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赓续历史文脉 稳慎更改地名
中评社香港7月2日电（评论员 陈鸿斌）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26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
这一指示精神对防范由于地名更改不当导致历史文脉中断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由于各种原因，全国许多地方都对更改地名乐此不疲，而一些不恰当的地名更改引发了当地居民甚至全国人民怨声载道，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各国都有更改地名的情况，例如日本东京在明治维新前就叫“江户”。北京这一地名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更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称“北平。”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先后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更名的原因则各不相同。
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字眼的，都相继被更改了。
这一更名热潮本意无可置疑。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更改，却很值得商榷。例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便被更名为榕峰县。但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的宣威州，已延续了200多年。这一更名破坏了多年来依附于地名的品牌资源。此后因“榕峰火腿”出口不畅，经国务院批准，1959年该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同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个原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席卷全国，于是一场规模广泛的、许多城市街道的路名更改风潮呼啸而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一代抗日民族英雄顿时在首都销声匿迹，这实在是愧对先烈，有辱英灵。当时北京市委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就只好采用一种简单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
北京并非特殊的个案，其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直到1974年，北京市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原名，祗有14条没有恢复。
1979—1986年期间，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通过这一普查，对文革期间的大量地名乱象予以拨乱反正。普查结束后，上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均成立了“地名委员会，”以防范地名乱象再生。
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轮新的更改地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又卷土重来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更改地名的动机是为了“推动发展经济。”然而，大多数地名的更改，却并未能产生明显的拉动经济效应，反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例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其下辖的太平县则更名为黄山区，而黄山区下面还有一个“黄山景区”，这显然给游客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令人不知所以，也由此中断了“徽州文化”。其实，黄山这座中国第一名山根本无需借地名扬名，“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一殊荣早已使黄山名闻遐迩。而徽州文化在中国影响深远，安徽就是从安庆和徽州各取一字而得名。因此，在徽州更名后要求恢复原名的呼声一直没有中断，这也被视为最失败的更名。
更有甚者，为了争抢一个响亮的地名，许多地方曾为此竭尽全力，最著名的就是围绕谁是正宗的“香格里拉”的争执。1933年英国作家希尔顿发表了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其中杜撰了一个名为“香格里拉”的无尘而和谐的秘境，此后该小说于1944年拍成影片，在全球拥有极大影响，从而在全球出现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潮。此后，云南省迪庆州的中甸县率先宣布：该县就是香格里拉所在地，紧接着丽江等地以及四川稻城也争相宣称它们才是香格里拉，最后以2002年国务院同意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才使这一争议告一段落。
一个地方的名称更改后，在地图上要相应更改，该地所有招牌也要更改，从政府到各单位企业的公章也必须随之更改，信封和信笺上的地名也要作同样改动。这么算下来仅一个县更名，其代价至就不低于1亿元，而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各种困扰还无法量化计算。这种未经慎重讨论，随意拍脑袋想出的馊主意，坚决不能允许再出现了。除了付出无谓的经济代价和引发居民的强烈不满以外，割断历史文脉更是对历史的犯罪，令人无法容忍。中央深改委的上述要求，对通过地名赓续历史文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各地今后在更改地名之际，必须严格按照上述精神行事。
中评社香港7月2日电（评论员 陈鸿斌）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26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
这一指示精神对防范由于地名更改不当导致历史文脉中断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由于各种原因，全国许多地方都对更改地名乐此不疲，而一些不恰当的地名更改引发了当地居民甚至全国人民怨声载道，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各国都有更改地名的情况，例如日本东京在明治维新前就叫“江户”。北京这一地名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更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称“北平。”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先后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更名的原因则各不相同。
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字眼的，都相继被更改了。
这一更名热潮本意无可置疑。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更改，却很值得商榷。例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便被更名为榕峰县。但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的宣威州，已延续了200多年。这一更名破坏了多年来依附于地名的品牌资源。此后因“榕峰火腿”出口不畅，经国务院批准，1959年该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同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个原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