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伟:日本的对华友好和台湾执迷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资料图)

  中评社香港10月11日电(中评社报导组)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日前参与了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在线上举办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思想者论坛,谈及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日本目前对台湾的一些执迷所在。

  赵宏伟说,第一,中日关系是特殊关系。这里的“特殊关系”不是说中日友好是特殊关系,中日敌对也是特殊关系。具体来说,中日关系从整体来看存在以下六大基本结构关系:第一,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两种不同政治体制。第二,日美同盟和巨大中国相互视为威胁。第三,二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第四,经济相互依存。第五,两千年历史文化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第六,近现代民族国家毗邻地缘关系。不言自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源于第五、六项;但是前四项亦由此而染上特殊性。中日关系是基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之特殊关系。

  外交是人为国而做,人又是不只为利而往。上述中日关系六大基本结构置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之中,两国便出现更多的国家利益动机和非利益动机,理性和情念,自觉和无意,合理和不合理等外交选择,外交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外交行动模式,推动中日关系的正面或负面运动,汇成充满葛藤的历史过程。地缘特殊关系其正能量是利于促进相互认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负能量则表现为地缘陷阱,逆反性地破坏双边关系——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赵宏伟说,一部中日关系史,最显着的特殊现象是出现了“友好国民运动”。战后翌年(1946年)日本民间反战友好人士成立中国研究所,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1950年先于中国创立日中友好协会,1951年成立现代中国学会,1955年创刊世界首部《中国年鉴》;于1970年代日中友好发展为日本唯一的民间主导全国规模国民运动,推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进日中友好。在中国,中日友好运动由国家推动。中日友好发展成为两国国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访华,两国官民友好达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关系堪称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典范。

  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特殊一面,两国外交中存在友好领纲行动模式。1970年代围绕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市民自发地支持使日中友好发展成为“国民运动”,全国县市町村几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82年由日方提议,两国政府决定在东京设立“日中友好会馆”;日本政府出资20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30亿、中国政府5亿日元,共同建设并运营,定位是日本外务省外部团体;1985年在东京高超级区域后乐园建成包括办公楼、宾馆、中国留学生宿舍(后乐寮)、日中学院等一套设施的社区。历届日中友好会馆会长皆由日本国家级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担任。如此规模及政府参与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间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国家研究所还是1987年成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中日友好运动直至20世纪末,在两国有一种谁都不可破坏的气场,对中日关系可以说是发挥着价值观性质的影响力。但90年代开始,这种气场就遭到破坏,十年之间中日之间的友好气氛就没有了,小泉时代又彻底破坏了中日关系。   赵宏伟表示,“日中友好国民运动”退潮、消亡,中日关系走向敌视化的指标性要因源于日本的台湾执迷。中日关系大概是90年代中叶开始变坏的,那时候发生了一些标志性事件:第一,1996年4月17日,桥本龙太郎・克林顿联合声明《面向21世纪的同盟》,首次把日美同盟的目的设定于应对“周边事态”,即“台湾有事”;日本政府亦首次把《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从美国驻军条约正名为日美军事同盟,宣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并突破“专守防卫”定位,向海外扩张,适用于“周边事态”,即“台湾有事”。可见,日美同盟从其正名伊始,便是为阻止中国统一,保持分裂现状的军事同盟。

  第二,2012年4月17日,石原慎太郎东京都知事选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宣布对全体日本人募捐,购买钓鱼岛。日本野田政府9月11日实施钓鱼岛国有化,破坏性地恶化了中日关系。在日本,日中友好运动寿终正寝。

  第三,2021年4月17日,《菅义伟首相・拜登总统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首次写入“台湾”事项,“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同日,日本驻台湾代表机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设为新馆开馆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首次在台湾升起日本国旗。也是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安倍胞弟)亲赴距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眺望台湾。“4月17日”是什么日子?1895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署日,是日本割取台湾之日,日本首次夺取殖民地纪念日,由此列位殖民列强纪念日,日本千年振兴纪念日。2021年4月17日,日本政界主流肆无忌惮地搞了一个大大的热热闹闹的庆祝。

  赵宏伟分析,日本政界主流台湾执迷的逻辑是什么?一是,日本有史以来终于走向千年振兴,其路径是1872年至1895年完成“琉球处分”,1895年夺取台湾。世人忽略的是日本是夺去了台湾才完成了所谓琉球处分,即吞并琉球。《马关条约》之前,存在着日本同意把宫古海峡以南至台湾的琉球领土交予中国换取中国承认琉球亡国方案;因此在国际法上,《马关条约》的签署亦正式废止了前述分割琉球方案,使日本完成了吞并琉球。所以才有1896年日本天皇第13号敕令宣示冲绳行政区。二是,1945年日本战败,失去台湾,失去琉球。三是,日本复兴的标志性事件是1972年收复琉球;但因得寸进尺执迷台湾所属钓鱼岛而被反噬,美国只承认交予琉球施政权,没承认交予日本琉球主权,及钓鱼岛主权。四是,中国统一台湾就是日本失去台湾,就有琉球离心,日本危矣,只好对中国俯首称臣。   因此,维系日本复兴必须依附日美同盟,联手保卫台湾。这便有了前述1996年的日美同盟正名,宣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应对周边事态,剑指台湾;2021年发展到赤裸裸地宣示“台湾有事直接就是日本存立危机事态”;“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政府台湾问题首席智囊松田康博也曾说,“做好冲绳备战,是日美保台最紧要课题”,可见,日本政界主流已有决策:完成冲绳备战,贡献冲绳,牺牲冲绳,诱逼美军至少要运用冲绳海空基地制空制海保台。日本认为中国只会远程打击冲绳,不会打击日本本土。

  赵宏伟也谈到了日本的琉球陷阱在其台湾执迷。他说,冲绳之于日本是可以牺牲之地。日语中有“本土”一词,冲绳不是本土;相对之,汉语中没有“本土”一词,使用的是“台湾”和“大陆”,“港澳台”和“内地”,这是中日间的一个文化差异。可以回顾,二战最后一战是“冲绳决战”,日本并未打曾发誓赌咒的“本土决战”,冲绳是可以被牺牲的。2021年8月1日台湾各大媒体头版报导《首届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论坛美国政府考量台独政府亡命》(《自由时报》2021.8.1):美国前外交高官谭慎格(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发言:“游锡堃表示,如果中国出兵入侵台湾,美国可能对一个独立的台湾给予官方承认时,我有点惊讶。”“但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有益的观点。当然,华盛顿在外交行动方面有应变计划,制止中国的军事行动;但美国考量的重点在于,一旦台湾部分或全部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一个民主的台湾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可见,“美国考量的重点在于,一旦台湾部分或全部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会发生台独支持者万船齐发渡琉球。可以推测,空路已停,最便利的办法是船渡琉球。“台湾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琉球美军基地)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可是,人口146万的琉球安置亡命台独政府和数百万台民,会成为谁的琉球。可以说,美国的利益博弈与日本的台湾执迷不同,“美国考量的重点在于”可以建一个台独政府,一起永占琉球。而日本的台湾执迷则反噬冲绳,并不是日本的利益。日本的利益反而在于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与中国的利益一致。宏观看去,中国完成统一台湾,才有中日友好的再兴,亚洲太平洋的永久和平和繁荣,以及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参考赵宏伟《中国外交论》五南书局(台北)2022年)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资料图)

  中评社香港10月11日电(中评社报导组)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日前参与了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在线上举办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思想者论坛,谈及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日本目前对台湾的一些执迷所在。

  赵宏伟说,第一,中日关系是特殊关系。这里的“特殊关系”不是说中日友好是特殊关系,中日敌对也是特殊关系。具体来说,中日关系从整体来看存在以下六大基本结构关系:第一,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两种不同政治体制。第二,日美同盟和巨大中国相互视为威胁。第三,二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第四,经济相互依存。第五,两千年历史文化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第六,近现代民族国家毗邻地缘关系。不言自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源于第五、六项;但是前四项亦由此而染上特殊性。中日关系是基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之特殊关系。

  外交是人为国而做,人又是不只为利而往。上述中日关系六大基本结构置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之中,两国便出现更多的国家利益动机和非利益动机,理性和情念,自觉和无意,合理和不合理等外交选择,外交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外交行动模式,推动中日关系的正面或负面运动,汇成充满葛藤的历史过程。地缘特殊关系其正能量是利于促进相互认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负能量则表现为地缘陷阱,逆反性地破坏双边关系——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