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导秩序弱化 哈佛教授倡建更好秩序框架
中评社华盛顿9月13日电（记者余东晖）美中实力此消彼长，美方最担心其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被颠覆。哈佛大学知名学者就此提出设想，建立“更多基于行为，更少基于规则”的更好国际关系秩序的框架，以此来处理日趋激烈和危险的大国竞争。
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和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最新出版的《外交事务》9/10月“百年刊号”上发表长文--“如何建立更好秩序，在无政府世界中限制大国竞争”。
作者指出，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崛起，侵蚀了一度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部分自由主义、基于规则的”体系，后冷战时期的“超全球化”终结。俄乌战争重新激活北约，但也加深东西分裂和南北分裂。
作者表示，展望未来，很容易想像一个不那么繁荣、更危险的世界，其特征是日益敌对的美国和中国，重新军事化的欧洲，面向内部的区域经济集团，按地缘政治界线划分的数字领域，以及为战略目的日益武器化的经济关系。
他们相信，人们也可以设想一种更加良性的秩序，即美国、中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在某些领域竞争，在其他领域合作，遵守新的、更灵活的行事规则，这些规则旨在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要要素，防止武装冲突，同时让各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处理国内紧迫的经济和社会优先事项。甚至可以想像这样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积极合作，限制气候变化的影响，改善全球健康，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并共同应对地区危机。
为此，这两位教授联合提出由四个类别组成的框架来指导大国关系。他们指出，一个更好的秩序更少地基于规则，更多地基于行为；一个更稳定的秩序可能依赖于谈判，而不是规则。
作者解释，这个框架的前提是在核心原则上只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并承认在应该解决的问题上会有持久的分歧。这个框架不会像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制那样，强加一套详细的说明性规则，而是作为一个“元机制”(meta-regime)发挥作用：引导一个进程，让对立国家甚至是对手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一致或和解。当他们意见不一致时，仍然可加强沟通，澄清分歧原因，并提供动机，在保护自身利益时避免伤害他人。
他们指出，越来越明显的是，现有的、以西方为导向的方法不再足以处理支配国际权力关系的许多力量。未来的世界秩序将需要容纳非西方大国，并在国家制度安排和实践中容忍更大的多样性。
他们阐释，在这个框架中，主要的全球大国不需要事先就管理它们相互作用的详细规则达成一致，只需要就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方法达成一致，将所有行动和问题分为四大类：被禁止的行动和问题；两个及以上国家相互调整可使各方受益的行动和问题；由单一国家采取的行动；需要多边参与的行动。
第一类：被禁止的行动——将采用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已经广泛接受的准则，至少包括《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承诺。
第二类：国家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换取其他国家的类似让步而受益的行动。明显的例子包括双边贸易协定和军备控制协定。
作者表示，理论上，人们可以想像美国和中国(或另一个大国)同意限制某些军事部署或活动——例如在对方领土附近的侦察行动或有损对方数字基础设施的有害网络活动——以换取另一方同样的限制。
第三类：当两国无法达成互利的协议时，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采取独立行动，以推进具体的国家目标，这与主权原则一致，但受制于之前商定的任何禁令。
该框架规定，第三类行动必须经过精心校准：为了防止可能导致破坏稳定的军事建设甚至公开冲突的针锋相对的升级措施，补救措施应与当前的安全威胁成比例，而不是旨在损害或惩罚对手。
作者承认，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精心校准的行动可能会被对手视为挑衅，而对对手长期意图的最坏情况估计，可能会使其难以慎重地做出回应。这种压力在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军事竞争中已经很明显。然而，双方都有强大的动机来限制各自独立的行动和目标。
他们指出，鉴于美中两国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可观的财富和庞大的核武库，两国都不可能有任何征服对方或迫使对方改变政治制度的现实希望。两国共存是唯一现实的可能，任何一方为了取得战略优势而全力以赴，都只会分散重要社会需求的资源，放弃合作的潜在收益，还会增加发生破坏性极大的战争的风险。
第四类：需要多国参与才能采取有效行动的问题。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是明显的例子。
作者以华为为例，指出英国和中国之间本来可以通过第二类别达成解决方案，通过增加透明度达成互利的结果，但在美国压力之下，最后英国还是将华为排除于英国的5G网络之外。他们指出，美方的行动违背了第三类别的框架，即采取的单边行动与其面临的威胁不成比例，目的在于损害对手。美国应当通过多边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
作者承认，乌克兰战争清醒地提醒我们，这样的框架本身无法产生一个更良性的世界秩序。但是，使用这些宽泛的分类来指导大国关系，而不是试图恢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或从上面强加新的全球治理规范，有很多好处。
两位教授指出，在美中关系中，这种框架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可能最为明显。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未能阐明一项旨在维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不是通过破坏中国经济来恢复美国主导地位的对华政策。当前的做法不仅没有在一个灵活规则的多极体系中容纳中国，反而试图遏制中国，削弱其相对实力，并缩小其战略选择。
他们希望，通过致力于建立这种框架，美国和中国将发出一个共同的愿望，即限制争议领域，避免不断增长的敌意和猜忌螺旋式上升。除了在气候变化、大流行病防范和其他共同利益方面进行合作，避免公开试图破坏对方的国内繁荣或政治合法性之外，华盛顿和北京可以通过谈判和调整的过程，寻求各种军备控制、危机管理和降低风险的措施。
在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奉行自1972年“上海公报”以来的”模糊政策“。放弃这一政策，转而更直接地承认台湾，可能会引发一场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的战争。
作者指出，在努力巩固亚洲盟友的同时，美国应当支持缓解亚洲紧张局势的地区性努力，并鼓励其盟友避免与中国或彼此之间发生不必要的争吵。美国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如新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应着眼于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试图孤立和排斥中国。
中评社华盛顿9月13日电（记者余东晖）美中实力此消彼长，美方最担心其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被颠覆。哈佛大学知名学者就此提出设想，建立“更多基于行为，更少基于规则”的更好国际关系秩序的框架，以此来处理日趋激烈和危险的大国竞争。
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和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最新出版的《外交事务》9/10月“百年刊号”上发表长文--“如何建立更好秩序，在无政府世界中限制大国竞争”。
作者指出，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崛起，侵蚀了一度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部分自由主义、基于规则的”体系，后冷战时期的“超全球化”终结。俄乌战争重新激活北约，但也加深东西分裂和南北分裂。
作者表示，展望未来，很容易想像一个不那么繁荣、更危险的世界，其特征是日益敌对的美国和中国，重新军事化的欧洲，面向内部的区域经济集团，按地缘政治界线划分的数字领域，以及为战略目的日益武器化的经济关系。
他们相信，人们也可以设想一种更加良性的秩序，即美国、中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在某些领域竞争，在其他领域合作，遵守新的、更灵活的行事规则，这些规则旨在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要要素，防止武装冲突，同时让各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处理国内紧迫的经济和社会优先事项。甚至可以想像这样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积极合作，限制气候变化的影响，改善全球健康，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并共同应对地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