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平论中国制造创新之关键文化基因
中评社香港1月30日电（记者陆文煜）以中国制造与创新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吸引不少中外学者研究成因。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王平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着《宗法宗族观念--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从优质产业工人、竞争创新意识、人力资源培养、国家治理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剖析，认为宗法宗族观念乃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
一，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与中国的文化基因有着某种内在关联
记者：您为什么从宗法宗族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已经进行研究？
王平：正如德国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与中国的文化基因有着某种内在关联。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成功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长期引领东亚制造与创新并实现了对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超越，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成因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先生的《日本第一》。而由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都被认为属于“儒家文化圈”，因此有不少中文学者从儒家思想入手，对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
但是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很难用儒家经典思想解析的现象，并引起了研究者的困惑。困惑之下，不得已选用“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后儒家假说”这样的概念对一些无法用儒家要义解析的情况，进行论述。
如西方学者KAHN提出的“后儒家假说”，认为与儒家意识形态有关的四项文化特质，对东亚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及其他机构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从而有利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如BERGER认为，韦伯所说的儒家伦理，是指中国帝王时代儒吏与士大夫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所身体力行的儒家伦理。此中包含了重视纪律、努力工作、节俭和谐团结等价值与规范，以及对家庭无条件无保留的奉献。而此一“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才是真正促进东亚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如果仔细分析KAHN与BERGER列举的现象，其实并不主要依托儒家思想而出现。我通过研究比对，认为如果从存续超过三千年宗法宗族观念切入，更加符合中国人社会的实际状况。
二，为何说宗法宗族观念是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以中国制造与创新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工业化成功之路，主要受宗法宗族观念影响，而不是儒学？
王平：东亚经济起飞之后，西方对日本为领头雁的“雁形阵”研究比较多，虽然不少学者从儒学中寻找有利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一些儒学研究者长期为儒学的现代性寻找支撑。
但是无论如何引申，始终绕不开“重义轻利”的儒家特质，包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典型如孟子在《梁惠王上》中所言的“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正如韦伯所言：儒家妨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无疑具有很多理想化的成分，希望人们培育更高层次的道德情操和胸怀。但是正如费孝通所言：“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处于国家和天下的运作层面上……而且道德的知识化要求受教育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大部分人祗能以和自己利益贴近的且无需专门的文化教育就可习得的家族伦理为内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而家族伦理是一以‘己’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即一由外向内推的‘良心’递增序列”。而学者刘广明认为：“以族类自我为本位在角色重迭的情况下，个体就将家、国、天下的序列颠倒过来，以差等格局去套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序列。”
因此，要解析宗法宗族观念与儒学的交织扭结所产生的困惑与错觉，就需要以“大道至简”的方法入手，从根本的价值观剖析两者的区别。而“重义”与“重利”这两种不同追求，就成为破解“世俗化的儒家伦理”与“后儒家假说”之困惑的关键。
对此，如果从宗法宗族观念的角度进行解析，就非常清晰。
宗法宗族及其观念在中国存续超过三千年，不仅早于孔孟之儒，更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运行机制。学者郑定、马建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对于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宗族关系是人生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一个人的生、养、病、死，生前的婚姻嫁娶、择业谋生，身后的祭葬承嗣等等人生基本问题，大约没有能脱离与宗族的关系的。就政治层面观察，宗族制度与儒家思想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宗法观念全面地支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最靠近今天的帝制时代，清代宗族成为皇权的基层统治工具，具有基层政权的功能与效力，可以用族规约束甚至审判宗族成员，严重者可以将违反族规的人处以死刑。这种类似国家基层政权与司法功能的增强使得宗法宗族及其观念对族众的“硬性约束”能力大幅提高，相对于儒家思想的“柔性教化”，一定程度上使得宗法宗族观念在基层社会可以成为主导因素。从涉及的民众而言，其影响的范围较之儒学更加广泛而直接；对中国的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而言，产生的作用无疑更大更强。
如果说儒学是中国社会的教化体系：儒学教化培养理想，注重修养与宽仁，有利于塑造胸怀天下的理想；宗法宗族及其观念就是运行机制，追求利益，注重管理与竞争，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
就是说，儒家的“重义轻利”与宗族的“谋利生存”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的支配大不相同；儒家理想与宗法宗族观念的价值取向存在“利他”与“利己”的根本性差异。从“利他”的角度解释逐利的市场行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而从“利己”的宗法宗族观念，去解析通过竞争、逐利而创造惊世成就的中国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这里需要声明的一点是，笔者认为宗法宗族观念是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绝无贬低儒学之意。儒学作为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对中国社会的理想与信念的追求与塑造非常重要。从某个角度说，儒学与宗族在中国社会乃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而之所以用“关键文化基因<”这个表述，是因为现实中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因素中，不能排斥还有释道儒甚至墨家、兵家的影响。nextpage>
三，四方面解析宗法宗族观念作为关键文化基因的作用
记者：您这本书主要从哪些方面解析宗法宗族观念对中国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的有利作用？
王平：这本书围绕中国大陆工业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制造与创新，分别从四个方面就宗法宗族观念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有利影响，分析四个重要的支撑因素:
1，中国制造:优秀产业工人由何塑造？
2，中国创新:竞争超越意识为何内生？
3，人力资源:海量专业人才缘何速育？
4，治理能力:社会上下合力因何形成？
上述四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展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都极为重要，都与宗法宗族观念有密切关联。
所谓文化基因，主要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如同置入人体内的信息，并在长期积淀中逐步转化为人们习惯、价值观念等，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正如哈耶克对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基因形成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个人逐渐习惯于服从，甚至像遗传本能那样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他们日益取代了那些本能”。（注1）
宗法宗族及其观念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存在，早于孔孟，且长期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运行机制。对于生活其中的中国人来说，宗法宗族观念在超过三千年的存续中，已经幻化成为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对中国的工业化包括制造与创新而言，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宗法宗族制度及其观念作为持续影响中国社会超过三千年的运行机制，与现代工业社会有明显而直接的相通之处。
“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就是分工—协作”（张康之），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农耕社会长期领先世界，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系统严密、规范有序的分工与协作有关。中国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约起于公元前1100年）这个典型的宗法国家时代，就已经形成系统的精细分工与规模化协作：当时的“大宰”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周礼.大宰》规定的权责之一就是“以九职任万民”，即“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转移执事”。（注2）而所谓“饬化八材”的“百工”就是利用各种原材料制造器物，还有多种医生分类、多种酒职掌管，广泛细致且有序。而大量人员从第一产业农业中脱离出来进入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与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必然涉及大规模的分工与协作。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离不开亲身参与这个过程的广大民众，而宗法宗族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
其中，宗族在很早就是带有军事特征的组织，在冷兵器时代，组织与团结起来与自然世界和社会力量进行对抗，是保障生存的有效方式，长期积淀，就形成组织性、纪律性、服从性、忍耐性、忠诚性、团结性、集体主义精神、约束力、分工与协作等文化基因。而上述九大特质，无疑在适应工业社会的规模化、标准化大生产，提供大批服从守纪、吃苦耐劳、分工协作的产业工人方面，颇有裨益。
宋以后普及型宗法宗族理论与制度、思想观念与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并非仅仅对宗族内部的一般性结构进行调整，还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形成肯定能力、鼓励竞争的文化基因的重要作用。这种变革能够通过整合宗族资源强化教育、鼓励基层族众积极参与科举、通过肯定能力与鼓励竞争推动宗族竞争力的提升、通过鼓励打破既定格局而诱导新生力量积极努力优化宗法宗族的权力结构、通过鼓励与刺激底层民众积极向上流动争取皇权更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进而促使全社会内生创新发展的动力。宋代科举完善等措施使得全社会包括宗族高度重视能力与竞争，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都是出现在宋代。
第三，宋代科举取士的完善，使得底层获得通过学习知识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宗族为了发展壮大高度重视科举，重视教育的信念与行为经千年积淀逐渐成为根植于中国人体内的重要文化基因。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多年培养了大约三亿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人才，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丰沛的优质人力资源；
第四，以《历史的终结》而成名的福山，后来特别强调了国家治理能力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而国家治理能力并非强势领导就能提高，必须有与其领导方式相适应的大量民众的认同；而双方因为具有共通的文化基因，在利益同向的状态下能够形成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清代宗族普遍实行的宗族领导者是由“遴选”和“公举”产生，之后赋权强势管理。这种宗族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雏形，中国民众对这种方式的习以为常也是出于对文化基因的共享。
不仅如此，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宗法宗族观念的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与集体主义精神，还在当时缺乏重商主义政府的状况下，能够通过宗亲聚力兴业，共同抵御政经风险，对中国大陆重夯初始工业化基础，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您为什么能够将宗法宗族观念结合制造与创新进行研究
记者：学者多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法宗族，您为什么会将之与工业化包括企业管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王平：宗法宗族大多是由社会学者深入研究的，也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长期以来，中国内地将之作为“封建糟粕”看待；且因为宗法宗族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国家权力的支撑，很少人会系统地将这个存续超过三千年、长期作为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运行机制的传统文化，与工业化的成功联繋起来。
自从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传统文化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不断被贬抑，经历打倒孔家店与文革，其实真正修习儒学的人很少。但是宗族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机制，则顽强地存续下来。无论南方北方，聚族而居的情况都很普遍，中国大陆以王家、李家、刘家、张家命名的村庄都各超过千个。2021年2月,中国纪检监察报专门刊文指明要防止宗族势力渗透基层组织。（注3）宗族在闽粤浙赣等省的存续更加完整，很多企业都是以家族为中坚的。应该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宗法宗族观念的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往往并不自知。
将宗法宗族观念与中国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联繋起来进行系统研究，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联：
我从1986年开始，已经做了三十七年的媒体人。媒体的职业训练就是发现问题、寻求线索、推理溯源、判断真相。这种职业训练是我能够将宗法宗族观念结合制造与创新进行研究的关键。多年的采访使我得到了与两岸四地大量学者、企业家、官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并从他们的真知灼见中吸取与积累对工业化发展的认知。
而我从小生长在国营工矿，所在小镇管辖的60多个自然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庄是以大姓命名的。中文本科使我对历史文化有一定瞭解，企管硕士又使我对管理理论有所涉猎，因此对人力资源素质、人力资源培养、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管治能力，能够以“跨学科”的角度切入，以不囿于社会学与企业管理的视角进行分析。
坦白地说，单论宗法宗族、儒学或者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的研究，大量学者都远在我之上。但是因为我的职业训练、专业跨度和个人经历，让我有能力把几个方面糅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与分析。
我在2003年出版《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与中国企业管理》一书的时候就表示“由于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本身具有鼓励竞争、肯定既成事实、肯定能力主义、重视教育的倾向，因此具有适应后工业化时代重视个性张扬且非常重视创新的文化因子，故而有望在合理的引导与整合之下，能够基本满足后工业化社会对人力资源、社会观念等方面的要求。……个性张扬的枷锁将被除去，创新精神就会在中国人群体中充分酝酿，为中国人群体适应后工业化社会的要求营造条件。……摆脱群体束缚、源于个性张扬的创新并不祗是一种理想化的推测，因为这种创新的能量已经在中国大陆显现。”（注4）但是当时没有足够的创新例证，所以当中国自2019年连续三年连续获得世界专利申请第一，今天在创新方面已经有足够的事实支撑。
这本书能够在新冠病毒肆孽的三年中成书，要感谢社长给了我在工作上的充分自由，当然也要感谢太太能够容忍我几乎将周末和周日都用于这本书的研究与写作。
应该说，拙作创新不少，漏洞很多，但是对于宗法宗族观念乃是中国工业化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这个判断，是有自信的。亦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研究。
注1：哈耶克着，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注2：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注3：2021年2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监督保障选好村社领头人》）
注4：《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与中国私营企业管理》，王平着，306页。）
中评社香港1月30日电（记者陆文煜）以中国制造与创新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吸引不少中外学者研究成因。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王平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着《宗法宗族观念--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从优质产业工人、竞争创新意识、人力资源培养、国家治理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剖析，认为宗法宗族观念乃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包括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
一，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与中国的文化基因有着某种内在关联
记者：您为什么从宗法宗族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已经进行研究？
王平：正如德国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与中国的文化基因有着某种内在关联。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成功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长期引领东亚制造与创新并实现了对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超越，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成因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先生的《日本第一》。而由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都被认为属于“儒家文化圈”，因此有不少中文学者从儒家思想入手，对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
但是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很难用儒家经典思想解析的现象，并引起了研究者的困惑。困惑之下，不得已选用“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后儒家假说”这样的概念对一些无法用儒家要义解析的情况，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