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专访：徐莉谈香港由治及兴
中评社香港3月7日电（记者卢哲）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徐莉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从香港航运中心“先行一步”、地区民生工作“扎实扎深”、青年教育“抓住机遇”等方面，畅谈了对香港“由治及兴”新阶段的看法。
徐莉表示，香港航运中心角色到了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地理优势和制造业大市场的环境变化，香港必须要做出变革，抛弃传统做法，更好地发挥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升级为统筹中心的角色。而这需要从国家层面牵头，让香港尽快迈出第一步。
作为地区社团领袖，徐莉认为，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地区社团要配合特区政府，事无巨细地做好地区民生工作，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满意，凝聚民心。而房屋、医疗及扶贫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议题。
作为教育及青年议题的关注者，徐莉分享了自己推动香港青年“走出去”体验、学习的想法及与“修例风波”更生青年交流的故事。徐莉说，要鼓励香港青年多走出去，看看世界、瞭解国家、抓住机遇，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而对于“黑暴”后醒悟的更生青年，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们的人生一个新的机会。
徐莉在货运及物流领域颇有建树，在业内具领导地位。她积极推动香港及内地的教育发展并参与许多社区及公共服务。徐莉现为香港南海航空货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并担任惩教署社区参与助更生委员会主席、香港文化舞剧团主席等公职。同时，徐莉也是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全国妇女联合会特邀代表。
代表担重任关注地区民生聚焦香港发展
中评社记者：请谈谈您为何选择参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您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徐莉：首先，我这一次参选全国人大代表，是代表九龙社团联会（龙联）。龙联本身是一个地区团体，地区团体主要是关注本地区的民生等议题。
龙联成立以来，它的宗旨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同时做好地区的治理工作，服务好社会、服务好市民。我在2021年当选为这一届的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龙联的前辈把工作平台和基础打得非常扎实，非常好，对于我而言，我肩负重任，首先要在地区工作上有所作为，真正做到服务社会、服务市民、服务国家。
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义不容辞应该在全国人大这个平台发挥一些作用。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将地区的声音及时反映给国家的有关部门。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在这个平台的不断学习，深入瞭解国家的同时，把国家的有关政策、资讯，包括地区建设、国民福利等等的资讯，能够迅速传达给我们香港市民尤其是九龙地区的团体和市民。这是我的参选初衷。至于你说有什么目标，我觉得做好地区服务，做好市民的服务，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中评社记者：您今年两会重点关注的议题是什么？计划将提交哪些意见建议？
徐莉：成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我来说也深感担子很重。我的参选口号是服务国家、服务香港、服务市民。现在我还是一个新人代表，为了更好履职，我也做了一些社会调研，走访了很多团体，包括基层市民、中高层的市民团体等等，跟他们探讨。
本次两会我暂时准备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是关于香港已经全面开放，如何恢复受疫情影响的香港旅游业。香港在旅游业方面是有亮点的，包括香港的美食、文化包括近年新开设的多个新旅游地标，都应该很能吸引内地和海外游客。
香港发展旅游业的时间很长了，随着时间推移，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要检讨一些与香港旅游业有关的规定和政策了。比如，有些政策是否不适宜，是否应该提升或有所修正。
我关注到一个议题，在2010年，国家海关总署发布规定，内地旅客来香港旅游回内地的时候，他们的免税额是5000元。对于这项规定，我收到了来自内地和香港相关人士的很多意见。这个额度是2011年定的，现在已经到了2023年，考虑到通货膨胀、市民消费水准提高等因素，这5000元能消费购买的东西实在不多。但超过了5000元就要交税，这一块是否可以做一些更新修正？比如，修正为单次两万元、或一年内总计十万元作为上限。现在科技发达，可以利用科技协助海关进行查验及统计，总额超过上限再交税。
当然，这涉及到海关总署的规定，可能包括法律和外汇等等因素，问题当然会比较复杂。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出来，做一个建议或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重视、探讨，如果能找到解决办法，能做到的话相信会是“双赢”。因为对于内地游客来说，能增加来港购物的吸引力；而对香港来说，无疑能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个建议是关于香港公务员到内地交流挂职。
香港回归以来，我们作为香港爱国爱港的地区团体，跟特区政府很多的部门都有密切的合作，但老实说，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情况不太理想。
特区政府的某些机构和官员的不作为，现在叫做“躺平”甚至“懒政”的情况不容小觑。这些风气，还需要时间改进。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我们到内地工作，能感受到政府部门的亲切、专业和责任感，感受到他们很想把事情做好。但香港的一些政府机构，公务员只是亲切，但他不会告诉你如何解决问题。不是这个部门职责的，他就只说“我这个部门办不到”，然后就不管了。而内地的公务员会告诉你，你可以去找谁，怎么做、怎么办。他们的目标是为民众百姓解决问题。那香港公务员为何会如此？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现在的所谓的香港公务员文化。
本届政府提出“以结果为目标”和KPI的做法，我觉得对高层官员可能有效果，定下的目标也可以达到。但是对于中层和基层的公务员，在具体工作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而这些群体又特别庞大。改变他们原本的习惯，而要学习内地公务员一样有奉献精神和爱岗敬业的精神，对一些公务员来说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潜移默化。所以我认为内地政府官员的好的做法，应该慢慢推广到香港。公务员队伍最重要的是思想过硬。思想不过硬，技术再高都没有用，因为如果做歪了反而效果更差。
所以我建议，能不能考虑让香港的公务员定期、轮流到内地的政府或公营机构去挂职，时间不能太短，至少两年。以此让香港公务员更深入、全面理解什么叫做“一国两制”。因为只有亲自去到内地参与他们的工作，香港公务员才能真正看到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地区的建设包括国防的建设。瞭解中央政府对于公务员队伍的培训、教育、监管是如何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非常值得香港公务员去学习借鉴。
因为我遇上了很多这种情况，我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当一部分公务员对“一国两制”、爱国爱港，还是很不接轨。所以我提出这个挂职的建议。
香港航运中心应“先行一步”
徐莉：另外，还有一个议题我一直在关注。因为我长期服务国际物流行业，而香港四大中心的其中之一就是航运中心。但现在大家都看到，这十几年，内地尤其是珠三角的航运业发展速度非常迅猛。它占据了很多优势。首先是地理优势，大部分制造业都在内地，使用珠三角港口，运输成本小了很多。
例如，广州的黄埔港，深圳的盐田和蛇口港，它们的距离与香港港口对比来说，成本差距是很大的。广州各个港口的功能分配得很好。比如说盐田港是走欧美线的；蛇口港是东亚和东南亚线的。香港当然也有分，但距离和成本距离摆在面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从内地工厂拖一个货柜到东莞是多少钱，到香港是多少钱？从东莞到盐田最多两千元。到香港可能要多一倍。当然选择成本低的对不对？原来香港还有一个优势是航次多，但现在其他港口货物多了，船公司自然会加开船次，那么香港的吸引力又减少了。
因此我认为，随着形势发展，近年香港物流已经在逐渐变化，就航运来说是衰弱的。
地理优势和制造业大市场的环境在变化，如果香港还是死守着一个月吞吐量多少货柜，很快就会失去优势。香港作为航运中心必须要做出变革，不能再按照传统的做法，而应该更好地发挥香港的优势——背靠内地面向世界。
具体来说，我认为，香港应该要做整个航运中心的科技大脑，控制中心，分拨中心，发挥统筹的优势。香港也可以做船舶中心、买卖中心，船舶诉讼中心等等。
这些理念新加坡和英国伦敦有，那么在香港这个地方能不能也设立一个？比如，大量船舶买卖，最大的买主在哪里？就在我们中国。这个钱为什么要新加坡和伦敦赚，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赚？香港就可以把工作担起来。这一块我认为是可以重视的，但这个一定要政府牵头才能做到。
这从硬件上来说香港是可以做到的，它不需要很多人手或大面积的土地。现在需要的是从国家层面牵头，提供政策支持，迈出第一步。
我认为先把最简单的架子搭起来，一点点扩大。最后的作用、目标在哪里，这一块是需要政府牵头的。这个想法和具体项目还没有人提出过，但我认为应该是今后发展的方向。香港要先走一步。
中评社记者：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传统的行业已经慢慢北移到内地，香港必须得找到别的方法产业转型升级、保持优势？
徐莉：对，因为内地有优势，传统产业优势，地理位置优势，距离近，地方大。你去看看那边的码头，开个车兜一圈都要很久。香港可以吗？这已经不止是地点的问题，面积就限制了。还有香港人工也高。所以香港从传统上没有优势了，就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必须变革。
变革都是要花大力气的。迈出第一步都是艰难的。但是如果不去想，不走快一步，香港的物流优势很快就失去了。香港现在物流这部分，所谓还有一点优势的是空运。有赖于东南亚到澳洲或美洲，在香港转机比较多，航班多的话仓位就多。但如果这一块的优势都消失了，香港航运中心地位就岌岌可危。因此我认为香港物流业和港口这部分，一定要想在前面、走在前面。
以上就是我作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一个新人，比较大胆的一些想法。当然其中可能涉及很多法律政策的方方面面，我的想法不一定很成熟，但我认为应该先提出来，多发声。
讲好香港故事地区民生工作“扎实扎深”
中评社记者：您刚刚已经介绍了您对香港物流业的看法。我们知道您在货运及物流业居领导地位，也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认为香港这几年的竞争力是否有改变或受到削弱？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徐莉：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疫情的影响，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影响是政治层面。从整个政治环境看，欧美个别国家对中国的打压连带对香港进行打击、抹黑，这对我们经济市场环境来说当然是受影响的。
当然，很多人说疫情期间新加坡趁机抢走了很多香港的机遇，我的观点是，新加坡跟香港还是没得比的，香港再过多一些时间一定会超越新加坡。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后盾——我们的祖国、整个中国市场，这是新加坡是没有的。而在经济各方面、金融中心、物流中心、旅游中心等等定位上，新加坡都不及香港。
当然，新加坡在疫情期间打了一个时间差，放开得比较快，因此吸引了一些注意力。但这一方面来说，新加坡体量小，人口面积都比较小，防疫政策操作起来比较容易。香港是国家的大前门，防疫有更大的考量，这是不一样的。大家也能完全理解。
现在的关注点是，我们要怎么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尤其是说好香港故事，我认为首先应该是政府带头。比如2月以来特区政府积极带头走出去，宣传香港，我觉得非常好。
而我们做地区工作的，就是要让市民扎扎实实感受到各方面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和红利。他们觉得满意了、幸福了，对特区政府就认可了。这块工作不单是政府的工作，作为建制派社团来说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思考如何把地区的、民生的各方面做好，一点一滴、事无巨细。
中评社记者：那么您觉得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是什么？
徐莉：我认为首先是房屋和医疗。
房的问题怎么样把它给解决？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一两年不够，但五年十年呢？必须要先动起来，想尽一切办法。并且我认为不光是建房让人住进去，也要检讨目前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有没有可以优化、修正的地方。
中评社记者：您觉得有可以优化修正的地方吗？
徐莉：有。我们瞭解到，一些公屋住户可能因为子女成家等原因陆续搬离，实际上四五人的房子其实只有两个人住。类似这种情况有不少。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下一些功夫？还有空置的公屋，如果能限定不超过——比如60天（已经考虑了重新装修等时间），必须安排新住户住进去，这样能不能提高一些效率？不要浪费资源，这是我们希望强调的。还包括对三无大厦、长期空置单位的管理、公屋的编配制度等等。如果能够有比较完善的操作执行机制，相信能盘活一些公屋资源。解决一些家庭的燃眉之急。
第二个是医疗。
医疗我认为要以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应该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基本健康普查，这样的话可以尽量预防老人到生病甚至病重了才就医、加大公立医院的负荷。当然也要关注医疗人才的问题。希望能提升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待遇，能留住人才。
第三点我想说说扶贫。
扶贫是我们长期要做的事情。我认为扶贫的关键点是在一些单亲家庭、新移民、有特殊需要的一些家庭。这几方面应该做好帮助。
同时，也应该改善、提升地区的治理系统。现在来说，地区社团配合特区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政府并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资源，只能靠社团自己去募捐筹款。我认为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了，希望政府起码负担一些地区工作的行政费用。
因为对比其他社福机构、尤其是NGO，政府的拨款数目是很大的，尤其在2019年之前，有些NGO甚至是反政府的，但他们每年还拿到丰厚的拨款资源。现在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当然我们不是要求政府一刀切，但作为支持政府工作的社团，也应该获得一些政府的资源。这是我的意见。
同时，政府需要在港岛九龙新界增设服务中心，由地区团体来经营管理。这样能多做一些包括青年、妇女、文化、国安教育的活动。政府一定要牵头，在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部分加大力度，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方面地区社团都积极配合，例如龙联早在2021年就成立了国家安全及国民教育推广委员会，我们看到反应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呼吁政府，重视地区工作，不仅要说，更要付之以行动。比如我们建议在公共屋村设立旗杆升挂国旗和区旗，在国庆、元旦等节日组织升旗仪式，相信会有正面的教育意义。但这应该由政府相关部门来监督执行流程，而不是仅仅依靠地区社团。香港现在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政府各方面也应该加强，有些短板需要补。其实要做的还挺多的。
中评社记者：九龙社团联会曾提到过，在完善选举制度后，联会将推动会务发展，凝聚爱国爱港力量发挥新作用。您认为在凝聚爱国爱港力量方面，作为扎根地区的社团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徐莉：疫情结束后，怎样说好香港故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说好香港故事的同时，把一些地区和民生的工作一件件解决、做好，把民心凝聚起来，这些对地区社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好。
比如说，九龙社团联会在地区要发挥龙头作用，民生工作过扎实、扎深做，同时在很多议题上要发声，要表态。例如刚刚提到的龙联成立的国家安全及国民教育推广委员会，我们采取小班——每一期25名会员的形式，邀请资深、有名望的学者、专家、大咖来给大家讲课，包括一些政界人士、律师、立法会议员等。这是非常有质量的课程，八堂课，每次2至3小时，每期课程持续近两个月。只有出席率超过75%才能拿到毕业证书，是一个严肃的学习课程。第一期完结之后大家的反应也都非常好。第二期的报名也很快要开始，也是面向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些团体成员。
教育“由治及兴”青年要勇于“走出去”抓住机遇
中评社记者：谈到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那么当前香港的教育问题和青年问题相信可以说是新阶段的一个关注焦点。我们知道，您历来积极参与各项慈善事业，尤其重视教育。我们看到您在内地、香港的学校都有捐资助学或设立奖学金，也担任了一些相关的公职。想请您谈谈，您认为香港的教育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最应该关注什么？
徐莉：目前来说，香港的教育已经比之前好了很多。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我们必须拥护“一国两制”，必须爱国爱港。以前这些我们敢说吗？但是现在一定要明确表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我对此很开心很高兴。之前对爱国的态度过于暧昧含糊，现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说好中国故事，让年轻人确确实实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
我在香港的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奖学金，就是鼓励香港学生到内地实习。我觉得这种实习交流都是有意义的，通过接触交流，学生对内地、国家的发展会有印象，会有更深刻的瞭解。
当然，我最初是希望鼓励学生们迈出第一步，因为很多人当时连回乡证都没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内地，或是从来没有深入去瞭解内地。当时的资讯也不平衡，很多关于内地的负面报导都被放大了。我们香港的大学生对于内地的同龄人可能是俯视的。我就鼓励他们近距离接触，去感受一下人家跟你的区别。
这个不是开玩笑，香港有些学生并不知道内地优秀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内地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学习好、上进、自信，阳光。反而香港的青年缺少跟他们的交流和学习，有些甚至固步自封。所以我鼓励香港的大学生要走出去，瞭解外面的世界。
我常跟香港年轻人说，你看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有无限的商机、无限的机会。作为年轻人，青春无限，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会老是迷恋你那一块菠萝包。除了奶茶和菠萝包，人生还有很多值得一试的东西。所以要走出家门，要跳出去面对挑战。香港人喜欢“埋堆”，人云亦云，但青年应该尝试自己去试一试，你到内地看看，没有人会拿你的肾，哈哈。
所以我觉得鼓励年轻人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不一定只局限在内地，到海外我也支持。香港、中国是他们的根，走完一圈都会回来的，一样可以服务社会，这个没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青年人要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有了理想就为之努力，我就是这么跟年轻人交流的。
说到大湾区，大湾区现在是张开怀抱拥抱香港青年的。我认为现在香港青年反应还不及时，可能觉得湾区还是不如香港。这还需要慢慢从思想意识上改变。还是那句话，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才会有一片好的天地。
更生青年多已醒悟社会应再给机会
中评社记者：您担任的社会公职中，有一项是惩教署社区参与助更生委员会主席。香港经历过“修例风波”由乱到治，请问您认为，对于“修例风波”中的一些更生、出狱的年轻人，当他们重返社会，学校、社会包括用雇主企业，应该用什么心态来对待他们？
徐莉：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本人是惩教署社区参与助更生委员会主席，我有跟社会各方面宣传的责任。确实，在2019年之后，惩教署的监狱院舍进来了一批因为“修例风波”而犯法的年轻人。应该来说，他们绝大部分都后悔，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蒙蔽，造成了他们的家庭特别是父母的那种痛心——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孩子，还有一部分还是大学在读的，因为犯法留下人生污点，对于家长来讲是非常痛心的。
这些青年绝大部分都意识到了，觉得自己“太傻”“太蠢”，怎么会做出犯法的行为。他们也都表示，表达观点的方式有很多，不需要这么激进。尤其是政治观点，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也并不要求每个人的政治观点都要一致，但我们必须要强调，社会秩序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的。
我因为公职的原因，会定期跟这些年轻人交流。我说，你们随便问，我的想法不一定都对，但是我把我的想法与你们沟通，你有你的想法没关系，但千万不要犯法。
我说打个比喻，如果路上的红绿灯，红灯亮的时候个个都在走，绿灯的时候大家都停在那里，那怎么样？就乱套了啊！所以红灯的时候大家就停下，这样就不会有人被车撞。这就是秩序。不能因为你觉得的正义，就是破坏法律秩序。我们要用人性化的方式去跟那些青年讲道理。
还有一个对他们影响很大的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很惨，不开心。每次探访就是父母去探，他们就感觉到家庭对他的爱。他犯错了，只有家庭对他不离不弃。所以我认为要与这些年轻人沟通，要从关怀关爱入手，讲太多大道理说服不了他们。我们从关爱、情感方面去劝说。我跟这些青年交流的时候我也是直白地说，比如，你犯法之后，给家庭造成了多大的伤害，父母在亲戚朋友面前怎么说？抬不起头啊。
其实这些青年基本上都醒悟过来的了，他们都说自己是“揾笨”（上当受骗）。
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出狱后要揾工（找工作）的话不难。在监狱中其实有很多培训，比如有咖啡师、发型师、修车师等等的培训。木工原本也有，但有人嫌累，后来这个项目就取消了。女士的话有美容师，美甲师的培训，这些都是市场上很缺的工种，所以他们回归社会后，找工作其实是不难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社会特别是企业，能对这些更生青年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工作，让他们能感觉到社会的关心和爱护。
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惩教署这几年也加大了力度，在院舍中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辅导，包括心理辅导和技能辅导。我不担心他们出来找不到工作。
我认为这些受到“黑暴”事件影响的青年人，他们的回归是比较乐观。反而是吸毒等惯犯需要下多一点功夫。
中评社记者：跟您交流的年轻人大概是什么年龄段？
徐莉：20岁左右。
中评社记者：当时可能还是在校生？
徐莉：大部分是在校生或者是高中生。
中评社记者：那可能有些人都没有毕业，他们可能会再回去读书吗？
徐莉：我们确实有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有出信给教育局，希望教育局跟各个大学沟通，让他们能回校继续读书。但每个大学有自己的校规。比如有的大学规定，离校一年就算退学。如果要返回学校就要重新再读。这些是大学本来的校规，如何操作应该尊重校方的规定。毕竟应该要讲规则。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学校给他们一个哪怕是旁听生的资格。
其实我们至今还在跟教育局包括局长、副局长，在沟通。答覆得最快的是都会大学，已经回应会让出狱的学生回校继续念书读完学业，正常考试。我们也在继续沟通，希望能给这些年轻人机会，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们希望学校能酌情考虑，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毕竟读完大学和没读完大学的区别是很大的，希望能给他们人生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