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林杰:夯实中韩民意基础是两国重要课题

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资料照)

  中评社香港9月7日电(中评社报导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韩国全球战略与合作研究院协办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中韩建交三十周年回顾与未来展望”近日举行。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在论坛上谈到中韩建交30年的人文交流情况时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增进两国国民相互瞭解的主管道,是维系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稳定器。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在文化、教育、学术、媒体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构成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三大支柱。同时,中韩在人文交流领域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干扰因素的一些挑战,妥善处理争议和分歧,夯实中韩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将是今后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

  牛林杰认为,建交30年人文交流成果显着。具体表现在:一,中韩互为第一大入境客源国。双方年人员往来由1992年建交之初的10万人次到最多突破1200万人次。中韩各有数十万公民在对方国家常住,在两国出现了韩国城、唐人街等大量侨民聚居区。新冠疫情前,两国间航班数量多达1250班次。中国和韩国都是彼此国民偏好的旅游目的地国。

  二,中韩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建交以来,中韩两国赴对方国家留学的学生数量不断扩大。自1998年起,韩国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始终居世界各国来华留学生的首位。2016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家。新冠疫情前,在华韩国留学生达7万余人,占在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5%左右。同时,中国赴韩留学生的人数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新冠疫情前,在韩的中国留学生达6万余人,占在韩外国留学生总数的约60%。

  三,“韩流”和“汉风”交相辉映。建交以来,中韩两国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包含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舞蹈、美食等在内的“韩流”逐渐发展成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文化也在韩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汉风”。汉语热、中国电视剧、中国产品等深受韩国民众的喜爱。

  四,教育学术交流广泛深入。1992年建交之初,中国开设韩国语专业的大学祗有5所,目前已达到230多所,其规模在中国外语非通用语的近百个语种中位居第一。在韩国,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也由建交初期的20多所增加到了目前的140余所,汉语成为韩国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两国有1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两国高校研究机构之间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开展。   五,媒体交流频繁,影响力不断扩大。建交以来,两国媒体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开展了频繁的交流。“中韩媒体高层对话”自2009年创办以来,每年一次,轮流在中韩两国举办。2004年5月,韩国“中华电视台”正式开播,每天24小时播出与中国有关的新闻、连续剧、纪录片和娱乐节目。2005年9月,由韩国教育广播电台(EBS)主办的韩国国内首个中文综合广播节目—“Hao TV”正式开播。在中国电视台热播的一些电视节目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等都是中韩媒体合作的成果。

  六,人文交流平台机制化建设成效显着。由中韩政府发起、民间参与的定期化人文交流平台不断增多。“中韩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等政府倡议建立的机制平稳运行,中韩人文交流政策论坛、中韩人文学论坛、中韩未来论坛、中韩公共外交论坛等交流机制在两国高层引领下定期举办活动。

  另一方面,中韩人文交流面临挑战。牛林杰表示,在中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干扰因素。两国在一些历史、文化问题上存在争议,相关具有误导性甚至错误的信息通过媒体和网络传播,引起两国民众误解,影响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甚至出现“嫌韩”“厌华”等负面情绪。最新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华不友好的比例高达80%。

  牛林杰认为,造成中韩民意基础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从三个方面作分析。首先,历史文化争议频发。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本应成为两国文化联系的纽带,但双方民众在确认历史文化归属过程中存在一定争议。如高句丽历史问题、端午节和端午祭、汉服与韩服等等,这些争议超出了历史认知范畴,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影响了双边关系。
其次,韩国媒体负面报导。媒体运作模式和新闻报导理念等多方面因素导致部分韩国媒体涉华报导偏负面,影响韩国民众对华客观认知。媒体的商业化趋势和扭曲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未经证实的夸大信息或错误信息在互联网上蔓延,加剧了两国网民对立情绪。

  再次,外部因素成为中韩民间友好度降低的主因。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干扰因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如果说历史文化争议属于内部因素,那么美西方的对华遏制政策、虚假“抹黑”报导、新冠疫情等则属于外部因素。而这些外部因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大。   这些外部因素包括:“萨德”事件的负面效应。建交30年来,对中韩人文交流产生负面影响的外部因素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驻韩美军部署“萨德”系统。这一事件不仅给中韩政治外交互信造成了严重影响,也对中韩人文交流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而且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美西方媒体涉华报导的负面效应。美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虚假报导和“抹黑”报导,对韩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影响十分巨大。韩国媒体的涉华报导大多直接援用美西方媒体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缺乏客观性、真实性。韩国受众通过媒体瞭解到的中国形象,是一个经过美西方媒体加工塑造的虚假的,甚至“妖魔化”的形象,进一步加深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新冠疫情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最大外部因素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前,中国是韩国公民最大出境旅游目的地国,韩国是中国公民第三大出境旅游目的地国。新冠疫情期间,两国政府和民众守望相助,在全球率先建立“快捷通道”,便利两国重要急需人员往来。但新冠疫情仍给中韩人员往来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两国往来人员数量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对于中韩人文交流展望方面,牛林杰表示,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发展中韩友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向未来,中韩人文交流应遵循“相互尊重,客观理性,开放沟通,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相互尊重各自制度差异和文化传统习俗,避免将人文领域争议政治化。

  两国应以中韩建交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中韩人文交流战略对话机制的级别,推进着眼于长远发展的人文交流制度化建设。积极创新人文交流的新管道、新内容、新方法,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学术、文艺、民俗、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中韩人文交流的水平。加强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彼此的良好认知,增进友好、减少误解,助力中韩友好合作向前发展。同时,两国媒体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营造客观、公正、理性的舆论氛围,为推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发展发挥积极的、健康的导向作用,在两国国民之间逐步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关系。

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资料照)

  中评社香港9月7日电(中评社报导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韩国全球战略与合作研究院协办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中韩建交三十周年回顾与未来展望”近日举行。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在论坛上谈到中韩建交30年的人文交流情况时表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增进两国国民相互瞭解的主管道,是维系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稳定器。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在文化、教育、学术、媒体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构成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三大支柱。同时,中韩在人文交流领域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干扰因素的一些挑战,妥善处理争议和分歧,夯实中韩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将是今后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

  牛林杰认为,建交30年人文交流成果显着。具体表现在:一,中韩互为第一大入境客源国。双方年人员往来由1992年建交之初的10万人次到最多突破1200万人次。中韩各有数十万公民在对方国家常住,在两国出现了韩国城、唐人街等大量侨民聚居区。新冠疫情前,两国间航班数量多达1250班次。中国和韩国都是彼此国民偏好的旅游目的地国。

  二,中韩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建交以来,中韩两国赴对方国家留学的学生数量不断扩大。自1998年起,韩国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始终居世界各国来华留学生的首位。2016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家。新冠疫情前,在华韩国留学生达7万余人,占在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5%左右。同时,中国赴韩留学生的人数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新冠疫情前,在韩的中国留学生达6万余人,占在韩外国留学生总数的约60%。

  三,“韩流”和“汉风”交相辉映。建交以来,中韩两国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包含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舞蹈、美食等在内的“韩流”逐渐发展成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文化也在韩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汉风”。汉语热、中国电视剧、中国产品等深受韩国民众的喜爱。

  四,教育学术交流广泛深入。1992年建交之初,中国开设韩国语专业的大学祗有5所,目前已达到230多所,其规模在中国外语非通用语的近百个语种中位居第一。在韩国,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也由建交初期的20多所增加到了目前的140余所,汉语成为韩国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两国有1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两国高校研究机构之间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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