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赵全胜谈旅美学人的情怀
中评社华盛顿3月24日电（记者余东晖）四十二年前，当年过而立的北京大学研究生赵全胜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留学的国际关系学人之一，踏上赴美旅程时，他并没有想到，当时还处于“蜜月期”的中美关系后来会演变成世界两强的竞争对峙。风雨兼程，赵全胜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为促进中美沟通，避免大国冲突而不遗余力。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是新中国第一代旅美国际关系学人，他的经历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华人学者中很有代表性。最近赵全胜在他的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接受中评社记者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谈他留美旅美四十多年的心路历程。
“老三届”踏上留洋路的初衷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时，赵全胜已经28岁了。他与后来成为中国知名国关学者的王缉思、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黄晴、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是同班同学。当时北大有个特殊政策，对于年纪大的“老三届”毕业生，可以允许在上本科两年后跳考研究生。赵全胜于1979年跳考成为硕士生，1980年秋申请赴美留学，1981年春天就收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博士班的录取通知。
当时正在北大短期执教、后来成为赵全胜导师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斯卡拉皮诺教授建议赵全胜去伯克利，因为首先他认为伯克利的亚洲研究比耶鲁更强，其次他愿意让赵全胜当他的教学和研究助理，这样在美留学就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赵全胜终于选择了伯克利，其开放、创新、多元的校园风气深深吸引着他，更让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回忆起赴美留学的初衷，赵全胜说，当时主要有三个想法：第一，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所谓开放其实就是对西方开放，所以当时希望能走出国门看看西方社会是什么样的。第二，自己当时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大国关系与大国战略，主要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既然研究美国，就一定要到美国。第三，当时美国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经济上都全面领先；而中国的国际关系、政治学由于文革影响，百废待兴，他想到这个学科前沿国家去学习。
1981年9月，赵全胜动身赴美留学。当时中美之间没有直飞航班，要在日本东京中转。赵全胜听从北大美籍客座教授布里吉的建议，在东京转机时在布里吉教授执教的日本圣心女子学院停留了三天。第一次出国第一站到的是东京，赵全胜由此与日本结下了缘分。加上19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如日中天，触发了赵全胜改变研究方向的想法--他在伯克利的博士论文课题定在了“美日外交政策制定比较”。
来到美国之初，与当时新中国赴西方的最早一批留学生一样，赵全胜感受到了震撼。美国经济的高度发达，物资的极大丰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都让他感到眼界大开。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学术氛围的自由，激发创新的动力，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并非英语专业出身的赵全胜来了美国，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其次是西方社会知识关。尤其是一来就要给斯卡拉皮诺教授和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沃尔兹做助手，辅导别的学生，更让他感到艰难。他打比方：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给扔到大海里，你淹死了就淹死了，你自个挣扎着的学会了你就学会了。他庆幸自己属于后来学会游泳的那种人。
从中国改革开放后，赵全胜这批人赴西方国家留学算起，中国赴美留学生已经历了三代人，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赴美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里从教多年的赵全胜观察到，相同的是，留学生们的中国心没变，努力程度没变，年轻一代的留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有的还拿到了哈佛等名校的终身教职。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留学生们也在发生变化。赵全胜观察到，新一代的留学生更加自信，语言能力也相对较强。当然，在留学专业的选择上更多样化，但有时功利性也变得更强，选择纯基础学科的少了，选择未来在美国好找工作、收入高的专业的留学生多了。
以学习国际关系的留学生为例，赵全胜观察到，现在许多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学的是中国政治、中国外交、中国经济，为的是将来在美国好找工作，因为有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他们在美国研究中国，比美国人更有优势。那些将来打算回国发展的留学生，其初心是研究美国外交和美国政治，成为美国问题专家，这样才能符合中国的需求，报效祖国。
研究大国战略转向中美日
在美四十余年，赵全胜一直把大国战略的比较研究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从刚出国时研究中美苏，到苏联解体，日本崛起，研究方向转向中美日。进入新世纪以来，美中日是世界三大经济体，美中关系从接触到竞争，中日关系的爱恨情仇，美日同盟关系演变，这三个大国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给了赵全胜很大的研究空间。
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六年期间，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美国，赵全胜到美国国会做过实习生，做立法助手，让他对美国的立法程序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同时还到日本东京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对日本的政治社会进行实地考察赵全胜的博士论文定的方向是美日对华政策制定，但后来出版专着时出版社建议，美国人自己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论着已经汗牛充栋，很难做出新意，因此后来他调整了第一部专着的题目，即《日本外交政策制定》侧重于做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研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几年之后，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外交政策》。
多年来，赵全胜以英文、中文、日文、韩文出版过《日本外交政策制定》、《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大国政治与外交》、《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国家的分裂与国家的统一》、《日中关系与日本政治》等专着。2019年赵全胜出版了中文版的《中美日大国战略比较研究》，这是对他多年研究思考的系统性总结。
最近赵全胜出版了英文版的《Great Power Strategies: 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Japan》。这是他之前《中美日大国战略比较研究》的升级版，结合了近几年形势的最新发展和更多的研究思考。最近在美利坚大学举行的这本新书发布会上，多位美中学者肯定赵全胜以宏观视野观察大国变局，从微观角度提出处理大国关系之道。
在研究大国关系的过程中，赵全胜深感以往的主导理论过于强调现实主义，即相信硬实力的重要性，而对人的关系和个人领导力关注不够，缺乏对个人能动性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他1983年到美国国会做立法助手，1985年到1986年到日本做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多年来，赵全胜自己四处讲学，除了在美国之外，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日本、韩国、荷兰等地的大学开设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和东亚政经发展的课程。因为他相信，与不同地区学生教学互动的过程，就是增进人与人理解的很好时机。
赵全胜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要重视人际关系的研究，要注入人文关怀，要学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要更加关注软实力。
赵全胜指出，在中美关系中，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发挥非常大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一直强调他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布林肯、耶伦等人最近表示希望继续与中国高层保持沟通。他认为，不管是美国想把中国打趴下，还是中国想取代美国，这些想法都不现实，也不可取。中美两国还是要学会共存，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见证中美关系四十年风雨兼程
旅美四十多年，赵全胜见证中美关系起起伏伏、风波不断，从初来美国时还处于蜜月期，到现在两国全面竞争对峙。身处华盛顿这个美国政治中心，赵全胜对于中美关系的波涛汹涌感触良多。
让赵全胜感触最深的事件是，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和九一一事件先后发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
那时，小布什在竞选中批评克林顿政府“向北京磕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正打算对付被小布什称为“战略竞争者”的中国。2001年4月1日，海南撞机意外事件发生，给趋于紧张的中美关系火上浇油，美国国内对华喊打喊杀声高涨。
事件发生几天后，CNN找到赵全胜，请他去演播室评论这个事件。赵全胜在评论时提出，应当从双方角度，换位思考这个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是中国军机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边，与美国军机相撞，美国军机坠毁，飞行员下落不明，情况会如何？······正说着，CNN主持人打断赵全胜的评论，本来说好5分钟的时间，只说了3分钟便被停止了。
后来有香港学者对赵全胜说：那是那几天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咒骂中国的声音中，他听到的唯一平衡的观点，此后舆情发展也开始朝着更平衡的方向发展。为自己能在关键时刻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发出平衡之声而高兴的赵全胜深切体会到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性。
撞机事件后5个多月时间，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中方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谴责恐怖主义，对美国人民表示慰问。美方战略优先大转向，中国从“战略竞争对手”变成战略伙伴。赵全胜感叹：这个变化太大了！说明国家战略的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一直专注于美国和日本国家战略和政策研究的原因。
第二件让赵全胜感触良多的事情是，2007年他应邀到美国国会就中国高铁建设作证。当时美国若干州有意建设高铁，国会邀请了当时世界上高铁技术最发达的日本、法国和德国专家去作证。中国当时正在建设京津动车专线，只能算是准高铁，但作为新兴经济体，美国国会邀请熟悉中国的赵全胜就中国高铁建设作证。
虽然赵全胜并不赞同到处鼓吹“厉害了我的国”的做法，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向美国人客观展示中国建设成就的好机会，于是他精心准备了20页的证词。联想起自己刚到美国时看到四通八达高速公路网时的震撼感，仅仅二十六年后，世界老大也要向中国的高铁建设取经了。他为此感到由衷的自豪，也从一个侧面体会到了二十多年间美中国力对比的变化。即便如此，赵全胜说，他根本想象不到，今天中国的高铁里程已经超过4万公里，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或许正由于中国如是快速崛起，让美国人的焦虑感越来越强。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掀起了极限打压中国的高潮，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接连爆发，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一系列几乎让人惊掉下巴的事件发生，比如孟晚舟被扣、中国驻休斯敦被关、1400多名华人学者被迫离美等，让经历过近四十年美中关系起起落落的赵全胜深感震惊和不安。他感受到国际关系的残酷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美中交恶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作为在美国首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华人学者，四十年来，赵全胜顺理成章地与来自中国的学者多有交流，许多中国学者曾在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但是，过去三年，美中学者交流几乎完全停顿，赵全胜所在的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项目已经有四年多没有接纳中国访问学者了。
赵全胜说，这固然跟新冠疫情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特朗普上台后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大环境险恶。他觉得很难想象，一个曾经开放包容的国家为何现在变得如此恐中仇外，民主开放的口号似乎成为空话，双重标准愈演愈烈。
在麦卡锡主义沉渣泛起的阴影中，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学人在美国容易受到怀疑，生存环境趋于艰险。面对这种不利环境怎么办？赵全胜表示，自己的家国情怀矢志不渝，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要讲同理心。就像在撞机事件后，他到CNN评论时指出的那样，如果是中国军机飞到加州沿岸发生事故会怎样？他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指望谁能说服谁，不必疾声厉色，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让对方听见不同意见，足矣。
赵全胜表示，作为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国关学者，本来到美国就是来做研究的，也不指望当官发财。美中斗到目前这样的地步，出乎多数人的预料，现在也只能做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准备。大环境继续恶化下去，大不了最后落叶归根。但现在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在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中，赵全胜也观察到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的变化：首先，与美国国内日益浓厚的抗华氛围一致，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负面评价越来越多。不利的客观环境限制了美中之间学者的交流。其次，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越来越重视数量和模型化研究，越来越不重视在历史、地理、文化研究基础上展开国际关系研究，机械化倾向明显。这些都造成了中美之间学术交流的困境。
赵全胜比较尊敬的美国学者多数是那些有历史情怀、对中国比较友好的“老中国通”，比如已经去世的费正清、斯卡拉皮诺、鲍大可、傅高义等人，以及现在依然活跃于美国国关学界第一线的蓝普顿、谢淑丽、裴宜理、史文和柯庆生等人。而对于年轻的美国研究中国学者，赵全胜表示，谁能脱颖而出，还需要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