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讨:中日关系与东亚风险管控

(研讨会现场。视频截图)

  中评社北京9月27日电(实习记者 许涵琳 邵黛琳)9月2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外国语学院协办的上海交通大学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在研讨会的第一单元,相关领域学者就中日关系与东亚风险管控展开了分享与讨论。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社科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分析了“旧金山体制”及其他地区安全秩序影响。杨伯江首先回顾了 “旧金山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旧金山体制”是在1951年旧金山合约基础上的体制,是冷战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根据旧金山合约,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安保条约以及一系列的军事协定,日美同盟成为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基石;“旧金山体制”实际上是为了为布局冷战、布局未来。随后杨伯江介绍了旧金山体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第一,该合约违背了盟国间签署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如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改变了对一系列领土问题的处理决定,其中特别涉及到了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第二,日本同意美国对琉球进行托管,琉球的主权一直是一个悬案,旧金山合约起到了洗白的作用。第三,形成了单边主义的地区安全秩序,即美国独大的格局。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尤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亚太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盟国不再完全对美国经济依赖,逐渐和中国发展经济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确实给亚太地区的冷战打开了缺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盟主席吴寄南发表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破解东亚安全困境”主题演讲,介绍了与此相关的四个判断。第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给东亚地区带来了历史半个世纪的和平。这促进了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深度经贸合作,两国彼此成为对方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亚洲区域一体化取得可喜进展。第二,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变本加厉的搅局东亚安全秩序。美国对东亚安全的搅局反映在多个方面:热衷于拉帮结伙,推行圈子政治;平常军事演习加剧紧张;升级军备竞赛,大肆炫耀武力。第三,对日本正义修宪扩军要保持警惕,对日本在东亚新安全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第四,当务之急要保持高度战略定力,维护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四个政策文件;此外要深化战略对话,管控矛盾分歧,安全领域的对立和分歧最容易触及敏感的神经;要推进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交汇点。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翟新分析了吉田主义和安倍主义并指出日本国际战略选择的两难窘境。吉田茂“重经济,轻武装”的思想让日本从二战后的一片废墟中崛起,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跻身经济强国。在国际关系中,吉田茂实行对美一边倒的实用主义。吉田茂在内政治理上采用禅让制,这也使得党内摩擦较小。而吉田主义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批日本政治家,包括当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安倍主义的主要理念与吉田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点在于吉田主义重视在物质上构建高福利国家,而安倍主义所追求的政治目标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尊严和自律性。安倍主义支持“重武装”和经济民族主义,将日美同盟定位为战略工具并主张修改宪法。翟新表示,无论是吉田主义还是安倍主义,事实上都存在着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也造成了日本进退两难的困境。在强调日美同盟融于国家体系的框架下,吉田主义极易丢失根基而瓦解;而想要提高国家自主性的安倍主义却又难以真正确立目标,减少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性。最后,翟新分析,假设中美格局斗而不破,日本将采取以吉田主义为目的,以安倍主义为手段的安保战略;若中美斗而破,日本政府的安保战略将会是转型的安倍主义,即建设自主国家的目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廉德瑰介绍了日本政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考虑内政、瞭解内政是理解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廉德瑰详细介绍了二战后日本内政的发展历史,他认为今天的日本政治是自2000年以后的第二次逆转,即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逆转,这一变化是日本政治在战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而现在的中日关系在日本自民党内部的政治态势方面与1972年非常相似,这意味着中国仍要继续与日本开展合作、持续往来。廉德瑰认为,从日本内政变化来看,对中日关系日本方面持乐观态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蔡亮分析了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特征和影响,并指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蔡亮认为,从中日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台湾问题,其核心是日本政府能否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中日能否维系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对日本而言,与中国大陆保持官方往来是“大前提”,而维持与台湾地区的非政治接触是“小前提”。从横向上来看是“大小前提”并存,从纵向角度而言则是“小前提服从大前提”。蔡亮指出,岸田内阁介入台湾问题的特征为,现阶段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的矛盾性日益显现,其最重要变量就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更是频频打“台湾牌”,甚至是“台独牌”,其“借台遏华”的目的昭然若揭,日本完全认同美国的对华定位,基于此,日美“借台遏华”的共同利益也在增强,日本干预台湾问题的动机、能力无疑也在增大。蔡亮表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会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泛安全化陷阱”,加深两国互信赤字。最后,蔡亮总结,中国应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以积极应对。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应该持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以为中日关系的正确发展指引方向。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东大博士尹月探讨了日本政治右倾化是否会促进日本社会右倾化。尹月指出,日本国民的修宪意见分布长期保持着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的稳定结构,并未在安倍执政期间发生显着变化。日本社会自冷战结束后开始演进的意识形态中立化趋势,并未因安倍长期政权的右倾化而停止和改变。而在日本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未明显出现右倾化趋势:性别、家庭和婚姻观念出现进步迹象;民族主义倾向并未向更极端的方向发展;日本民众踊跃抵制政治右倾化;右翼团体的主张和行动不为社会主流价值所认可和容纳,其自身规模也在不断衰落。尹月分析,自民党长期执政及其右倾化的根源主要有四方面:自民党借选举制度改革助力胜选;在野党普遍衰弱和无党派层壮大促使选票流向自民党;自民党的右倾化是党组织集权的结果,尤其受到安倍个人右倾色彩的影响;自民党右倾是为应对民主党挑战。尹月认为,日本社会右倾化仍需警惕:自民党与“日本会议”等右翼团体密切交往,致使基层右翼团体出现主流化趋势;自民党对媒体的掌控力增强;经济长期不振、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等灾难性事件频发,加之杂亚地缘政治格局中日本的核心地位发生动摇,可能激发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此外,日本年轻一代较年长者更服从权威、敌视外来群体、反对平等主义,反映出自民党长期教育和网络右翼思想渗入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

(研讨会现场。视频截图)

  中评社北京9月27日电(实习记者 许涵琳 邵黛琳)9月2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外国语学院协办的上海交通大学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在研讨会的第一单元,相关领域学者就中日关系与东亚风险管控展开了分享与讨论。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社科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分析了“旧金山体制”及其他地区安全秩序影响。杨伯江首先回顾了 “旧金山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旧金山体制”是在1951年旧金山合约基础上的体制,是冷战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根据旧金山合约,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安保条约以及一系列的军事协定,日美同盟成为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基石;“旧金山体制”实际上是为了为布局冷战、布局未来。随后杨伯江介绍了旧金山体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第一,该合约违背了盟国间签署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如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改变了对一系列领土问题的处理决定,其中特别涉及到了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第二,日本同意美国对琉球进行托管,琉球的主权一直是一个悬案,旧金山合约起到了洗白的作用。第三,形成了单边主义的地区安全秩序,即美国独大的格局。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尤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亚太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盟国不再完全对美国经济依赖,逐渐和中国发展经济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确实给亚太地区的冷战打开了缺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盟主席吴寄南发表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破解东亚安全困境”主题演讲,介绍了与此相关的四个判断。第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给东亚地区带来了历史半个世纪的和平。这促进了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深度经贸合作,两国彼此成为对方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亚洲区域一体化取得可喜进展。第二,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变本加厉的搅局东亚安全秩序。美国对东亚安全的搅局反映在多个方面:热衷于拉帮结伙,推行圈子政治;平常军事演习加剧紧张;升级军备竞赛,大肆炫耀武力。第三,对日本正义修宪扩军要保持警惕,对日本在东亚新安全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第四,当务之急要保持高度战略定力,维护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四个政策文件;此外要深化战略对话,管控矛盾分歧,安全领域的对立和分歧最容易触及敏感的神经;要推进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