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晓：中美智囊要引导双边关系良性发展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院长陈东晓进行了开幕致辞和会议总结。他提到了中美关系包括台海问题当前遇到的主要困境，也总结了中方学者们在此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对两国关系持续正向发展的期待。
陈东晓首先表示，近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不顾中方的外交努力和强烈反对，执意窜访台湾，肆意挑战中方的红线，迫使北京采取强有力的综合反制措施，引爆了近25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台海危机。可以说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台海危机”，中美对峙的紧张情绪也进一步升级。从根源上讲，这是美国政府近年来加紧实施“以台制华”，不断掏空其“一个中国”政策基础的必然结果。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从中美关系启动正常化进程以来，台湾问题始终是双边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陈东晓认为，解读中美关系和台海问题有三个维度不可或缺：即国际体系、相互认知、国内政治。
陈东晓认为，国际体系是影响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国际体系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包括国际力量的对比，亦即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如何演化、国际秩序基本规则如何调整、国际体系的经济基础如何发展、国际体系中话语和叙事如何演变等等若干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有四次大危机，其中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发生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早期阶段；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在后冷战初期美国一超独霸阶段。可以说，国际体系演变的不同阶段都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陈东晓说，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期是当前中美关系及第四次台海危机的发生背景。中美两国既是当下国际体系演变的主要推手，同时，现存的国际体系也深刻作用于两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因而，如何认识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及其与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和国际战略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中美关系台海局势的深刻影响，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的。
陈东晓表示，相互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包括台湾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家间的相互认知包括战略认知和战术认知两个方面。战略认知既是对各自所处世界的总体看法，也是关于对方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及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总体性质的认识。战术认知则是关于对方具体的或者双边关系中具体政策的认识。如同社会中人与人间相互认知是复杂互动过程一样，中美两国间的相互认知就更加复杂困难，需要克服不同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等众多认知障碍。与此同时，战略认知和战术认知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一般说双方关于双边关系性质及双方的战略意图的认知越相对全面准确，共识越多，则更有利于准确的战术认知。其中保持长期稳定和有效的战略对话和各层级的交流机制，是建立相对完整准确的相互认知的必要条件。“我个人认为报告中涉及对政策信号及解读，同时包含了战略认知和战术认知两个方面。当下中美相互认知已经成为影响双边关系日益突出的因素，如何认识这个因素的演变发展，是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重点。”他说。
陈东晓指出，国内政治是影响中美关系包括台湾问题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映射。中美两国各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差异甚大，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决策过程都迥然不同。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全局。在新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历史中，中方始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自中美建交以来一以贯之地要求美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处理台湾问题，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及各种形式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相反，美方自中美建交以来，在对台政策上不断摇摆后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政治干扰，尤其是军工复合体操纵的利益集团对美国国会的巨大影响，一直在干扰并不断掏空美国政府承诺的“一个中国”政策。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化及党派对立日益严重，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困境也不断外溢至外交领域，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出尔反尔，进退失据，出现了严重的外交“信誉赤字”。
陈东晓称，美国国内政治衰败也加剧了美方一些政客在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上不负责任、任意而为的言行，严重动摇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所以高度警惕并积极防范因美国政治制度衰败而直接威胁中国核心利益，颠覆性地破坏中美关系，进而对全球和平稳定造成系统性的危害，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在会议总结时，陈东晓表示，中方学者主要表达了四个重要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中方学者都认识到，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和相互解读是一个复杂且不对称的过程。其中，美国内政特别是政治极化、党争对立、以及社交媒体作用等因素放大效应，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信号，尤其是台湾问题的信号更加混乱，甚至前后矛盾。这既是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不稳定、不确定阶段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当中的不稳定，对此我们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二个观点是，大家都认为中美两国祗有在双方核心利益上信守重要承诺，才能稳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尽管关于中美是否已经处于第四次台海危机，中方专家有不同的理解，但都强调华盛顿方面不断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则，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稳定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削弱了中美间已然非常薄弱的战略互信基础。一方面。中方学者表示祗有美方遵循契约精神，汲取中美交往历史中正反两方面些经验教训，才有望重建中美必要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中方学者也高度关注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认为这一法案如果通过不仅会会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紧张，还将导致中美关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与此同时，中方学者也对当前国内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背景下，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汲取历史教训，防止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被进一步侵蚀、破坏表示了怀疑。
第三个观点是，中方学者强调，当前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和平发展大国责任的紧迫性。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动荡变革期：疫情的长尾效应、气候变化以及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动荡，使全球和平和发展面临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挑战。但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大趋势仍然难以在短时间逆转。因而需要中美能够顺应大势，登高望远，共同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健康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包括如何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谋划新的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以及防止双边经济关系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武器化等。中方学者提出，当前美国战略界、政界存在的零和思维及对于霸权的焦虑与躁动，是不利于中美关系稳定的。
陈东晓说，“基辛格博士最近在他的新书《领导者》当中，特别提到在过渡阶段中，国家领导者的作用极为关键，尤其需要领导者能够登高望远，洞察秋毫，包括进一步引导人们来认识人类社会可持续福祉的源头有哪些，如何防止这些源头的衰败，既往的经验如何继承和弘扬，以及哪些需革故鼎新，如何确定人类社会新的目标，又需要如何与时俱进的调整，并摒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等等。基辛格博士的这些警世之言的确值得美方领导者深思。”
第四个观点是，中方学者进一步提出要深化交流及引导舆论。当前，中美智库间交流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两国智库需要就双方各自、尤其是对方的战略和政策，向两国的公众进行专业、精准、负责任的解码与阐释，使得中美双方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以及政策走向。中方学者提出，当前，美方尤其需要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国家发展、外交、安全等战略；需要对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进行全面、完整、准确的理解。另外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是，中美智库和学界要共同研究，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双方政府以及智库，如何在把握公众舆论走向的同时，有效引导各自舆论，为两国政府间的良性互动营造相对有利的舆论环境。
最后，陈东晓表示，中方学者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动荡和不确定表示出高度担忧与关切，也对美国政府当前是否有足够能力和意愿主动停止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表达了怀疑。同时中方学者也表达了要进一步加强中美各界，特别是加强双方学界、智库界交流的积极愿望。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智库的这种联合研究、相互对表的模式能够在中美学界得到进一步的推广，持续为两国政府和公众提供专业的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院长陈东晓进行了开幕致辞和会议总结。他提到了中美关系包括台海问题当前遇到的主要困境，也总结了中方学者们在此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对两国关系持续正向发展的期待。
陈东晓首先表示，近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不顾中方的外交努力和强烈反对，执意窜访台湾，肆意挑战中方的红线，迫使北京采取强有力的综合反制措施，引爆了近25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台海危机。可以说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台海危机”，中美对峙的紧张情绪也进一步升级。从根源上讲，这是美国政府近年来加紧实施“以台制华”，不断掏空其“一个中国”政策基础的必然结果。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从中美关系启动正常化进程以来，台湾问题始终是双边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陈东晓认为，解读中美关系和台海问题有三个维度不可或缺：即国际体系、相互认知、国内政治。
陈东晓认为，国际体系是影响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国际体系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包括国际力量的对比，亦即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如何演化、国际秩序基本规则如何调整、国际体系的经济基础如何发展、国际体系中话语和叙事如何演变等等若干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有四次大危机，其中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发生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早期阶段；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在后冷战初期美国一超独霸阶段。可以说，国际体系演变的不同阶段都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陈东晓说，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期是当前中美关系及第四次台海危机的发生背景。中美两国既是当下国际体系演变的主要推手，同时，现存的国际体系也深刻作用于两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因而，如何认识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及其与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和国际战略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中美关系台海局势的深刻影响，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的。
陈东晓表示，相互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包括台湾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家间的相互认知包括战略认知和战术认知两个方面。战略认知既是对各自所处世界的总体看法，也是关于对方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及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总体性质的认识。战术认知则是关于对方具体的或者双边关系中具体政策的认识。如同社会中人与人间相互认知是复杂互动过程一样，中美两国间的相互认知就更加复杂困难，需要克服不同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等众多认知障碍。与此同时，战略认知和战术认知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一般说双方关于双边关系性质及双方的战略意图的认知越相对全面准确，共识越多，则更有利于准确的战术认知。其中保持长期稳定和有效的战略对话和各层级的交流机制，是建立相对完整准确的相互认知的必要条件。“我个人认为报告中涉及对政策信号及解读，同时包含了战略认知和战术认知两个方面。当下中美相互认知已经成为影响双边关系日益突出的因素，如何认识这个因素的演变发展，是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重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