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莼思：中美需尊重彼此核心国家利益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在报告发布环节首先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吴莼思说，这次研究开始于2021年秋天。当时，中方学者已十分担忧美国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将把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引向非常危险的境地。然而，学者们也注意到，由于拜登政府顽固坚持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在对华遏制打压的同时，却要中国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在美国需要时进行合作，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继续下降。
中美之间大部分的对话交流机制自特朗普政府时期起就处于停滞状态。拜登政府虽然自认为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但其在与华交流磋商方面实际上仅有兴趣保留和推动气候变化、经贸等非常有限的议题。而对于管理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对话等机制则一直以美方自认为的理由进行冷处理。这样，在2021年年底时，中方学者实际上已经对中美之间缺乏对话交流，而美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又不断踩踏中方红线感到十分担心。我们在报告中希望拜登政府纠正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时起就搁置中美机制性战略对话的做法，使中美重新找到以沟通、对话及时调节中美关系、管控危机的途径。
吴莼思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导致了“第四次台海危机”。这一事件更让我们确信，我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急迫的，我们报告中所展现的复杂局面需要立即着手找到处置方案。我们的报告展现了拜登政府上台十周内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行动和互动。中美之间的有些行动是相互关联的，而有些行动之间的关联性则不大。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行动和互动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双方在释放、传递和接收政策信号方面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影响因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客观因素，比如自媒体的影响，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政府更替时期的忙乱，以及对方信号微弱或不清晰等；另一类则是内部主观因素，也就是说，作为传递方想要传递什么政策信号以及作为接收方是否有意愿接收对方的政策信号。
吴莼思说，由此可见，无论是台海局势，还是中美关系，走到当前这一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不能正确处理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美国继续如此一意孤行，恐怕不仅是中美关系，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将深受其害。就此而言，她个人认为，对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宣布的八项反制措施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话和交流层面，而要看到这实际上是中国在矫正对两国利益关系的理解。“也许有些人会说，气候变化等也是中国的利益。确实，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国继续大力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双碳’目标，中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等各种犯罪行为。然而，在这些同样符合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可以继续主动、积极地为世界做出贡献，而未必需要让美国分享其成果。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反制措施反映了中国在利益问题上对中美关系的新认识。希望美国由此能有所触动，重新思考其对华政策的不合理性，重新回到中美共建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的轨道上来。”吴莼思表示。
最后，吴莼思强调，维护中美关系稳定，需要再次确认相互尊重核心国家利益。
中评社香港9月15日电（记者 郭至君）9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美关系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研讨会——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报告发布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在报告发布环节首先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吴莼思说，这次研究开始于2021年秋天。当时，中方学者已十分担忧美国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将把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引向非常危险的境地。然而，学者们也注意到，由于拜登政府顽固坚持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在对华遏制打压的同时，却要中国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在美国需要时进行合作，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继续下降。
中美之间大部分的对话交流机制自特朗普政府时期起就处于停滞状态。拜登政府虽然自认为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但其在与华交流磋商方面实际上仅有兴趣保留和推动气候变化、经贸等非常有限的议题。而对于管理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对话等机制则一直以美方自认为的理由进行冷处理。这样，在2021年年底时，中方学者实际上已经对中美之间缺乏对话交流，而美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又不断踩踏中方红线感到十分担心。我们在报告中希望拜登政府纠正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时起就搁置中美机制性战略对话的做法，使中美重新找到以沟通、对话及时调节中美关系、管控危机的途径。
吴莼思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导致了“第四次台海危机”。这一事件更让我们确信，我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急迫的，我们报告中所展现的复杂局面需要立即着手找到处置方案。我们的报告展现了拜登政府上台十周内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行动和互动。中美之间的有些行动是相互关联的，而有些行动之间的关联性则不大。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行动和互动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双方在释放、传递和接收政策信号方面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影响因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客观因素，比如自媒体的影响，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政府更替时期的忙乱，以及对方信号微弱或不清晰等；另一类则是内部主观因素，也就是说，作为传递方想要传递什么政策信号以及作为接收方是否有意愿接收对方的政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