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评：全会精神再领悟 “固治促兴”新思考
来源：大公报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旗帜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成果和前瞻性方向的把握。《决定》明确支持香港特区继续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
7月2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时，明确表示香港“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希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无论是《决定》还是夏宝龙主任对香港的寄语，都涉及到了“固”和“兴”两大主题关键词的辩证关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郑雁雄曾表示，“既不忘‘固治保兴’，也不忘‘以兴促治’”。“治”是根本，是“兴”之根基，“治”不固则“兴”不稳；“兴”是必然，是“治”之果实，“兴”不成则“治”不久。从香港国安法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实施，从黑暴结束再到走出疫情阴霾，香港走过了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拨乱反正阶段。此后，“治”与“兴”的辩证思考不断地出现在香港追求繁荣稳定的各个方面。
“治”是根本是“兴”之根基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迈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阶段之后，香港社会也面临着“由治及兴”到“固治促兴”的转型和挑战。然而，“固治”并非仅仅只是管治的水平和能力问题，“促兴”也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发展层面。通过学习和领会三中全会的内在精神，笔者对“固治促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进而反思当下香港所要“兴”之面向和“治”之应然。
正如许多人所理解的，“固治”首先涉及到的是国安法治的“红色底线”，也是“一国两制”的“制度性”大框架。只有国安港安，特区政府的工作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才能正常地展开，只有“一国两制”走得不偏不倚，才能实现香港的核心价值。这是“兴”的大前提、大原则。
“固治”也强调了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能即政策制定的可行性，项目落实的行动力，尤其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力度。只有将管治能力的提升具体地体现在管治效能的实现，才能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发展的实际红利，体会到“一国两制”作为历史性创举的现实优势，才能进一步推动香港的自我改革和结构性转变。
然而，笔者认为，“固治”的另一个面向则是如何发展并巩固香港的原有优势和竞争力，使得以金融、股票、房地产以及航运交通等传统支柱产业和生产力，在新的治理和发展模式下，转换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关系，带动和开拓更具活力的就业市场，擦亮香港作为亚洲国际城市的“金字招牌”。
在“治”的基础上谈“兴”，就要具有与时俱进的眼光。首先，“兴”要有人才之储备，要使得香港成为高新人才的“高地”。无论是从产业转型还是到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都离不开人才的创新性参与。《决定》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实际上是强调了香港目前转型的核心突破口。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创科人才的来港和龙头企业的落户必然会成为香港未来科创发展的动力源，也将会对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其次，“兴”本质上也与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息息相关。无论是大湾区建设的参与还是国内大循环的融入，香港扮演着内地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香港要有意识地助力内地走向世界，拓展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转型，在激活本地市场的同时，牢牢地抓住国内、国际的双流通渠道，实现新质产业的重新布局。
将发展的“兴”落实到民心
最后，“兴”更意味着一种向心力、凝聚力，是关乎市民参与社会发展的信心，更是关乎社会认同的核心。将发展的“兴”落实到民心，才是能实现建设香港、繁荣香港的关键。只有实现共同建设、发展果实为全体香港市民所共享，香港才会实现真正的欣欣向荣，由“兴”及心。
来源：大公报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旗帜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成果和前瞻性方向的把握。《决定》明确支持香港特区继续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
7月2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时，明确表示香港“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希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无论是《决定》还是夏宝龙主任对香港的寄语，都涉及到了“固”和“兴”两大主题关键词的辩证关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郑雁雄曾表示，“既不忘‘固治保兴’，也不忘‘以兴促治’”。“治”是根本，是“兴”之根基，“治”不固则“兴”不稳；“兴”是必然，是“治”之果实，“兴”不成则“治”不久。从香港国安法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实施，从黑暴结束再到走出疫情阴霾，香港走过了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拨乱反正阶段。此后，“治”与“兴”的辩证思考不断地出现在香港追求繁荣稳定的各个方面。
“治”是根本是“兴”之根基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迈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阶段之后，香港社会也面临着“由治及兴”到“固治促兴”的转型和挑战。然而，“固治”并非仅仅只是管治的水平和能力问题，“促兴”也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发展层面。通过学习和领会三中全会的内在精神，笔者对“固治促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进而反思当下香港所要“兴”之面向和“治”之应然。
正如许多人所理解的，“固治”首先涉及到的是国安法治的“红色底线”，也是“一国两制”的“制度性”大框架。只有国安港安，特区政府的工作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才能正常地展开，只有“一国两制”走得不偏不倚，才能实现香港的核心价值。这是“兴”的大前提、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