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决策逻辑、困境及其影响
【摘要】2025年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优先”将全面贯穿台海政策2.0。特朗普倾向将台湾问题纳入“交易化”框架，强调“高效率、高风险、高收益”的边缘策略，通过对台军售、经贸交换等方式，最大化美国的战略收益。因此，“以台制华”仍是胁迫中国妥协让步的重要筹码。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特朗普2.0台海政策不仅将面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双重掣肘，同时也会受到美国国内顽固“挺台派”等多重牵绊。未来，特朗普台海政策如何演变不仅事关台海局势的走向，也将对地区局势波动和全球大国博弈形势产生连锁反应。
引言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来维系其与台湾的特定关系，幷深度介入到中国的台湾问题之中。该法案授权美国对台军售，确保其自卫能力幷维持台海战略平衡。①然而，伴随国际格局的变化，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快速强化美台关系，推动美国台海政策发生质变，台海局势愈发紧张。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其台海政策步入2.0时代，对台政策战略布局或将在以下三个层次进行延续幷深化。首先，在安全维度，特朗普将进一步扩大对台军售，深化美台军事合作，提升台湾防御能力，以增强对华威慑。可能包括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加强美台及周边国家的海上联合训练，甚至推动台湾纳入“印太安全框架”，藉此炒作台湾问题国际化。其次，在经贸与科技维度，特朗普或将以两岸经济脱钩为杠杆，对台施加更大压力，意图藉“全球芯片供应链重构”加速美台半导体产业深度捆绑，进而构筑更严密的科技围堵体系，以遏制中国大陆在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突破。最后，在外交维度，特朗普政府或将联合盟友攻击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推动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以此干扰中国统一进程，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外部压力。
总体而言，特朗普台海政策2.0更趋向“高回报—高风险”的决策特征，幷兼顾对华长期战略威慑与对台短期收益的“双重牟利”特性。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决策逻辑
特朗普强势回归后的国内外形势与其上一任期显着不同，其台海政策2.0必然与1.0不同，其决策更以“经济收益”为导向，突出“对等交易化、战略模糊化和灵活易变化”等三大组合，不失为一种追求“经济高收益、政治高风险”的台海边缘策略豪赌，而这一决策也将深受中美全球战略博弈框架、新政府内阁成员决策偏好以及特朗普个人交易特质等综合影响。
（一）中美全球战略框架下的深度博弈
伴随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和第二任期开启的8年间隔，国际时局也发生了显着变化。这不仅影响了美台关系，也重新定义了台海关系的战略意义。
首先，中美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特朗普第一任期标志着中美从战略合作彻底转型为战略竞争，但其当时幷未形成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框架。两国虽爆发了贸易战，但在其他领域如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上仍有一定合作空间。而在第二任期，中美合作空间明显收窄，美国内部反华共识强化，经济与科技脱钩成长期趋势，中美战略竞争从贸易拓展到技术、军事和产业链等全方位领域，全球进入“新冷战”态势。
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体系的运作构成了挑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取得显着进展，但对全球秩序冲击尚未达到美国全面遏制的临界点。然而，进入第二任期，美国已将中国界定为“唯一能够挑战全球秩序的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
最后，区域安全态势的不同。特朗普第一任期亚太安全环境相对稳定，台湾问题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关注核心。而第二任期背景下，伴随中美安全博弈态势加剧，中美围绕台海竞争日益激烈，在南海、东北亚安全局势上升叠加下，美方加快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强化地区军事存在，解放军频繁在台海演训、东南海军事反介入强度不断提升。这些差异决定了台湾问题的日趋严峻复杂性，成为中美全球战略博弈的核心焦点。
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将成为中美战略竞合态势的直接映射，其决策偏好将取决于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和对华政策的取向，从而确定了台海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的相对位置，塑造着两岸互动的整体局势。
（二）特朗普新政府内阁的台海政策偏好
特朗普新政府的内阁成员在台海政策上立场分化明显，大致可归类为顽固派与务实派，两者在对台问题上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1.顽固派的强硬立场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汇聚了大量对台顽固支持者和对华鹰派代表，这涵盖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情报部门等相关职位。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tz）、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等人。
迈克尔·沃尔兹作为对华最为强硬的鹰派代表，长期关注台海局势。他曾在美国众议院提出“台湾防卫法”，主张美国应向中国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强化其防御能力。2022年，沃尔兹窜访台湾幷与蔡英文会面，强调台湾在全球航运与半导体制造中的战略地位。他认为，中国试图通过控制台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②沃尔兹在2025年1月14日再次呼吁加速交付延迟的200亿美元军备，表现出短期内快速提升台军战力的立场。
马尔科·鲁比奥则更注重通过战略威慑确保台湾所谓“长期安全”。他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美国需提高中国对台军事行动成本，以遏制其攻台意图、避免直接冲突。他多次在美国参议院发言，批评中国在全球扩展影响力，幷呼吁重审中美经济关系，以增强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鲁比奥在2025年1月15日听证会上，在谈及美国“台海政策”和“一中”政策时，重点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但未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③此外，他在2025年2月1-6日出访拉美地区期间，就中拉合作、巴拿马运河、共建“一带一路”、5G和网络安全等议题发表了极端涉华言论，尤其在访问危地马拉时声称，“将全力协助危地马拉拓展与台湾的关系”。
詹姆斯·戴维·万斯作为副总统，强调加强对台支持来遏制中国的“扩张”。他对拜登政府对乌军援持反对立场，认为“这可能会分散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主张将美国资源和关注重新投入到亚太地区，“特别是对台防卫上”。此前，沃尔兹与鲁比奥曾提议台当局申请采购F-35战斗机、神盾级驱逐舰等美国尚未对台销售的先进武器。可见，以上对华鹰派代表将在强化美国对台军售及制定强硬台海政策上发挥关键影响。
2.务实派的灵活态度
与顽固派相比，务实派更倾向通过外交与经济手段缓解台海局势，旨在维护区域安全与全球供应链稳定。务实派代表人物多为经济科技领域重要决策者和现实主义政治家，这主要包括现任美国效率部部长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美国副国务卿达伦·毕提（Darren Beattie）和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奥斯汀·达默（Austin Dahmer）等。
马斯克主张通过政治协商和平解决台海争议，避免冲突升级。2022年10月，马斯克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建议，为避免台海冲突，台湾应设立类似香港模式的特别行政区，但可能更为宽松。④2023年9月，马斯克在播客节目“All-in Podcast”中表示，尽管台湾当局力图推动经济和政治独立，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将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比作夏威夷与美国的关系，认为美国的干预阻碍了两岸的统一。此外，在特朗普胜选当天，马斯克向台湾供应商提出建议，敦促其将生产业务迁出台湾，以降低台海局势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达伦·毕提与奥斯汀·达默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对美国长期台海政策持怀疑态度。达伦·毕提认为，台湾将“不可避免地”回归中国，且美国不应为阻止这一进程投入任何资源。他于2024年社交平台X上写道，“台湾幷入中国”或许意味着“台湾的变装皇后游行会减少，但除此之外，这幷不是世界末日”。他甚至建议，美中应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即美国承认台湾问题的现实，以换取中国在非洲及南极事务上的让步。⑤奥斯汀·达默则表示，台湾对美国重要，但幷非“生死攸关”，即便台湾“失守”，美国民众仍可继续安全、繁荣与自由地生活。
这种内部分歧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多元化取向：顽固派推动强硬的军事与战略支持，务实派则优先考虑区域与经济利益。这将使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更加复杂充满动态。
（三）特朗普个人交易型风格
特朗普个人风格以交易主义和实用主义为核心，其政策逻辑更多围绕对等交换和短期利益最大化展开，这一特质将深刻影响其台海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对台安全承诺下的“交易主义”
在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和新孤立主义双向回流下，第二任期对台安全承诺将趋于交易化，呈现出“实质支持”与“战略施压”幷存特征。“重经济利益、弱意识形态”将成为美国台海战略的优先选项，源自其一贯的“交易型思维”。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的保护不应是免费的，而应以经济补偿为条件，甚至将对台支持比作一份“保险单”。他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中表示：“台湾应该为我们支付防务费用……你知道，我们［美国］与保险公司没什么不同”。
不仅如此，特朗普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批评更显激烈。特朗普早在竞选期间就多次批评台湾“窃取”美国的芯片业务，声称将采取措施弥补这一“损失”。“台湾，他们偷了我们的芯片业务……他们想要保护。”上台后，他在2025年1月27日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上宣布计划对进口半导体、计算机芯片等必需产品征收最高100%关税，幷指责“98%芯片生意都跑到台湾”。2025年2月13日他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又表示，美国曾拥有英特尔般强大的半导体企业，但芯片业务已被台湾夺走。他直言：“我们必须在国内制造芯片。现在，几乎所有芯片都在台湾生产，韩国也占一部分。台湾抢走了我们芯片业务，我们要夺回它。”尽管这一言论缺乏事实依据，但反映了特朗普将台湾安全与经济利益捆绑的思维模式。这一逻辑引发了对“与台湾关系法”框架下美台关系发展的广泛质疑。
此外，根据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副高级主任伊万·卡纳帕蒂（Ivan Kanapathy）的说法，美国对台支持基于台湾表现的“自救意愿”，而非单方面援助。特朗普也多次施压台湾当局提高防务预算，甚至提出应达到GDP的10%。尽管近年来台湾防务预算不断增加，2024年已创历史新高，占GDP的2.5%，但仍远低于特朗普的10%目标。⑥近日,“美国在台协会”（AIT）也证实，该机构主席罗森伯格已于1月21日离职，这进一步表明特朗普台海政策强调等价交换，而非无条件支援。
2.对台战略模糊下的“实用主义”
特朗普对台战略模糊却始终保有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高度灵活性。他曾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表述成“桌面与笔尖”，幷表示“台湾距离上帝太远”。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表示，如果“中国进入台湾”，美国可能对中国加征150%至200%的额外关税，而非明确表示会采取军事干预措施。同时进一步补充：“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处于非常糟糕的谈判地位。”⑦他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NBC News）采访时强调：“我更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他还补充强调自己与中国领导人“关系非常好”，幷认为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此外，2024年他曾暗示愿意与中国大陆达成贸易协议，将台湾作为潜在的交易筹码。这一策略凸显了特朗普对美台安全关系的实用主义态度，相较于拜登政府明确“协防台湾”立场不同，他在军事干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更为谨慎。以特朗普现实主义风格，他更倾向于避免扮演“国际警察”角色，似乎凸显了一种全球战略收缩下的“避战”需求，而非“声战”主张。特朗普曾称“中美携手，世界问题皆迎刃而解”，在务实交易思维主导下，不排除其在某些条件下调整策略，以实现中美合作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考虑到台湾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性及特朗普对华强硬立场，特朗普也无法完全放弃对台支持。近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特朗普首次上台后公开谈及台湾，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处于有利位置，能够阻止“中国收台”。与此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特朗普加大对台军售。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当局宣布已完成三套NASAMS防空导弹系统的军购案签约，首套将在年内交付。
2025年2月6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美国，特朗普与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反对中国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随后，2月10日至12日，美国“约翰逊”号驱逐舰与“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方首次派遣舰船过航台海。与此同时，2月12日，特朗普与普京就俄乌停战展开协商，表达通过牺牲乌克兰利益推动和平协议的意向，此举似乎旨在缓和美俄关系。沃尔兹曾建议，美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尽快结束俄乌及中东冲突，将战略重心转向应对中国。因此，俄乌冲突对台海局势的潜在影响，对美国后续是否会加大在台湾问题上的干预力度，值得关注。
总之，特朗普典型的“两面下注”政策具有极强的易变性，这一策略将伴随中美俄全球权力的再平衡，使台海两岸及中美关系更具动态性，这增加了各方在地缘政治压力下的误判风险。
（一）美国层面
1.内部困境：国会对台海政策执行的制衡
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台海政策时，受制于美国国会的政治博弈和体制约束，政策执行将充满不确定性。虽然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但党内在台海政策上存在顽固鹰派与务实派的分歧。以鲁比奥为代表的顽固派推动更激进的对台政策，包括驻台美军、强化美台军事合作，甚至支持台湾“事实独立”；而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务实派担忧这种政策可能激化美中冲突、削弱美国全球战略灵活性，增加财政与军事负担。
此外，民主党虽整体支持对台军售，但更倾向于以外交手段管控台海局势，防止中美关系彻底失控。国会可能通过预算审批、军售授权、对台政策立法等方式牵制特朗普政府，限制其台海战略的推进力度。这种国会的内部博弈，使特朗普在台海政策上的执行力受到削弱，即便其政策目标偏向清晰化，在实际操作层面仍可能面临调整和妥协。
2.外部困境：台海战略瓶颈与区域安全环境
特朗普台海政策在第一任期逼近“战略清晰”边界，使其在强化对台支持、维护自身利益与管控对华关系之间的平衡愈发艰难。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共和党内部分联邦众议员甚至试图推动废除“一中”政策，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公然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
在这一政策惯性推动下，特朗普台海政策2.0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战略空间的不断压缩，使其在“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之间的灵活度大幅下降。美台关系高调公开化与军事合作透明化，是以牺牲美国对华回旋余地为代价的，这将直接催化大国升级对抗，幷倒逼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反制措施，包括扩大军事联合演习规模，甚至强化对台“武统”威慑。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政策清晰化，也可能使台当局误判局势，误以为美国会提供更明确的安全保障，从而采取更具冒险性的政治姿态，进一步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因此，特朗普台海政策2.0将不得不在维持对台支持与设法避免刺激大陆之间寻求微妙平衡。正如他在2月26日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是否会出兵保护台湾时，表示：“我从不对此发表评论，因为不想让自己陷入那种境地。”这反映了在拜登时期“战略模糊”空间被持续压缩后，特朗普所面临的战略瓶颈。
（二）台湾层面
1.台湾政局陷入系统性危机
台湾政局重现陈水扁时期的“朝小野大”，未来赖清德虽意图迎合美国，但因蓝白共同牵制，施政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民进党当局2025年的“总预算案”、“重大法案”、人事任命等议题在台立法机构的提议遭遇强力阻挠，蓝白阵营联手削减台当局相关机构经费，幷对“总预算案”大幅删减，强调其财政合理化。此外，“国会改革法案”的争议进一步激化朝野对立，该法案赋予“立法院”更大调查权，引发民进党强烈反对，赖清德当局甚至提起“违宪审查”，导致法案实施受阻。在重要人事任命上，蓝白阵营杯葛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质疑其政治倾向，使司法体系高层人事悬而未决，进一步加剧行政与立法间的对抗。
为了争夺政治主导权，2025年2月民进党即发起“三罢”行动，试图罢免“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及多名国民党“立委”，指控蓝营阻碍立法，幷提议改选“立法院长”。蓝白阵营则反指民进党滥用罢免机制，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赖当局施政受阻，治理能力进一步削弱。
赖清德当前在立法掣肘、行政受限、党争激化的困境下，即便倾向亲美，也难以完全执行特朗普的台海战略，导致美台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
2.美台合作利益不对等
特朗普的“交易化逻辑”迫使台湾在扩大对美投资、调整供应链和开放市场方面作出让步，进一步加重其经济负担。这种不对等合作使赖清德在“紧随美国”与满足“台湾内需”之间陷入两难：台湾寻求更多安全保障，而美国以等价交易为前提，难以真正满足其长期需求。
2025年特朗普的回归使这一形势更加严峻。他扬言对台湾芯片产业征收25%至100%的关税，迫使其将产能转移至美国，试图将台积电（TSMC）彻底变成“美积电”，进一步削弱台湾的产业自主性。同时，特朗普计划加大出口管制力度，限制台积电向中国大陆供应先进芯片，强化对华科技封锁链。他还施压台积电扩大亚利桑那工厂产能，推动更多先进制程厂落地美国，进一步抽离台湾的高端制造能力。
这一系列美台互动看似“深化合作”，实则是美方单方面压榨台湾资源。民进党当局在对美关系上缺乏议价能力，盲目迎合美方战略，导致台湾陷入“穷台”、“卖台”甚至“毁台”的境地，加剧经济内耗与社会分裂。
（三）中国大陆层面
特朗普台海政策在中国大陆反制和国际局势双重波动下，可能掉入大国“修昔底德”困境。
1.中国大陆反干涉军事威慑的升级。中国大陆通过持续增加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反制，会对特朗普的台海政策形成强硬反制。这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明确的战略信号：不允许外部势力干预台海事务。这种军事威慑不仅增加了美军在台海的行动风险，还迫使美国投入更多资源以维持所谓的“威慑平衡”。这些反应逐步增加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度，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试探和克制之间艰难平衡。
2.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特朗普若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施压的杠杆，这种策略将加剧中美关系的全面对抗。在经济层面，中国大陆采取针对性反制措施，包括限制关键技术出口和减少对美农产品采购，直接冲击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外交领域，中国大陆利用其在多边组织中的影响力阻止台湾当局加入国际机构，幷进一步巩固一中原则的国际共识。这种互动使美国台海政策面临更大的国际阻力，同时也增加了特朗普政府在其他外交事务中的对华谈判成本。
3.台海政策的高成本与全球战略的分散。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的高投入不断加剧战略资源的消耗，如频繁的军售、军舰巡航和联合军演，不仅需要巨额经费支持，还增加了与中国直接对抗的风险。同时，这种干预也引发了亚太盟友的疑虑，担忧美国的持续承诺可能将地区推向大规模冲突，使盟友体系面临分化危机。此外，在中东巴以冲突、东欧俄乌战事等多重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特朗普若将大量资源倾注于台海事务，会进一步分散美国的全球战略焦点。有限的战略资源在多个战线被消耗，导致美国在应对其他地区安全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削弱了其台海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三、特朗普台海政策的相关影响分析
特朗普台海政策2.0不仅直接作用于台海两岸，更对整个亚太区域乃至全球安全体系造成连锁效应。
（一）台海动荡与军备升级的可能性加大
特朗普第一任期通过“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对抗中国大陆崛起，幷加大台海军事威慑。他曾表示，“台湾是一个强大的伙伴，美国会确保其自卫能力”，幷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第二任期或延续类似政策，特别是在对华贸易战和对台军事上进一步加码。特朗普可能增加美军航母战斗群在台海巡航，强化与美日澳盟友的安全合作及联合军演，巩固美国在台海的军事存在。这或将加剧中美直接对峙，提升区域冲突风险。
特朗普第二任期还展现出了明显的扩张倾向，也不排除特朗普调整台海政策的可能，或在对华“战术缓和”与“战略讹诈”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鉴于短期“战术缓和”的考量，美国会表明减少直接介入台海的立场，转而强调台湾的“自保”能力，要求台当局持续扩大对美军购以维持两岸的“平衡”。就近期特朗普不愿对防卫台湾做出表态之际，美国战略界内部也在反思对台政策，如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和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美国不应“迷恋台湾”、过度强调台湾的重要性，认为美国战略不应建立在无法取胜的台海战争上，而是应采取“让台湾可行自卫，美国远程援助”的“第三选择”。⑧尽管该目标是维持现状以防止“冲突”，但也不排除美国主导下改变现状的可能。另一方面，持续加大针对中国的“战略讹诈”，实施所谓的“有效吓阻”。其目标是通过提升针对中国的统一成本，让中国意识到统一代价不可承受，这些吓阻手段可能包括经济手段（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金融制裁）及外交孤立策略，但也不排除激进的军事施压（如出兵保护台湾等选项）。然而，这些措施也会持续增加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同时对美国自身与盟友关系造成潜在压力，使局势更加不可预测。
（二）安全环境恶化与盟友关系或面临重新调整
伴随北约“亚太化”进程推进及“奥库斯”联盟（AUKUS）的扩容，美国正藉助强化对台支持巩固其亚太主导地位。2025年2月15日，美日韩外长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晤，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就涉台、涉南海问题发表消极表态，凸显其对亚太安全议题的共同立场。未来，特朗普政府内阁中的顽固鹰派可能进一步推动美日、美韩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区域安全框架的发展，深化印太战略的实施。
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或要求盟友加大对台“责任分担”。近期在俄乌冲突中，特朗普多次表态“欧洲应承担更多防卫责任，而非依赖美国”，这一立场可能会外溢至台海，影响西方内部对台政策调整。如日本、澳大利亚及部分国家或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而其他国家则可能批评美国的台海政策。与此同时，更多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平衡压力，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以维护区域稳定。
此外，欧洲国家对台海问题的关注度显着提升，但其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华框架的深度仍取决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台海局势的动荡还可能引发区域内部的连锁反应，例如邻国加速军备建设或调整战略定位，从而使亚太地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剧。
（三）“台海风暴”变大趋势凸显
台海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但随着大国博弈升级，其影响已超越地区范畴，深刻牵动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动。美国长期利用东海、南海及朝鲜半岛局势相互牵制，强化对华围堵，幷将台海问题国际化，作为其地缘竞争的战略杠杆。此外，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叠加效应加剧地区动荡，可能与台海局势形成安全联动，进一步撕裂地区安全格局。
在当前战略收缩的大框架下，特朗普政府可能藉助“区域代理人”模式向台湾当局大规模出售武器，或通过多层次手段激化军事紧张，幷联合美、日、澳深化“准军事合作”，以加强对华战略施压。此外，西方媒体大肆炒作“台海战争时间表”，渲染冲突风险，加剧台海危机升级。
总 结
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战略始终在风险与收益的动态权衡中推进，其未来走向仍受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深度塑造。在特朗普全球战略调整下，台海局势可能呈现两种地缘版图：若特朗普将全球战略重心聚焦在东亚，中美对抗抑或进一步加深，台湾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枢纽，其地缘战略价值及经济技术优势将被进一步放大。然而，这种强化会伴随区域内军事风险的不断累积，甚至可能突破传统“灰色地带”冲突，演变为更高烈度的危机。相反，若特朗普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西半球事务和领土扩展，中美关系或将趋于缓和，台湾在美国战略优先顺序中亦被削弱。届时，赖当局或因担忧被美国抛弃而放低姿态，主动与大陆谈判。因此，特朗普的台海政策虽有强化竞争的一面，但未来仍存在一定变数，其最终走向仍取决于中美互动、美方内部政治博弈及台海局势的动态演变。
注释：
①“Taiwan Relations Act(1979)”,U.S.Congress,Febuary10,2025,https://www.congress.gov/bill/96th-congress /house-bill/2479.
②《美准国安顾问瓦尔兹：台湾芯片、贸易地位重大美国须备好军事力量》，台北“中央社”，2025年1月2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411180026.aspx。
③《鲁比奥涉台表态与特朗普对台政策》，中评社，2025年1月17日，https://www.crntt.com/doc/93_7950_107025988_1_0117003034.html。
④“Elon Musk suggests making Taiwan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similar to Hong Kong”,October8,2022,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2/oct/08/elon-musk-taiwan-china-special-administrative-zone-hong-kong.
⑤《美国务院代理次卿毕提言论引争议曾指台湾将属于中国》，台北“中央社”，2025年2月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502060037.aspx?utm_source=.com。
⑥“Trump 2 -Taiwan and Trump 2.0: Partner or Bargaining Chip?”,Institute Montaigne,https://www.institutmon taigne.org/en/expressions/taiwan-and-trump-2-0-partner-or-bargaining-chip?,”Taiwan times,January 13,2025,http://www.taiwannews.com.tw/en/news/5919840.
⑦Russell Hsiao,“Taiwan policy under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Global Taiwan Institute,January 27,2025,https://globaltaiwan.org/2024/11/taiwan-policy-under-the-second-trump-administration/.
⑧《美专家：美战略不能取决于无法取胜台海战争》，中评社，2025年2月28日，https://www.crntt.com/doc/266_0_107044788_1_0228023811.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4月号，总第328期，P49-56）
【摘要】2025年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优先”将全面贯穿台海政策2.0。特朗普倾向将台湾问题纳入“交易化”框架，强调“高效率、高风险、高收益”的边缘策略，通过对台军售、经贸交换等方式，最大化美国的战略收益。因此，“以台制华”仍是胁迫中国妥协让步的重要筹码。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特朗普2.0台海政策不仅将面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双重掣肘，同时也会受到美国国内顽固“挺台派”等多重牵绊。未来，特朗普台海政策如何演变不仅事关台海局势的走向，也将对地区局势波动和全球大国博弈形势产生连锁反应。
引言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来维系其与台湾的特定关系，幷深度介入到中国的台湾问题之中。该法案授权美国对台军售，确保其自卫能力幷维持台海战略平衡。①然而，伴随国际格局的变化，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快速强化美台关系，推动美国台海政策发生质变，台海局势愈发紧张。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其台海政策步入2.0时代，对台政策战略布局或将在以下三个层次进行延续幷深化。首先，在安全维度，特朗普将进一步扩大对台军售，深化美台军事合作，提升台湾防御能力，以增强对华威慑。可能包括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加强美台及周边国家的海上联合训练，甚至推动台湾纳入“印太安全框架”，藉此炒作台湾问题国际化。其次，在经贸与科技维度，特朗普或将以两岸经济脱钩为杠杆，对台施加更大压力，意图藉“全球芯片供应链重构”加速美台半导体产业深度捆绑，进而构筑更严密的科技围堵体系，以遏制中国大陆在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突破。最后，在外交维度，特朗普政府或将联合盟友攻击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推动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以此干扰中国统一进程，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外部压力。
总体而言，特朗普台海政策2.0更趋向“高回报—高风险”的决策特征，幷兼顾对华长期战略威慑与对台短期收益的“双重牟利”特性。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的决策逻辑
特朗普强势回归后的国内外形势与其上一任期显着不同，其台海政策2.0必然与1.0不同，其决策更以“经济收益”为导向，突出“对等交易化、战略模糊化和灵活易变化”等三大组合，不失为一种追求“经济高收益、政治高风险”的台海边缘策略豪赌，而这一决策也将深受中美全球战略博弈框架、新政府内阁成员决策偏好以及特朗普个人交易特质等综合影响。
（一）中美全球战略框架下的深度博弈
伴随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和第二任期开启的8年间隔，国际时局也发生了显着变化。这不仅影响了美台关系，也重新定义了台海关系的战略意义。
首先，中美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特朗普第一任期标志着中美从战略合作彻底转型为战略竞争，但其当时幷未形成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框架。两国虽爆发了贸易战，但在其他领域如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上仍有一定合作空间。而在第二任期，中美合作空间明显收窄，美国内部反华共识强化，经济与科技脱钩成长期趋势，中美战略竞争从贸易拓展到技术、军事和产业链等全方位领域，全球进入“新冷战”态势。
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体系的运作构成了挑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取得显着进展，但对全球秩序冲击尚未达到美国全面遏制的临界点。然而，进入第二任期，美国已将中国界定为“唯一能够挑战全球秩序的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
最后，区域安全态势的不同。特朗普第一任期亚太安全环境相对稳定，台湾问题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关注核心。而第二任期背景下，伴随中美安全博弈态势加剧，中美围绕台海竞争日益激烈，在南海、东北亚安全局势上升叠加下，美方加快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强化地区军事存在，解放军频繁在台海演训、东南海军事反介入强度不断提升。这些差异决定了台湾问题的日趋严峻复杂性，成为中美全球战略博弈的核心焦点。
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海政策将成为中美战略竞合态势的直接映射，其决策偏好将取决于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和对华政策的取向，从而确定了台海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的相对位置，塑造着两岸互动的整体局势。
（二）特朗普新政府内阁的台海政策偏好
特朗普新政府的内阁成员在台海政策上立场分化明显，大致可归类为顽固派与务实派，两者在对台问题上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1.顽固派的强硬立场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汇聚了大量对台顽固支持者和对华鹰派代表，这涵盖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情报部门等相关职位。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tz）、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等人。
迈克尔·沃尔兹作为对华最为强硬的鹰派代表，长期关注台海局势。他曾在美国众议院提出“台湾防卫法”，主张美国应向中国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强化其防御能力。2022年，沃尔兹窜访台湾幷与蔡英文会面，强调台湾在全球航运与半导体制造中的战略地位。他认为，中国试图通过控制台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②沃尔兹在2025年1月14日再次呼吁加速交付延迟的200亿美元军备，表现出短期内快速提升台军战力的立场。
马尔科·鲁比奥则更注重通过战略威慑确保台湾所谓“长期安全”。他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美国需提高中国对台军事行动成本，以遏制其攻台意图、避免直接冲突。他多次在美国参议院发言，批评中国在全球扩展影响力，幷呼吁重审中美经济关系，以增强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鲁比奥在2025年1月15日听证会上，在谈及美国“台海政策”和“一中”政策时，重点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但未提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③此外，他在2025年2月1-6日出访拉美地区期间，就中拉合作、巴拿马运河、共建“一带一路”、5G和网络安全等议题发表了极端涉华言论，尤其在访问危地马拉时声称，“将全力协助危地马拉拓展与台湾的关系”。
詹姆斯·戴维·万斯作为副总统，强调加强对台支持来遏制中国的“扩张”。他对拜登政府对乌军援持反对立场，认为“这可能会分散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主张将美国资源和关注重新投入到亚太地区，“特别是对台防卫上”。此前，沃尔兹与鲁比奥曾提议台当局申请采购F-35战斗机、神盾级驱逐舰等美国尚未对台销售的先进武器。可见，以上对华鹰派代表将在强化美国对台军售及制定强硬台海政策上发挥关键影响。
2.务实派的灵活态度
与顽固派相比，务实派更倾向通过外交与经济手段缓解台海局势，旨在维护区域安全与全球供应链稳定。务实派代表人物多为经济科技领域重要决策者和现实主义政治家，这主要包括现任美国效率部部长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美国副国务卿达伦·毕提（Darren Beattie）和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奥斯汀·达默（Austin Dahmer）等。
马斯克主张通过政治协商和平解决台海争议，避免冲突升级。2022年10月，马斯克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建议，为避免台海冲突，台湾应设立类似香港模式的特别行政区，但可能更为宽松。④2023年9月，马斯克在播客节目“All-in Podcast”中表示，尽管台湾当局力图推动经济和政治独立，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将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比作夏威夷与美国的关系，认为美国的干预阻碍了两岸的统一。此外，在特朗普胜选当天，马斯克向台湾供应商提出建议，敦促其将生产业务迁出台湾，以降低台海局势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
达伦·毕提与奥斯汀·达默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对美国长期台海政策持怀疑态度。达伦·毕提认为，台湾将“不可避免地”回归中国，且美国不应为阻止这一进程投入任何资源。他于2024年社交平台X上写道，“台湾幷入中国”或许意味着“台湾的变装皇后游行会减少，但除此之外，这幷不是世界末日”。他甚至建议，美中应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即美国承认台湾问题的现实，以换取中国在非洲及南极事务上的让步。⑤奥斯汀·达默则表示，台湾对美国重要，但幷非“生死攸关”，即便台湾“失守”，美国民众仍可继续安全、繁荣与自由地生活。
这种内部分歧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多元化取向：顽固派推动强硬的军事与战略支持，务实派则优先考虑区域与经济利益。这将使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更加复杂充满动态。
（三）特朗普个人交易型风格
特朗普个人风格以交易主义和实用主义为核心，其政策逻辑更多围绕对等交换和短期利益最大化展开，这一特质将深刻影响其台海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对台安全承诺下的“交易主义”
在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和新孤立主义双向回流下，第二任期对台安全承诺将趋于交易化，呈现出“实质支持”与“战略施压”幷存特征。“重经济利益、弱意识形态”将成为美国台海战略的优先选项，源自其一贯的“交易型思维”。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的保护不应是免费的，而应以经济补偿为条件，甚至将对台支持比作一份“保险单”。他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中表示：“台湾应该为我们支付防务费用……你知道，我们［美国］与保险公司没什么不同”。
不仅如此，特朗普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批评更显激烈。特朗普早在竞选期间就多次批评台湾“窃取”美国的芯片业务，声称将采取措施弥补这一“损失”。“台湾，他们偷了我们的芯片业务……他们想要保护。”上台后，他在2025年1月27日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上宣布计划对进口半导体、计算机芯片等必需产品征收最高100%关税，幷指责“98%芯片生意都跑到台湾”。2025年2月13日他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又表示，美国曾拥有英特尔般强大的半导体企业，但芯片业务已被台湾夺走。他直言：“我们必须在国内制造芯片。现在，几乎所有芯片都在台湾生产，韩国也占一部分。台湾抢走了我们芯片业务，我们要夺回它。”尽管这一言论缺乏事实依据，但反映了特朗普将台湾安全与经济利益捆绑的思维模式。这一逻辑引发了对“与台湾关系法”框架下美台关系发展的广泛质疑。
此外，根据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副高级主任伊万·卡纳帕蒂（Ivan Kanapathy）的说法，美国对台支持基于台湾表现的“自救意愿”，而非单方面援助。特朗普也多次施压台湾当局提高防务预算，甚至提出应达到GDP的10%。尽管近年来台湾防务预算不断增加，2024年已创历史新高，占GDP的2.5%，但仍远低于特朗普的10%目标。⑥近日,“美国在台协会”（AIT）也证实，该机构主席罗森伯格已于1月21日离职，这进一步表明特朗普台海政策强调等价交换，而非无条件支援。
2.对台战略模糊下的“实用主义”
特朗普对台战略模糊却始终保有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高度灵活性。他曾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表述成“桌面与笔尖”，幷表示“台湾距离上帝太远”。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表示，如果“中国进入台湾”，美国可能对中国加征150%至200%的额外关税，而非明确表示会采取军事干预措施。同时进一步补充：“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处于非常糟糕的谈判地位。”⑦他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NBC News）采访时强调：“我更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他还补充强调自己与中国领导人“关系非常好”，幷认为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此外，2024年他曾暗示愿意与中国大陆达成贸易协议，将台湾作为潜在的交易筹码。这一策略凸显了特朗普对美台安全关系的实用主义态度，相较于拜登政府明确“协防台湾”立场不同，他在军事干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更为谨慎。以特朗普现实主义风格，他更倾向于避免扮演“国际警察”角色，似乎凸显了一种全球战略收缩下的“避战”需求，而非“声战”主张。特朗普曾称“中美携手，世界问题皆迎刃而解”，在务实交易思维主导下，不排除其在某些条件下调整策略，以实现中美合作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考虑到台湾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性及特朗普对华强硬立场，特朗普也无法完全放弃对台支持。近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特朗普首次上台后公开谈及台湾，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处于有利位置，能够阻止“中国收台”。与此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特朗普加大对台军售。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当局宣布已完成三套NASAMS防空导弹系统的军购案签约，首套将在年内交付。
2025年2月6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访问美国，特朗普与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反对中国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随后，2月10日至12日，美国“约翰逊”号驱逐舰与“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方首次派遣舰船过航台海。与此同时，2月12日，特朗普与普京就俄乌停战展开协商，表达通过牺牲乌克兰利益推动和平协议的意向，此举似乎旨在缓和美俄关系。沃尔兹曾建议，美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尽快结束俄乌及中东冲突，将战略重心转向应对中国。因此，俄乌冲突对台海局势的潜在影响，对美国后续是否会加大在台湾问题上的干预力度，值得关注。
总之，特朗普典型的“两面下注”政策具有极强的易变性，这一策略将伴随中美俄全球权力的再平衡，使台海两岸及中美关系更具动态性，这增加了各方在地缘政治压力下的误判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