电报的六项保证。
第二，该保证与《八一七公报》是有抵触的，如美国执行六项保证，就是对公报的预期违诺（约）（anticipatory breach），这指在签订国际协定之前就不打算履行，预期违约的性质比普通违约恶劣。
第三，该保证的第5项提到的“美国并没有改变其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这是指“台湾地位未定论”吗？这样就又违背了前两个中美联合公报有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认知或承诺。
1979年美国《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的形式塞进了违反三个中美联合公报的三个内容，这就是：（一）限制中国处理国家统一的非武力方式。该法“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武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二）坚持对台军售，该法有“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规定。（三）在大陆武力或强制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性形式的能力”。
美国以国内法，甚至保密的备忘录处理台湾问题，是有违国际法的。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就反对英国向美国南方割据政权提供武器装备。中国人不喜欢强人所难，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但美国却恰恰相反。而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已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并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规定非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条件，这比美国南北战争并未认真进行和平统一，文明得多了。
美国明白不能反对中国统一，但如中国大陆不能统一台湾，妄图独立、分裂国家的割据政权仍然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是强国，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这才是符合美国最大战略利益所在。为此，美国用了四道板斧：一是要求中国务必用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统一。二是扶持分离台湾的力量，制造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障碍。三是安抚台湾分离力量，不必担心大陆动武，美国会保持台湾的能力。四是与中国进行激烈的敌对性竞争，抑制中国的发展。这是美国所谓“一中政策”有别于中国一中原则的实质性内涵。
2023年6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在美驻华大使馆召开记者会的发言，公然宣称美国“一中政策”包括《与台湾关系法》、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同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公布了《布林肯访华会谈纪要》，也有同样的内容，妄图制造三个中美联合公报有“灰色地带”的假象，掩饰美国国内法恶意制造的矛盾。这是大陆官方应当交涉、两岸民间应当质问的。
罗祥喜：两岸关系险峻但局势可控
今年初台湾的选举结果揭晓之后，关心关注两岸关系的各方人士基本上都断定，未来几年的两岸关系必定更趋复杂严峻、变数增多，赖清德就职之后的发展也呈现这种样态。因此，为了评估现状、分析问题、把脉形势，近几个月来许多智库机构先后举办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解读当前的两岸关系。我们今天的论坛从香港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新变局，我的基本看法是：变数增多、不确定性增大，可以说相当险峻，但短期内局势可控，中长期不悲观。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最大的变数在台湾内部，主要是“台独”势力愈趋猖獗，在野势力制衡力不足。
我们可以把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因素，大致归为三大类：一是大陆因素，包括大陆本身的发展及对台政策变化；二是外力的影响，主要是美国因素的影响；三是台湾内部自身的种种变化。相对来说，大陆因素和外部因素比较稳定，也比较明确，比较容易把握。现在变化比较大也比较复杂的是台湾内部的种种变化。
从2024年初的台湾二合一选举投票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台湾政治生态和政党生态的基本特征。但是，只从大的板块结构来分析台湾的政治发展远远不够，因为不仅蓝绿白之间的博弈持续进行，而且不同板块内部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不同，影响力也在变化之中。
就民进党内部来说，派系的变化非常大，新的派系新赖系或泛赖系正在形成和崛起，加上赖清德个人的人格特质和行事风格，对未来几年民进党的发展会有重要影响。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民进党的“两国”论述愈趋深化，并且以各种形式阻碍、打击、遏制两岸交流，强化军事对抗，“台独”言行有激进化、民粹化的趋势，甚至有纳粹化的迹象，以致两岸关系愈趋紧张，不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
在野方面，代表台湾第三势力的白色力量，正面临重大考验。柯文哲面临的是司法问题，还是民进党的政治打压问题，或者是两者皆有，社会高度关注，也高度质疑，柯文哲、民众党何去从何对未来台湾的政治发展无疑有重大影响。而作为最大的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也面临路线、论述、凝聚力、竞争力、制衡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挑战是空前的。蓝白之间的竞合也有变数。核心的一点是，蓝白制衡民进党“台独”分裂行径、稳定两岸关系的能力面临考验。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持续执政与在野政党制衡力量的不足，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意味着“台独”可能性增加。相反，越来越多人认知到台湾不可能“独立”、“台独”意味着战争，希望两岸交流交往、和平发展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这是制约两岸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外部因素并非全然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
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美国因素。台湾问题本身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有美国干预和介入的影响，台湾问题至今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国除了长期在台湾谋取巨额的经济军火利益之外，“以台制华”更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台湾则被美国视为中美博弈、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近几年加强涉台“立法”、提升美台往来层级、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深化美台军事交流合作、加强武装台湾的力度等，都是具体的反映。同时，美国也鼓励、支持一些盟友加强涉台表态或干预，配合美国“以台制华”，阻碍中国的发展。毫无疑问，外力的干涉还会持续，干涉的深度和力度都可能增加，这是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社会早已普遍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原则，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更是国际常识和国际共识。即使美国也只能不断重申不支持“台独“，或表明“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因此，观察外部因素的影响时，既要看到国际反华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两岸的统一，又必须看到外力干预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也要看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大义所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都认同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寻求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第三，最大的稳定力量是中国大陆的实力和定力。
近几十年来两岸关系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两岸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指的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许多方面能力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话语权的变化。在复杂严峻、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两岸关系当下，中国大陆的实力直接表现为稳定两岸关系的能力。
在具体的政策作为上，一方面表现为仍强调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不移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为有利；强调坚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大力推动两岸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积极推进融合发展进程，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和生活，不断完善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
另一方面，大陆也明显加强了打击、惩治、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力度，以及警告、拒止外力干涉的力度。近期以来的环台军演、环台执法警巡，以及发布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22条），既是具体政策作为的宣示，也是震慑能力的反映。
第四，香港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在两岸关系中，香港曾发挥重要和独特的中介、桥梁或缓冲作用，包括两岸交流的开启和“九二共识”的形成，都与香港密切相关，港台关系也因为香港的独特性而成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但是，因为种种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民进党执政下，港台关系严重恶化和停滞，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明显褪色。在两岸官方不可能接触对话的当下，两岸民间交流、对话、协商更显重要。香港应该主动作为，在促进两岸扩大和深化交流、共议统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已成为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课题之一。探索、推动“两制”台湾方案的路径很多，借鉴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即为其中之一。虽然台湾与港澳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当然应该根据台湾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以及两岸关系的具体情况加以制定，与“一国两制”港澳方案肯定有很多不同。但是，“一国两制”港澳方案形成过程中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以及“一国两制”二十多年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与教训，可以为“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和制定提供参考和启示。总之，在爱国者治港、香港已经由乱及治进入由治及兴阶段的当下，香港应该利用自己的独特条件和环境，以为我主、主动作为，在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两岸智库交流更显重要。
未来几年两岸关系和台湾政治的发展充满变数，两岸智库的交流更显重要。加强对台湾政治生态、政党生态、社会思潮的把握和研究，两岸智库可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两岸深化交流、增进瞭解、减少误判、寻找可能改善两岸关系发展的空间和可能的切入点的有效路径之一。
在推动两岸智库交流中，也要重视加强与不同背景的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正如李大壮理事长刚才所说，我们除了要与有共同理念、相同或相近理念的专家学者交流之外，也要或更要与理念、观念不同的专家学者的交流，增进瞭解，发现问题，寻找共识，对于不同的意见，不要指责，而要加强沟通。
束沐：对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深水区问题”的新思考
在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深水区问题”是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两岸关系一些涉及敏感政治领域且短期内不易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两岸关系发展阶段的变化，所谓“深水区问题”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简言之，当前两岸关系的“深水区问题”，已经与2008年至2016年和平发展时期截然不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
与时俱进思辨两岸关系“深水区问题”
传统两岸关系中的“深水区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涉及两岸政治谈判时双方身份的问题，但事实上自2014年国台办-陆委会联系机制建立、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晤举行后，只要秉持一中原则，该问题实际已经基本解决；二是涉及“中华民国”的问题，即台湾地区现有“国家性”政治符号，在统一前或统一后，如何对待、是否保留、能否转化的问题；三是涉及台湾地区参与国际活动的适当身份的问题，这在2008至2016年已有暂时性安排；四是涉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该问题始终未有实质性突破。
随着形势的变化，上述四个“深水区问题”已今非昔比，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陆强台弱”实力格局进一步深化，台方幻想的“平起平坐、对等协商”愈加脱离实际；二是民进党当局连续执政、倚美抗中，两岸平等协商基础荡然无存；三是大陆对台思维创新发展，“依法管辖、直接治理”进入政策议程。因此，上述四个“深水区问题”发生了以下变化：对于政治谈判名义问题，台湾当局自我放弃平等协商地位；对于“中华民国”问题，蔡英文操弄“中华民国台湾”概念、赖清德将“中华民国宪法”扭曲为“台湾主权”；对于台参加国际活动问题，大陆坚决压缩“台独”空间、展开涉外反“独”斗争；对于军事互信问题，解放军已完全掌握台海战略慑压与反介入能力，“军事惩戒”摆上台面。
立足港澳经验与治理思维思考“深水区”新问题
在传统“深水区问题”变化、变质的背景下，如何适应新形势、着眼于今后国家完全统一与统一后台湾地区长治久安，寻找和研究符合当前时代特色的新“深水区问题”？继而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研究发展，进一步推动涉台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就成为事关全域的重要课题。概括来讲，目前“深水区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如何建构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推动台湾民主化的核心史观和系列论述，是事关统一后台湾政治体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意识形态工程，也是难度大、敏感度高、牵涉范围广的首要“深水区问题”。
众所周知，现有的“台湾民主化”典型论述有两大脉络，一条是“台独”本土主义论述，一条是国民党“去威权化”论述，前者是分离主义论述，后者是带有反动色彩的资产阶级乃至颜色革命论述。中国共产党现有对台论述与“台湾民主化”的交叉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二二八事件，二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反蒋斗争，三是近30年来“尊重”台湾民众（民意）选择。但上述交叉论述，前两点被岛内“台独”史观扭曲，第三点容易进入“主流民意误区”、导致“被牵着鼻子走”，而且不利于统一及统一后治理。
因此，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用新视角、新话语来建构中国共产党历来关心和支持台湾同胞当家做主的民主化论述，具体有三个着力点：一是突出“反外部干预（挟持）”，即1949年至今台湾“民主化”畸形发展、听命于外部势力，台湾人民并没有真正当家做主；二是突出“党外时期角色”，即理直气壮讲清楚党在台“解严前”对岛内党外运动的支持和声援，与民进党争夺话语权、正本清源；三是突出“统一后新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不应避讳与台各界人士、爱国统派力量探讨统一后台湾民主制度基本框架和原则，哪些可以存续、哪些需要完善、哪些应当增补、哪些必须废除。
第二，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两岸融合发展全面深化、“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根本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的新历史背景下，“一国两制”中有关“生活方式”不变的论述应予以与时俱进的调整。
“一国两制”理论的缔造者是在国家完全统一前或港澳问题解决之前进行思考和设计的，故在传统论述中，“一国两制”是在“一国”前提下，维持港澳台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但以回归后“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经验为例，正是因为香港社会对内地生活方式的排斥、抗拒以及政治化操作“两地矛盾”，再加上原有制度和法规的漏洞，才导致“反中乱港”势力形成一定社会基础。不过，随着国安法令香港浴火重生、根除挑拨两地矛盾的隐患，以及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软硬体对接、衔接机制的完善，香港民众转而“拥抱”内地、崇尚内地生活方式，“港人北上”绝非简单的成本考量，而是对内地高科技、高智慧、高性价比的“高品质生活方式”的热爱与期待。
从这个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是引领祖国大陆（内地）生活方式反复运算升级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深化融合发展的脉络下，所谓“生活方式不变”的论述需要进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化，应该可以修正表述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发展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一国两制”找到了最后一块理论拼图，也为今后港澳台治理打开了新的思路。因此，首先要通过闽台示范区建设，加强厦门、福州在生活方式上对金门、马祖的吸引，加强相关配套论述的建构。
第三，由于长期以来涉港、涉台跨领域、跨学科研究力量有限，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丰富经验，如何有机融入现有对台话语体系、“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论述体系，目前也是“空白”较多的理论性课题。
第三份对台白皮书，特意对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形势变化及对台意义做出原则性阐述，包括“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白皮书中提出“一些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性质和国家认同问题认识出现偏差，对祖国统一心存疑惧”，也与香港问题有所关联。
因此，这方面的“深水区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只不过是重新回到“行政主导”的应有秩序（并充分体现党对“一国两制”的全面领导），而“行政主导”本来就是回归前香港政治常态，但台湾近30年来搞的是“三权分立”、非“行政主导”，故两者之间在论述上如何过渡衔接；二是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香港宣誓制度、资格审查制度，可以对统一后台湾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示范作用，但能否恰当适度运用好“爱国者治港原则+《基本法》双普选远景目标”的复合性论述，仍然对做台湾人心工作、改变台湾社会对统一以及“一国两制”刻板认知有所助益；三是香港经历“修例风波”后更显中央全面领导并强化军事、警察、国安权力的极端必要性，但相关涉台论述仍处于缺位状态。
破解“深水区”新问题
确立“两制”台湾方案基本原则
以香港回归经验为例，中央就“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丰富、周密的过程。从最开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后来明确提出“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享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区不存在剩余权力”以修正原有“井水不犯河水”提法，再到现在旗帜鲜明提出“爱国者治港”原则。相信所有亲历香港回归以来由乱到治的有识之士们，都会深有感触。
同理，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日首次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后，有关台湾方案的基本原则，也成为涉台学界深入探讨的话题之一。结合上文对新时代台湾问题“深水区”新问题的思考，再汲取“一国两制”港澳经验，现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原则提出四点思考方向：
一是全面管治。这是关乎统一后台湾地区治理兜底责任的“极限”问题。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享有全面管治权，赋予台湾地区政府自治权，对台湾地区一切管治事务负有终极责任。这保证了统一后无论岛内发生何种情况、出现何种问题，中央政府都是维护“一国两制”在台湾实施的最后一道守门人、责任人。
二是国安法治。这是关乎统一后台湾社会能否稳定运转的“底线”问题。即便在统一前台湾当局也在实行“国安法”，故国家统一后，只要将台湾现行“国安法”中抵触国家统一宪制责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删除，并对标统一后中国宪法精神，原法可沿用，中央政府可派出国安事务（政治、技术）顾问，监督国安法治在台实行。
三是充分自治。这是关乎统一后台湾治理能否促进繁荣的“上限”问题。习总书记在2014年、2019年两次用“三个充分”阐述“一国两制”在台具体形式，实际上点出了统一后台湾地区行政管理制度以“充分自治”为原则。在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框架内，台湾自治越充分、发展空间越大、能量越多。
四是民主政治。这是关乎统一后台湾政治能否多元有序的“象限”问题。一方面，统一后应保留并整合民代选举制度，缩小并增加“立委”选区、增加区域“立委”席次，裁撤县市议会，扩大不分区“立委”席次并贯彻中央管治权与国家意志；另一方面，统一后台湾各级选委会赋予资格审查职能，无论蓝绿白，只要宣誓反对“台独”和外国干预、拥护国家统一和“一国两制”，就有资格参与选举、当家做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理论决定路线方针，意识形态决定制度设计。因此，从更宏观的大历史、大中华、大战略格局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岸关系领域（包括统一前、统一后）如何制度化的问题，也需要做出前瞻性思考。而且“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化”的顶层理论设计，不仅涉及台湾问题或国家统一问题，也是未来涉及港澳、民族、海外华人华侨工作的新兴领域课题，为此需要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探索，也属于“深水区问题”之一。
李风：中美关系趋稳有利遏止“倚美谋独”图谋
赖清德上台之后，强烈主张“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以“两国论”定位两岸关系，用尽一切手段进行“台独”挑衅，用“台独”思想“改造社会”，用司法极端手段对付政治异己，意图清除民进党之外所有政治势力，以确保民进党“台独”势力长期执政。
赖清德当局在岛内企图推动“以武谋独”，动员被“台独”改造的台军成为“台独武装”，还想动员被洗脑的台湾青年打“城市战”、“巷战”，与中国大陆武力对抗，企图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对外则全面推动“倚外谋独”，重点是“倚美谋独”，这套做法，民进党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均是如此，但赖清德手段更为强烈、凶狠、迫切。
赖清德一方面高估自身能力，做着“台独”美梦，以为怎么搞“台独”，大陆都拿他没办法；另一方面，死抱美国大腿，期待在美国的庇护下，达成他“独立建国”的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但国际政治现实如何，美国究竟会让“台独”走到哪一步，走到多远，赖“倚美谋独”会不会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大陆已完全掌握了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反“台独”、反干涉，是大陆方面坚强立场，也采取了坚决行动。美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在台湾问题上只不过是利用台湾，阻挠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可以预见，台当局“倚美谋独”是条死路、绝路。
第一，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8月底访华，重提对台“三不”承诺，显示美方不愿被“台独”拖下水，不可能下场用军力保卫“台独”。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沙利文时强调，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争取好起来、向前走。沙利文明确表示，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无意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王毅主任与沙利文进行战略对话时，沙利文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三不”承诺，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涉台表态已比近年表态更为积极，重回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表达的“三不”。“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美方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美方言行要一致，关键要看美方接下来实际上做了什么。
近期，中美关系进一步趋稳，气候变化的合作协商、商务谈判继续进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已顺利进行，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9月18日至20日率团赴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会面，并深入交换了意见。中美还在进一步商议，两国元首有望于年底再度开展新一轮互动。只要中美关系好起来、往前走，美台关系就会受到压制，台当局“倚美谋独”就不可能得逞。
美国打台湾牌是长期的，用于与中国竞争，只要中国未统一，美国就会打下去。但不至于到实施鼓励台湾“独立”，这点明显不符美国对华战略利益及目标，那是美国不可承受之重。
第二，台湾是美国可利用的“政治棋子”，台当局是美“政治代理人”，美对台的战略操作可随时“予取予求”，一切视乎美国家利益。
目前的台湾，对美来说，战略利益可利用价值并不多了。接下来几年，美势必进一步掏空台湾。
一是通过军售，把台湾当“提款机”，谋取最大经济利益。
8月下旬，台立法机构通过2025年度总预算，军费规模高达6470亿新台币，占GDP比率约2.45%，台防务部门表示，军费预算编列可进一步达GDP的3%目标。这种军事预算规模已是历史新高，但美军方还不满意，希望台军费预算应占GDP的6%。很明显，台军费预算比率愈高，美对台军售的数额就愈大，美军火商赚的钱也就更多，台湾完全就是一个军火库、美军方淘汰的落后武器的“堆积场”。
就在台湾通过军事预算前，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表示，数十年来，美方通过对台售武，向其提供了“保护伞”，但台却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产业，所以，台湾需要向美支付更多的“保护费”。
对美国而言，既可通过对台军售，攫取直接经济利益，又可通过对台军售，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大陆，攫取地缘政治利益，何乐而不为？只要中国尚未统一，美方就会想尽办法把台湾当“凯子”，将台湾视为最稳定的最易赚钱的军火输出地，卖一些落后、过期、垃圾武器给台湾。
美方绝不会为了台湾，而让美军与解放军打一场战争，为“台独”而牺牲美国军人，美国民意不同意这样做，美国政府及军方也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美方目前的战略，仅是希望台湾能自守自保，与解放军打“城市战”、“巷战”、“焦土战”。美方只能做到的是源源不断提供武器而已，同时为台军提供一些训练，训练服务费再大赚一笔。
二是美方极力主张搬走台积电，让台湾最终经济“空心化”。
据美媒报导，美方认为，台湾引以为傲的台积电本身就是美国公司，晶片技术也是台湾从美国偷去的。美政治人物心中念念不忘台积电，就是希望台积电整体移到美国本土，为美国经济服务，同时，也希望台积电分散到美国可控制的日本、韩国、德国生产晶片。而赖当局又将台积电当作“伴手礼”、“投名状”，想通过台积电来拓展对美关系，拓展对日、对韩、对德关系，与美及同盟国家的供应链合作，巩固所谓民主阵营同盟伙伴关系。美方与台当局都各有盘算，但最终还是美方主导。
可以预见，美方一定要最终将台积电移离台湾，最短期的目标也是将台积电最先进的3纳米晶片技术迁移到美、日、韩、德生产。台积电在台本土的优势将不再存续，人才、资金、技术都将外流，台积电势必难逃“整锅端走”的命运。
而民进党当局抓住台积电这个王牌，想服务于对美关系，“卖台求荣”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头来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仅有的“护岛神山”最终将被移走，没有了“护岛神山”，台湾还有什么重要经济价值可言？
第三，今年美国11月总统选举，民主党、共和党鹿死谁手还不确定，但有一点可看到，台湾议题已非重点，双方都没把台湾当回事，台当局不要一厢情愿、自我膨胀。
在台湾问题上，民主党现政府明显以稳定局势为目标，希望不要在台海问题上出事，影响民主党选情。因而派出沙利文前往北京访问，与中方战略对话，向中方清晰表明美政府的战略意图，避免双方误解及误判。
台湾方面以为美在选举中打“台湾牌”，将台湾议题在选举中炒热，让台湾问题国际化，增加能见度。这方面，赖当局明显打错算盘。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虽然主张对华竞争，但她在选举期间，重点打的牌是内政问题，外交问题特别是对华关系不是她选举议题的重点，况且她对外交及对华问题不熟悉，发言也较审慎。哈里斯在国际事务上将延续拜登政府的战略意图，但她的时间精力势必更多放在处理麻烦丛生的国内问题上。
其实，美下届政府最需要做的是防止赖当局铤而走险，影响美国国家利益及全球战略利益。主张“台独”的赖当局，并未得到台湾内部大多数民意支持，其“台独”主张和图谋，没有任何底气。如果台当局急“独”行为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美方随时有可能将其抛弃。
针对赖当局“倚外谋独”，特别是“倚美谋独”图谋，中国大陆将采取强有力行动予以反制，一方面坚定反对“台独”，一方面坚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在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外部势力也绝不敢轻举妄动。“台独”势力企图拉拢外部势力助其实现“台独”目标，纯属幻想，势必落空，注定失败。如执迷不悟，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并加速自身灭亡。
罗祥喜：结语
刚才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今天的论坛主题作了分析，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李大壮理事长从个人经历及与岛内各界长期深入交流的经验出发，就如何把握两岸关系的变化，谈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邵善波总裁以香港经验谈了香港涉台问题、对台工作、如何发挥香港作用，谈了很多经验性的观察。刘澜昌所长分析了台湾统“独”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宋小庄教授从历史、法律角度谈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有启发意义。李风所长从涉外、涉美角度谈了很多看法，认为民进党当局无论是“以武谋独”，还是“倚美谋独”“倚外谋独”，都行不通，在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外部势力绝不敢轻举妄动。束沐谈了新时代两岸关系“深水区问题”，认为随着两岸关系发展阶段的变化，“深水区问题”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对“深水区问题”的思考也应与时俱进。我主要谈了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内外因素变化，认为最大的变数在台湾内部，主要是“台独”势力愈趋猖獗，在野势力制衡力不足。
大家都认为，赖清德上台后，两岸关系发展变数增多、不确定性增大；岛内政治生态和政党生态还在发展变化之中；统“独”力量也有变化，“台独”势力越发猖獗，支持两岸交流、融合的力量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促统力量更受打压；大陆实力的增长，加上中美关系保持沟通与稳定，决定了“倚美谋独”无法得逞，但要警惕美国内部挑衅台海开战的风险；大陆应主动作为与台湾各界交流，香港可以发挥更开放、灵活、宽松的功能；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要汲取香港治理的经验教训。
两岸关系的变数很多，未来还需要我们举办更多的论坛，对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新态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交流合作。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评论员简介
李风：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所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李大壮：中华新时代智库基金会理事长，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主席，香港新大中有限公司董事长，第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香港委员。
邵善波：新范式基金会总裁，全国政协委员，前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曾任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副秘书长、特区筹委会副秘书长、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
刘澜昌：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时事评论员。
宋小庄：前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特约顾问。主要研究“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和香港问题。
罗祥喜：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中国评论通讯社总编辑，《中国评论》月刊总编辑。
束沐：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研究员，中国评论通讯社编委、研究部主任。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1月号，总第323期，P117-134）
中评社╱题：从香港看两岸关系新变局
主办：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 中评智库基金会
督导：郭伟峰 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
主持人：李 风（香港）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所长
评论员：李大壮（香港）中华新时代智库基金会理事长
邵善波（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
刘澜昌（香港）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
宋小庄（香港）前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罗祥喜（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束 沐（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执行人：罗祥喜 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
王 平 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
郭至君 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
时间：2024年9月27日
地点：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会议室
李风：开场白
感谢各位参与此次思想者论坛。当前台海局势更加严峻复杂，赖清德相较蔡英文更加猖狂谋“独”挑衅，不顾一切执行“台独”路线。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亦愈发激烈，反“独”促统事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台湾内部反“独”力量也在壮大，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不认同赖清德路线，希望和大陆交流合作，希望台海和平稳定，更多台湾民众和民进党划清界限，不希望走向战争。大陆牢牢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对激进“台独”分子有更多办法、更好手段精准处理，决不让“台独”得逞。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了27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在座都是香港智库菁英和重要人士，多年处理对台工作和研究台湾问题。香港如何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希望香港有识之士在这方面多提供智慧、意见和方案，为祖国统一做出独特贡献。
李大壮：520后台海局势新变化、新风险与新机遇
我近期赴台期间，在台北进行了十几场交流，与不同背景和界别的人士深入讨论。我也藉此机会在不同场合分享并宣讲《解析三中全会精神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在同一时段，台湾政坛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进党的郑文灿被检调部门正式起诉，民众党的柯文哲则被拘留调查。这些事件对2026年和2028年台湾地区选举的影响深远，预计将对未来4至8年的岛内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郑文灿和柯文哲案
对未来几年台湾政局影响重大
民进党在“立法院”未阻止“蓝白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柯文哲的政治势力壮大。柯文哲被视为2028年最有可能与民进党竞争的关键政治人物。目前柯文哲和郑文灿的法律状况，尽管台湾实行“无罪推定原则”，但根据我上月与台湾法律界人士交流，基于他的经验，这两位政治人物面临所需打官司的时间起码是“十年八年”。
从当前形势来看，赖清德已为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做好部署。在南部的高雄与台南，问题似乎仅是谁将代表民进党出战。相对地，蒋万安在台北和张善政在桃园寻求连任应无太大障碍。至于台中与新北，由江启臣接替卢秀燕出战台中，应该也不会面临太多困难，毕竟江是当地有深厚基础的政治人物。新北的情况则较难预测，是否会出现党内竞争，尚需观察。
柯文哲事件或让部分年轻人重新选择蓝绿两党，这对国民党而言是不利的。数据显示，2024年大选，20至29岁的年轻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率非常之低，短期内这一趋势不大可能改变。
若赖清德在高雄和台南保持优势，并在其他地方市议会增加议席，他的2028年连任计画将更为巩固。赖可以轻松应对对手，专注于击败任何挑战者。与此同时，在野党的人选仍然未定，这是个老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问：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以期待局势会有所改变？就像最近一位在台湾的学者朋友告诉我，美国在台协会（AIT）与台湾各政党的各阶层都保持着规范严谨的接触和沟通，而非仅依赖媒体报导。这也是我们大陆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据瞭解，“国安会”与陆委会将实施新的智库交流标准，尽管台方仍然非常欢迎大陆学者前往台湾交流，但这也导致一些大陆涉台智库推迟了访问台湾的计画。
两岸交流应避免同温层交流
要敢于面对不同的声音
想要干实事，难免伴随“风险”，关键在于如何进行管控。我们必须明确目标，只有确定了目标，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合适的人来执行。例如，近期中央提出要加强两岸四地的“交流与融合”，随之我们看到类似活动明显增多。关键是要客观地识别我们的真正“观众”。如果目标观众是台湾同胞，我们必须确保他们能真正接收到我们的资讯。
我坚信，真正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必须是“有来有往”的过程。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有机会创建协商与韧性的空间。香港在这一进程中应大胆改变以往交流策略，避免仅在同温层内交流，而是要敢于面对不同的声音。
在过去的24年中，民进党已有超过16年的执政经验，台湾问题的风险越来越高。对此，我们不应仅仅区分“新旧”风险，而应面对由政策问题引发的系统性“沟通不畅”，这是产生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也面临实际的交流障碍。例如，今年春节部分大陆学者计画访问台湾观选，但不知因内部什么原因而未能成行。这种情况不利于解决问题。此外，在9月5日台北举行的第10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中，尽管多位知名人士赴台，但因顾虑，只进行了表面交流，错过了与台方进一步交流的机会。为避免风险，人们可能选择“躺平”，仅做表面功夫应付过去，留给下一任去解决。这种做法虽然实用，但长期看来可能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先辈们告诫我们，要成功必须努力和坚持，成功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75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到现在，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科技、经济还是国际地位，都有了质的飞跃。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的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全新机遇。
在过去30多年中，我有幸穿梭于两岸三地，深入交流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尊重与理解台湾朋友的感受。虽然我们坚守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必须保持策略上的灵活性。例如，今年7月的一场大陆高校两岸学者交流活动中，有人对来访的台湾蓝营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不禁思考，这样的指责是否真的必要？
这让我回想起多年前参加的一次两岸交流研讨会，当时不少专家对某位绿营参会人士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如果他的观点与我们相同，我们还需要交流吗？交流的本质应是理解差异，寻求共识，而非单方面的指责。如果目的是批评，那么举办交流会就毫无意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习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这句话。面对“新机遇”，我们需要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和引领未来的变化？如何利用我们的智慧和资源来促进和平与发展？在这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用开放的心态和灵活的策略，迎接每一个挑战，抓住每一个机遇。通过真诚的交流和合作，我们可以期待局势的积极改变，共创美好未来。最重要的是需要自问：新机遇下，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可以期待局势会有所改变？
我们的目标是“和平统一”，过程是“融合发展”。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我们躺平，不有所作为，如果最终无法完成“和平统一”，只能用武力统一，后人会怎么撰写我们这段历史？所以我还是坚持走入岛内，广结善缘，不分颜色，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