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见录/红包焦虑\胡一峰
二十五岁之前,我一直在上学,春节照例收红包,记忆中最早的压岁钱红包不足五元,然后慢慢涨到十元、几十元乃至百元以上。等我参加工作获得发红包的资格时,已是百元起步了。听外公说,他小时候过年如果拿到“一只角子”(大约是一毛钱)的压岁钱,便欢呼雀跃,算起来,那是百年之前了。
红包是一部微观经济史,藏着收入、物价和购买力的诸多密码,也是一部风俗史,透露出世态人情的清晰筋络。转眼之间,互联网文化中成长起的“○○后”成了发红包的新一代。该发给谁、发多少,成了不少人挠头的问题。有些地方红包越发越厚,变成一笔躲不过又还不清的人情账。于是,“○○后”奋而出手“整顿红包”。有的在同龄人中高挂“互免牌”,互不给对方孩子发红包;有的狠下一条心,不搞攀比,不撑面子,量力而为。不乏整顿成功者,也有不少在父母的“教育”下功败垂成,反而陷入红包焦虑。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网上流传的“全国压岁钱地图”,标出了各省压岁钱的额度。有意思的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广东,红包钱数却是最低的,均数只有五十。原来,红包在广东名为“利市”,亦作“利是”,寓意诸事顺利。“利是”不讲数额,只求意头,五元十元皆可,多的不过百元。我以为,广东的红包方案若能推广,当为疗治红包焦虑之良药也。