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问题分析与路径研究
中评社╱题：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问题分析与路径研究 作者：彭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陈改君（郑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进入新时代，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复杂原因，台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期处于劣势。“台独”分子及“台湾民族主义”主张者滥用“国族理论”，虚构“台湾国家民族”，妄图分裂两岸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否认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归属，制造“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对立。台湾岛内中华民族认同问题的产生，是历史遗留、教育断代和当局掣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切实铸牢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建设进程，需从情感、文化和经济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在情感层面，积极推动两岸同胞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建立情感共同体，弥合因历史遗留造成的情感裂隙；在文化层面，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文化共同体，弥补教育断代带来的文化隔阂；在经济层面，加快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构建利益共同体，消除当局掣肘引发的利益抵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①。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有着深厚历史根基与坚实现实依据，这是不容置疑、不可篡改的事实。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当前海峡两岸由不同政党治理，这不仅延缓了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也阻碍了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台湾同胞深度认同中华民族身份，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聚焦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分析其中面临的问题，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旨在为促进台湾与大陆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一）民族与国族的概念解析
民族是什么？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提出“民族四共同说”，将民族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然而，吉普赛人、犹太人等群体，虽地域分散、经济联系薄弱、语言存在差异，却凭藉共同心理素质维持民族认同，这凸显出该定义的局限性。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六要素说”，将“共同历史渊源”列为民族首要特征，突破了斯大林理论的局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研究提供了更精准的指导。
国族是什么？“国族”指近代主权国家框架下的“国家民族”，与民族学、人类学中的“民族”概念不同。安东尼·史密斯将其定义为“多族群国家渴望民族一统幷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将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民族（但不是同质化）”③。国族具有明确政治边界和国家机构，强调整合内部民族或族群以形成统一认同，是多族群国家，拥有独立政府、军队和外交权，主权地位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族既是民族共同体，也通过国家政策和文化认同实现族群统一与多样性幷存。
民族与国族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叠，但核心概念和功能差异显着。民族侧重文化和社会共同体的内部认同，自下而上形成，基于文化和历史；国族融合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结构，自上而下形成，通过国家机构构建和政策制定实现统一与整合。民族认同是个人和群体自我认同的结果，国族认同涉及国家合法性和治理结构，需结合国家法律和政治体系体现国家主权。
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概念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国家与民族认同的高度统一。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新中国成立标志其初步形成，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尚未完全实现高度认同，“国族”建设仍在推进④。中华民族的“国族”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元一体。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⑤二是历史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认同。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⑥三是现代国家体制。在现代国家体制下，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与民族认同的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法律、行政、经济结构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中，彰显出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的“国族”特性。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溯源
“共同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构想了“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理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其中，个体潜能与个性得以充分发展，人类能达成“人之为人”的理想状态。“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也是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归宿。
中华民族共同体虽与“自由人联合体”存在差异，却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场与核心精神。新时代强化身份认同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反思延续，也赋予共同体新的时代内涵，让个体在新历史环境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与尊严。二者都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在追求个体全面发展时，注重共同体的和谐团结。尽管形式和实现途径不同，但都力求在共同体中统一个体自由与社会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继承发展马克思思想，为现代社会注入新价值理念，推动个体与共同体在新时代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创造性结合，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
党的二十大后，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围绕台湾民族与国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展开了多维度研究。
在台湾民族与国族认同领域，研究范畴广泛。朱双一（2017）探讨语言对认同的作用；李家新（2018）分析教育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黄江林、郭学松（2023）研究闽台同源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联；王孟筠（2020）、石勇（2019）关注台湾青年的民族与国家认同；郑敬斌、任虹宇（2019）探究在陆台生国家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李家新、陈美儿、蔡一村（2020）剖析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林德荣、蔡沙沙（2023）讨论闽台宗亲联结对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这些研究充分展现出台湾民族与国族认同问题的复杂性。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研究视角多元。朱时宇（2023）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出发；陈先才、林兆龙（2023）围绕两岸命运共同体展开；周志怀（2021）聚焦“台湾命运共同体”；锺厚涛（2020）探讨“台湾共同体”；朱松岭（2024）立足台湾问题视域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郝童童、张永宏（2022）研究台湾文化对共同体建设的影响；信强、曾杨雪（2024）剖析民进党对“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及影响；王孟筠（2023）关注大陆高校台湾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现有研究虽为相关领域提供丰富资料，但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上存在欠缺。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深入，以精准把握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二、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状与问题
（一）现实构成：台湾人的民族观念与国族意识
从血缘角度看，台湾主要族群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因祖籍地和迁移时间不同，台湾民众细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少数民族四大族群。在台湾人口结构中，约97%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汉族，约2%是17世纪汉族大规模移入前就已定居的少数民族，约1%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及外籍配偶（见图1）。
［图1：台湾地区族群情况］
四大族群里，闽南人最多，约占总人口70%，主要讲闽南话，祖籍集中在福建泉州和漳州；其次是客家人，约占15%，讲客家话，祖籍主要在福建龙岩和广东梅县（今属梅州）；第三是外省人，约占12%，指1949年后随国民政府撤到台湾的中国大陆移民及其后代，语言与大陆家乡方言一致，这三类族群都属汉族。第四个族群是少数民族（大陆统称高山族），约占2%，主要分布在台湾本岛山区、东部沿海纵谷平原及兰屿，包括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等16个族群。
依据“民族六要素”观点，台湾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习俗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差异明显。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虽语言不同，但历史渊源和文化习俗有相似之处，心理上都认同自己为汉族。而少数民族因地理和文化相对隔离，更强化自身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2023年4月民调，57.5%的台湾人公开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尤其在20到29岁被蔡英文称为“天然独”的台湾年轻人中，51.7%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⑦尽管目前台湾人中中华民族认同率过半，但幷非“优势过半”。越来越多台湾人倾向认同自己纯粹是“台湾人”，加上民进党对民族认同的政治化操弄，台湾岛内出现“台湾民族”现象，即台湾人的“国族”选择问题。
（二）从民族到国族：台湾人的“国族”选择问题
民进党执政后，极力削弱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蔡英文主张“从南寻根”，把南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当作台湾人的祖先，“幻想用‘南岛语族’取代‘中华民族’”⑧；赖清德则试图构建与中华民族分庭抗礼的“台湾民族”。
当前，台湾岛内“国族”选择与认同乱象，根源在于“台湾民族主义”者肆意滥用现代民族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则。他们机械照搬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主张政治与民族单位必须一致，完全不顾台湾独特的历史脉络与现实状况，让台湾的认同困境愈发严重。
部分别有用心之人在台湾炮制“台湾民族”概念，妄图藉地理上与中国大陆的割裂，塑造“岛国”认同。这是民进党当局和“台湾民族主义”者故意歪曲事实、挑起两岸民族矛盾的结果，也是“台独”分子的惯用手段。他们改变“台湾人”概念，将地域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在地域认同上，台湾出生的人自然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就像北京出生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湖北出生的人认为自己是湖北人。在大陆，各省、各民族的人不会因籍贯或民族身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台湾，越来越多台湾出生的人持“中立认同”，不认为自己是外国人（如日本人或韩国人），也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将自己视为与中国人对应层级的“台湾人”。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一路攀升。1992年这一比例仅17.6%，到2014年飙升至60.6%，尽管2018年短暂回落至54.5%，但2020年又强势反弹至64.3%，2024年仍维持在63.4%的高位（见图2）。这一趋势表明，台湾社会中的“台湾民族”认同已形成明显主流。“台湾民族主义”者通过改造“台湾人”概念，将“台湾国家民族”这一“国族认同”用偷换概念、张冠李戴、历史重述等手段灌输给本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民众，使“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被剥夺、削弱、偷换，“台湾国族认同”逐渐兴起幷壮大。
［图2：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1992.06~2024.12）］
三、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民进党当局凭藉“全面执政”的优势，以“切香肠”方式推进“渐进式台独”与“去中国化”。在“立法”上，不断出台凸显“台湾主体意识”的规定；在历史文化和教育宣传方面，削弱“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意识与元素，捏造“台湾民族”“台湾文化”“台湾历史”等虚假概念，否认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归属。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教育及现实因素。
（一）历史遗留：历史上的三次“分隔”使台湾民众在情感上对中华民族产生了距离感
台湾历史上三次关键“分隔”，深刻影响了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首先，是明清时期的“政治分隔”。明清时期，台湾从明朝的“海防前哨”变为清朝一部分，虽与大陆保持政治联系，但清朝的统治模式及相对独立的行政体系，使台湾政治与文化逐渐和大陆产生差异。清末，台湾独特的行政区划和治理方式，开始影响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其次，是日本殖民时期的“文化隔离”。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开启殖民统治。日本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打压中华文化，灌输日本文化价值观。这一时期的“文化隔离”，大幅削弱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即便殖民结束后，其负面影响仍长期存在。最后，是国共内战后的“两岸分治”。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两岸形成全方位分治。台湾的“国族”教育政策和社会变革，加深了这种分隔，民众的“国族”认同与大陆差异日益明显，中华民族意识向“台湾本土化”倾斜，形成了不同于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
（二）教育断代：“去中国化”历史教育使台湾民众在文化上对中华民族产生了疏离感
自20世纪90年代起，台湾的历史课纲经历了多次变迁，包括“88课纲”“95暂纲”“98课纲”“101课纲”“104课纲”和“108课纲”（见表1）。尤其是“108课纲”完全删除“中国史”，改为强调“东亚史”，意图切断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推行“台独史观”。总体来看台湾历年历史课纲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杜撰“台湾民族论”，构建血缘上的“去中国化”。教科书引入“南岛语族”与“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等概念，暗示台湾人大多有平埔族的“南岛语族”血统，否定台湾人与中华民族的血缘联系。二是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构建历史观上的“去中国化”。教科书淡化日本在台湾的征兵和慰安妇问题，不提台湾人在中国抗战中的参与，将“日据”改为“日治”，“抗日战争时期”改为“二战时期”。三是修改“国族”认同术语，构建语言上的“去中国化”。教科书中将“国历”改为“阳历”，“国字”改为“中国字”，“光复”改为“战后”，“我国国土面积是3.6万多平方公里”仅指台湾。四是切断中华文化的渊源，建构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讲述台湾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时，教科书强调其源于台湾“多元文化”，而非中国大陆，否认台湾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事实。多年的“去中国化”历史教育，使青少年在文化上对中华民族产生明显疏离感，年轻一代对中国历史瞭解片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被削弱，在文化和历史认同上逐渐脱节。
［表1：台湾历史教材课程大纲演变历程］
（三）当局掣肘：“台独”分裂势力干扰使台湾民众在利益上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抵触感
“台独”分裂分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台湾发展的最大现实阻碍。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再到蔡英文和赖清德，他们不断加剧分裂行径，企图切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推进“去中国化”，阻碍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世纪九十年代，李登辉推行“两个中国”和“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分裂路线，积极扶持“台独”势力。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主张“一边一国”。在台湾内部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活动，妄图通过“宪政改造”实现“台湾法理独立”；在国际上推行“烽火外交”，企图让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局面。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实施更为隐蔽的“渐进式台独”政策，其表面以理性谦卑示外，以不触碰底线为掩护，实则通过“切香肠”策略，逐步扩大和深化“去中国化”进程，试图虚化甚至“伪化”法理上的“一个中国”，以实现“台独”目标。赖清德上台后公开表明“台独”立场，宣称“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和“台湾”等概念等同互换，妄图为“台独”正名⑨。这些“台独”分裂分子通过强化分裂行径和“去中国化”政策，加剧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抵触情绪，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层面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带来严峻阻力。
四、推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⑩为推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从情感、文化和经济三个层面探索可行路径（见图3）。
（一）以情促融：积极推动两岸同胞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建立情感共同体，弥合因历史遗留造成的情感裂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⑪依据雅斯贝尔斯的“内在的主体间性”观点，人与人在交往中基于相互尊重、关怀和公共利益互动，实现个人与他人、社会的统一。两岸同胞交流融合符合这一原则，有助于加深情感联结。⑫因此，为弥合因历史遗留造成的情感裂隙，应将推动两岸同胞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促进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情感路径。
［图3：推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路径结构图］
拓展青年交流。设立青年交流营和学术交流项目，为两岸大学生与青年学者提供跨海学习研讨平台，组织领导力培训与文化交流课程，培育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人才，增强两岸青年共同认同感；大力推动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组织两岸青年参与社区建设、环保行动，如联合修复历史遗址、开展环境清理，增强青年社会责任感与共同体认同；积极推广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举办“两岸青年音乐节”“青少年艺术创作展览”，邀请两岸青年展示作品，激发创造力与文化创新能力，深化情感纽带。
深化地方合作。推动省市级友好城市建设幷深化合作，设立“两岸友好城市合作基金”，支持如福建厦门与台湾台中在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组织两岸市长会议；鼓励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开展跨海合作项目，支持城市规划、环保等领域合作，如联合治理水污染、推动绿色城市建设，提升合作深度；支持地方企业与社团进行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双方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增进民众亲情。简化两岸签注与通行手续，设立“两岸亲情便利通道”，提供便捷探亲和旅游服务，支持两岸居民探亲访友，促进家庭情感交流；定期举办跨海文化艺术节、民俗庆典，如“两岸传统节日文化节”，组织两岸民众共庆，展示中华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认同感；建立跨海社区合作网络，推动社区自治与文化交流，组织志愿服务和文化活动，增强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度。
（二）以文促融：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文化共同体，弥补教育断代带来的文化隔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⑩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⑪因此，为弥补因教育断代造成的文化隔阂，应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促进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路径。
弘扬传统文化。定期举办“两岸传统文化节”，展示京剧、昆曲、书法等传统艺术，组织两岸艺术团体联合演出，增强文化认同。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中华文化数字博物馆”，以线上虚拟展览展示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向两岸民众普及传统文化。在两岸学校推广“儒家经典教育项目”，将儒家经典与现代社会需求结合，开设儒家思想课程，培养民众文化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
创新文化产业。支持两岸影视合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作品，提升两岸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建设“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联动上海、台北文创园区，吸引国际品牌与资本，推动跨界合作与文化产业全球化发展。推动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的翻译与国际推广，举办国际巡展，提升中国文化全球认知度。
培养文化人才。举办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大会，开展跨国文化交流项目，促进两岸青年文化工作者交流，增进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知。设立青年文化领袖计划与文化创意人才培训项目，组织两岸青年培训与实习，提升其国际视野与创新能力，为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培养人才。利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推出“中华文化在线课程”与“虚拟文化艺术展示”，扩大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让更多人领略中华文化内涵。
（三）以利促融：加快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构建利益共同体，消除当局掣肘引发的利益抵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⑬。同时，“经济手段是协调群众利益的有效方法”⑭。面对“台独”势力造成的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抵触，运用经济手段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⑩。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大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也是台商在大陆发展的新方向。因此，为消除因当局掣肘引发的利益冲突，应将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作为推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经济路径。
推动高科技产业合作。两岸应联合研发高科技产品，如基于人工智能的医疗诊断系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升医疗和制造业技术水平；搭建跨境数字经济平台，如融合阿里巴巴与PChome模式的跨海数字贸易平台，促进数据共享与市场资源整合，实现电商平台无缝对接，提升数字经济协同效应；加强技术人才交流培训，组织研讨会与培训班，提升专业能力，促进技术经验交流。
扶持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共同开发新能源技术，如合作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厂、风电场，以隆基股份与台达电子的合作为范例推动产业发展；推动能源存储和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如研发高效电池存储系统、智能电网技术，期待比亚迪与联发科合作实现突破，优化能源使用效率；建立跨境环境监测体系，联合开展气候变化研究，利用大陆环保技术与台湾气象数据，共同监测治理环境污染。
建设互联互通的区域经济平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横跨台湾海峡的高效物流通道，改善交通运输网络，提升货物和信息流动效率；促进贸易便利化与金融合作，简化贸易手续，推动银行间合作，实施便捷货币兑换和资金结算服务，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推动法律和政策框架互认，在投资领域达成更多协议，设立“两岸投资促进中心”，对接法律政策，提供透明稳定的投资环境。
五、结语
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台湾问题较为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⑮面对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挑战，需要从情感、文化和经济三个层面着手，解决历史遗留、教育断代和当局掣肘等问题。在情感层面，应积极推动两岸同胞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建立情感共同体，弥合因历史遗留造成的情感裂隙；在文化层面，需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文化共同体，弥补教育断代带来的文化隔阂；在经济层面，要加快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构建利益共同体，消除当局掣肘引发的利益抵触。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时代的责任。唯有通过全方位的政策布局，深入开展民意沟通，才能实现两岸关系的长治久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根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台湾同胞必将参与其中，幷发挥重要作用。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共进、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基金项目：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一国两制’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体系研究”（23JD710011）
注释：
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②《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③[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④胡兴东：《时空镜像下的民族法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第389页。
⑤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623页。
⑦《台湾多数民众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人民政协报》2024年4月27日第5版。
⑧信强、曾杨雪：《民进党当局对“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24年第3期。
⑨王英津：《赖清德“就职演说”充斥着赤裸裸的“台独”挑衅》，《光明日报》2024年5月23日第3版。
⑩《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⑪《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8页。
⑫李慧玲、陈洪连：《以情感认同铸牢当代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视野》2022年第6期。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⑭刘耀京：《陈云决策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
⑮《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8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4月号，总第328期，P4-12）
中评社╱题：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问题分析与路径研究 作者：彭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陈改君（郑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进入新时代，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复杂原因，台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期处于劣势。“台独”分子及“台湾民族主义”主张者滥用“国族理论”，虚构“台湾国家民族”，妄图分裂两岸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否认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归属，制造“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对立。台湾岛内中华民族认同问题的产生，是历史遗留、教育断代和当局掣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切实铸牢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建设进程，需从情感、文化和经济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在情感层面，积极推动两岸同胞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建立情感共同体，弥合因历史遗留造成的情感裂隙；在文化层面，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文化共同体，弥补教育断代带来的文化隔阂；在经济层面，加快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构建利益共同体，消除当局掣肘引发的利益抵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①。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有着深厚历史根基与坚实现实依据，这是不容置疑、不可篡改的事实。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当前海峡两岸由不同政党治理，这不仅延缓了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也阻碍了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台湾同胞深度认同中华民族身份，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聚焦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分析其中面临的问题，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旨在为促进台湾与大陆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一）民族与国族的概念解析
民族是什么？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提出“民族四共同说”，将民族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然而，吉普赛人、犹太人等群体，虽地域分散、经济联系薄弱、语言存在差异，却凭藉共同心理素质维持民族认同，这凸显出该定义的局限性。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六要素说”，将“共同历史渊源”列为民族首要特征，突破了斯大林理论的局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研究提供了更精准的指导。
国族是什么？“国族”指近代主权国家框架下的“国家民族”，与民族学、人类学中的“民族”概念不同。安东尼·史密斯将其定义为“多族群国家渴望民族一统幷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将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民族（但不是同质化）”③。国族具有明确政治边界和国家机构，强调整合内部民族或族群以形成统一认同，是多族群国家，拥有独立政府、军队和外交权，主权地位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族既是民族共同体，也通过国家政策和文化认同实现族群统一与多样性幷存。
民族与国族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叠，但核心概念和功能差异显着。民族侧重文化和社会共同体的内部认同，自下而上形成，基于文化和历史；国族融合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结构，自上而下形成，通过国家机构构建和政策制定实现统一与整合。民族认同是个人和群体自我认同的结果，国族认同涉及国家合法性和治理结构，需结合国家法律和政治体系体现国家主权。
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概念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国家与民族认同的高度统一。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新中国成立标志其初步形成，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尚未完全实现高度认同，“国族”建设仍在推进④。中华民族的“国族”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元一体。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⑤二是历史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认同。毛泽东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⑥三是现代国家体制。在现代国家体制下，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与民族认同的融合。这种融合体现在法律、行政、经济结构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中，彰显出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的“国族”特性。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溯源
“共同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构想了“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理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其中，个体潜能与个性得以充分发展，人类能达成“人之为人”的理想状态。“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也是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归宿。
中华民族共同体虽与“自由人联合体”存在差异，却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场与核心精神。新时代强化身份认同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反思延续，也赋予共同体新的时代内涵，让个体在新历史环境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与尊严。二者都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在追求个体全面发展时，注重共同体的和谐团结。尽管形式和实现途径不同，但都力求在共同体中统一个体自由与社会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继承发展马克思思想，为现代社会注入新价值理念，推动个体与共同体在新时代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创造性结合，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
党的二十大后，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围绕台湾民族与国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展开了多维度研究。
在台湾民族与国族认同领域，研究范畴广泛。朱双一（2017）探讨语言对认同的作用；李家新（2018）分析教育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黄江林、郭学松（2023）研究闽台同源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联；王孟筠（2020）、石勇（2019）关注台湾青年的民族与国家认同；郑敬斌、任虹宇（2019）探究在陆台生国家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李家新、陈美儿、蔡一村（2020）剖析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林德荣、蔡沙沙（2023）讨论闽台宗亲联结对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这些研究充分展现出台湾民族与国族认同问题的复杂性。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研究视角多元。朱时宇（2023）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出发；陈先才、林兆龙（2023）围绕两岸命运共同体展开；周志怀（2021）聚焦“台湾命运共同体”；锺厚涛（2020）探讨“台湾共同体”；朱松岭（2024）立足台湾问题视域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郝童童、张永宏（2022）研究台湾文化对共同体建设的影响；信强、曾杨雪（2024）剖析民进党对“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及影响；王孟筠（2023）关注大陆高校台湾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现有研究虽为相关领域提供丰富资料，但在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上存在欠缺。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深入，以精准把握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二、台湾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状与问题
（一）现实构成：台湾人的民族观念与国族意识
从血缘角度看，台湾主要族群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因祖籍地和迁移时间不同，台湾民众细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少数民族四大族群。在台湾人口结构中，约97%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汉族，约2%是17世纪汉族大规模移入前就已定居的少数民族，约1%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及外籍配偶（见图1）。
［图1：台湾地区族群情况］
四大族群里，闽南人最多，约占总人口70%，主要讲闽南话，祖籍集中在福建泉州和漳州；其次是客家人，约占15%，讲客家话，祖籍主要在福建龙岩和广东梅县（今属梅州）；第三是外省人，约占12%，指1949年后随国民政府撤到台湾的中国大陆移民及其后代，语言与大陆家乡方言一致，这三类族群都属汉族。第四个族群是少数民族（大陆统称高山族），约占2%，主要分布在台湾本岛山区、东部沿海纵谷平原及兰屿，包括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等16个族群。
依据“民族六要素”观点，台湾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习俗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差异明显。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虽语言不同，但历史渊源和文化习俗有相似之处，心理上都认同自己为汉族。而少数民族因地理和文化相对隔离，更强化自身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2023年4月民调，57.5%的台湾人公开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尤其在20到29岁被蔡英文称为“天然独”的台湾年轻人中，51.7%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⑦尽管目前台湾人中中华民族认同率过半，但幷非“优势过半”。越来越多台湾人倾向认同自己纯粹是“台湾人”，加上民进党对民族认同的政治化操弄，台湾岛内出现“台湾民族”现象，即台湾人的“国族”选择问题。
（二）从民族到国族：台湾人的“国族”选择问题
民进党执政后，极力削弱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蔡英文主张“从南寻根”，把南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当作台湾人的祖先，“幻想用‘南岛语族’取代‘中华民族’”⑧；赖清德则试图构建与中华民族分庭抗礼的“台湾民族”。
当前，台湾岛内“国族”选择与认同乱象，根源在于“台湾民族主义”者肆意滥用现代民族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则。他们机械照搬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主张政治与民族单位必须一致，完全不顾台湾独特的历史脉络与现实状况，让台湾的认同困境愈发严重。
部分别有用心之人在台湾炮制“台湾民族”概念，妄图藉地理上与中国大陆的割裂，塑造“岛国”认同。这是民进党当局和“台湾民族主义”者故意歪曲事实、挑起两岸民族矛盾的结果，也是“台独”分子的惯用手段。他们改变“台湾人”概念，将地域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在地域认同上，台湾出生的人自然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就像北京出生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湖北出生的人认为自己是湖北人。在大陆，各省、各民族的人不会因籍贯或民族身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台湾，越来越多台湾出生的人持“中立认同”，不认为自己是外国人（如日本人或韩国人），也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将自己视为与中国人对应层级的“台湾人”。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一路攀升。1992年这一比例仅17.6%，到2014年飙升至60.6%，尽管2018年短暂回落至54.5%，但2020年又强势反弹至64.3%，2024年仍维持在63.4%的高位（见图2）。这一趋势表明，台湾社会中的“台湾民族”认同已形成明显主流。“台湾民族主义”者通过改造“台湾人”概念，将“台湾国家民族”这一“国族认同”用偷换概念、张冠李戴、历史重述等手段灌输给本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民众，使“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被剥夺、削弱、偷换，“台湾国族认同”逐渐兴起幷壮大。
［图2：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1992.06~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